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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的诗跋谓“虞奎章记其事，邀予赋诗如上”。“虞奎章”即元代著名文人虞集，因其曾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故称。因此，核查虞集的记述，便成为厘清事实的重要一环。
虞集（1272—1348），字伯生，祖籍陵州仁寿（今四川仁寿县），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定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家族以地方世家闻名；大德年间起仕宦京城，元统元年（1333）致仕南归，至正八年（1348）病逝。虞集是元代文坛巨擘，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又与黄溍、柳贯、揭傒斯并列“儒林四杰”。在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作品中，与此事相关的记载仅有一首七律，题为《送秘书也速答儿大监载书归成都》：
连舸载书三十万，
雪消春水上成都。
列仙歌舞成烟雾，
世将旌旗属画图。
定有鸿儒堪设醴，
岂无佳客共投壶。
子云白首归无日，
独抱遗编隔五湖。 [7]
从内容来看，虞集的这首诗与张雨《赠纽怜大监》显然指向同一事件，区别是诗题中的“也速答儿”到了张雨笔下却被记为“纽怜”。笔者认为，既然张雨是通过虞集才获知此事，因此似当以虞集的记述为准。而后文所引其他文献中诸如“也速”“边速达”等记述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8]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向我们透露了新的信息：“三十万”交代了所购书籍的数目，成了我们钩沉材料的线索；末两句用扬雄典故，一方面与其所建的墨池书院相呼应；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了大监最终的去向是归隐江湖。此外，诗题中虞集称呼也速答儿为“秘书大监”，这也验证了钱大昕“元有崇文大监，章佩大监，盖监官之长，别于少监而名。或认为宦官，尤误”的判断。然而，成书于顺帝至正中的《秘书监志》中却没有关于也速答儿（或纽怜）的任职记录。因此笔者推测，此时的也速答儿很可能已经致仕。据《元史》卷84、《元典章》卷11中有关致仕的规定可知，元代三品以下的官员请求致仕时，朝廷会将其散官和职事官各加一级，然后以这个官阶的名目批准其致仕，以此显示优宠。 [9] 因此，“秘书大监”可能是也速答儿致仕时，政府升授的官职，他本人并不曾实任。此即为《秘书监志》对也速答儿没有记载而时人却以“秘书大监”呼之的原因。据《元史》卷九十，秘书太（大）监秩从三品，因此在致仕之前，也速答儿应为正四品的文官。
元人李元珪也有《赠也速秘书载书归文翁石室》一诗可与之参照：
一灯梦觉青藜杖，
长揖芸台入四川。
载书深藏石室里，
卜居还近草堂边。
蜀臣汉士明日月，
文翁武侯相后先。
江上载书归万里，
幽花野草春年年。 [10]
李元珪，字廷璧，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人。他终生未仕，晚年无子，留滞吴中，时常往来玉山，与诸君唱和。《元诗选·三集》录其诗二十二首，题《廷璧集》。生平事迹见《草堂雅集》卷7、《西湖竹枝集》以及《元诗选·三集》等。诗题中的“也速”应是李元珪对“也速答儿”的简称，这也更加证明了虞集的记载较张雨更为准确。诗的前两句用典来交代了也速答儿的身份。“一灯梦觉青藜杖”是将也速答儿比作西汉的刘向。根据《三辅黄图》卷六的记载，刘向某天夜里独自在天禄阁校书时，一位手持青藜杖的黄衣老人突然出现，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知识，刘向也因此得以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第二句的“芸台”则是古代藏书台的雅称，结合诗题来看，此处当指元代的秘书监。因此，诗的前两句告诉我们，也速答儿像刘向那样有着渊博的学识，在离开了秘书监之后来到了四川。而这与虞集、张雨的记述完全吻合。接下来则是交代也速答儿将书籍藏于文翁石室，自己则选择居住在杜甫草堂附近，并对他的文化事业大加赞赏。
除了以上三首诗以外，更多的文献为我们勾勒出了也速答儿的其他信息。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大监除了为杜甫请得谥号之外，还在四川建立了石室、墨池、草堂三座书院。元人李祁就为大监建立的草堂书院撰写了一篇《草堂书院藏书铭》。关于李祁其人，前一节中也有所涉及，兹不赘述。就《草堂书院藏书铭》本身而言，唯一与前述记载略有不同的是，李祁在文中称这位大监为“达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铭文：
秘阁崔峣，丽于层霄，群公在天，远不可招。
圣贤之书，有图有籍，如山如渊，浩不可觌。
矧兹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徂。 [11]
文章开篇描述了书籍获取之难。由于战争等因素，原本辉煌的蜀文化在元代迅速走向衰落，四川也成了“阻于一隅”、与元代文化中心相去较远的地区，获得图籍尤其不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监收书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惟兹达可，有恻斯念，稽于版籍，询于文献。
