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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时代，儒家学说对于蒙古族群的影响极其低微。由于地理与文化的区隔，他们既无须将儒学视作维持统治的手段，也罕有关注研习的兴趣。但随着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正式在中原建国、开始面向汉地的统治，情况随之发生了改变。忽必烈接受汉族儒臣的建议，建立汉文国号、年号及各项礼仪制度。此后，元代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蒙古族群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萧启庆就曾指出，元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蒙古、色目子弟受到汉文化的熏染，与汉族士人共享同样的学养传统和知识背景，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族士人圈”，“儒”的概念业已超过了“汉族”的范围，成为各个族群士人之间的联结。 [1] 美国学者达尔德斯（Dardess）更是用“儒家化”来描述元代后期的政治样貌，认为从文宗天历元年（1328）起，元代政治开始趋向儒家化，到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政治上的儒家化已基本定型。 [2] 陈高华、张帆、刘晓在《元代文化史》中也表达过相似却更为审慎的观点，指出尽管仁宗和以后诸帝对于各种宗教的兴趣仍然远大于儒学，但从仁宗起，元朝在尊尚儒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3]
然而，就在达尔德斯所说“元代政治儒家化”定型之前，众所周知，却有过一段由“崇儒”到“反儒”的倒退，这发生在蒙古蔑儿乞人伯颜秉政的顺帝至元年间（1335—1340）。此一时期元廷的统治政策，在各个方面均实行了比前代更为严格的族群区分，其中又以对儒家的规章制度乃至儒士群体进行普遍的打击最为突出。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元廷接受蒙古大监也速答儿的提请、追谥杜甫的顺帝至元三年（1337），正处于伯颜秉政的这段时期内。谥法作为儒家礼仪制度中十分精致的部分，向来受到汉族政权的推重。因此，该如何理解在蒙元政权强力排儒之际、这一由蒙古士人发起、带有儒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将是本章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具体行文之中，本章拟分为以下四部分展开：
首先，回顾自顺帝至元元年（1335）伯颜“独秉国钧”以来所推行的极端族群政策在元代朝野上下，特别是士人阶层中造成的动荡，指出这一政策实则打破了元世祖忽必烈以来，蒙元政权在族群差别既定的情况之下、精心维系的政治格局的相对平衡。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极端反儒、反汉的统治政策既是“谥杜”前夜的社会氛围，也是酝酿“谥杜”生发的土壤。
其次，指出伴随元代中后期“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蒙古、色目族群中同样也出现了认同儒学、并将之作为入仕途径的士人。他们与汉族士人一道、以“尊儒”为文化共识，与统治阶层内部反对伯颜的力量走向聚合。也速答儿公开为杜甫请谥、元廷旋即赐谥的过程，即体现了这股思潮由潜及显的过程。借由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来自蒙古族群的士人表达了与“蒙古至上主义”相反的声音，蒙元政权遂以此为契机、再次推动政治格局回到平衡状态。而这也预示了此后不久的伯颜被黜与新政权统治策略向“儒”的回归。从中亦可见到与政治争衡的瞬时性相比，思想浸润显现出的更加稳定、持久的力量。
再次，梳理至正“更化”以来，以脱脱为首的新政权对于伯颜极端反儒、反汉政策的彻底清算；同时指出，现存所有关于“谥杜”的记述，大多均涌现于此一时期，其中既有事件本身的文化影响，更离不开请谥人也速答儿的主动扩散；而后进一步强调，对于积极顺应“更化”政策的非汉族士人而言，也速答儿并非个例，在元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秩序和文化背景之下，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发展，更多还是要借助蒙古、色目士人群体的影响力。
最后，将要着眼于杜甫，指出在以“儒”为焦点的争衡中，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话题的场域，是由于长期以来其“诗中之儒”身份的确立。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杜甫在其身后频频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重、成为历代政权习用的话语资源。元廷对于杜甫的追谥虽属首次，但实则是接续这一脉络而下，并最终将其推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