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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跨境基础设施的供给并没有所谓的固定模式，其供给更多地取决于国家间的合作内容和合作目的以及国家的能力。那么，在选择或设计跨境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普适性的原则呢？本书认为，这可以从分析跨境基础设施的特点来得到答案。
跨境基础设施的匹配性是指在提供跨境基础设施这种区域公共产品时，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该承担与受益范围一致的责任，这一点的理论来源是财政学中的匹配性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根据约翰·米克塞尔提出的公共财政理论，匹配性原则作为一种将供应各种公共产品的责任在各个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规则，是指一个政府支出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应与该政府服务的受益范围相一致。这意味着受益范围仅限某一地方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能使多个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应由省级政府来提供，能令全国受益的公共产品则应由国家政府来提供。如果这种匹配性不能实现，就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政府可能对有些产品支出过多而另一些则供给不足，而这将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降低，财政收入机制的构建也不合理。 [18]
按照这一原则来类推的话，跨境基础设施作为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不同实体之间也应该按照匹配性原则来分配责任，即受益于该基础设施的国家应该按照自己受益的大小来承担成本，让付出的资金能够完全被用于本国的受众。否则，便会出现成本—收益不匹配的问题，导致整体成本分担不合理，搭便车现象频现。然而，面对在外溢范围的认可和分配机制的构建上存在的分歧和故意拖延，跨境基础设施中受益范围与供给者责任匹配的问题并非可以顺利解决，因此理论界和项目实施者认为以跨境基础设施在区域公共产品中所属分类为基础，在区域组织的协调下来让各国一起承担成本是一种有效的途径。而鉴于部分国家在经济能力方面的不足，区域开发银行、基础设施基金将提供可行的融资途径，而通过公私合作模式令私人参与到跨境基础设施的供给中虽然会对成本分担机制设计带来新的挑战，但对于传统援助则可以提供有益的补充 [19] ，更好地促进跨境基础设施的供给。
与匹配性一样，辅助性是来源于财政学中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进行分配的一般性原则。简单地说，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是指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对公共产品受益者或受益地区的偏好和需求尽可能将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利和义务从上级政府向较低级的政府下放，这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对于受众需求和偏好的反应速度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够在数量、构成和质量方面与受益人偏好之间形成更加紧密对应，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基于此，桑德勒认为区域公共产品的辅助性表现为决策制定的管辖权应该与公共产品的外溢范围一致，以此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并且还通过本地化的利益促进了源于演进中的共同文化、规范和价值，鼓励区域间的创新和多边机制“使命蜕变”现象的产生。 [20]
因此在跨境基础设施这类“权重加总”和“最弱环节”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按照辅助性原则，首先需要分析该产品涉及哪些地区或国家以及哪些人，进而分析包括政府、公共部门等在内的哪些实体对这些涉及的国家和人的需求和偏好最为了解，之后再决定通过哪些层级的实体来提供相应的产品并且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然而，由于国家之间可能存在需求和偏好的差异，因此跨境基础设施的供给是以满足区域内成员国共同偏好为前提的。此外，国家治理能力较弱和缺乏区域内部主导国家可能会导致辅助性机制无法建立或存在缺陷，而区域开发银行或其他资金支持者则可作为合作伙伴来加强这一机制，促进区域内各国就共同偏好和需求进行政治协商并取得共识。
由于共同偏好和需求是跨境基础设施这一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提，而国家之间的偏好和需求存在差异，因此该产品势必无法满足每一个国家的所有需求。因此它与国内基础设施之间是一种单方面的补充关系，而这即是跨境基础设施的补充性。
虽然从外溢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基础设施并不能对跨境基础设施形成补充，但从现实状况来看，如果一国能够非常有效地提供高质量和充足的国内基础设施，那么其正外部性将使其他国家受益，而这种国内基础设施具有转变为跨境基础设施的可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坐落于某一国境内但向其他国家输送电力的水电站项目。这种水电站可能在建设之初并没有打算向邻国输电，但由于其所属国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展迅速以致供过于求，而邻国的电力供给存在缺口，于是可能由相邻国家共同出资修建跨境电网并达成跨境购电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影响供电国国内电力供给，还增加了整个区域的电力供给水平，为区域的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
综上所述，跨境基础设施的供给中国家本位是成功的前提，即参与提供该产品的“俱乐部”成员国家在合作过程中应该将其政治权威与产品所覆盖的区域相对应，应该将政治责任与产品受益范围相对应，应该将投入的成本与收益相对应。与此同时，参与供给该产品的决策既应该建立在受众的需求基础之上，也应该建立在国内政治结构和能力、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基础之上，而对于区域内主导国家的支持和区域性组织合法性的确认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