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
仆输肩頳，车递牛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
载之方舟，入于蜀江，江神护呵，翼其帆樯。 [12]
在注意到了四川当地书籍获取的难题之后，这位被称作“达可”的人开始四处奔走，大量购买和抄写所见的刻本书和抄本书，共计二十七万卷，将之用船浩浩荡荡运回蜀地。我们注意到，其中“仆输肩頳，车递牛汗，厥数惟何，廿有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护呵，翼其帆樯”几句，与张雨诗中的“论卷聚书三十万，锦江江上数连艘”、虞集诗中的“连舸载书三十万，雪消春水上成都”的表述如出一辙，其中对书籍书目“廿有七万”的记载与虞集笔下的“三十万”也大体吻合。因此，李祁文中的“达可”就应当是前文所述的也速答儿无疑。
接下来，李祁描述了蜀人对也速答儿（达可）主导的文化事件的回应：
爰至爰止，邦人悦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
昔无者有，昔旧者新，畀此士子，怀君之仁。
朝承于公，夕副于室，家有其传，维君之徳。
在昔文翁，肇兹成功，建学立师，惠于蜀邦。
维兹达可，宜世作配，惠兹蜀邦，罔有内外。 [13]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载书的船队到达四川之后，引起了蜀地士人的热烈反响。在达可的努力之下，当时四川稀缺的图书资源得到了补充与更新。蜀人将这批宝贵的书籍藏于石室之中，使其世代相传。达可大监也因此成了四川当地家喻户晓的贤德之士。在蜀人眼中，汉代的文翁建学立师，开启了蜀地的文脉；自此之后，只有达可能够与之比肩。
最后，李祁表达了自己对蜀地士子的期望：
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负于君，惟千万年。 [14]
和之前所引的两首诗相比，李祁这篇《藏书铭》除了赞美大监其人其事之外，特别之处在于两次提到“士子”：一处是写到大监载书入蜀之后，“畀此士子，怀君之仁”；另一处是文章末尾叮嘱“嗟嗟士子，尚其勉旃”，不要辜负大监的善举。因此，“士子”可以视作这篇铭文“隐含的读者”，联系李祁自身的生平来看，作为当时以“士子”身份入仕的代表性人物，行文中的“士子”视角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无独有偶，元代诗人黄镇成亦有《题达可大监游武夷卷》 [15] 一诗，虽然全诗旨在描摹武夷山的壮美景色，但诗中“秘书示我武夷卷”一句与诗题中的“达可大监”一道，将对象再次指向了这位收书的大监。黄镇成，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人，至顺年间周游南北各地，后归隐故乡城南，卒年七十五。其生平见顾嗣立《元诗选》 [16] 等。邵武元属江浙行省，周边的建阳是元代重要的出版中心，这与大监江南收书的行踪存在吻合的可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中的“达可大监”很有可能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也速答儿。
而元代名儒刘岳申撰写的《西蜀石室书院记》则直接告诉我们，“达可”正是也速答儿的字。
刘岳申，字高仲，号申斋，吉水人，与吴澄、虞集、揭傒斯等人相善。以吴澄荐，召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不就，后授泰和州判致仕。其生平见《元史》卷190、李祁《刘申斋先生文集序》等。刘岳申著有《申斋集》十五卷，由其门人萧洵编，元末付梓，随后散佚，清初仅存抄本。顾嗣立《元诗选》未见收录。今有《四库全书》本及多种清抄本留存，本书见清抄本《申斋集》卷6。
文章开篇即交代了本末：
秘书大监某建石室书院于蜀，祠汉文翁。因江西提学范君汇请记于庐陵，其词曰：“秘书蒙古人，生长蜀中，承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大监。告老还乡，既以私财建书院，又购古今书籍，备礼乐器，载与俱归，托不朽焉。敢助之请。” [17]
这段材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对大监其人最详细的介绍。由此我们知道，大监在蜀地建成书院之后，委托江西提学范汇向刘岳申请记，并附上对自身生平的概述：他是生长在四川的蒙古人，在京为官、历仕三朝，累官至秘书大监，顺帝朝致仕。致仕以后，他回到家乡，用自己的财产建立书院，并购买古今图籍及礼乐器，用船载回蜀地。
这位大监希望刘岳申可以为自己所建的石室书院撰写一篇书院记，达成其对“不朽”的追求。刘岳申对此评价道：
余闻而韪之曰：“贤哉秘书！”古之人不羁縻于君臣之恩，不推挽于妻子之计，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遇子孙，能以赐金日燕饮自虞乐，又罕矣！不私宝剑遗所爱子弟，教以一经遗之长安，佚殆绝未有闻者。贤哉秘书！辞荣蚤退，不田宅于家而书院于其乡，不书籍于家而于书院，盖将以遗乡人子孙孙子于无穷，谓非贤者可乎？谓不贤而能之乎？贤者有不能者矣。故曰“贤哉秘书！” [18]
