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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 [8] 。价值观并没有系统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统一评价标准，其可以体现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个人道德等层面。因此，对价值观的研究遍布各个学科，是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一个问题，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均有对价值观不同角度的探索 [9]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1993）关于价值观的分类，就包括了生活价值观、自我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姻和性价值观。
哲学由于其历史渊源，对价值观的探讨成果最为丰富，其中就包括了技术价值观。技术是否负载价值，在怎样的意义上负载价值，技术导致的社会变迁与人文价值如果存在冲突，其矛盾的根源是什么，等等，都是技术价值观力图揭示的问题。
在关于技术的全部问题中，马克思对技术价值最为关心。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从封闭的“技术本体”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技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和人类的活动形式，其终极价值在于文化形式，人的价值与技术、文化的价值是统一的，都有“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使命。技术中所蕴藏的价值理念应该是人的自由 [10] 。
如果只是将技术的价值理解为增加物质财富、减轻劳动强度，是非常肤浅的，这些都是技术的手段实现的，技术的目的是人不受自然需求的困扰，增加依据自己兴趣开展自由创造的时间。技术价值观的出发点是人，从技术的实用功能来看，技术是人类生存和谋发展的工具，是人的活动的表征，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承担的人的价值。对此，马克思将技术价值观总结为真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人类自由价值。
算法新闻作为一种技术，理应得到技术价值观层面的思考。同时，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解读。
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快播案”中，被告方“技术中立”的辩词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和学术领域内的反思：技术到底有没有承载价值观？关于技术是否存在价值观，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是存在颇多争议的话题，由此衍生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中性论者认为技术在服务社会方面是有影响力的，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不存在好与坏，其具备怎样的价值，完全是由使用它的人所决定；技术只是人改造自然的手段和技术无善无恶，构成了技术价值观中性论的基本内涵。技术价值论者则认为，脱离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去看待技术本体是不科学的，技术本身负载了人类的价值观念，是价值驱动着技术的发展。
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既对立又统一。从主体论的视角来看，技术显然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作为一个工具，本身当然不存在什么错误，支持这一论断的最典型技术哲学理论是技术中性论（Value-Neutral）。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既非善，也非恶，既可为善，也可为恶，因为技术是不包含价值观念的，既无尽善尽美的思想，也无毁灭一切的恶魔般思想，只有人才能赋予技术意义和价值 [11] 。技术的性质是一种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具有工具的属性，技术把一切都转化为数量和关系，是知识合理化的体现，是人类以自然力来抵抗自然力，技术生成的过程是客观的。
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本身并不承载价值观的属性，技术不过是一种人类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梅塞纳（E.Mesthene）就指出技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新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天然就是不确定的，技术的具体应用、产生的影响都不是技术的本质属性，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的目的 [12] 。这也是技术中性论者的理论根基。“技术是价值中立的”的典型例证，就是刀既可用来救死扶伤，也可拿来伤人，这取决于刀的使用者是行善，还是作恶。
技术中性论者把技术当作纯粹的“自然物”，在他们眼中，“技术本体”只是自然规律和科学的体现，是不负载价值观的；尽管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也具有社会属性，但技术的应用没有明显的目标指向和倾向，也就是说，从应用目的来看，技术也是中立的。可以看出，技术“中性”论立论基础是“技术本身”，这样就把“技术的应用”从技术本体中剥离了。
持技术价值观非中性论的学者们显然并不这样看。
技术价值的非中性论认为，从历史的实践来看，人类选择和运用技术，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人的主体需要、社会规范等要素的影响；从人类意识的角度来看，技术和价值观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人类以技术物为介质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以人文价值观追求自身与社会环境的适配，两者的侧重点尽管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个性解放。既然技术和价值观均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两者必然是相互渗透的，技术根本不可能剥离价值观而存在。许多哲学家都对技术价值论增添了诸多解释。可以说，技术价值论的理论根基是“技术没有价值观，但是技术可以塑造价值观”，因此技术是具备价值观属性的。
马克思技术哲学是一种倡导技术实践的哲学，技术实践的本质是社会、文化、技术三者的相互调适，实践本身就内含了人类的主体性参与，人类会将解决技术问题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念注入实践行动中，技术实践与个体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个体看待技术和世界的标准，以及受怎样的价值观支配，就决定了怎样的价值观会被注入技术。因此，技术天然就带上了人类价值观的属性。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本质的展现，而人的本质是丰富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感觉、愿望、活动，等等，决定了人的价值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多维性。如果技术价值只是单维度地发挥作用，所展现出来的必定是人类价值观的单向度发展。技术就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13] 。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技术体系的转换与价值观念的变迁是不可剥离的。