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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实证性阐释，也由此揭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学科之争”的帷幕。相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末，刘丹岩、高清海和邹化政等一些国内学者曾试图推进这一问题研究，但受制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在当时未能深入下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在积极推进哲学改革的过程中，自觉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大元理论问题的原创性思考。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范式转换” [1] ，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专门化哲学”的兴起以及对现代哲学方法论的重视，同时也表现为立足MEGA 2 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元理论问题所开展的原创性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定位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纵观各种研究结论，分歧大于共识，讨论仍在继续。
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它既是由“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为“东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 [2] 列宁曾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机会主义的破产 [3] ，考茨基（Karl Kautsky）和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Georgii Valentlnovich）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 [4] 就是在为机会主义提供理论辩护。尽管列宁的批判十分尖锐，但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贡献，特别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的《论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等，这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19世纪的世界历史，更准确地说是欧洲历史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转型。 [5] 他认为，“帝国的时代”体现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代。生产力的极速飞跃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引发了资本主义自身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一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从未出现过的和平景象在此时呈现出来，这一时期也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骄傲地冠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的新的社会状况与经典作家在文本中对社会发展趋势所作预测的矛盾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诟病和攻击的主要依据。在经典作家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相伴而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并没有试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争相找寻在现有制度下能够保障自身各方面权益的和平方法。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呈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相处模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景象与经典作家的设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无法解释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落后于现实？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这些疑问无论是对资产阶级理论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难题。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正如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所指出：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于精细的细节和轮廓的期待”，甚至可以说是“早熟的希望”，正在遭遇来自错综复杂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双重压力。 [6] 这种现实状况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饱受资产阶级学者诟病和攻击的主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歪曲诋毁。
一种错误认识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Paul Barth）在著作《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道德等人的观念因素的作用，把人类历史机械地归结为纯粹经济运动过程，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成为经济的奴隶。巴尔特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画等号，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人以及“气候、种族、地理环境等等许多物质的因素”为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有缺陷，只是“一种半截真理” [7] 。另一种错误认识主张通过“回到康德”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家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德国哲学家柯亨（Gerald Allan Jerry Cohen）、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等。新康德主义者从否定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哲学立场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柯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在于只注重经济的基础作用而忽略道德等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文德尔班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其中并没有哪个因素起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仅仅当作经济史”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 [8] 。
“经济决定论”和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从一定侧面反映出19世纪中后期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境遇。当时的理论家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变得十分混乱，有的主张抛弃它；有的虽然在理论上承认，但在实践上不加运用；有的注重实践应用，但却在理论上疏于系统论证；有的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唯心主义哲学调和起来等。面对这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质尤为重要，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自觉承担起了阐释、建构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使命。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亲手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应该说，第二国际的多数理论家特别是一些主流理论家“都具有忠实于马克思学说的良好愿望” [9] ，但囿于各自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其中，左派理论家（如梅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中间派理论家（如考茨基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的科学”；右派理论家（如伯恩斯坦等）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史观”。当然，在这些观点分歧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某种程度的共识，即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普遍坚持了实证化的解释方向。在这方面，梅林和考茨基的观点最为系统，也最具代表性。
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较早的时代，它（作者注：历史唯物主义）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 [10]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发展之前，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还没有完全展现在人类面前，人类社会历史中所蕴含的规律被掩藏在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中，这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为人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造成了阻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发展使社会历史中蕴含的稳定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得到全面展现，这为人类正确揭示社会历史规律提供了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人类历史之谜” [11]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客观物质条件，那么经典作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参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产生的主观条件。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论终于产生了。梅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特点在于“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 [12]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空洞的永恒真理，它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考茨基则在1908年《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 [13] 仅作为历史观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 [14] 联系在一起而不至于产生矛盾。在考茨基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经验为根据、以研究我们的经验中的各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 [15] ，它表现为一种通过对复杂的表面事实进行“经验研究”从中揭示出深层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 [16] 二是通过分析研究外界事物运动、变化和生成、消灭的过程，从中揭示世界的总联系并在这一联系中研究个别事物。考茨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一方面强调立足于客观事实研究历史，因为“不是事实遵从原理，而是原理必须遵从事实” [17] ；另一方面立足于总体性，将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是“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 [18] ，亦即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辩证法”。这里，考茨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 [19] ，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含义和功用。
