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历史唯物主义元理论研究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问题。按照惯常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块整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熟知未必就是真知。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废除哲学”，主张用“科学”或“实证科学”取代哲学，而且明确表达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思想。此外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确运用了大量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方法，这同以往的历史哲学研究迥然相异。对此，研究者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哲学还是科学？如果是哲学，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哲学性是“一以贯之”还是“另辟蹊径”？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如果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为什么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否仅仅源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术话语垄断？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又是科学，那么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中分别处于何种地位？哲学与科学的交叉并存是历史唯物主义个别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特征？哲学与科学的交叉并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意义何在？上述问题集中指向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问题。

作者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的讨论不能将其抽象化为纯粹的理论问题，而要将其置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维度下。历史地看，任何理论问题的提出都有其时代性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后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都是在各自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忽视了这一问题的时代性特征，无异于否定了其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这样，真问题也会被人为地改造成假问题、伪问题，讨论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从逻辑上讲，探讨历史性生成的理论问题需要穿越思想的历史，在一个相对平行的思维空间中进行，这也就形成了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不同观点的超时空对话。百余年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的各种讨论虽然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相继展开的，但在逻辑上又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特征。由此看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定位”问题的研究，既要兼顾这一问题的历史性，也要兼顾相关讨论的内在逻辑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无论以何种方式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既与哲学和科学存在着特殊的关联性，又明显有别于传统思辨哲学和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与科学是“交叉并存”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出的这种理论特质使得我们难以按照常规的学科划分标准来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虽然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特点，但并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哲学与科学如何“交叉并存”作出合理的阐释和说明。多数学者还只是以“各取所需”“各为所用”的方式在文本中找寻能够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的直接论据，这使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的讨论始终呈现为“各说各话”的局面。

在本项研究中，作者试图摆脱“哲学—科学二分”的理论预设，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作出现代解读。视角即看问题的角度、立场和态度。从不同视角切入，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问题就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视角的选择固然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旨趣、研究目的乃至政治立场相关，但与所要研究的“问题”关系更为密切。进一步讲，应该是“问题”决定“视角”，而不是用“视角”去定制“问题”。一些研究工作之所以越做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在视角选择上的偏执与狭隘，这不仅会遮蔽甚至阻挡研究者的视域，也会导致研究结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政治叙事作为绝对视野的“学科互涉性的元叙事”。这一说法或许未见准确，但他提到的“学科互涉”的确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之所以把“学科互涉”称为一种新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一是“学科互涉”概念虽然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但这一概念真正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相关研究活动的大规模兴起则要推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有关“学科互涉”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相对集中且更为系统的研究工作则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逐步展开。二是当前国内“学科互涉”研究的一系列成果集中分布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科技哲学、高等教育等学科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相关研究还不多见。三是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自提出至今，已历时百年有余，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如果固执于传统的研究思路，学术创新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尝试使用一些新的视角、方式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宽思路、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