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从“潜流”到“显流”

本节主要聚焦于元廷追谥杜甫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意涵，通过元代后期政治环境、统治策略与文化动向的梳理，指出这次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从酝酿、发生再到广为流布、成为话题，是如何与此一时期蒙元政权的族群政策相伴生。在对上述问题充分讨论之下，本节拟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是蒙元政府带有修正伯颜极端族群政策而向汉文化倾斜的象征性举措。由于伯颜在秉政期间推行的极端“反汉”政策，引起了社会各个族群和阶层的普遍不满，导致此前元代政治格局失去平衡。以也速答儿“请谥”这一来自蒙古族群的儒学实践为契机，在这些不同阵营的反对者之间，遂达成了基本的文化共识，才有了（后）至元三年（1337）朝廷接受也速答儿提请，而对杜甫加以追谥。

其次，杜甫得谥从“潜流”到“显流”，与元代后期文化风气变化相始终。追谥发生之时，正处于紧张的政治环境中，因此只能以潜流的形式涌动。而到了至正“更化”以后，借助朝廷文化风气的转向，加之请谥人的主动扩散，才真正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从后至元年间的沉寂，到至正初年的热议，这又恰好可以作为此一时期元代社会风气起伏变化的缩影。

再次，无论是伯颜秉政期间也速答儿的请谥之举，还是“更化”以来借助范汇的声望主动寻求事件之扩散，均代表了来自蒙古族群内部、与“蒙古至上主义”相反的声音。更加重要的是，在对新政权向“儒”回归的支持与顺应中，非汉族士人群体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虽然在当时未能真正撼动元廷的根基，却为日后大一统时代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从中亦可见到思想与文化相对于政治事件而言，更加稳定而持久的强大力量。

最后，在以“儒”为焦点的争衡中，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话题的场域，是因为无论自我表述抑或后世接受，杜甫始终是“诗中之儒”的最佳代表。而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杜甫在其身后频频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重、成为历代政权习用的话语资源。元廷对于杜甫的追谥虽属首次，但实则是接续这一脉络而下，并最终将其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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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形成初探》《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等篇，收入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另见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版。

[2] 参见John W.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3] 参见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4] 本节部分内容在写作过程中已单独发表，参见拙文《蒙元时代的杜甫记忆：以至元三年追谥杜甫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5] “顺帝”为明朝所拟的谥号，其在元朝庙号为“惠宗”，民间又称其为至正帝、庚申帝、庚申君等。

[6]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4页。

[7]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4页。

[8] 《元史》卷138《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8页。

[9] 《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1页。

[10]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05—3406页。

[11] 《元史》卷142《彻里帖木儿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04—3405页。

[12] 事见《元史》卷38《顺帝本纪》：“（至元元年）冬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十九人劾奏彻里帖木儿之罪，不听，皆辞去，惟陈允中以不署名留”，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29页。

[13]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而对于伯颜，我们找不到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他反对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体系。他不过是企图借此打击政敌、进一步垄断个人及其集团对这个封建王朝的控制权罢了”，载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见任崇岳在《庚申外史笺证》中的判断：“伯颜之所以罢科举，是因政治斗争之需要，非关个人恩怨”，载（元）权衡，《庚申外史笺证》，任崇岳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 参见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形成初探》《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等篇，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另见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版。

[15] 《元史》卷38，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39—843页。

[16] 本节内容已单独发表，参见拙文《蒙元时代的杜甫记忆：以至元三年追谥杜甫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17] 《元史》卷138《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8页。

[18] 《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1—3342页。

[19] 《元史》卷138《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8页。

[20] （元）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21] 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载蔡美彪主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59页。

[22] 《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1页。

[23] 《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1页。

[24] 马札儿台的情况见《元史》卷138《马札儿台传》：“至元三年，议进爵封王，辞以兄伯颜既封秦王，兄弟不宜并王，乃拜太保，分枢密院，往镇北边。……六年，伯颜既罢黜，召拜太师、中书右丞相”、《元史》卷39《顺帝本纪》：“（至元元年）秋七月朔，以马札儿台、阿察赤并为御史大夫。十一月癸巳，命知枢密院事马札儿台领武备寺”“（后至元三年）十二月……是月，以马札儿台为太保，分枢密院镇北边”等。脱脱的情况见《元史》卷138《脱脱传》：“至元元年……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四年，进御史大夫，仍提调前职……”《元史》卷39《顺帝纪》：“（后至元四年）夏四月癸酉，以脱脱为御史大夫”等。

[25] 《元史·顺帝本纪》中对元代“谥杜”的记录仅寥寥数字，此处言编纂者将之视作可以代表顺帝一朝文化风貌的事件，主要是就“纪”这一体例的内涵及意义而言。

[26] 《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3页。

[27] 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28] 《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6，《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五辑·集部·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99页。

