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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立足广西、云南、贵州三省（自治区）构成的我国西南多民族地区，对三网融合背景下的该区域广电媒体发展战略进行研究。
首先，本书有明显的文化特点，突出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特征。
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所谓“一体”，是指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生息繁衍，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从民族人口分布上来看，我国各民族的居住形态并不是区划齐整、界限分明的，而是互相交叉、交错杂居的，这是我国各民族间长期流动和相互交往的结果。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与小聚居”。从我国各民族居住地看，各民族分散在各地，混合居住，因此叫“大杂居”，但从具体情况看，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县、一乡，又是“小聚居”的形式。同一民族的聚居区有大有小，并分散在各处，这些民族聚居区也具有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广西、云南和贵州不仅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超过千万的省（自治区），而且是民族种类最多的省（自治区）。
广西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18%，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全国居第一位。世居少数民族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12个，此外，还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黎族等其他民族。
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4%。云南是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在6000人及以上的有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25个，其中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15个为独有民族。少数民族交错分布，全省没有一个单一的民族县（市），也没有哪个民族只住在一个县（市）。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共分布有52个民族，世居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全省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还有253个民族乡。
可见，该区域的“大杂居与小聚居”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些民族又有多个分支，同时具有多种语言成分，如壮语方言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苗语方言有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彝族方言有东部方言、北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六大方言。景颇族有“景颇”和“载瓦”两种语言。瑶族有“勉语”和“布努语”两种语言。怒族有“怒苏”“柔若”和“阿侬”三种语言。
此外，由于广西和云南都与东南亚国家相邻，很多民族跨境而居，成为跨境民族。
其次，本书有明显的区域特点，突出的表现是该区域为老少边穷地区。
区域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以资源开发、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活动。1986年，我国在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把全国经济带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这是兼顾了地理位置（地形和风俗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考虑。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三大板块、八大经济区”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域中的西南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是革命老区、边境地区、民族地区，也是贫困地区。
该区域在我国革命史和红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自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到达陕北。湘江战役、遵义会议、扎西系列会议、巧渡金沙江等都发生在这个区域。
除贵州外，广西和云南位于西南边陲，毗邻东南亚国家，都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中国广西与越南海陆毗邻，除北部湾海域相连之外，还拥有1020千米陆地边界线，与越南的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和河江省4个边境省接壤。中国云南毗邻越南、老挝、缅甸3国，拥有4060千米漫长的边界线，在广袤的边疆域土上，有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8个边境州（市），25个边境县（市）。多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邻国语言相通，往来方便，与边境邻国交往历史悠久。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该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与其他西部地区一样，经济发展还是相对滞后，至今仍有数百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截至2018年2月，我国共有贫困县585个，其中主要分布在云南、西藏、贵州、四川、新疆等中西部地区，且大多集中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疆地区。
可见，该区域共同的特点是民族众多、毗邻边境、经济落后。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无论是地区经济，还是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均有很大差距，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普及率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水平低，中心城市与落后的农村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显著。
以上特点都对该区域的广电媒体的发展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是其面临的传播生态，也是其传播的重要任务，更是其发展战略定位的前提条件。面对三网融合带给广播电视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新的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是该区域广电媒体的重要任务。本书立足广西、云南和贵州组成的西南多民族地区，以第二批三网融合的试点城市南宁、昆明、贵阳三个省会（首府）城市及左右江革命老区所包含的广西百色市、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文山州）和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西南州）三个民族州（市）为重点考察对象，配合对该区域内其他县（市）的调研，全面研究三网融合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传媒生态的变化以及广电部门在三网融合中的实践，以制定出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的发展战略。