由此可见，除了汉文字号的采用，也速答儿的生活趣味也体现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我们目前所见关于也速答儿的记载大多围绕其建书院、购图籍、请赐谥等文化活动展开，而这段文字则十分难得地勾勒出了他个人的生活状态。如果说对田宅乃至钱财本身的轻视、终日燕饮自乐的情怀只是给也速答儿增添了“文人气质”，那么对经史、文教的重视则无疑显示他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以宝剑为贵的蒙古人本民族固有的习惯和喜好，而堪与汉族古贤比肩。从具体的生活趣味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为蒙古后裔的也速答儿，其文化身份与族群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离。
在将大监的行为与古之贤人相比肩并连称“贤哉秘书”之后，刘岳申又补充道：
今又闻秘书能为墨池、草堂二书院求赐额，又为之曾益其田庐、书籍，是何恢恢有余裕也！ [19]
这对于大监其人其事来说无疑是新的材料。由此可知，大监除了建立三所书院、广收书籍之外，还为其中的墨池、草堂请到了朝廷的赐额，这便使之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同时，他还为书院增加了学田和房舍，直接保证了书院的经济来源和师生日常的教学生活。至此，该篇《书院记》对大监的叙述暂时告一段落，转而追述蜀文化的历史。文章最后说：
然非范君，余何自知之？范君亦贤矣哉！故乐为之书。大监字达可，君字朝宗。 [20]
尽管通篇书院记未提大监的姓名，但最后指出大监的字是“达可”。在元代，蒙古人既保持蒙古名又采用汉文字号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元代中期以后，汉化较深的蒙古人多有字号，以便同汉族士人交游、酬唱。 [21] 因此，除了兴学崇儒之外，这位蒙古大监以“达可”为字的做法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对汉文化的接纳程度。
从刘岳申这篇《西蜀石室书院记》中，我们知道，也速答儿是蒙古人的后裔，在四川出生长大，并曾在京为官三朝，最后以秘书监致仕。而这又与元代诗人贡师泰的记述相呼应。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号友迂、玩斋等，宁国路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人，出身文学世家，是元末著名的诗文家，年轻时即以“能诗文”而名扬京师。文学之外，他还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朝廷限制南士仕宦的政策使得贡师泰的早期仕途较为坎坷，他本人则通过上书、辞官等举动，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回应。至正年间，元朝廷重新启用南人，贡师泰凭借其卓著的政绩，成为元世祖之后首位出任中书省和御史台的南士。元末战乱，他隐居避祸，虽又再经启用但不久便被迫辞官，其才能始终难以发挥，至正二十一年（1361）因病去世。
据贡师泰《送内官弃职买书归蜀立三贤祠》：
内官买书三十万，
从此声名天下知。
正为身轻归印早，
不妨船重到家迟。
客非杜甫依严日，
人是文翁化蜀时。
愧我无由能载酒，
敲门频问子云奇。 [22]
虽然贡师泰在诗中并没有提到大监的名字和官职，但诗的内容与前文所引的诸篇诗文十分吻合，如“内官”对应“秘书大监”、“承恩入仕”“弃职”对应“告老还乡”，“三贤祠”对应“三书院”，买书归蜀的记载更是与其他记载如出一辙。
两百多年之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十六岁的曹学佺升任四川右参政，为官之余抄阅大量书籍，对四川旧事广泛涉猎。他在《蜀中名胜记》中记载了一块当地留存的石碑：
西北有果山。……《志》云：“果山书院，在城北五里，蜀谯周建。后郡人边速达以秘书监致仕，归隐于此，藏书四千二百七十一册，碑刻为至正八年。” [23]
曹学佺在引文中提到了当时所见的方志。现存的方志记载或可与此互相参照。现存方志中，最早的记载来自景泰七年（1456）五月成书的《寰宇通志》。据是书卷64“顺庆府·书院”：
果山书院。在南充县北五里，魏谯周建。后郡人边速达以秘书太监致仕，归隐于此，藏书万卷。久废。 [24]
此后绝大部分的明代方志皆沿袭了这一记载。这些文献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的记载大体吻合，只是其中藏书数量在方志中被笼统地记为“万卷”，而曹学佺则将之具体到“四千二百七十一册”，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其亲见的“至正八年”碑刻。从“秘书监致仕”“藏书”“归隐”等信息基本可以推断，这些文献中的“边速达”就是本文所论之“也速答儿”。 [25]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在完成了一系列文化活动之后，不迟于至正八年（1348），也速答儿离开成都，带着数量颇丰的书籍回到了位于四川顺庆的果山，从此归隐江湖。此外，方志对他以“郡人”相称，将之与刘岳申《西蜀石室书院记》中“生长蜀中”的记载对读可知，四川顺庆也许正是他出生的地方。而虞集诗中“子云白首归无日，独抱遗编隔五湖”也恰与此相呼应，通过用典来暗示了他最后的归隐。
至此，为杜甫请谥的也速答儿其人其事就基本清楚了。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