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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其论著《传播的偏向》（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中提出了媒介具有偏向。伊尼斯认为，任何一种媒介的物理和符号特性决定了其带有特定的偏向，媒介会在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内对信息的传输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被植入社会文化之中，从而出现意义的偏向（Bias of significance） [1] 。例如，在印刷时代之前的陶土和石块，它们能将信息保留很长一个时期，是时间偏向的媒介，而纸张则属于空间偏向的媒介，因为加载于其中的信息更容易被传递和再次利用。
隐藏在媒介时间、空间偏向之后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秩序。在伊尼斯眼中，时间偏向媒介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信仰、礼仪、道德秩序，空间偏向媒介背后的价值理念则是科学、不受拘束的文化。人们会对经过长久保存的文化带有尊崇和敬意，就像通过壁画、雕刻等沿承下来的文字和图案带有天然的神圣感，能够使得人们在其面前保持肃穆，这是一种对文化力的恭谦。而纸张、电子媒介等空间偏向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的文明出现了忽视道德传统的非理性价值观，喜欢以扩张和占有来解决社会事务。
伊尼斯希望通过媒介偏向论来给倚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看到自己的技术给文明带来了怎样的偏向，从而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将要延续的文明。他的媒介技术研究带有很强的人文现实关怀，通过对媒介技术空间和时间的偏向，说明技术是人类价值观和思维的延伸，特定历史时期媒介的偏向总会体现当时的人文思潮和文化价值导向。对于印刷、电子媒介等技术的进步，伊尼斯担忧它们的空间偏向会让人们忽略了传统道德价值，将眼前利益和驯化征服作为价值取向。
继伊尼斯之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提出了媒介的偏向属性，他将媒介技术的偏向性定位于不同的感官，即媒介技术延伸了人体的特定器官或生理属性，文字和印刷媒介延伸了人的视觉，广播延伸了人的听觉，电视则综合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今天和未来的数字媒介则是人的意识的延伸” [2] 。可以说，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偏向与人类本体结合起来理解，拓展了“偏向”的内涵。
麦克卢汉与其他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持稍有不同的观点，在于他认为技术与人类文化价值是一个螺旋式相互影响的进程，而不单是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媒介技术带有感官偏向，人类在陷入一系列偏向行为后，技术会接收人类的反馈并从中习得如何更好地去感知和满足需求。正如电视信号技术和电视机性能的不断优化，都是对人类享受需求的不断满足。对于人类价值观在媒介技术的浸入，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技术对人体的延伸有三个阶段，其中最后的阶段是意识和价值观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创造感知和知识的过程将被技术习得，并延伸至社会信息和劳动的创造，就如同之前对人体功能的延伸一样 [3] 。
雅斯贝斯也注意到了技术的工具属性向政治属性的偏向。他认为，假如技术的意义只是在于为人类盲目的发展确定同一性，那么偏离注定会产生，即技术由解放人的手段变成阻碍人的恶魔，从技术生产到消费，从国家集权到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严重的文化泛滥，从大都市的进化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技术异化了 [4] 。
事实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智能科技下人类价值观的想象。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描写了高度发达工业技术下被庸俗文化和虚假情感统治的世界，家庭、个性、道德、情感等价值理念被科技无情粉碎。迪士尼电影《机器人总动员》想象了人类完全在智能机器人“服务”下的荒诞：臃肿不堪的体型，居住在一起却从不交谈，毫无社交能力。
回到我们当前的世界，当“夜深人静，我们关掉灯，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刷着抖音，沉浸在自我空想的世界中”成为人与社会信息交往的重要仪式，我们就不得不警惕媒介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偏向。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为我们展示了媒介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图景，将文化时代分为“前喻”“并喻”“后喻”，分别指代长辈主要向晚辈授业、知识在同辈人间传递、长辈主要向晚辈学习 [5] 。从媒介形式对价值理念变迁的具体影响来看，口语传播主导的文化决定了长者在社会阶层中的权威地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最好的阐释，此时是“前喻文化”。当印刷媒介出现，文字的抽象性决定了人们必须多加阅读和思考，而阅读的习惯一旦形成，辨识、判别、见解的能力渐涨，参与的热情和能力就会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建设中，此时是“并喻文化”。当电子媒介普及，年轻一代拥有与年长者同样接触知识的机会，甚至体现出吸收知识的高效优势，他们打破了原有的知识垄断，于是社会文化向他们倾斜，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子辈对待父辈的态度和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并借此创造新的文化，此时社会进入“后喻文化”时代。
媒介技术之所以具有价值观的偏向性，在于它能够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在农耕时代，男耕女织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在以小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的生产文化下，尊崇祖先、父母慈、儿孙孝成为主流价值观，此时媒介技术的价值观是偏向“家族本位”的。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的时候，媒介技术迫使人们从事社会化的劳动，工厂和企业代替农地，成为人们的主要劳动场所。由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更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向集中化、专业化、社会化转型，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圈层，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为之改变。此时的媒介技术价值观更偏向“社会本位”，即以社会生产作为衡量价值得失的标准。到了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生活“媒介化”的程度愈深，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技术嵌入人们生活的各种空间。媒介如同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所述的“文化肌肤”一般，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类的文化：“它（电子媒介）爱抚着我们，并在我们的肌肤之下揉擦着其意义，为我们提供一种心智和精神的现实，改造我们的价值心理。” [6]
总结过往研究经验，若要对技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的研究，就应该将技术纳入社会价值观的领域来观照。一方面，从技术本体来看，技术的发明、创造、生产均伴随着人类价值观，技术发展趋势与人类诉求有着必然联系；技术的生成带来了自然物质价值，其参与社会实践又被赋予了人文价值，可以说，技术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其必定负载双重价值属性。技术对价值观的传播体现在自然、社会和人本三个层面，只要技术进入社会实践领域，其必定承接自然物质的特性，同时面向人传递价值理念，不论是正向价值，还是负面价值，技术对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影响是技术人文价值属性的体现。
因此，人类要探索技术本体也好，或是探讨技术的社会价值也好，都不能回避对其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融合式研究，将技术与人充分结合起来，将社会语境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辩证地看待技术到底怎样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在其中产生了怎样的偏向。
总之，传播的偏向并不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其重在阐明媒介技术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以及此种影响的发生机理和可能的后果。这样的思路为研究算法新闻对价值观的传播偏向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算法新闻作为一种在传媒产业领域获得广泛应用的技术，与算法工程师、媒体从业者、广大用户等社会主体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已经高度嵌入人们日常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行为之中，毫无疑问具备社会实践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文化价值理念。
因此，有必要回顾媒介技术影响价值观传播的理论，从技术本体、人类个体、社会实践等维度综合思考，这对研究算法新闻的价值观传播偏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