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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后至元年间元廷内部对儒学的认同尚属“潜流”，此后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是其一定程度的浮显，那么伯颜被黜、脱脱上台推行“更化”政策以来，此前的“谥杜”终于由潜及显，成了一时热议的话题。这一方面表明，此次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实则与元代后期文化风气的变化相始终；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以也速答儿为代表的非汉族群体，如何在这股风气之中，发出了与“蒙古至上主义”不同的声音。
在目睹了伯颜极端族群及文化政策的失败之后，新的决策者为了获得更加稳固的统治基础，很快向儒士阶层释放出善意的信号。这首先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伯颜时期受到排挤的儒臣许有壬、史惟良、揭傒斯等人旋即奉召回朝并受到礼遇。 [33] 与任用儒臣并行的是文化秩序的重建，其中以科举制度的恢复尤为重要，在脱脱升任中书右丞相之后，旋即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 [34] 。这就意味着，伯颜时期在士人阶层引起最大震动的政策至此得到了纠正。
次年（1341）春天，顺帝宣布改元，“与天下更始”。诏曰：
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兢惕励，于兹八年……而知枢密院事脱脱，早岁辅朕，克着忠贞，乃命为中书右丞相；宗正札鲁忽赤帖木儿不花，尝历政府，嘉绩著闻，为中书左丞相，并录军国重事。夫三公论道，以辅予德，二相总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 [35]
诏书中宣称“与天下更始”，士人阶层则谓之“更化”。 [36] “更化”是儒家的话语，其含义既包括对制度的改革，也包括用儒家学说来对社会进行教化。脱脱的“更化”政策显示出了此时的元廷在经历此前的失序之后、施政理念再次向儒家文化倾斜。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行，社会的风气为之一新，时人可以感受到一种与从前迥异的新动向。即便是1344—1349年脱脱暂离相位期间，朝廷政策向儒家化调适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这就表明，以“儒”为主体的汉族文化在经历了伯颜时期短暂的低潮之后，再一次受到了蒙元政权的重视。也正是在这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伯颜旧政彻底宣告失败，儒学乃至汉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得以彰显。
随着新政权宣告“与天下更始”，文化风气的转向使得元代社会重新回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曾经作为潜流的儒学思潮在经历此前最初的浮显之后正式爆发，成了一时热议的话题。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也速答儿为杜甫请得赐谥以及整个文化事件的记述，基本均来自这一时期。
至正元年（1341）春，忠州（今重庆忠县）官民为纪念因指陈弊政而被贬、最终卒于此地的唐代政治家陆贽（754—805），重修了当地的“怀忠祠”。时任忠州儒学教授的苟斌作《重修怀忠堂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至正改元春……堂既落成，名仍旧贯，属予为记。……昔子云演《太玄》，蜀有墨池之祀，子美不忘君，夔有草堂之封，噫，公之忠，足以砥砺当世，使得遇时，则伊、傅、周、召，未必多让。 [37]
其中的“墨池之祀”和“草堂之封”，很可能就是指也速答儿在成都主导的系列文化举措。如果不是地点误记的话，那么或许元代四川地区尚存在着对杜甫的普遍封赠。无论如何，这段材料大概是笔者目前所见一般元人（此处特指非直接参与者）关于也速答儿其人其事较早的评论。
更加确切提到也速答儿其事的，是稍晚一些的《金华书院记》。至正元年（1341）冬天，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四川射洪着手在其读书旧址建立拾遗书院（陈子昂官至拾遗），文礼恺为之作《金华书院记》，文中在述及书院规制时言：
至正改元冬，监县柏延建言，请择地创拾遗书院。又掾墨池、草堂、眉山例，请建山长员，以职教祀。 [38]
从也速答儿的兴学事件及内容来看，这里所谓的“墨池、草堂”，即应指也速答儿所建的两座书院。由此可见，这两座书院不仅在至正“更化”之后就迅速处于有效管理之中，更是成了四川当地建学立师的典范。