一方面，技术来源于人类改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人类要适应新的技术体系，就必须学习新知识，重建自身的价值规范 [14] 。技术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社会文化必然会为之改变，社会层面会产生新的价值观念。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创新造就了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和政治革命理论，近代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与技术的生产和大规模应用密不可分。恩格斯说：“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 [15] 甚至是钟表的发明，让生产的秩序被划分为每天24个小时、每个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由此而诞生的时间价值理念，都是技术体系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新的技术都代表着一种文化价值，向人类社会灌输新的价值观念。这引发了众多学者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思考。
英国技术哲学家阿诺德·佩斯（Arnold Pacey）在马克思技术实践观的基础上，将技术哲学延伸至文化的深层次。佩斯认为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价值观作为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对技术在实践中的走向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佩斯在其代表作《技术文化》中，指出技术本体根本无法摒人类的文化价值观于外，技术的创造、应用、普及、创新过程完全被人类的文化价值观所覆盖。在佩斯看来，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是人类的复杂经历，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会渗入各种具体的技术实践中，体现主体自身不同的动机和对社会挑战的回应 [16] 。例如，客运火车就被人们寄托了家庭成员团聚、连接不同地区文明、获得个人发展机会以帮助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的价值观念，是对亲人相思之苦、外部世界神秘感、当前生活条件不如意的挑战。如果脱离社会应用看技术的价值，意义不大。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技术持文化“拯救”的关怀。在他眼中，技术一定承担着让人类价值得以彰显的角色，即价值观的发生方式 [17] 。技术的本质不仅是人与自然界的交往改良，更是渗透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并且影响着人类环境，人类的文化创造不得不屈服于技术，技术的内在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技术的文化价值一直在发展和演变，并渗入各个领域的文化之中，社会的文化图景逐渐衍变为被技术同化的文化，道德滑坡和文化庸俗是最明显的技术对人和物的遮蔽和异化。
海德格尔对技术带来文化渗透的观点呈现一定的悲观色彩，但同时他也启示了人们要从技术价值观来对待技术化的文化，以“沉思”来对抗技术的“限定”。海德格尔发现，要解决技术带来的文化变异，根本在于推动技术文化更理性地发展，技术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渗透应该朝向一种柔和化的方式，通过合理技术文化来矫正异化的技术文化。
可见，海德格尔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技术，他的主要意图是通过追问技术可能存在的危险，来提醒人们做好克服技术缺陷的必要准备，学会冷静地对待技术，他的立意是“拯救”而不是“控诉”或“抛弃” [18] 。海德格尔的技术文化观透露出一种批判精神，体现了对人的技术化生存状况的忧虑，更体现了对技术命运及其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
持技术价值观非中性论的学者们将技术的价值看作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的融合，技术的科学价值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技术蕴藏的人文价值观又是十分丰富的精神资源，不把两者割裂开来，才能走出纯粹技术主义和工具论的误区，推动技术为健全人类自身的精神涵养服务。
当回顾“快播案”，“技术中立”已经成为苍白无力的辩词，技术一方面固然要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尽可能优良的体验，另一方面还要引导用户的价值观走向积极、正面的方向，而不是利用用户在人类天性上的缺陷，呈现信息负面、恶性的非理性一面。从本体上看，技术虽然没有价值观，但是机器算法背后的设计思想却是设计者的价值观的某种体现，一项好的技术在方便用户的同时，应该背负的其实是更大的社会责任。
如果要为技术价值观传播中性论找立论的根基，毫无疑问会认为技术是关于自然界知识体系的物化，是人类对自然界规律、真理的探索和认知的产物，技术所依托的基本定律和理论都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观念，因此，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但这一立论只看重了技术的物质价值，即技术如何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积极、正面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技术在人类生产环节上的推动力、经济效益的实现和产业结构的变革，这些都是人类实实在在能够看到或体验到的成果，具有显性的效果。
然而，技术不仅有物质价值，还同时兼具社会人文价值。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思想，同时借鉴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阐释了价值观如何借助社会实践渗入技术的发展。他认为技术的来源是“技术代码”，经过代码编织的技术又形塑了社会的价值观。在《技术理性批判》中，芬伯格提出了“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的概念，他认为技术代码就是在技术设计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信仰，是最基本的规则，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他们的价值基础转换成代码，这些价值观的沉淀体现了技术主体的“霸权”，决定了技术的最终特征 [19] 。
芬伯格认为，现代技术体现了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特别是因掌握技术而获得社会话语权的管理者们，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就将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沉淀到技术产品和工艺中，技术设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赋予了某个阶层的价值理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者会以“技术代码”的形式规范技术主体的活动，技术主体的行为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内，他们从事的技术活动被严格地限定在某类社会意义中，从而符合特定群体的社会价值观。
