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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还原元廷追谥杜甫的时代背景，讨论了元朝末年伯颜推行反儒、反汉极端族群政策之际，“追谥”这一带有儒家意涵的举措，对于当时元廷内部，乃至朝野内外政治格局平衡的意义。而下文则将着眼于杜甫，来探查在以“儒”为焦点的争衡中，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话题的场域。
这首先缘于杜甫的自我表述。根天宝九载（750），杜甫向玄宗进献《雕赋》，他在《进〈雕赋〉表》中说：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52]
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可知，“儒”除了作为士人阶层普遍的思想基础以外，对于杜甫来说，更是其最引以为傲的家族传统。在诗中，他更频频以“儒”自称。据莫砺锋的统计，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关。 [53] 除了在见诸纸面的字眼，杜甫毕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均体现了儒家学说在其身上的深刻烙印。
遗憾的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施展，诗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发现乃至成为诗艺与道德最高典范，要等到宋代以后。宋代“千家注杜”这一杜诗学史上的高峰，不仅对杜诗的艺术层面给予了全面的肯定，更将杜诗的思想价值不断放大，特别是对杜诗忠爱大节的推崇，使得杜甫被视作当之无愧的诗中之儒。“老杜似孟子”即是这种认识的典型。据黄彻《
溪诗话》卷一：
《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老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只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 [54]
元代在这一方面基本继承了宋人的杜甫认识，特别是杜诗对于君臣伦理的表现，更是契合了游牧民族自身的忠君观念， [55] 因而迅速成为平衡元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大德七年（1303），淮安路文学掾杨曲成作《孔庙经籍祭器记》，在其中“经籍”清单中，《杜诗解》赫然在列，成了为数不多的“文学”类著作，稍后的延祐《四明志》给出的庆元路学藏书目录中，杜集亦在其列，大体可以视作元代各级儒学较为普遍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不仅是杜甫对君国始终怀有强烈的向心情感。在元代以前，杜甫早已成为并不多见的、国家视域中的诗人。《旧唐书·文宗纪》中就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太和九年十月）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工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官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 [56]
与之类似的，是陆游关于南宋高宗题扇御书的记载：
臣某少时，与胡尚书之子杞，同学于云门山中，见高皇帝赐尚书御题扇，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盖黄体也，与此手诏绝相类。后数年，蒙收召，得面天颜，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读陨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陆某谨题。 [57]
其中“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二句出自杜甫《行次昭陵》诗。结合前引唐文宗之事来看，无论是读杜诗而“思复升平故事”，还是以杜诗题扇赐予朝臣，都可以说明杜甫其人其作，早已存在于当权者的知识背景中。
上犹如此，士人阶层更不必多言。南宋蔡梦弼在《杜工部草堂诗笺序》中即言：
况我国家祖宗肇造以来，设科取士，词赋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是诗。 [58]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杜诗更是广泛出现在当时知识阶层的儒学教育中，甚至占据着与《论语》等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据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
以诗名家，惟唐最盛，著录传后，固非一种。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 [59]
又如黄焘《
溪诗话跋》：
先祖尝著《诗话》十卷，发挥杜少陵窔奥不得施用之处。乡衮正献陈公为之叙引，学者从诵习之。比刊于蕲春，先君复刊于家塾，所传广矣。 [60]
蒙学、赴仕，是士人阶层进入国家视域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通过这些途径，杜甫已经逐渐成为统治阶层与普通文士共享的文化资源。由此而观，元代“谥杜”虽然是唯一一次以官方姿态对杜甫进行褒奖，但却并非是杜甫首次进入国家的视域内。
总而言之，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言：“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即便学界已经对杜甫思想背景之复杂性有所关注，但无可否认的是，佛、道思想之于杜甫的影响，远不能与“儒”相比。无论自我表述抑或后世接受，杜甫始终是“诗中之儒”的最佳代表。而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杜甫在其身后频频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重、成为历代政权习用的话语资源。元廷对于杜甫的追谥虽属首次，但实则是接续这一脉络而下，并最终将其推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