如何评价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他们（作者注：指第二国际学者）造成的效果史与这种愿望的不一致甚至是对立，恰恰是这一发展阶段理论家群体评价的复杂之处和悲剧性所在。” [20]
一方面，以考茨基、梅林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秉持着客观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良好初衷，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传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唯物史观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即便其后的研究者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上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褒贬不一，但有一个事实无法改变，即由第二国际思想家所构建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解读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 [21]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究其原因，从客观条件来看，第二国际时期，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价值的主要文献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尚未出版，这显然会对正确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造成影响。从主观愿望来看，第二国际理论家出于强调代表新哲学的马克思思想与传统旧哲学即思辨哲学具有本质区别的目的，着重强调应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传统哲学之间彻底划界，对哲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导致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和辩证法视而不见。考茨基就曾承认：“在哲学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我认为最好是不论及哲学问题。” [22] 由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批判现实的特点，第二国际理论家只局限于从文字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由于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愿望而变成为教条主义者” [23] 。另一方面，为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特点，将其降低为一种实证科学或科学研究方法，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科学发展过程看作“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 [24] 。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显然并不科学，因为实证性和价值中立并不能够成为衡量一切科学的标准。历史唯物主义确实具有科学性特征，但这种科学性并不等同于“实证科学”，这种科学性恰恰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审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离开了对现实的辩证的、批判的前提审视，单纯依靠实证科学的方法，根本无法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否认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中所包含的哲学式前提批判及其价值追问，也就消除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革命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理论观照现实和改变世界最重要的特性就此被阉割殆尽。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是由苏联哲学家共同建构，由斯大林（Иóсиф Виссариóнович Стáлин）最终确定，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研究中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重要历史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这一体系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块整钢”。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状况比较复杂，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到来自封建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阶级矛盾日益深重。1914年一战的爆发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1917年底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次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政权初建之时，不仅遭受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仇视和挑衅，也遭受着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质疑。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社会主义将在多个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而苏维埃俄国却是在国家经济文化落后、革命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建立的。围绕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争议不绝于耳，这就要求当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权的领袖和思想家们为政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体系，成为当时俄国理论者急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从国内情况来看，俄国作为一个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社会主义意识缺乏、人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的国家，必须借用国家手段以通俗化的方式通过主动宣传甚至是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来培养和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意识。
以通俗化、普及化为基本特征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十月革命后“随着向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而逐步分化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的 [25] 。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构，普列汉诺夫、列宁等思想家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唯一能够正确地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 [26] ，而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现象就产生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一文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他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一做法使唯物主义变得完备。 [27] 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与后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一脉相承。此外，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1908），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1919）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1921），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大纲》（1922），沃尔夫松的《辩证唯物主义》（1922），萨拉比扬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1922），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稿》（1922），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特拉赫登贝尔格的《与教师谈历史唯物主义》（1924），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9），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1931），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932、1934）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苏联相继出版。 [28]
1938年，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并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课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式出版。这部党史课本被视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性文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权威形式确定为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两板块结构。斯大林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9] ，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定位。斯大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在于它用“辩证的”方法认识自然现象，用“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自然现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的结果，如果能够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和应用到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将会产生巨大意义。 [30]