技术代码反映着社会的兴趣，有时候，技术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各种方式，如怎样交流、怎样娱乐、看到怎样的新闻、接受怎样的教育……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技术价值观，而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主体是多元化的，因此，技术代码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并不遵循统一的规范 [20] 。当以往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代码不再能够代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时，来自其他阶层的价值观就会试图植入新的技术代码，这种迭代根植于技术社会实践中的设计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参与，可以说，各类主体在技术实践活动中嵌入了自己的价值观。芬伯格举了一个例子，电视这一技术让电视评论员和政客得以大肆传递他们的价值观，但电视的使用者们可以通过遴选技术，改变他们对新闻信息的接收方式，如选择报纸、换台等，从而将自己的技术代码和价值观移入新的技术活动中。
技术中性论者大多忽略了技术兼具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物质属性表明了技术要遵循自然规律，而社会属性则表明了技术是作为实现人类需求的手段而产生和发展的。技术的目的是被人所赋予的，在此过程中，人特别是技术的创造主体和规范主体的价值观取向会融入技术之中。技术的发明、改进、应用无不是人类对自我需求的一种表达，在实践中，技术又会根据其所反映的人的价值尺度，向外传递特定的价值关系和社会价值理念。芬伯格强调技术文化价值的流变性，技术代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改变都有可能发生，并作为理想或价值融入社会的技术代码中，呈现不一样的技术文化。
对此，可以回顾我们国家“老三件”的技术变迁史，充满了技术传播社会价值观的历史痕迹：20世纪7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代表了对生活基本需求的向往，80年代的“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则代表了休闲和脱离一部分沉重劳动，而时下的“新三件”衍化为“房子、车子、票子”，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物质利益和奢华生活的追求。技术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在作为技术主体的“人”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传统时代人们的单纯和朴素，与当今时代人们物化的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而这些价值观会渗入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个体的生产劳动、爱情交往被裹挟在技术传递的价值体系内，甚至演化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尽管各个时代的“老三件”都反映了人们追求物质的价值观，但在精神追求的层面是截然不同的，技术作为价值观的载体，从其诞生起就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意义，浸润了某个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价值和道德理想，即这个时代的“技术代码”。
可见，技术价值观中性论忽略的正是物质价值的另一面，即人文价值。技术实现价值的载体必定是社会实践，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技术只能作为“技术物”而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技术社会实践已经全方位深入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休闲、社交、联络、文化、教育、医疗、管理等实践活动无不借助技术的力量而存在，这些活动催生了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从而构成了技术对人类主体施加的价值观传播。这与技术物质价值的体现是相生相伴的，共同影响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总之，如果我们只看重技术的基本定律和理论，那么技术价值观传播的中性论或许是成立的，但技术不可能脱离人类实践，技术必定是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界的力量，它必然会渗入人类的价值理念，技术不再是一个认知和建造的过程及知识和技能的体系，而应承载着人类的价值理念。技术的人类价值理念属性已是其内涵中的应有之义。
在本章中，明确了人机交互、算法新闻、价值观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机交互是算法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元传播环节。从内在理念和物理特性来看，算法新闻是一种社会实践性很强的“技术”。长期以来，技术的价值观属性得到广大哲学家的认同，这为本研究确立“人机交互—算法新闻—价值观传播偏向”的思路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那么，算法新闻如何与价值观传播偏向联系起来？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其中的关联逻辑又是什么？这些将是下一章探讨的重点。
[1] 范俊君、田丰、杜一、刘正捷、戴国忠：《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一些思考》，《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8年第4期。
[2] [美]马特林：《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李永娜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3] 刘烨、汪亚珉、卞玉龙、任磊、褟宇明：《面向智能时代的人机合作心理模型》，《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8年第4期。
[4] 吴锋：《发达国家“算法新闻”的理论缘起、最新进展及行业影响》，《编辑之友》2018年第5期。
[5] Da，H.S.& Shin，S.J.，“Implementation of Algorithm to Write Articles by Stock Robo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Smart Convergence ，No.4，2016，p.40.
[6] [美]拉里·希克曼：《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7] 王金礼：《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8]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9]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11] K.Jaspers，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77.
[12] 吴致远：《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6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
[16] [英]阿德诺·佩斯：《技术文化》，黄发玉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17] 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18] 黄漫、刘同舫：《现代技术文化之拯救与超越——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文化观为基点》，《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3期。
[19] [加]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20] [加]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