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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伯颜反儒、反汉的极端族群政策打破了元代政治格局此前精心维持的相对平衡局面，而随着各族群间“涵化”程度的加深，“反儒”又切实损害了包括蒙古、色目和汉族文士在内整个元代士人群体的利益。因此，尽管从表面来看，在伯颜秉政期间，朝野上下似乎再无可与其直接相抗的力量，但事实上，从他独揽朝政开始，就一直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在所有伯颜的反对力量中，除了各族儒士之外，皇帝本人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伯颜秉政以来，相权的高度膨胀成了皇权最直接的威胁。顺帝对伯颜的不满由来已久，并逐渐趋于爆发。据《元史》卷138《伯颜传》：
然伯颜自诛唐其势之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帝患之。……构陷郯王彻彻笃，奏赐死，帝未允，辄传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颜且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 [17]
由此可见，伯颜的“势焰熏灼”早已引起了顺帝的警惕，其多次擅权的行为更坚定了顺帝发起反击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尽管顺帝对伯颜积怨已深，且在后来的《黜伯颜诏》中也指责他“专权自恣，欺朕年幼”，但在这段时间内却是“失语”的。在一份写于伯颜下台后的诏书中，顺帝用“战兢惕励”来形容自己即位八年以来的心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这一时期的心理状态。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年轻的皇帝还需要寻求更多支持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蒙古朝臣一股反对伯颜的力量正在悄悄酝酿。讽刺的是，这股反对力量的核心正是伯颜所属的蒙古蔑儿乞部，甚至就来自他的家族。与伯颜的专权自恣相比，他的侄子脱脱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重蹈燕铁木儿家族的覆辙，他决定与叔父分道扬镳，向顺帝靠拢。顺帝在对脱脱屡次试探之后，与其达成了同盟。据《元史》卷138《脱脱传》：
脱脱虽幼养于伯颜，常忧其败，私请于其父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以为然，复怀疑久未决。质之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当是时，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树亲党，独世杰班、阿鲁为帝腹心，日与之处。脱脱遂与二人深相结纳。而钱唐杨瑀尝事帝潜邸，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论事，使瑀参焉。 [18]
又据同卷《伯颜传》：
脱脱深忧之，乘间自陈忘家殉国之意，帝犹未之信。遣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心无他，遂闻于帝，帝始无疑。 [19]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巩固统治还是保全家族，顺帝和脱脱虽然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站在了伯颜的对立面，但他们与伯颜的分歧却并非仅仅存在于政治的层面上。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虽然同属蒙古族群，但顺帝、脱脱等人却与伯颜存在着极大的文化差异。
在元朝诸帝中，顺帝早年即接触过儒家经典，具有一定水平的汉文化修养。根据权衡在《庚申外史》中的记载：
庚申帝幼时尝贬居广西静江府，寓居大圆寺。……帝居寺时，长老秋江亦尝教之读书：《论语》《孝经》，日写字两张。及召回京师，收书册纸笔，藏小皮匣中，手自开闭，用马驮之前行。 [20]
除此之外，顺帝自己也曾尝试过汉诗的写作，对书画也颇有涉猎。即位后基本延续了文宗时期的经筵制度，并不如伯颜般对儒家文化多加排斥。 [21]
脱脱对儒家学说的接受程度要更高。与顺帝相似的是，脱脱的儒学启蒙亦始于少时。据《元史》卷138《脱脱传》：
脱脱，字大用，生而岐嶷，异于常儿。及就学，师从浦江吴直方，曰：“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 [22]
正如业师教诲的那样，在脱脱此后的仕宦生涯中，对“古人嘉言善行”的践行伴随其始终。在伯颜当政之时，脱脱就曾进言顺帝学习儒家治道：
帝将畋于保安州，马蹶。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 [23]
由此可见，在权力争夺以外，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对儒学及汉法的态度，同样不失为顺帝、脱脱与伯颜背道而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面对伯颜的“益逞凶虐”，顺帝与脱脱虽然取得了互信，但囿于实力单薄，因此只能等待时机。当然，等待也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无论是出于对己方力量的培植，还是出于对伯颜及舆论的试探，在此后几年内，脱脱及其父马札儿台始终保持着缓慢而稳定的升迁。 [24] 由于处于弱势，他们在当时仍需借助一定的契机与策略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策略必须具有号召力和正义性，并且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引起共鸣。