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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哲学研究中，就有对技术影响价值观的重要论述，这主要集中于“技术削弱了传统文化观念”。如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认为文字削弱了人的记忆力，面对面的互动被消解，交流的灵魂被剥夺；卢梭认为科学技术导致安逸和奢侈；弗洛伊德将孩子千方百计离开家乡怪罪于铁路和船的发明。对媒介技术价值观传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批判和辩证的视角。
技术的社会实践属性决定了其必定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一系列效应，众多学者从“社会危害”的视角描述技术的负效应。一是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如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物种危害、能源危机等，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二是对精神文明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人类传统的异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道德沦陷。针对第二点，众多学者从批判的视角审视了技术对社会人文价值观的影响。
在科学技术革命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功能变动的背景下，20世纪就有众多学者思考了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其传递的社会价值理念。在批判的视角方面，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思辨理论最富代表性，该学派以犀利的批判性反思，引领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的一方思潮，给予世人警醒，这对人们采用自我反思的形式追问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景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批判视角下的技术价值观传播是“冲突式”的，这表现在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往往会存在众多的不和谐，技术的外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技术本身的初衷，背离了人性、生命、道德、文化的美好，人文价值观遭受技术的侵害。
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非常强调技术在西方社会起到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也成为众多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共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了说明技术的价值观传播功能，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真实需求指未被支配的需求，包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如在精神上对自由的追求。虚假需求则是由外部力量施加的、个人难以控制、夹杂着社会特殊利益强加性质的个人需求，这种需求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把人们引向消费领域并沉醉其中。这些虚假的需求让人们的价值理念遭遇侵略和不公，忘记了追求自由的精神价值，进而逐渐失去批判资本和社会的能力，整个社会坠入统治阶级构建的价值场域之中。 [7] 这意味着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控制人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工具。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人的本性被技术不断磨灭和压制，“自然的人”不再，遍地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机器”（指代异化的人），人是被动的、病理的、软弱的，价值观异化成为普遍症结。 [8] 技术割裂了人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技术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不自由，人格分裂，价值观空虚，生活失去目标且无意义。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看来，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导致了人类道德的败坏和价值观的沦丧，人类在表面上越能控制自然，实质上就越成为卑贱价值观念的奴隶，现代技术工业与人文价值衰退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观察技术价值观传播的视角是人文主义的，该学派众多学者对技术本质及其人文价值在社会宏观层次上给予了深刻思考，这为我们反思技术的价值观传播特性提供了借鉴。但许多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精神置于对立面，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极社会后果也归罪于技术，断言技术天然执行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职能，似乎显得稍有偏激。