在三网融合第二批试点城市中，南宁、昆明和贵阳名列其中。这三个城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和金融中心；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城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城市；2004年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永久举办地。昆明是云南省省会，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及政治联系的陆路枢纽；中国—南亚博览会举办地。贵阳是贵州省省会，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创新型中心城市；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区；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的关键通道。这三个城市成为试点之后，带动了三个省（自治区）的三网融合的进程，三个试点城市折射出三个省（自治区）的三网融合的探索和实践。本书同时选取广西百色市、云南文山州和贵州黔西南州，作为省级以下民族地区广电媒体的考察对象。
本书立足三省（自治区）的区域特征，关注三网融合的推进和探索过程。调研本区域省级、州（市）级及县（市）级等广电媒体在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了解其在三网融合背景下新媒体的发展情况；并通过与东中部地区广电媒体的比较和借鉴，研究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发展的共性和个性，从而提出三网融合背景下该区域广电媒体的发展战略。具体来说，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西南多民族地区有线网络和三网融合的探索和实践。对有线电视整合和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广西模式”、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建设的“云南模式”及贵州的“集团化模式”等相关实践进行考察和研究。
第二，西南多民族地区受众媒介使用情况调查。对西南多民族地区受众媒介认知进行调查，了解当地各民族群众的信息需求和媒介使用情况，广电媒体的覆盖和传播现状，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使用情况。
第三，西南多民族地区创新广电媒体机制的研究。对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西广电网络公司）、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州广电网络公司）等上市公司，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广电网络公司）及云南爱上网络有限责任公司等不同媒体进行运营、效益和创新考察。
第四，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发展情况的研究。对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17] 、云南广播电视台、贵州广播电视台等省级广电媒体及州（市）级和县（市）级广电媒体进行考察，了解其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对新媒体的探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其发展目标。
第五，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战略的建构。对上述材料进行受众、内容、运营、效益等范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与国外三网融合的实践及东中部地区的探索进行比较，总结出西南多民族地区三网融合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构建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战略。
以上研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递进的，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在三网融合背景下，通过广电有线网络整合及数字化双向改造，形成以数字电视（DTV）、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和互联网电视（OTT TV）等新电视媒体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广电媒介形式。实施并推进以广电和电信双向进入为前提的增值业务开发、与三网融合相适应的新媒体内容平台和终端以及新型媒体组织架构，从而在资源整合、价值链条和组织机制上形成该区域广电媒体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是未来广电发展战略的核心。研究核心框架见图1—1。
图1—1 研究核心框架
在相关考察、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重在解析以下内容：
一是三网融合的本质与内涵。从根本上应该怎么认识三网融合，它所揭示的受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传媒业态的变化、媒体地位的调整，由此给广电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二是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广电媒体发展新生态。广电行业和电信行业业务相互进入之后，广电媒体面临的竞争、挑战与机遇，以及从业务到内容再到渠道的变化要求。
三是三网融合的区域特点及推进模式。三网融合的推进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有什么特点，该区域如何结合自身的区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发展三网融合，探索自身的融合模式。
四是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广电媒体发展战略。广电媒体如何针对新的生态实施供给侧改革，在业务、运营、目标上，在内容、渠道和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发展战略，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研究的实施框架见图1—2。
图1—2 研究实施框架
本书主要使用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对三网融合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三网融合的实践；广泛收集、整理个案单位的技术方案、经营措施、管理文件、会议记录和其他相关材料；广泛收集、整理各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社会文化政策、经济产业政策，有关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等。
二是个案分析法。对广西、云南和贵州的三网融合进程进行重点考察。主要包含：（1）对广西、云南、贵州的广播电视台进行考察，重点对三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国际传播和民族文化传播进行考察。（2）对广西、云南、贵州的广电网络公司进行考察，重点对三省（自治区）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及数字化整体转换、云南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建设、贵州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以及广西、贵州的广电网络公司上市情况等进行有关技术标准、软件开发、平台建设、组织机制、资本运营方面的考察。（3）对左右江区域的广西百色市、云南文山州和贵州黔西南州等州（市）级广播电视台及靖西市、文山市和兴义市等县（市）级广播电视台进行考察，考察其发展现状、问题和困难以及思考和目标。（4）对广西防城港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广播电视台及广西平果市、德保县的广播电视台进行考察，考察其在广播电视组织机制的创新以及政府对广电媒体的激励规制措施。（5）对国内东中部地区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及广电媒体进行考察。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考察，重点考察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歌华有线）、上海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视通）、杭州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数）融合模式。