稍迟一些的至正四年（1344），吉安太守应郡士刘谦、谢缙翁之请，为纪念唐代诗人杜审言建立了祠祀场所“诗人堂”。次年竣工之时，李祁为之作记。这篇记文在叙述诗人堂自身的兴衰沿革之后说：
夫以司户公之高才，下视一世，而其孙甫遂以忠愤激烈发为文章，为百代宗。至国朝，得封文贞，孰不知其当祀无疑也。 [39]
从中可见，除了四川本土之外，在其他地区关涉杜甫的场合，杜甫得谥“文贞”对于人们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强的记忆，并值得大加称颂。而至正八年（1348）以后，顾瑛在《草堂雅集》中收入张雨《赠纽怜大监》一诗并跋，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为杜甫请得赐谥一事在吴中一带的流播。
而另一方面，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以及其他与之并行的文化活动，能够在“更化”之后迅速成为话题，除了外部有利的文化环境之外，更离不开主导者也速答儿本人积极地传播与扩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委托此前因草拟《降伯颜诏》而名动士林、此时官任江西儒学提举的范汇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向当地名儒刘岳申求取《西蜀石室书院记》，试图借此以托“不朽”。
尽管文中未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但也并非全无线索可寻。首先，根据前文所引苟斌《重修怀忠堂记》、文礼恺《金华书院记》的记载，也速答儿所建之草堂、墨池两座书院在至正元年（1341）冬时规制已具，由此可知，石室书院的建立作为同一时期的文化举措，亦应以此为时间下限；其次，受也速答儿之托、实际前往请记之人，正是此前起草《降伯颜诏》的范汇，当时他只是平章的馆客。而在这篇“书院记”中，作者刘岳申称其为“江西提学”，可见此时范汇已经出仕。伯颜被黜发生在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次年即宣布改元“至正”。因此，范汇能够获得官职、被称为“江西提学”，必然要在至正改元之后。
将上述两条线索结合来看，也速答儿委托范汇向江西名儒刘岳申求取《西蜀石室书院记》的时间，大约就在伯颜被黜、至正改元之年。因此，从也速答儿主动“请记”之举已经可以看到，这位蒙古大监对于朝廷文化风气转向的敏锐捕捉。然而这里仍然想要就这一举动展开进一步讨论：“请记”是一方面；委托何人前往“请记”则是另一方面。也速答儿对于范汇这位受托者的选择背后，是出于怎样的考量？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首先明确范汇在当时的特殊意义。
范汇，字朝宗，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以客居京师的布衣身份参与起草罢黜伯颜的诏书，也正是凭借在至正年间获得官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后长期活跃于江西一带。刘诜的《丽泽斋记》是现存对范汇生平最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据此粗略勾勒出他早年的经历：
庐陵范君朝宗，少居乡，慷慨有大志，日与其朋游，读书为文，而又亲其胜己者。因其所居斋，扁曰“丽泽”，盖深有取于《大易》朋友讲习之道也。及壮，游京师，客于公卿之门，所交皆天下士，相与讲习，皆唐虞三代纲常伦义、礼乐诗书之大端。侍书学士虞公，大书“丽泽斋”，明以勖之。君博交深资，朝切暮磋，如是者有年。 [40]
由此可见，范汇约出生于元成宗大德初年， [41] 少年时代居于乡里，性格豪爽，志向远大。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读书作文，对比自己优秀的人尤其亲近。范汇三十岁左右，为了寻求更多的机遇，来到京城，客于公卿门下。此时的京城聚集着很多和他一样来自四面八方、胸怀理想的文士。他们一起研习学问，谈论的都是上古治世纲常伦理、礼乐诗书这些重要的方面。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对他十分赞赏，亲题“丽泽斋”的匾额以示勉励。此后若干年里，范汇一直像这样广交益友，切磋学问，不断积淀自己。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这场罢黜伯颜的宫廷政变直接改变了范汇的人生轨迹。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介入元代后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中，成为元廷罢黜反儒“权奸”的重要参与者。这段经历给范汇在元代士林带来了巨大的声望：