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多学者表达对媒介技术的担忧类似，媒介环境学派的众多学者也批判了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价值观传播的负面影响。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就多次指出媒介技术在思想、感知、价值、内容、政治等方面的偏向，围绕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用“技术垄断”（Technopoly）这一概念控诉了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塑形，因为“人类每一件工具里实质上都隐藏着意识形态上的偏倚，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接触、使用技术的每一刻都被裹挟其中，思考、辨识、判断、选择的能力与传统产生错位，可以说，我们的价值观和今天的生活被技术施加了特殊控制，最典型的就是人类价值判断从‘普遍需求’向‘个体需求’的转变，思维方式在技术禁锢下变得更为自我。” [9] 他旗帜鲜明地抨击电视，对电视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认为电视的内容有很严重的情绪偏向，只注重个体浅层次的情感满足，把人类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电视天生就是为人类腐糜堕落的“恶之心”而设，人类的潜意识就是享受和妥协，“娱乐至死”是咎由自取。 [10]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提出“王者机器”的概念，指代有别于多元技术、关怀技术的一元化专制技术，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强加于普通民众，其目标是利用控制实现权力。 [11] 雅克·埃吕尔（ Jacques Ellul ）持“技术自主论”思想，提出技术异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价值观支配的范围，技术越发达，对人类自由反对的程度越高，此时，人类无论是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任由技术摆布。 [12] 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借鉴芒福德的概念提出了“王者媒介”，用于解释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力量何以嵌入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塑造，而我们又如何只能被动地用自己创造的媒介迎合肤浅、非启蒙的后现代文化。 [13] 沃尔特·翁（Walter J.Ong）等都认为，文字和口语之间存在断裂，并导致人类感知和价值理念的变异。 [14]
实际上，新闻业界已经表达了对算法新闻带来的人文价值理念更迭的担忧。消息写作由机器算法完成，新闻工作者的学科背景、人文道德、职业素养被置于一旁，无人关怀，新闻价值发生偏向：强调统一模式、生产效率，却去个性化、标准逐渐弥散。美国学者Neil Thurman、Konstantin Dorr和Jessica Kunert与来自BBC、CNN、路透社的记者进行访谈，部分记者认为机器算法写作让他们感到沮丧，他们难以在工作中体现自身能力，并且担心在新闻采编中自我角色的弱化会导致新闻业标准的退化，从而沦为其他行业的笑柄。
相比批判技术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异化，以辩证视角看待技术价值观的观点则缓和许多。并不是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学者都对技术传播价值观持否定和悲观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对技术持部分乐观的态度，哈贝马斯虽然也承认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但他强调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对人们价值观的奴役，反而推动了人们的行为必须承载起相应的道德责任。许多对技术呈悲观态度的学者也并未对技术绝望，而是将矫正价值观传播的希望寄托于技术本身。芒福德认为，人们如果要在阻力重重的技术文化中生存，必须使技术回归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样才有利于培养能够对抗压抑的价值观。 [15] 波兹曼尽管对电子媒介持极度悲观态度，但他也指出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能够给予文化新的价值内涵，也能够帮助文化保持与社会秩序的平衡。 [16] 实际上，这与当前提倡的生态文明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均主张人类与客体（无论是自然，还是技术）井然有序的总体平衡。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以实用主义的视角辩证看待技术对社会价值理念传播的景观，为我们辩证地看待算法新闻对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研究态度的借鉴。
杜威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技术与人类利益实现的关联逻辑，他认为人类的本质还是很善于享受，而且是尽可能轻易地获得愉悦和满足，因此会畅想未来种种美好的可能性并寻求实现的路径。 [17] 技术就是非常好的手段，而实施的过程就是探究。杜威将探究定义为：“一种导向式的思维和行动转化，把不稳定的情形转化为在结构和发展关系上得以确认的情形，把各种困境转变为人类能够认知的整体。” [18] 人类对技术的探究可以被认为是价值审美的，这一价值理念无论在任何时代都被认为是理性且进步的。
生产是探究的落脚点，探究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更新工具，根据认知获得的经验改进生产手段，创造和适应新的环境，这也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和自然进行良性改造的价值理念，可以说，技术工具本身就内含了人类向善、进步、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这可以从技术探究的起源来看：技术探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探究的动力机制是对现实的抵抗。正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距离过长而无法当面诉说的困苦，电话的发明才成为可能，汽车、火车、飞机的发明同理，正是糟糕的相思之苦和距离对体力的折磨，人们才有动力去想象更美好的生活。
探究的过程或结果也有可能会产生负效应，杜威对技术探究并不完全持乐观态度，同时他还警示了探究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必定会有停顿，甚至还有退化，人类使用技术促进社会的进步，往往会遇到所得到的与最初的预想有或多或少的偏差，技术还会出现负面的价值，如人的精神被技术物质异化。这需要人类去辩证对待。
