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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力图突破既定的教学哲学框架和教育学史的研究范式，倡导以“继先人之志、述先人之事”的文化承担意识为前提，贯通“通人精神”和“博通之学”之真谛的传统学术理念和治学方式，构建体现中国传统治学方式的古代教学哲学体系。通过对中国古代教学哲学的综合研究，试图回答应否及如何将传统教学哲学纳入研究视野的教育史学问题，试图解决教育史研究者提升研究水平和理论层次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属于中国教学哲学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
本书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之处为：
第一，思维方式的限制。研究者本人的思维方式受现代教育学科知识生成方式的熏陶而成，如何更加“客观地”去认识和理解古代教学哲学文本，就成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难题。
第二，学科体系的限制。现代教学哲学体系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也是得到教育学界共识的学科体系。如何在研究中国古代教学哲学的同时，梳理出中国古代教学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且从教学哲学思想本身探寻古代教学活动的思想脉络，是一个很难突破的思想历程。
第三，文本解读能力的限制。如何恰当地解读古代学者的话语体系和言语表达方式，进而深入地体悟古代学者诠释教学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成为本研究如何取得具有说服力结论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中国教学哲学的历史考察，就是要力图突破思维方式、学科体系及文本解读能力的限制，并在中国古代教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2] 汉语“哲学”一词是日本哲学家西周的发明。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中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虽然其时的哲学被看作为区别于东方儒学的词语，但是标志着“哲学”一词的产生。此后，直到1902年前后，“哲学”才被用于中国传统思想。
[3] 何光荣：《中国古代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4页。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5] 张立昌、郝文武：《教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