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翟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了十年，有六年是跟着我念书。当初，在她准备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一学期，正好是我们在一起读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记》。在这本书的“自序”里面，吉川幸次郎提到元代官方曾追赠杜甫为“文贞公”，此事见于明代王世贞的记载，但因为这是“外国人”的朝廷之所为，他们给杜甫选的文贞这个谥号并不合适，所以后来的人就它给忘了。《杜甫私记》有一个中译本，不知为什么删掉了原文中“这是外国人朝廷做的外行事”这句话，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

翟墨就是在那时选定了她的论文题目，从硕士一口气写到博士，这中间有一年她去京都大学，还参加了吉川幸次郎高足兴膳宏教授主持的“读杜新会”。而我记得在当年我们定期举行的读书会上，每一次她都带来新的资料，由对新资料的解读，又刺激出新的问题来。起初，她是去查阅了一些近现代人写的杜甫传记和相关的杜甫研究，证实的确没有什么人还记得杜甫谥文贞这件事，那么是不是如吉川幸次郎所说，因为这是发生在蒙元时代的事，于是被人忽略掉了？下一次，她又发现虽然王世贞称此为“奇闻”，可是清代最有名的学者钱大昕、赵翼以及后来的俞樾，还有《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都曾注意到这件事情，只是他们对于追谥的细节不甚了了。她一次次的发现，激起我们越来越强的好奇心：为什么在明代初年修撰的《元史》中，明明白白地记载有顺帝至元三年“谥唐杜甫为文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到了明代中后期，却被王世贞视若奇闻？

读过文学史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只是按照以诗文为主体的传统脉络去讲中国文学，那么到了明清两代，复古便成了主潮，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若非“宗唐”，即为“宗宋”，总之都是以过去时代的文学为标准，写诗作文都要效仿古人。从明初开始的诗坛风气，就是推尊盛唐、标举李杜，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主张“作诗必须学杜”，以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是后七子之一，他也是热烈鼓吹杜甫的一个人，何以竟然不知有过杜甫谥文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翟墨都是在拼命地查资料、读文献，以回答我们不断提出的诸如此类问题，这让她从硕士到博士的论文写作，始终是在为问题所牵引，“一山放过一山拦”。也就像她经过修订后的博士论文在这里呈现出来的，无论是对蒙古人也速答儿请谥过程的考证，还是对明代人刻意忘记这一往事的分析，虽然涉及人物众多、史事纷繁，援引的资料也是从史传到文集、方志，不仅种类多样，又还有版本之异，可是由于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有了内在的动力和逻辑，因而论证环环相扣、叙说条理分明，没有废笔。

二

说到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用得上洪业的一句话，他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说过，杜甫是历代诗人中“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洪业这本书的英文版发表，是在1950年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出版后的第二年，1952年在中国又出版了冯至的《杜甫传》。当一个甲子后，我们在一起读《杜甫私记》时，洪业和冯至的这两本杜甫传，也是重要参考。当然，我们也更清楚地知道，杜诗的价值，是在宋以后就日益被人开发，如日中天。元好问是金元时代最有名的作家，他就不但模仿杜诗写下了著名的《论诗》三十首，其中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对于过去人将李、杜并称，表达他的不满，认为杜诗的成就在李白诗之上，他还编有一卷《杜诗学》，里面包括了杜甫的传记、年谱及唐以来有关杜诗的论述。而元初的一位评论家方回，更是认定“老杜诗为唐诗之冠”，并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简斋（陈与义）为一祖三宗”。到了元代中期，号为“元儒四家”兼“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仍然是要求宗唐而学杜，据他的朋友贡师泰说，当时他们都认为“学诗而不学少陵，犹为方圆而不以规矩也”。这就是说，尊崇杜甫是贯彻整个元代的文学风气，要说元末的谥杜，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风气当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也未尝不合情理。