就如同算法推荐新闻受到各领域众多人士的诟病，认为其造成了“信息茧房”，我们同样可以将此视为算法新闻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负面价值，这与其“更好为用户提供更精准定位的新闻信息”的初衷是辩证统一的，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技术始终还是作为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而被人们标记的，它具备内在的客观属性，即一种将其与自然界和社会关联起来的内驱力 [19] 。技术的基本功能是它对外在事物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类思想方式、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20] 。也就是说，将技术的工具属性从单纯地解决某一类问题，提升到推动社会变迁的层面，这包括人类社交和思维模式的变迁，以及其中体现的价值观延续。
在人类社交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随着商品和服务分配格局的变迁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回顾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作为一种改变人类社交文化的工具所发挥的显著作用：在口语传播时代，口语就是一种技术，知识依靠长者的记忆和向下一代的传递，长者们对知识具有垄断的权威，而知识的传播方式只能是面对面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传受双方都要调动全身的感官，以期实现对知识的精准教授和理解吸收，形成的是充满交互活力的“有机社区”。在文字和印刷作为主导媒介技术的时代，一批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接过了长者、教会、政府知识传递者的角色，民主思想开始涌现，人与人之间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得以可行。可以说，技术帮助人类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了共通的价值观，即尊重、友爱、平等和互信。
在人类思维模式层面，当新的观念必须根据技术的规范进行重新判断和调整时，传统的价值观会发生偏移，“人类会无助地把自己的思维交付给技术那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 [21] 。因此，技术总是负载了驱动人类不停思考的原动力，它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要求人们负责任地创造、延续（或毁灭）技术，以实现其与社会价值观的适配。这与当前一直强调的“科技向善”理念是相通的。
杜威不断地提示人们，技术的进步不能缺少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关注，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要真诚面对，在技术理性发展的范畴之内推动社会文化前进，以避免社会文化冲突的加剧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22] 人天生对技术有着深深的依赖，随着每个时代的技术被纳入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的标准也会被技术重新指定，人的判断、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标准都会随之转移，整个社会文化的景观都会发生迁移。
技术很难保持中立性，它们在被赋予实践意义的过程中就被渗入了价值观，负责任的技术应该来源于有效和正确的探究，技术的人文价值体现于人类对未来追求时肩负的责任。如果技术是不负责任的，很可能不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失败，而是出于人类错误目的的探究本身就缺乏了理性，如贪婪、懒惰的技术导向，工业生产带给人们物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需要对工业技术进行优化或外部制衡，才能纠正其社会价值。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会威胁人类的精神生活，如霍克海默就认为米老鼠和爵士乐是不可救药的，波兹曼则对电视予以“让人们娱乐至死”的痛斥。
技术在本质上是有价值属性的，技术能够让人类获得物质文明的进步，但精神文化层面的情感和人文主义可能会被新观念冲击。 [23] 就如铁路和汽车让家乡的年轻人出外开拓事业，却也让他们淡漠了家乡情怀，家中长辈与晚辈的代际关联被逐渐摧毁，而这不是电话和电报所能弥补的。技术导致的人类关系变迁是文化危机产生的源头，其中必定包含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唯有通过“技术人文化” [24] 。杜威的实用主义反对将技术与人文截然分开的二元论，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落脚点应该设在“以人为本”，这是技术的发展经验；技术的价值尽管是多元的，但“负责任”和人类理性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
在算法新闻发展的大背景下，现在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思考如何为技术植入人文价值；但这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尤其在人文价值与利益实现、社会制度、思维定式等存在冲突时，技术往往会让步。技术的探究应当是考虑人类文明的“一切面向”的，对于技术科学家而言这未免苛求了，但在负责任的技术与人类的理性追求之间尽量找到平衡点，彰显其人性和道德的一面，理应成为技术探究的应有之义。这就将问题回归至探究的主体——人，在现实中，技术的阶段性进化并不取决于复杂程度、技术含量等，而完全由人的需要主宰，在技术需求和选择的背后是人的理性推动。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能够运用技术推动自然界和社会的进步，构建自己的生活环境，成为技术的主体。归根结底，“负责任的技术”关键还是在人，不断探究技术的内涵，将其与社会人文价值关联起来，由纯粹的自然科学属性扩展到人文科学属性，解决技术应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价值矛盾，需要人类的自省和创新。
综上来看，无论是对技术传播价值观持批判的态度，还是怀抱乐观的期盼，众多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价值观传播属性赋予了人本主义的关怀，这为研究算法新闻的价值观传播奠定了基调：探索算法新闻在哪些方面影响用户价值观的生成和衍变，其作用于价值观偏向的机理是什么，哪些关键要素导致用户在算法新闻构建的信息环境中价值观产生偏移。以下将从人机交互的视角出发，理清算法新闻影响价值观传播偏向的关键度量向量和实证研究总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