斯大林这种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个人化理解，凭借其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极度个人崇拜，迅速得到当时苏联绝大多数思想家的认同和追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导人物米丁（Μарκ Вoрисoвич Μитин）将斯大林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总结评价为“马列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峰” [31] ，并且认为这本书“代表着一种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发现，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之哲学的综合” [32] 。当时代被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统治时，衡量真理的标准不再是是否“符合实际”、能否经受检验，而是是否“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 [33]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针对斯大林“钦定”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在苏联哲学界也曾出现过一些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史学家鲍尼法季·米哈伊洛维奇·凯德洛夫（Бониф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едρов）认为，“原理加实例”的论述方式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板块式”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化、简单化处理。以科普宁（P.V.Kopnin）为代表的苏联“认识论派”和康斯坦丁诺夫（Федo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стантинoв）、鲁特凯维奇（M.N.Rutkevich）、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 Mihaylovich Aleksyev）等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教科书”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34] 但由于诸如此类的观点与官方正统的斯大林解释相悖遭受压制，思想家本人也难逃厄运。尽管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历经几次修订，但固有的解读框架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板块结构一直延续，斯大林模式成为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解读的唯一合理和正确模式，并逐渐成为建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基本范式。囿于苏联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教科书模式在东欧各国和中国等获得普遍认可。
不得不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确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俄国人从其民族传统、思想积淀、现实需求出发，构建了第一个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借助政治的力量得到最大范围的普及和发展。“如果说俄国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了苏联教科书哲学的理论样式和理论定位的话，那么苏联的革命和实践需要则决定了教科书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功能。” [35] 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推广论”样貌呈现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是“目前惟一的一个相对科学的、相对成熟的体系，至今还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它的更加科学、更加成熟的体系” [36] 。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将马克思理论变身为“大众哲学”，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广泛传播。虽然“体系化不等于教科书化，但教科书化却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 [37] 。教科书体系的确立，既扩大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影响力，又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从这方面看苏联教科书体系功不可没。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教科书体系的确立源于政治目标而非学术目标，所以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远远大于客观反映思想家思想的学术需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按需”取舍，这种违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服从于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需要的教科书体系必然存在一定缺陷。如佩鲁（Francois Perrous）指出：伟大的思想总是容易沦为“简化主义的牺牲品”，为了易于被“懒惰的读者和职业鼓动家”接受，简化主义不惜背叛思想。 [38] 教科书体系的主要观点虽然大多可以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但材料的取舍和阐释服务于鲜明的政治目的。苏联的实际革命和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哲学的基本特征，随着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确立，党对哲学的控制也接近完成 [39] 。“哲学和政治一体化，使真理和权力相结合”，哲学之为哲学的批判、革命功能消失殆尽，哲学变成为政治辩护的工具。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就会表现为“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真理；权力愈大，真理也愈多” [40] 。鉴于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苏联垄断了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权 [41] ，产生了斯大林的思想集权。最终，哲学变成信仰的对象，教科书体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固若金汤、无法撼动，更没有被认真地“从学术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反思” [42] ，它终被教条化、神秘化并最终走向僵化。
随着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全面植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深深打上了“以苏为师”的烙印。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始终以教科书体系为对象或反思或批判，另一方面始终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中国学术界占据着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在理论界有所呈现。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条方针提出并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 [43] 中将其确认为促进艺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促进文化繁荣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肯定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学术形态的自由发展，同时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空间。自从苏联教科书体系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和传播以来，第一次围绕其对马克思理论解读的合法性、合理性，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的界定是否合理有效，国内学界进行了小范围讨论。
1957年3月，高清海和邹化政、刘丹岩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更名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分别撰文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发表了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看法。高清海和邹化政在对哲学和科学的历史关系进行分析以后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当包括在哲学之中……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社会学” [44] 。刘丹岩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一文中也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对应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理论，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历史观” [45] 。同年，江西师范学院胡正谒教授在《科学与教学》（后来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月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从世界的统一性认识世界，因此试图仅通过研究社会的历史进程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46] 。
以上几位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揭开了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第一轮讨论。针对胡正谒的文章，郭宣霖发表论战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吗？》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的现实过程中抽象出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将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出哲学的做法，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性与革命性” [47] 。1958年7月，高洪发文批判刘丹岩和高清海的成果是“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果把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社会科学，就会掩埋其世界观和哲学的高度，结果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的大厦就剩下半截了” [48] 。1960年3月李林昆在《人文杂志》上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一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领域中最具概括性和指导性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属于哲学，刘丹岩等人的“分化论”是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修正主义理论。此外，针对“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这一观点，綦骥、郑风、沧南、李成蹊等学者也展开了批判。 [49]
可以说，高清海、刘丹岩包括胡正谒、郭宣霖的学术观点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第一次小规模论战，这次论战的特点在于：首先，双方讨论的焦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哲学？”；其次，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各执一端，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不是哲学；最后，学术讨论始终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观点的大部分学者最后将学术论证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50年代末开始的“反右运动”更是将这一特点推向极致。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高清海、刘丹岩在当时被指责为“分家论”和修正主义，受到学术界很多学者的批判。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自主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另一种形式再一次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终结了观点论争。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框架，教科书体系不仅成为了人们“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摹本，也成为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依据 [50] 。
