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文学家，围绕其人其作的研究浩如烟海，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然而，杜甫作为诗人，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固然值得重视，但他的影响其实又并不止于诗歌，而是超越了诗歌史、文学史的范围，波及广泛的领域。更进一步地看，杜甫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记忆，并非只有汉族文人和政府对他持续关注。

元代就有过追谥杜甫为“文贞”这样一件事，见于《元史》卷39《顺帝本纪》的记载：

（至元三年）夏四月……丁酉，谥唐杜甫为文贞。 ^[1]

杜甫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关于其生平的记载，最早见于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之后，《旧唐书》卷190下和《新唐书》卷201均有杜甫本传。二者尽管略为详细，但其行止仍稍显粗略。宋代以来，出现多种与杜甫有关的年谱，其中最早的是吕大防的《杜工部年谱》，谓“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 ^[2] 。由此可见，在简略的正史本传以外，人们对杜甫生平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作品，即通过对作品的系年来确定诗人的生平行止。在这些传记、年谱中，很少提到杜甫的字号，仅指出杜甫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因此，《元史·顺帝纪二》所载至元三年（1337）“谥唐杜甫为文贞”，是这位诗人在历朝历代得到的唯一官方褒奖。

然而，在此后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文献中都罕见有关这件事的记录，表明明代主流士人圈对此颇为冷淡。直到万历三年（1575），王世贞撰成《宛委余编》，这件往事才引起明代主流文坛的关注。此时据元代追谥杜甫已经过去了239年。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他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家，早年曾与李攀龙共同擅声文坛，更在李攀龙去世之后独操文柄二十余年。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考自古文集之富者，未有过世贞者”。《宛委余编》的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诗文中名物的考释，也包括对史实的辨析，还记载了很多奇闻趣事。

据《宛委余编》卷五：

偶阅张伯雨《赠纽怜大监》诗跋云，曾疏请以蜀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为甫请得赐谥曰“文贞”。虞奎章集纪其事。按《元史》有《纽怜传》而不载此事。又杜甫之谥文贞，亦出奇闻。 ^[3]

这一段文字涉及内容丰富，既讲到为杜甫请谥的纽怜大监，又讲到张伯雨、虞集对此事的记述，以及《元史》未有记载此事，最后认为杜甫之谥“文贞”，乃是“奇闻”。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对请谥人身份最早的辨析。王世贞以杜甫谥“文贞”为“奇闻”，应当结合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来分析，此处暂不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王世贞的这段记载，不仅打破了此前两百余年主流士人圈的记忆空白，更引发了后世对此事的关注。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钱大昕。钱大昕（1728—1804），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乾嘉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钱大昕“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 ^[4] ，《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集中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潜研堂金石跋尾》等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元史的内容。

在《潜研堂文集》卷30《题跋四》有《跋宛委余编》一篇，是为王世贞《宛委余编》作跋，其中专论元代追谥杜甫一事而不提其他，足见钱大昕对此事的特别关注。兹录其全文如下：

杜子美之谥文贞也，在元文宗至顺元年。史不言何人陈奏。据张伯雨诗跋，知为纽怜大监所请。纽怜，《元史》无传。其见于史者有纽璘。璘、怜虽同声，然纽璘武臣，且仕于元初，不当文宗之世。王元美谓《元史·纽怜传》不载此事，则误以为一人矣。元有崇文大监，章佩大监，盖监官之长，别于少监而名。或认为宦官，尤误。 ^[5]

有意思的是，它是对王世贞《宛委余编》中相关记载最直接的回应。钱大昕指出，为杜甫请谥的“纽怜”并非《元史》卷129中的“纽璘”，将二者混为一谈是王世贞的误判。除此之外，他更强调了另外两点：一是追谥的时间，钱氏将其系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此说不见于他书，不知是否另有所本，本书暂不做讨论；二是纠正了其时或以“大监”为宦官的谬误，指出“大监”实为元代官职的一种。元代王士点《禁扁》丁卷载有元代监名“太府、章佩、中书、秘书、利用、经正、度支、典宝、艺文、甄用、典绂” ^[6] ，由此可知，以上官署应均设有“大监”一职。因此钱氏的驳正是可靠的。

钱大昕的友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赵翼（1727—1814）同样精于考据，其《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列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而他在另一部著作《陔余丛考》中对元代追谥杜甫一事也有过回应。据《陔余丛考》卷十八《宋元追褒古贤》：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蕡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 ^[7]

虽然全文重点是在赞扬乾隆皇帝给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后人赐官之举“更高出前代万万矣”，但也可表明元代追谥杜甫的确得到了清代史学家的关注。

除了学者的直接考证之外，杜甫谥号在清代流传的另一依托是杜集的刊刻。清代康熙年间刻印两部重要的杜诗注本——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均记载了元代对杜甫的追谥。

顾宸，字修远，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其居所名为辟疆园，故人称“顾辟疆”。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辟疆园杜诗注解》，时任两淮盐政的李赞元为其刻印了《七律注解》，康熙癸卯（1662），济宁人李壮为其刻印了《五律注解》。据李壮《辟疆园杜诗注解序》：