三是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法。对选点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田野观察。重点考察该区域及所辖南宁市、昆明市、贵阳市的受众媒介对三网融合的认知情况，对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媒介形式的接触和使用情况；并重点对百色市、文山州和黔西南州的少数民族乡镇的媒体使用情况进行田野考察和访谈。
四是比较分析法。对国外尤其是对美国的三网融合情况进行分析，拓展研究视野，并与我国东中部地区国家试点城市进行比较。
五是系统分析法。对问卷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和交叉分析等系统研究，验证或修正研究假设，解析三网融合和文化、经济、民族以及区域之间的关系。
在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下，本书以战略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基点，研究产业分工、竞争优势、价值链、组织机制等广电媒体战略各环节的互动制约关系，明晰广电媒体的改革、转型和发展战略。
本书以西南多民族地区广电媒体为研究对象，该地区有着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区域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通过研究，可以从理论的高度阐释三网融合的实质，明晰广电媒体的转型和战略管理的目标。第一，揭示三网融合的本质和特征，这是三网融合的共性，不因区域不同而不同。只有充分把握三网融合的本质，准确地了解其内涵，才能在受众生活方式、业态变化、产业融合等方面对其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对加深对三网融合的认识，推进三网融合的进程有重要的作用。第二，把握广电媒体发展的新生态和新路径，明晰其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
其次，通过研究，可以揭示三网融合的模式和要求。这是三网融合的个性，和区域紧密相关。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南多民族地区有自己的区域特征。第一，此区域以山区为主，导致网络边际成本不降反升，推进网络建设所需成本较大。第二，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导致受众的碎片化，加之区域经济的滞后性，其产业化特征不明显，而公共文化的需求却很强烈。这就需要研究适应该区域特点的三网融合模式和信息传播体系。
第一，以西南多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立足该区域经济的滞后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受众的碎片化，探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如何建设以产业开发和公共文化相融合的三网融合模式，从而发挥政府和市场在推进三网融合方面的作用。
第二，在共性的基础上，立足该区域的自身特点，找到广电媒体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也可以对西部地区，尤其是其他民族地区三网融合的推进和落实进行示范，对其广电媒体战略规划提供借鉴。
本书的创新之处表现在：
第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的三网融合进行系统的研究。针对该区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跨境性，研究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承、国际传播和网络安全的一体化要求，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填补数字鸿沟，保障网络安全，建构在西南多民族地区建设可管可控的三网融合平台的模式和路径。
第二，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的三网融合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西南多民族地区受众使用多种媒介形式的调查，探寻三网融合背景下多种新型媒介形式与“碎片化”受众和利基市场的适应性、一致性，从而找到广电行业与电信行业分工合作的融合点和广电媒体发展战略的立足点，并以此优化广电行业价值环节，推动广电媒体发展战略从边缘向核心突破。
[1] 陈力丹、董晨宇：《2010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2] 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传媒业：发展状况、热点聚焦与未来走势——基于2010年关涉传媒业文本的高频词分析》，《编辑之友》2011年第2期。
[3] 黄升民：《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产业”新业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 谷虹、黄升民：《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全战略”反思与平台化趋势》，《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5] 李良荣、傅盛裕：《三网融合：打造全新产值链》，《新闻记者》2011年第1期。
[6] 石长顺、石婧：《“三网融合”下的传媒新业态与监管》，《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8期。
[7] 邬贺铨：《关于三网融合技术与体制的几点思考》，《中国数字电视》2011年第Z1期。
[8] 彭兰：《从老三网融合到新三网融合：新技术推动下三网融合的重定向》，《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9] 彭兰：《从老三网融合到新三网融合：新技术推动下三网融合的重定向》，《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10] 林晖、李良荣：《关于中国新闻媒介总体格局的探讨——关于二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的构想》，《新闻大学》2000年第1期。
[11] 胡正荣、张锐：《论电视产业结构调整——盘活中国电视产业论系列之一》，《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12] 段鹏：《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探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4期。
[13] 喻国明、姚飞：《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一场革命》，《青年记者》2014年第24期。
[14] 陆地、靳戈：《2015，中国电视产业的“四则运算”》，《新闻战线》2016年第3期。
[15] 胡正荣：《体制创新是媒介融合的关键》，《中国广播》2015年第2期。
[16] 黄勇：《论中国广电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7] 注：本书写作期间，广西电视台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各自独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