而伯颜的“反儒”恰好为他的反对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如前所述，伯颜秉政以来所推行的极端族群政策，打破了元世祖推行“汉法”以来、元廷在既定的族群等级制度之下刻意维持的相对平衡，几至引发了大元“承平”以来最大的动荡。而另一方面，元代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蒙古族群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儒”的概念更早已超过了“汉族”的范围。因此，与伯颜的文化差异在此时恰好为皇帝、统治阶层内部（脱脱集团）和士人阶层的“聚合”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民众的起义与反抗也迫使蒙元政权重新审视儒家教化，尤其是其中君臣伦理的现实意义。最终我们看到，“儒”作为君主、廷臣、士人共享的话语资源以及“儒”在儒臣眼中对于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上述三者之间达成这样的文化共识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道德基础。
恰恰是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甫一致仕的蒙古大监也速答儿疏请朝廷为杜甫赐谥。谥法作为儒家文化中特别的一环，无论是得谥人的身份，还是谥号的选择乃至整个追谥的流程，历来受到汉族朝廷的高度重视。身为蒙古后裔的也速答儿，却在朝廷严厉排儒之际选择为汉族文人杜甫请谥，这一举动既体现了他本人对汉族礼法及汉文化的认同与推重，也无异于在极端反儒及反汉政策之下的一种公开的表态：在蒙古上层社会内部，面对汉族士人以及汉文化本身时，仍然存在着一种与“蒙古至上主义”相反的声音。
这一声音很快引起朝廷注意并做出迅速的回应：（后）至元三年（1337）四月，元廷追谥杜甫为“文贞”。可以想见，向来失语的顺帝正是以也速答儿的请谥为契机，借由对汉族文人杜甫及其背后儒家价值观的褒奖，策略性地透露出了与伯颜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而随后的追谥，也因此可以被视作蒙元政府带有修正伯颜极端族群政策而向汉文化倾斜的象征性举措。这也许只是顺帝在朝廷内部不同力量之间所做试探性的平衡，但恰好呼应了当时朝野上下的普遍舆论。这就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这样一个与朝廷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的文化事件。后来明初纂修《元史》之时，此次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即被视作可以代表顺帝一朝文化风貌的事件而记入了《元史·顺帝本纪》中。 [25] 总而言之，由于伯颜在秉政期间推行的极端“反汉”政策，引起了社会各个族群和阶层的普遍不满，在这些不同阵营的反对者之间，遂达成了基本的文化共识，才有了（后）至元三年（1337）朝廷接受也速答儿提请，而对杜甫的追谥。
凡事一旦由潜及显，往往就不可抑制。就在追谥杜甫三年之后，即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被黜。根据《元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对这场宫廷政变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据《元史》卷138《脱脱传》：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猎于柳林。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戊戌，遂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诏成，夜已四鼓，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赍赴柳林。 [26]
元代权衡撰写的《庚申外史》为我们了解事件经过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十二月，伯颜请帝飞放。帝疾不往，伯颜固请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猎于柳林。脱脱窃告帝曰：“伯颜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与之俱往，无奈太子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保哥、月怯察儿，与之谋讨伯颜，卸其军权。于是，先令月怯察儿夜开城门，星驰往柳林，窃负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毡裹之车中以载之入，赐之坐，谕以伯颜罪状，卸其军权诛之之意，使草诏。四更，使只儿瓦歹平章及沙只班赍诏向柳林，先卸其军权。天明，闭大都诸城，上开读诏书毕，御史大夫脱脱踞坐城门上，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及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 [27]
由此可知，脱脱等人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拘禁。顺帝连夜召见亲信大臣控制局面，又召杨瑀和范汇二人入殿中起草罢免伯颜的诏书。这份诏书今见于《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六，题为《降伯颜诏》：