但是翟墨的研究告诉我们，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她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爬梳，考证发现：向朝廷请谥杜甫，不过是也速答儿复兴蜀文化举措的一个部分，这个生在四川的蒙古人，同时还提出了将文翁石室、扬雄墨池、杜甫草堂都列为学官的请求，然后又四处奔波，为书院收集图书、礼器，而他的这一壮举，也深深打动了虞集、范汇、刘岳申、张雨、贡师泰、李祁等一大批汉族士人，并得到他们的实际帮助和舆论支持，在元末，一时传为佳话。

翟墨用她难得的细致和坚持，一点点还原了在《元史》上只有寥寥数字记载而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无法辨识的由也速答儿提请得到元廷许可的追谥杜甫全过程，不仅如此，她还提醒我们，对元末追谥杜甫这件事，第一，是要放到元末朝廷为了阻止“反汉”趋势而向汉文化倾斜的政治史背景下去理解，第二，也是要放到蒙元时期曾遭破坏的蜀文化亟须振兴的区域史角度去理解，第三，更是要放到蒙元时代“多族群士人”互动的文化史环境中去理解。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才使她的著作，尽管也是在讨论杜甫之于元明时代的影响，但是，与常见的杜甫及杜诗传播史、接受史等到底有了很大的差别，差别就在于，她看到了诗人杜甫在元明时代巨大历史变动中所投射的诸多面相，也发掘了已经被当成一个文化符号的杜甫之所以受到多族群广泛认同的复杂动因，而这些都是超出一般文学史的结论，是她深入历史内部之后得出来的新的认知。

三

事实上，也只有在翟墨提示的这一涉及“夷夏”观念的复杂历史脉络中，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元朝给予杜甫的谥号是“文贞”，而元廷谥杜这件事，又为什么要被明代人刻意地遗忘。过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自明代初年起就有一个“废胡俗、复汉制”的运动，所谓“复汉制”，也包括了在文学上要走复古的道路，表现在诗歌领域，便是宗唐而尊杜。宗唐而尊杜的文学潮流，在元代本来也有，元、明两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本来目标一致，可是由于时代变化，具体的历史语境不同，明代人要“去蒙古化”，将元末谥杜也连带着一笔抹杀了，所以在王世贞以前，大约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在明人的记载中，好像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也正是从被明人在记忆中删去的元末谥杜这一事件入手，翟墨揭开了元明文学研究以及杜甫接受研究从未触及过的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她的研究一点一点推进时，当初，因为渐渐深入到无人之地，她也曾有所彷徨。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当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青年学者张佳相继出版了《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和《图像、观念与仪俗——元明时代的族群文化变迁》两本著作，张佳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元明之际思想文化与社会风俗的变迁，他尤其关注元代如何“用夷法”，而到了明初，新的统治者又是如何以“复先王之旧”来“用夏变夷”，亦即“去蒙古化”，他先翟墨起步的这一研究，无疑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很重要的信心，而在忙碌的教学、研究之余，他也给了翟墨许多无私的帮助。从查找、阅读相关文献，到搭建基本的论述框架，透过翟墨这部著作的许多细节，我现在仍然能看到他所给予点点滴滴的指导。如果说跨时段又跨文史，而让翟墨的这部著作能够别开生面，开启元明文学史研究新的方法和思路，可是又能脚踏实地，立足于扎实的文献根基，那么一定要感谢张佳最有力的支持。

文学史的研究，既是对过去文学的传承，也是对过去文学的记忆，有传承和记忆，才构成文学的历史。当然，传承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文学史讲的是过去，也是现在，而这种选择性的传承和记忆，同样发生在元明清时代，仅仅是在杜甫这样一个诗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不同的选择与选择的变化。记得在最早构思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曾鼓励翟墨，将元末追谥杜甫这件事在明代的失忆与在清代的重回记忆，一鼓作气地写下来，其实她已经收集了不少清代的资料，也有了相当成熟的观点，可是她不甘心因为论文拖延而推迟毕业，又有心将元明这一时段做得更精细而彻底，所以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只能在“结论”部分看到她的研究和思考已经涉及清代，而对清代有关元末追谥杜甫事件记忆的进一步研究，则要等到她的下一部著作出版。

戴燕
2021年6月15日初稿，7月6日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