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第二轮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此时“文革”已被否定，全国各领域百废待兴。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特约评论家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也为思想的生发和碰撞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环境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学界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模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展开了又一轮广泛的讨论。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逻辑进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等基础问题学者们进行回应，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相关。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和逻辑起点问题，当时的学者大多认为国内通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结构和逻辑起点的认知存在问题，但对其具体表现和引发原因分析各有侧重。1981年，王锐生在《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上发表《关于改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些意见》，在文中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哲学，认为“哲学既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又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恰恰在于以往的研究者只强调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之服务，而忽略它作为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结果是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为现行政策或政治需要作解释或论证的工具”。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大多学者对传统教科书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一结论有不同意见。李敏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一文中指出，“推广论”会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抽象化和简单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并非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再有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同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才得以实现。何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马克思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1983年第6期） [51] 一文，通过对马哲创立的历史过程、内在结构、理论地位、实践作用、科学含义以及体系构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得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亦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周熙明在《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发表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一文中，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充分体现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形成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陈烽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再认识》（1985年第5期）一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是科学的社会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开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不是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学理论”。袁阳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上发表《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一文，他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位成哲学、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的做法是不完善的，其实质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一系列具体经验研究抽出去”，结果是抹掉了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此外，晏凤畅、艾福成、周宝余等学者都持相同观点。 [52] 第二类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1981年潘允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发表《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通过从学术源流角度梳理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范畴”，为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指导，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综合形态”。此外，彭立荣、谢平仄、厉复魁、徐凛然等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53] 第三类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又是社会学。1986年刘林平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也谈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文中，针对陈烽的观点指出，“既是哲学又是社会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所在，唯物史观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又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刘李伟在《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具有“鲜明的哲学性质”，又“具有一般社会学科学的功能和意义”。
总体上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第二轮讨论同样是应时代要求发起的理论论争，焦点直指教科书体系，是在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基础上进行的。
1991年苏联解体对于一直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马克思理论“原生态”的中国思想界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震动。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强调，“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实际上通过从曲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恰好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健康发展。1992年10月中旬，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冲破了计划经济的羁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上来自国内外的因素都指向了又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也带来了由对苏联解体的讨论所引发的关于教科书体系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第三轮讨论。
这一阶段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学术界出现过几次有代表性的论战。
首先，是徐长福和邓晓芒的论战。徐长福在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2004年第6期）一文中，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命名为“柯尔施问题”。作者从马克思本人对哲学和科学的使用情况入手分析马克思理论，认为马克思理论中既有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哲学思辨内容，又有如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内容，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学问”。针对徐长福的这一观点，2005年邓晓芒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论战文章《“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兼与徐长福先生商讨》中提出质疑。邓文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存在离开哲学转向科学的阶段，马克思从没有离开过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和革命性”。
徐邓的论战拉开了围绕柯尔施问题的研究，此后，仰海峰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哲学：客观描述与哲学批判的内在统一——重读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阐释了与邓文同样的观点。通过立足于柯尔施的文本重新解读马克思，仰海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不是“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质是“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王金福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之再思考——兼评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2期）一文中，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指出，马克思创立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是抛弃了传统的思辨哲学、“转向实证科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创立，都得益于马克思对旧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其世界观、经济学思想、社会主义学说等，“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相关研究还有很多。 [54]
另一论战发生在段忠桥、俞吾金之间。在前文曾提到的段忠桥《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一文中，针对俞吾金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的观点，段忠桥指出，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相悖的。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段忠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作者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紧随其后，2009年俞吾金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一文，批判段忠桥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于实证科学，会抹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此后段忠桥又发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一文并指出，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哲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如果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围绕段俞争论，还有一些学者展开讨论。 [55]