两宋以来，以诗名世者不下千家，何不闻疏于朝廷，俾得有尊崇优异之典。至纽怜太监，始请以杜甫之草堂崇祀，又得追谥文贞，载《虞奎章集》，可信。然《元史》有《纽怜传》而不载此事，则子美生前怀抱之郁结，没后遭逢之偃蹇，可胜道哉！ ^[8]

尽管引文自“至纽怜太监”到“《元史》有《纽怜传》而不载此事”一节几乎完全脱胎于王世贞《宛委余编》中的相关内容，但与王世贞将之视为“奇闻”相比，李壮在序言中将杜甫得谥文贞视作“尊崇优异之典”而加以推重。

这段文字随后又引起了俞樾的注意。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的经学家。其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本传、缪荃孙《清诰授奉直大夫诰封资政大夫重宴鹿鸣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状》等。其《茶香室三抄》卷8有“杜子美得谥由元太监纽怜”条：

国朝刘献廷《广阳杂记》云：李壮序杜诗，称元太监纽怜请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谥文贞，载在《虞奎章集》中。 ^[9]

然而遗憾的是，顾宸的注本的流传十分有限，在《四库全书》中既未存书也未存目，周采泉认为这是由于四库总纂纪昀之父纪容舒想要将之据为己有、纪昀试图为父遮掩的缘故。 ^[10] 《四库全书》的失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其在后世的影响。

真正堪称清代杜诗注本之集大成者、并在此后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仇兆鳌，字沧柱，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编成《杜诗详注》，其书卷首“杜诗凡例”中有“少陵谥法”一条，提到了元代的追谥：

考元顺帝至正二年，尝追谥文贞，此实褒贤盛事，增韵文坛。公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者，其亦差不寂寞矣。 ^[11]

综上所述，从明、清两代对于杜甫谥号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曾在元末获得了“文贞”的谥号，这不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后世同样引起过很多著名史家的注意。但另一方面，有关请谥人的姓名与身份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张雨的诗跋记为“纽怜”，王世贞、钱大昕等人或以此事于其本传失载，或以此人史传不详，均未对这位大监的名字作出进一步考订；将“大监”误作宦官的看法虽然得到了钱大昕的纠正，但关于其人的仕历情况仍然缺乏清晰的回答。此外，史书对大监崇文兴蜀故事的整个过程及细节始终语焉不详。

此后，元代这次追谥似乎一直不在关心杜甫的人的记忆中。近代以来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有很大进展，重要的杜甫传记，如中国学者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陈贻焮《杜甫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美国学者洪业 Tu Fu ： China ' s Greatest Poet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等，还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些详细、完整的杜甫传记与年谱，使得我们对诗人的生平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都没有提到元代的这次追谥；当今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对此也并未涉及。

1923年，陈垣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曾以追谥杜甫等事为例，说明元代并不轻视儒学及文学。 ^[12] 直至今日，文学领域唯一注意到这次追谥的，大概只有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他的《杜甫私记》最初由筑摩书房于1950年出版，在日本影响很大，多次再版，它的中文译本《读杜札记》也在2011年面世。 ^[13] 值得注意的是，吉川先生在《杜甫私记·自序》中谈到了元代对杜甫的追谥，他说：

またずっと後年、蒙古人が中国を統治した元の時代に、朝廷から文貞公なるおくりなを追贈されたむね、明の王世貞の「宛委余編」の巻の五に見えるが、これはいかにも外国人の朝廷らしい烏滸の沙汰であった。詩人にいかめしいおくりなは、ふさわしからぬことであり、誰もこのおくりなを以って杜甫を呼ぶものはない。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代，朝廷追赠杜甫为文贞公，此事在明代王世贞《宛委余编》卷五中有所记载。这怎么看都像是外国人的朝廷才会做出来的不在行的事。诗人得到的这个如此威严的追封，与他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称，因此谁也没有用它来称呼杜甫。 ^[14]

在这里，吉川幸次郎先生赞成明代王世贞的意见，对作为“外国人朝廷”的元代政府以“文贞公”来追赠杜甫很不以为然，可遗憾的是在中译本中，这一段话不知什么原因被完全漏译了。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线索的丧失。虽然吉川先生对元代追谥杜甫为“文贞”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却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历史事实，并且思考这一事实背后的很多问题。

因此，本书就是要从这个在文献中看似语焉不详、却又意义深远的元代“谥杜”事件出发，尝试提出并探索其背后种种事关民族国家、文学文化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关于元代追谥杜甫这一事件本身。元代追谥杜甫的本末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在怎样的时代环境下发生、由哪些人在何种的动机下促成、又在当时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蒙古族群建立起来的政权，元廷何以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杜甫这位唐代汉族诗人，乃至选择“追谥”这一精致的汉族政治文化举措来对其予以肯定？在这条看似简单的政令背后，实则存在文化统合、族群互动等诸多脉络的交织涌动，有待我们进一步梳理。

