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杜甫之谥“文贞”

明朝洪武二年（1369）二月初一，朱元璋下诏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增补《顺帝本纪》10卷及元统以后诸志、表、列传等，《元史》210卷至此宣告完成。在卷39《顺帝本纪》“（后）至元三年”条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夏四月……丁酉，谥唐杜甫为文贞。 ^[2]

然而遗憾的是，从这段内容相当有限的文字来看，追谥杜甫的细节并未被史官载入。因此，我们只能回到元代当朝人的记载之中，去厘清整个元代追谥杜甫的过程。

元代张雨有《赠纽怜大监》一诗并跋：

论卷聚书三十万，

锦江江上数连艘。

追还教授文翁学，

重叹征求使者劳。

石室谈经修俎豆，

草堂迎诏树旂旄。

也知后世扬雄在，

献赋为郎愧尔曹。

请以蜀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学宫，又为甫得谥曰“文贞”。以私财作三书院，遍行东南，收书三十万卷，及铸礼器以归。虞奎章记其事，邀予赋诗如上。 ^[3]

张雨（1283—1350），字伯雨，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代诗文词曲家、书画家、茅山派道士。张雨虽为方外之人，但与虞集等馆阁词臣往来密切，颇有名声。其生平见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顾嗣立编《元诗选·句曲外史集》诗人小传等。草堂雅集即玉山雅集，是由以顾瑛为东道主的元末东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雅集，从（后）至元、至正之际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十余年，吸引了大批身在吴中的文士。

由诗的内容可知，张雨是受虞集之邀而为一位名叫“纽怜”的大监赋诗。诗跋中有“又为杜甫得谥曰文贞”一句，与《元史》中“谥唐杜甫为文贞”相吻合。这就向我们表明，元代对杜甫的追谥最初并非首自朝廷的提议，而是缘于他人的提请。而另一方面，根据这首诗的记载，在为杜甫请得谥号以外，这位名叫“纽怜”的大监还用自己的财产建立了石室、墨池、草堂三座书院，其中草堂书院的设置又与尊崇杜甫直接相关；此后，大监遍行东南，通过水路将购置的书籍、铸造的礼器运回了蜀中。换言之，追谥杜甫仅仅是当时大监整个活动之中的一环，它与建书院、网罗书籍相联系，构成了一个脉络更加丰富的文化事件。而这些互相关联的活动，为我们还原请谥杜甫事件提供了不止一个线索。

此后，至正四年（1344），吉安太守燕山高侯应郡士刘谦、谢缙翁之请，为唐代诗人杜审言建立了祠祀场所“诗人堂”。次年（1345）竣工之时，李祁为之作记。杜甫得谥“文贞”一事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夫以司户公之高才，下视一世，而其孙甫遂以忠愤激烈，发为文章，为百代宗，至国朝得封文贞，孰不知其当祀无疑也。 ^[4]

李祁，字一初，茶陵（今湖南茶陵）人，元统元年（1333）左榜进士第二，是元朝首位以举业获赐进士及第、即得供奉翰林的南士，这种“儒人难遇”的经历颇为时人称道。在李祁为杜审言的祠祀场所撰记时，必然要对杜审言何以得祀作出说明。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他的观念之中，杜审言之所以重要，除了因为自身“高才下视一世”外，也是基于其孙杜甫“为百代宗”的崇高地位；而更重要的是，杜审言之所以足以得祀，更是与杜甫“至国朝的谥文贞”密切相关。这向我们表明，杜甫得谥“文贞”对于时人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很强的记忆。

更晚一些的至正十九年（1359）夏，贡师泰的门人谢肃在为老师文集撰写序言时，回顾了元代诗坛的样貌：

盖自风雅以来，能集诗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贞公一人而已。继文贞而兴者，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试以《道园》所录，合先生是编而并观之，则未知其孰先孰后也！ ^[5]

谢肃从至正十三年（1353）起入其门下，“先生（指贡师泰）起居食息之顷，肃未尝不在侍也。说经之暇，间授以作文赋诗之法” ^[6] 。由此可见，谢肃之所以会称杜甫为“杜文贞”，应该就是受到贡师泰的影响。在谢肃构建的“《诗经》—杜甫—虞集—贡师泰”诗学谱系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他眼中，虞集与他的老师贡师泰是一前一后、当之无愧的元代诗坛宗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在他称呼杜甫之时，采用的正是顺帝至元三年（1337）所封的谥号“文贞”。

从这些散落在元人文集的记载可以发现，在撰述时间明确可考的文献中，从顺帝追谥杜甫的（后）至元三年，到李祁为江西吉安诗人堂撰记的至正五年（1345），再到谢肃为贡师泰作序的至正十九年，元廷追谥杜甫为文贞这一事件，一直稳定地存在于元代社会的记忆之中。那么，这位“大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为何上书朝廷为唐代诗人杜甫请谥？此时的元廷又出于怎样的理由促成了对杜甫的追谥？张雨赋诗是因虞集相邀，而李祁、贡师泰又是如何获知这一事件？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首先厘清请谥人的身份。这是以下将要考辨的问题。 E4BnpojvCX3yk4h/b99yKeFMW7izrM54YcOAWN321V0JaLxN26dB6J3xb+XbIc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