[29] 《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54页。

[30] 参见《元史》卷38《顺帝本纪》：“……更号纪年，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遹遵成宪，诞布宽条，庶格祯祥，永绥景祚。赦天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30页。

[31] 参见《元史》卷138《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43页；（元）权衡：《庚申外史笺证》，任崇岳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元）杨瑀：《山居新语》，余大均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0页；（元）权衡：《庚申外史笺证》，任崇岳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32] 参见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

[33] 《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55页。

[34] 《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59页。

[35] 《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59—860页。

[36] 时人最早称“更化”是在黄溍《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史公神道碑铭》“更化”之后，复以老人召拜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见（元）黄溍：《黄溍全集》，王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81页。

[37] 《全元文》第55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8] （明）杜应芳、胡承诏辑：《补续全蜀艺文志》卷24，《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677册，第216页。

[39] （元）李祁：《吉安路诗人堂记》，《云阳李先生文集》卷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96册，第235页。

[40] （元）刘诜：《桂隐先生集》卷1，《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本，第23页。

[41] 据引文“侍书学士虞公”，虞集拜奎章阁侍书学士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至顺二年辛未（1331）拜侍讲学士。此时范汇“及壮”，即约三十岁。由此判断，范汇当生于元大德初年。

[42] （元）刘诜：《桂隐先生集》卷1，《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页。

[43] （元）傅若金：《傅若金集》，史杰鹏、赵彧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44] 傅若金有过两次南下的经历，一次为1335年佐使安南，另一次为1338—1342年间任职广东。佐使安南是他一生之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历，一路上留下的诗篇大多豪情万丈，与末句“独南翔”的落寞反差较大。因此，该诗最有可能作于傅若金第二次南下期间。另外，虞集在文章中提及傅若金曾于至正元年（1341）六月来访江西，江西正是范汇兄弟的故乡，因而也可作为此诗写于伯颜被黜、至正改元后的一个旁证。傅若金任职广州一事，参见傅若金《铜笾识存》：“至正二年吉日，广州路儒学教授傅若金”，《傅若金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由此可知，至正二年（1342）傅若金仍在广州儒学教授任上。傅若金来访江西一事，参见虞集《傅与砺诗集序》：“书其别后稿如此，迟其北还，则沉郁顿挫、从容温厚，有可起予者，何幸于余生亲见之哉？作傅君与砺《使还新稿序》。至正辛巳六月朔，虞集伯生序。”载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91页。

[45] 关于范汇官任江西提举的材料，参见（明）董斯张《（天启）吴兴备志》卷12《人物徴》：唐棣“至正五年，除休宁县尹。时承平久，为政者习于贪鄙废事，且赋税不均，诡名应户杂其间，棣一核而正之。及重新县学等，事见范汇、虞集、于文传、王谱四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册，第59页。又，（元）于文传《休宁县瞻仪堂记》：“复有国子助敎危君素、江西儒学提举范君汇前后为之记。”（明）董斯张等：《（崇祯）吴兴艺文补》卷6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5页。二者所言为同一事件，前后参照可知，至正五年范汇时在江西儒学提举任上。此外，虞集有若干文章言及此一时期与范汇在江西的交往，参见虞集《兴学颂并序》《题复古编后》，《虞集全集》，第343、467页。

[46] 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09页。

[47] （元）余阙：《贡泰甫友迂集序》，载《贡氏三家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48] （明）宋濂：《余左丞传》，载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49] 关于述律杰的生平行实，参见方龄贵《元述律杰事迹辑考》，载方龄贵《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74页。

[50] （元）王沂：《伊滨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6页。该书仅存《四库》本。

[51] 方龄贵在《元述律杰事迹辑考》中指出：“顺帝是在翦除唐其势（实际是燕铁木儿）和伯颜这两股敌对力量，并做出相应的整顿部署之后，才稳定了局势，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的，述律杰得以复姓，很可能就在此时，亦即他受命为都元帅开阃云南的至元六年，审时度势，不会比这更早，但也不应该比这更晚。”详见方龄贵《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52]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73页。

[53] 参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54] （宋）黄彻：《 溪诗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55] 萧启庆就曾指出：“‘忠君’观念原不是中原或儒家的专利，而为人类多数社会所共有。成吉思汗即要求臣属（伴当，nokok）对‘正主’（ejen）须绝对忠诚。理学的绝对忠君观无疑加强了游牧骑士的忠君观。”参见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版，第363页。

[5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57] （宋）陆游著，马亚中校注：《渭南文集》卷26，收入（宋）陆游著，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132页。

[58] （唐）杜甫撰，（宋）蔡梦弼注：《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卷首，《古逸丛书》第1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第23页。

[59] （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首，清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60] （宋）黄彻：《 溪诗话》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Fq0Ui97ahQC/vcEp0OoioczL9gtoEH/zOPT+NSH6NQjXea3nI3wVxTbJsOvW7I9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