其次，是关于明人对元代“谥杜”的认知与态度。“谥杜”发生之时，距离后来的元明更迭只有三十余年；这个谥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元人笔下，距离明朝建立不过九年。然而，在如此迫近的时间之下，这个本应很强的“杜甫记忆”，却在进入明代之后迅速转入沉寂。在明代出现的大量杜甫传记资料中，诗人身上这个最重要的文化标签却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即便在明朝后期，关于元代“谥杜”的记忆在王世贞、茅元仪等人笔下偶有复现，但他们对此却十分不以为然。其中王世贞的“奇闻”评价上文已具，茅元仪则更直接将元廷“谥杜”视作蒙元政治权力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并以此来解释这一记忆在明代的失落。一个重要文学人物身上的特殊文化符号的缺失，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更何况在对每一条“谥杜”记述的考察中，都可发现其时族群意识或显或隐的影响。这股终明一世始终存在的蒙古焦虑，究竟从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元代“谥杜”记忆入明以后的消解，乃至直接雕塑了整个明代的杜甫记忆？这些问题，在以往同样缺乏回答。

最后，在充分探讨“谥杜”在元、明两代的不同境遇之余，本书仍想将这段杜甫的“身后事”，嵌入对于文学史的探讨中。

其一，“谥杜”在元代能够发生并成为话题，以及此后在明代遭遇的刻意遗忘，已然生动地呈现出文学面貌在外部思潮与创作主体的互动调适中，被逐渐形塑的过程。那么，除了“谥杜”这件由朝野上下、族群之间共同配合而催生的文化事件之外，终元一世是否仍有其他的文化动向，能够被纳入相似的脉络来解释？当明人基于强烈的族群意识而刻意淡忘杜甫身后的蒙元文化遗产时，这种经过选择的文学记忆，是否已然更加普遍地存在于有明一代的文学风貌之中？

其二，当以族群意识为代表的外部力量持续形塑文学史之时，文学自身的力量又将如何彰显？在“谥杜”中，无论是蒙古士人的请谥、还是蒙元朝廷的追谥、抑或汉族士人的舆论鼓吹，对于这些身份不同、诉求各异的群体来说，文学是其能够对话、聚合并达成文化共识的基础。换言之，在族群与政治问题交织的元代，文学为社会的弥合提供了可能。而到了“去蒙古化”思潮炽烈的明代，在与明、蒙之间的正统竞争波及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时，同样是借由文学的构建与阐释，竞争的双方均找到了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从中可以看到，文学所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政治及军事的、亦刚亦柔的强大力量。

总而言之，本书将以元、明两代的族群文化认同为视角，来观察元代“谥杜”的发生，以及这一文化记忆在时序相继而统治族群不同的元、明王朝的评价升降。然而，无论是对于元代“谥杜”这一问题，还是与之关涉抑或由此引发的种种脉络及思考，过去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本书将从基本的文献钩沉开始，首先还原一个元代追谥杜甫的历史过程，进而以史料为基础，在有限的视野里，针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回答。

[1] （明）宋濂等：《元史》卷39，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839页。

[2]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年谱》，《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影印本，第143册，第15页。

[3]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60，《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787册，第2269页。

[4] （清）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 （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页。

[6] （元）王士点：《禁扁》，《丛书集成续编》第5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

[7] （清）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7—348页。

[8] （清）李壮：《辟疆园杜诗注解序》，（清）顾宸注，载《辟疆园杜诗注解》十七卷附年谱一卷，清康熙二年（1663）吴门书林刻本，叶6B—7B。又，“大”“太”同，本书正文通称为“大监”，后文不另出注。

[9] （清）俞樾：《茶香室三抄》卷8，载贞凡、顾馨、徐敏霞点校《茶香室丛抄》，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11页。

[10]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7“《辟疆园杜诗注解》十七卷”条：“……《四库提要》在纪容舒《杜律疏》按云：‘纪氏嫌顾宸《律注》穿凿，所以删繁就简，撰成此书。’是则四库馆臣，明知有此书，且有不同于钱笺、朱注之备列为‘禁书’，《四库》为何既不存书，又不存目？意者《四库》之总裁纪昀，欲掩其父攘窃之迹，唯恐其书传世也……”；又“《杜律疏》八卷”条：“原名《杜律详解》，清纪容舒撰……是书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之节抄本，编次同，所选为五七律亦同。偶引金圣叹一条，仇注间有提及，凡蜀中较精核者，皆顾注也。但均不标顾氏之名，窃据为己有。《四库》不存此书者，盖纪昀亦知其书之不足存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77页。

[11]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页。本书以《元史·顺帝纪二》“至元三年”追谥杜甫为准。

[1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3] [日]吉川幸次郎：《读杜札记》，李寅生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14] [日]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载《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85年版，第7页。引文以下为笔者拙译，同时参考周语、宫谷恒墨《李寅生译〈杜甫私记·自序〉商榷》，《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