朕承祖宗大业，践位以来，履冰怀惧，欲事循天理、措吾民于安养之中，遂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其奸凶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以致天变于上，民变于下。靖思太祖皇帝创业之艰难、世祖皇帝混一之初功业，一旦废弛，实由伯颜。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又念先朝之时，伯颜亦略效微劳，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省左丞相，存其余生。凡近年伯颜擅政欺君罔上所行，诏旨政令皆非朕意。夫以祖宗旧章，朕何敢违？令行诏之后，悉宜更张，并依世祖皇帝定制。其要惟曰政在养民，俱受实惠，毋从文具，次第举行。所有伯颜元领威武阿剌卫、忠翊侍卫、也可千户、哈儿赤千户、宣忠斡罗思考扈卫、左右都威卫、钦察亲军、宣镇侍卫亲军、宗仁蒙古侍卫亲军、哈剌赤也不干察儿千户、隆镇等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随逐伯颜，饥寒劳勣，非其得已，诏书到时，即许散还本卫。各爱马后期不散者，以违制论罪。自古以始，当尊承祖训，忠心图治。凡尔内外臣僚，其必与朕同心，以诚爱民，尚克朕之深愿。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28]
明初编纂《元史》之时，将这份诏书加以删节、保留在了卷40《顺帝本纪》中：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29]
由于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删节而成，所以我们就以《圣元名贤播芳续集》本为准，来看诏书中传达的信息。其中有两个表述很值得格外注意：
一是将伯颜推行的政策视作“变乱祖宗成宪”彻底加以否定，而这却恰好与伯颜秉政之初所宣称的“遹遵成宪” [30] 相抵牾。在以改元“至元”为标志的对忽必烈时代的祖述中，究竟从何种意义上来看，伯颜会被视作对“祖宗成宪”的“变乱”？进一步讲，在此时新政权的话语中，究竟伯颜颠覆了何种“成宪”，才会招致官方“虐害天下”的批判？这或许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正如前文对元代后期政治文化样貌的描述那样，在顺帝、脱脱集团的定评中，以“废科举”为代表的伯颜的“反儒”“反汉”政策必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二是用“天变于上，民变于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来交代时人对伯颜的普遍态度。由此可见，正如“谥杜”事件表现出的那样，对伯颜的不满在其秉政期间已经成为一种朝野上下的共识性存在。而在伯颜政权中受害最深的士人阶层——他们虽然并无实权，但却是这种“舆论”最直接的制造者和推动者；也正是因为舆论的支持，为这次政变以及随后新政权的确立了必要的合法性。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顺帝从始至终反复强调着自己与伯颜的割裂。首先，在任命伯颜为相这一点上，顺帝强调其初衷是“欲事循天理、措吾民于安养之中”，而伯颜日后种种“变乱成宪”的悖逆之举，是其个人“不能安分”的结果；其次，顺帝宣称过去六年间祖宗功业之废弛“实由伯颜”，所有引起朝野动荡的诏旨政令“实非朕意”，从而撇清自己的责任；最后，新政权明确了今后的施政方向依然是不违“祖宗旧章”“并依世祖皇帝定制”，从而宣告了伯颜时期极端族群政策的彻底终结。
此外，这封诏书的起草与颁布无疑是当时至关重大的政治事件，因此草诏的过程及参与者同样值得关注。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发动兵变拘禁了伯颜之后，顺帝连夜将杨瑀和范汇召至榻前，口述伯颜罪状，二人据以起草诏书，最后经顺帝亲自修改后发出。 [31] 需要注意的是，两位草诏者皆非本应承担此责的翰林词臣。杨瑀在顺帝即位前便追随左右，因篆刻见赏，并逐渐受到皇帝信任留备宿卫，得以出入宫中，与世杰班、阿鲁、脱脱等同为顺帝心腹，他在当时的官职是奎章阁广成局副使；范汇的身份则要更加低微，此前只是北游京师的南方文士，因文才成为公卿馆客。他们得以参与到这场元代后期最重大的宫廷政变之中，张帆认为是因事涉机密、唯恐翰林词臣走漏风声的缘故。 [32] 由此可见，“黜伯颜诏”作为此次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皇帝本人、从属于不同族群的天子近臣以及当时并无实权的普通儒士共同完成的。而这种人员的整合与互动，又恰好可以作为反对伯颜之力量构成与舆论形成的缩影。另外，尽管范汇的参与有事关机密的特殊历史背景，但这又能在客观上进一步增强核心权力以外的普通士人对于罢黜伯颜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如果从整体背景来看，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正处于伯颜秉政之下对儒学打击最为强烈的时期。但这一极端反儒、反汉政策的推行，本身就与元朝入主中原以来长期形成的族群涵化局面相背驰，并非常态，因而必然会迅速被调适。在这条脉络之中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也就成了此后新的平衡格局出现的契机与先声。其中，非汉族群体的参与尤其值得重视。对于统治阶层内部来讲，“儒”固然仅仅只是作为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方，然而也速答儿这样的非汉族士人而言，“儒”则是他们在族群身份之外形成的文化认同。他在伯颜秉政之际公开为杜甫请谥，接续的是此前由来已久的、多族群士人圈内部的文化潮流。从这条似断实续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儒”这股元代社会由来已久的思想力量作为伯颜反对力量得以聚合的前提，是如何像“潜流”般在试探中持续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此后，伴随着至正“更化”带来的文化风气转向，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终于由黑暗中浮显之一角，真正成了一时热议的话题。这将是下文即将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