于是仍改至元六年春，今天子与二三大臣，肇更正化，击逐权奸。夜召草诏殿中，均仓促条述，皆能黼黻天子所欲言。暨诏下，白朝廷百司庶辟，四海藩辅，郡国荒服，莫不稽首欣忭，歌颂太平，赞扬圣天子之英武仁惠。而君之学，遂攀附以大显。 [42]
这份罢黜伯颜的诏书，不仅在社会上开启了一股全新的文化气息，也直接影响了范汇此后的人生轨迹、成为他终生的烙印，更给他带来了实际的影响力。他的胞弟范会宗旋即北上、将其作为投靠对象，便可作为佐证。
伯颜被黜之后，范汇在京城短暂停留，他的弟弟范会宗前去拜访。同为江西文人的傅若金作《送庐陵范会宗入京省兄朝宗汇》相送。傅若金（1303—1342），初字汝砺，后由揭傒斯改为“与砺”，元代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傅若金少时家贫，后拜范梈为师。范梈与虞集、杨载、揭傒斯并称为“元诗四大家”，在他的教导下，傅若金学问大进，获得了一定的声名，此后两次北上京师，交游颇广，更受到了虞集、宋褧、揭傒斯等人的赏识。元统三年（1335）七月，在宋褧、揭傒斯等人的力荐之下，傅若金作为参佐出使安南（今越南），出色完成了任务，这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历。第二年夏天，傅若金回到京师待选，生活日益贫苦。（后）至元四年（1338）四月，傅若金第二次南下，赴任广州路儒学教授，至正二年（1342）去世。
从傅若金《送庐陵范会宗入京省兄朝宗汇》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一时期范汇人生际遇的新动向：
大范留京国，斋居接栋梁。
端门通籍晚，望苑曳裾长。
远客逢难弟，诸公比季方。
题诗晴望岳，载酒夜浮湘。
万里怀燕市，三年厌楚乡。
旅游成独往，兄在慰相望。
马酒宜风土，狐裘耐雪霜。
况闻周选举，不废汉贤良。
紫电依龙种，青霄属雁行。
故人多在北，应念独南翔。 [43]
在作者看来，大都与南方迥异的习俗和气候均不足以对范会宗此次北上形成任何阻碍。更加重要的是，此时的政治环境对其施展才干十分有利。伯颜秉政期间，实行了诸多对限制汉族士人的政策。随着他的下台，以及新任宰相脱脱以恢复科举为代表的“更化”，汉族士人的政治前途才出现了曙光。“况闻周选举，不废汉贤良”所指涉的应当正是这个历史大环境。范会宗并不满足于身居乡里，而作为兄长的范汇此时恰好在京崭露头角，可以作为弟弟的依靠。 [44] 总而言之，从全诗来看，无论是对京城政治环境的暗示，抑或对作者自身行迹的交代，都将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指向了伯颜被黜以后。尽管史书阙载，但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伯颜被黜、脱脱上台之际，范汇的确曾经有过一段活跃于时人记忆中的经历。如果说此前的范汇还只是一个客居京师、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文士，此一时期的范汇，名气显然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短暂在京停留之后，范汇便以草诏之功南下赴任、正式步入仕途。直到至正五年（1345）前后，仍在江西儒学提举任上。 [45] 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 [46] ，专门掌管地方儒学教育，设提举一员，从五品。范汇受也速答儿之托、请刘岳申撰写《西蜀石室书院记》就在这一时期。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尽管“更化”以来伯颜时期推行的反儒政策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反拨，但人们的记忆却并不能如政令般即刻断裂。对“更化”的支持之下暗含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伯颜的不满。至正九年（1349）余阙为“谥杜”舆论推动者之一贡师泰撰写的《贡泰甫友迂集序》，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自古暨今，王公贵人能求贤常少。然自至元初，奸回执政，乃大恶儒者，因说当国者罢科举、摈儒士。其后公卿相师，皆以为常然，而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当是时，士大夫有欲进取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 [47]