此外，还有学者就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哲学属性也有社会学属性。王复三、陈锡林在《文史哲》1994年第2期发表题为《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的文章，指出“推广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实际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基本问题在历史领域中的贯彻，“体现了一般哲学的属性”，又“为研究社会结构和人的社会化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因此具有社会学属性。针对这一观点，涂可国在《理论学刊》1995年第3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社会哲学理论——兼与王复三、陈锡林先生商榷》一文予以反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哲学，更确切点说，是一种社会哲学”。胡寿鹤也在《人文杂志》1996年第6期发表《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指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对象、学科层次、研究方法、功能上各不相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学是“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指导和基础的关系，即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和“双百”方针的提出所带来的第一轮小范围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轮讨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第三轮讨论，从对教科书体系的谨慎质疑到在教科书“体系意识”的既定模式下的尝试重构体系再到“后教科书哲学” [56] 阶段打破既定模式的探索和论争，随着讨论逐渐推进，现阶段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问题的争论开始脱离传统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设置，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这种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无疑反映着讨论的深入。 [57] 正如高清海先生所总结，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飞跃呈现出一个规律，即哲学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对固有“正统”观念的反思，这一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 [58] 苏联教科书体系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正被批判地克服。在批判和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是国内学界面临的主要任务。
柯尔施（Karl Korsch）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理论背景做了总结。他将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双方总结为，“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 [59] 。在这里，柯尔施事实上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发展总结为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其一是以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盟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以他和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划分从侧面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境遇。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并不认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作出的实证化阐释，对后来出现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也提出了质疑。按照他们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并不局限于理论上的实证性，而在于它实现了哲学的实践性。他们试图通过挖掘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渊源关系来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特征。这一研究传统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
首先，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都曾深受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但是当他们看到由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工人运动的失败并且试图将这种理论运用到各自国家的革命实践时，却又感到理论的式微。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指出对经济至上的强调只能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原则而并非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特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建立的前提是把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历史性特征的范畴当作“永恒的范畴” [60] ，也就是说，这种解读方式犯了用个别取代一般的错误。其次，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的解读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在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将总体革命作为基本策略，他们一方面依靠手中的国家机器实行暴力统治，另一方面通过物化、以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和决心。相反，作为斗争另一方的无产阶级虽然表面看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第二国际学者建构的、未被正确领悟的、发生严重偏离的思想。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理解为脱离任何主观因素的自然过程，进而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同样看作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理解导致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过多关注经济因素而忽略上层建筑，过多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觉醒完全漠视，缺乏“总体性”的革命策略。再次，他们指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源自遗弃了马克思理论的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于卢卡奇等思想家来说，正是由于遗忘了“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 [61] ，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将唯物史观看作建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前提之上并对其进行解释的“科学理论”，屏蔽了唯物史观所具有的前提批判和价值取向，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实证科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蜕变成了“意识形态”，蜕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永恒真理。 [62]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推翻当时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公有制，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卢卡奇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人类社会历史时不仅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社会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释历史的总体性原则出发，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要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改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应囊括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握了社会现实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所有这些形式（作者注：经济、政治、法律等）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 [63]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既需要在经济上有所行动，也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配合。同样，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上两方面工作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上贯彻到底” [64] 。
在批判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主张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恢复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传统，重新焕发马克思理论的学术魅力和实践意义。柯尔施在出版于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首次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最核心的本质特征就是它不仅具有理论的而且也有实践和革命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内在哲学性的恢复，要通过对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原则的重塑和理论变革现实的实际力量得以彰显。柯尔施反对形而上学地割裂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实现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分离，建立了新的世界观，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实践哲学的道路。所以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彻头彻尾的哲学”，其任务是借由哲学领域的革命来完成“在社会一切领域”中的革命，以最终达到推翻现存社会的目标。 [65]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发扬革命性是其总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根本功用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特征的革命哲学。它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整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识和参与社会革命。 [66] 在此意义上的哲学，不再仅仅展开为一种理性活动，更构成了与无产阶级现实革命运动并驾齐驱的另一战场。哲学的批判和无产阶级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正如柯尔施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思想等实质上都是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都是“实在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同时也是“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 [67]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是柯尔施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不断发生变化。