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杜甫去世四十余年以后、元稹为其撰写墓系铭开始，这位唐代诗人的文学地位与日俱增。南宋号称“千家注杜”，金代元好问首倡“杜诗学”，关于杜甫其人其作的研究长盛不歇。但《元史·顺帝本纪》中 “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并不为人关注。清代以来，尽管亦曾有仇兆鳌、钱大昕、赵翼、俞樾、陈垣、吉川幸次郎等学者对此偶有提及，但对于像请谥人身份、官方追谥的过程等关键性问题也依然未能够解决。因此，在杜甫始终被后世视为诗学典范的同时，诗人得谥这一重要的“身后事”又始终稍显寂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本书基于对元明清时代相关正史、文集、方志等大量文献的调查，首先针对元代“谥杜”始末作出了考订，指出这次追谥实则缘于一位蒙古士人的提请。请谥人名叫也速答儿，字达可，曾为官三朝，致仕时升授秘书大监，最后归隐于四川果山。他为杜甫请得谥号，与其在成都立学宫、建书院、遍行东南收书以及铸礼器等一系列壮举是同步进行的，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又会发现，这个本应很强的“杜甫记忆”，却在进入明代不久之后就迅速转入沉寂。即便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与日俱增，但在明人编纂的大量杜甫传记资料中，这个诗人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却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直到明朝中后期，“谥杜”一事方在王世贞、茅元仪等人的笔记中偶有复现，但呈现出来的却是与元代当时截然相反的拒斥态度，其间关节极耐深思。

延着这一脉络进一步挖掘，我们又可以发现，多民族文化背景中汉民族的自觉意识，不仅存在于明代中后期的“谥杜”批判，也同样贯穿了此前漫长的记忆空白。洪武年间，方孝孺借由对蜀王重修成都杜甫草堂的记录，刻意绕过元代谥杜一节，重新讲述了一段胜国缺席的杜甫接受史；明朝中期，李东阳在近距离了解过元代“谥杜”文献后，仍然保持绝对的沉默。不仅如此，在明代方志世界，从对蒙古请谥人名字的汉族化改写，到对其所处的朝代、族属、身份等关键信息的全面遮蔽，“谥杜”记忆在改头换面后，继续巧妙地隐藏在了明人的“集体遗忘”之下。

“谥杜”记忆在元、明两代的起伏流变，实则关涉到元明时段之政治、文化与文学等诸多层面的延续与断裂。因此，本书在厘清元代“谥杜”事件本末的基础上，更以此为切入点，旨在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这一不同民族轮番执掌中央政权的时段，多民族文化持续的冲突、互动与交融对文学史面貌的形塑作用，从而揭示作为汉文学典范而被历代王朝、各民族人士共同宗奉的杜甫，对于此一时期价值建构、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意义。其中，既要将“谥杜”进一步放到元代后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指出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在元代当时就是不同族群之间互动与配合下的产物，也是蒙元政权与汉族、非汉族士人共同构建的“皇元盛世”的一部分；也要将“元明时段”作为整体来进行考察，认识到蒙元时代的“谥杜”记忆之所以在明代遭受顿挫，从根本上来说，体现的是明代基于“夷夏”观念而对胜国文化遗产的全面焦虑与警惕。

总而言之，本书自追问杜甫学史起，而落于文学思想史与政治文化史，尝试以此来回应，族群意识是如何在元、明这两个前后相继而统治族群不同的王朝，分别推动了其时的文学动向；特别是对于明代而言，在贯穿王朝始终的“外侮”压力之下，族群意识又是怎样形塑了包括杜甫记忆在内的“文学”的整体风貌。最后想要说明的是，“谥杜”在经历了元代的发生、明代的冷遇之后，到了清代又再度受到热捧。从这个流动的杜甫记忆之中，我们亦可以管窥元、明、清三朝文化风气之变迁。

关键词： 追谥杜甫；政治文化；文学记忆；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