余阙（1302—1358），字廷心，唐兀部人。元统元年（1333）由科举步入仕途，政绩卓著，却因此遭到了当权者的忌恨，“阙上宰相书言状，又不报，投袂而归” [48] 。从时间上来看，使余阙“上书不报”愤而辞官的“宰相”正是伯颜。而作为其至交好友的贡师泰，同样在伯颜秉政期间，因其“南士”的身份备受打击。这篇文章作于伯颜被罢黜九年之后，此时二人均已还朝并颇有作为。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伯颜依然作为士人阶层的“政敌”而始终“在场”。也正是因为这种持续的影响力，罢黜伯颜才超出了一般宫廷政变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伴随着“黜伯颜诏”成名与政权更迭联系密切的范汇，在“后伯颜时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引起时人的共鸣——而这很可能正是也速答儿选择范汇作为委托人的理由：对于在江西地区宣扬一个发生在“天下更始”之时、从行动上与伯颜旧政割裂的文化活动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借助范汇的政治意义及影响力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也速答儿的“请记”举动与“更化”新政在时间上的重合，还是范汇的适时参与，均使得我们必须将这篇“书院记”的诞生置于至正初年政治风向的转变中加以考虑。而范汇在事件中的参与即表明，在同一时期涌现的“崇儒”潮流之中，也速答儿的文化活动更为鲜明地宣告了与伯颜及其时代乃至“蒙古至上主义”思潮的割裂。
而在顺应元廷文化导向、请汉儒撰写“书院记”这一点上，也速答儿并非唯一的非汉族成员。述律杰，本名朵儿只，字存道（丛道、遵道），号野鹤，契丹人。祖先为辽东贵族，辽太宗时赐姓萧，金灭辽后强改“述律”为“石抹”以示侮辱，因此文献中除以字称之外，亦称其为“石抹氏”。述律杰的曾祖因战功授四川保宁万户，遂累世以将家留镇西蜀。约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述律杰袭职保宁万户，任期内在成都创建了石室书院。 [49] 王沂为之撰写《石室书院记》，文中详细记录了书院兴建的经过及规模。其中崇儒兴学、用私财（俸禄）购书、在东南作祭器乃至为书院添置学田、房舍等活动，与也速答儿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书院记并非写于书院刚刚落成之时，而是在建成三十余年以后，并且同样也是伯颜被黜、天下更始之时：
然则何以书？蜀有儒自公（文翁）始，祀有书院自今舒噜侯始。……至元六年，侯来京师请记。 [50]
文中明确指出述律杰前往京师“请记”时间为（后）至元六年（1340），罢黜伯颜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值得注意的是，“舒噜”即为“述律”的别译，因而此时的述律杰已经复姓。根据方龄贵的研究，述律杰得以复姓，应当就在顺帝剪除燕铁木儿家族和伯颜两股势力、稳定局势之后。 [51]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述律杰、也速答儿等人不谋而合的“请记”举动背后，实则是士人阶层对至正以来文化风气转向的敏锐捕捉。如果说（后）至元三年（1337）反对伯颜的力量还需借助“请谥”这样的策略发声，那么在新环境下，有了当权者的支持和倡导，士人阶层无疑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话语权。由此可见，与政治事件的强力与偶然性不同，文明与思想的力量往往无声而又绵延不绝。即便是在儒学地位失落的蒙元时代，甚至是其中又最为低潮的伯颜时期，儒学依然可以生发出追谥杜甫这样的触角；而随着伯颜被黜、脱脱上台推行优遇儒士的政策，这股力量最终喷薄而出。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在元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秩序和文化背景之下，无论是对儒学保有宽容和好感的年代，还是对儒学严厉打击的年代，在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多还是要借助非汉族士人群体的影响力。因此，与汉族儒士对伯颜的抵触及对脱脱新政的赞美相比，来自以也速答儿为代表的“非汉族群体”的呼应声，应该给以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他们在一系列文化事件中的表现即表明，在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的浸染之下，其原本的族群身份与文化身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换言之，在元代后期，在像这样的“非汉族群体”内部，的确存在着一种与“蒙古至上主义”相抵触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在当时未能真正撼动元廷的根基，却为日后大一统时代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