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方面，导致大量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客观上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却屡遭打击。斯大林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将人们长期以来在理论和政策上对苏联的迷信打破，“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存在的缺陷”渐次显露出来。 [68] 各国共产党的政策陷入混乱，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因为长期奉若正统的斯大林模式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而陷入迷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西方政界和思想界利用这一事端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浪潮。改革势在必行，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包括中国的改革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但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下，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最终走向分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惨遭失败，资本主义“不战而胜”。伴随世界格局呈现出的多极化发展趋向，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禁锢和“辩护论的立场”，站在“政治体制外” [69] ，从多元化视角出发试图对经典作家的理论作出符合时代特点的新的解读。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遍布欧美国家，相继形成了批判的、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生态学的、解构主义的、解释学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沃勒斯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爆炸’的时代” [70] 。在这个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中，没有正统和非正统、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发展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完整公开“亮相”，在西方思想界举世瞩目并引起了一系列针对马克思思想的争论，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讲意义非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阐释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的唯物史观可以代表马克思思想的总体。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惊人相似性坚定了后来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继承早期思想家思想的信心。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Horkheimer）认为，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的副标题都以“批判”命名，是因为这一理论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性的、自由的劳动”，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 [71]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释类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似乎既不应该对古典自然法的本体论要求进行变革，也不应该保证有规律的科学的描述性的要求，而似乎应该是‘批判的’社会理论” [72] 。除此之外，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萨特（Jean-Paul Sartre）等思想家也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总体上，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哲学批判而非实证主义性质的理论，他们排斥用客观的经济因素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将“人”这个主体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强调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取得最终的胜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股反对和批判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人本主义阐释的思潮出现，即科学主义 [73] 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人本主义阐释的思潮，它主张深度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提出运用“症候阅读法” [74]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关文本，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前后，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集中表现。“认识的断裂”发生之后，马克思将之前的思想基础诸如人的本质、主体等因素剥离，“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 [75] 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彻底划界，马克思的思想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彻底转换。阿尔都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性质截然不同，前者“确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后者“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被他理解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科学。 [76] 此外，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和科莱蒂（Lucio Colletti）也坚持对马克思理论做科学主义的解读。与人本主义相反，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强调马克思理论的主要特征不是“批判”而是“科学”，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不够科学，所以应该对其进行修正。
除了以上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还包括以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英国哲学家科亨（Gerald Allan Jerry Cohen）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加拿大哲学家本·阿格尔（Agger Ben）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文艺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科（Paul Ricoeur）等为代表的“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些思潮虽然观点各不相同，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诞生那日起，矢志不渝地从事的一件事就是把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哲学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拯救自身” [77] 。
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初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时代的产物。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和以列宁为指导的第三国际的斗争策略过程中产生的，而这种批判根源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思考。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认为，工人运动的失败源于作为指导思想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缺失，追根溯源是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实证化倾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试图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来“重建”经典理论，其途径是通过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传统来彰显马克思理论的哲学性和批判精神。他们同时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不能光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还需具有总体性思维方式，在革命策略上坚持总体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和积极探索开创了一种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致思路经，并影响了其后几十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们对于蕴含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辩证法传统的恢复，目的在于重塑本就内含于马克思理论中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特征，这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实践特性的自觉意识和强烈认同。他们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还能够指导无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说“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 [78] ，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柯尔施用“实践的社会主义”概括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并强调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葛兰西则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为“实践哲学”。可以说，以卢卡奇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抨击以及对“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都是源自于实践需要的理论诉求。 [79] 此外，卢卡奇等人的总体革命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应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在解读马克思理论时的缺陷。如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忽略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贡献；其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经济决定论进行的全面批判虽然对于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导致他们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次关系抹去，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对马克思理论中黑格尔传统的过分强调也容易带来唯心主义倾向，因为黑格尔传统中“包含的大量的唯心主义的或是宗教的主题是为人所共知的”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