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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的西北疆域，比之盛唐已经大大内缩，宋人称：“自渭而北则属诸戎，自渭而南则为吾有”，即大致以秦州（今甘肃天水）、灵州（今宁夏吴忠）至夏州（今陕西靖边北）一线作为疆界，秦、灵、夏以西的区域，基本上无暇顾及。而当时宋廷在西北边疆推行的国防策略，也以息事宁人作为主要目的。譬如建隆三年（962），时任知秦州高防“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与当地蕃部发生冲突，宋太祖“不欲边境生事”，
最终以“谨厚寡言”的吴廷祚代替高防继知秦州，
并下诏书向蕃部解释修筑城寨的缘由：“比来秦州元设三寨，只要采斫材植，供亿京师，虽在蕃汉之交，不妨牧放之利。”命令吴廷祚“往伸安抚”，归还蕃部旧地，务求西北边疆安宁。
宋真宗就说：“西北边臣，多请增筑城垒，既有劳费，又须益其戍卒。况部署司各领重兵，可以应援也。皆不许。”
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掀起了反宋战争后，宋廷不得不面临在河北和西北两线作战的局面。不过相比契丹，北宋对西北一线并未给予重视，一直是采取进攻态势，试图一举剿灭李继迁势力。因此，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修筑城寨，一方面是为了招徕蕃部、稳定边疆，另一方面就是作为军事据点，保护内属蕃部。
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随着李元昊数次发动攻宋战争，宋军不得不在西北一带采取守势，而城寨成为防守西夏的重要屏障，也正式拉开了北宋在西北边疆大规模修筑城寨的序幕。
宋神宗继位之后，不管是收复熙河地区的战略行动，抑或泾原、鄜延和环庆等路的攻夏策略，大多以修筑城寨作为主要的战术方针。宋军以此为依托，至宋哲宗朝后期，修筑城寨的作用越发明显，“复我境土，据贼要冲，道阻悉通，边防永固”，已经逐步形成了对西夏作战的战略优势，“尽有横山之地，西夏由是衰弱”
。迟至宋徽宗朝，宋夏战争的主导者已经转移到北宋一方，政和六年（1116）时任陕西宣抚使童贯率军攻克西夏的仁多泉城及臧底河城，“进筑靖夏、制戎等城寨二十八所，幅员千余里，及斩馘万计，俘获不胜数”
。然而这一时期北宋修筑城寨的战略效果，已经远不如前期那么明显，并给关中地区的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
。尽管如此，宋夏边境持续几十年的修筑活动，仍然给予西夏非常明显的战略打击，迫使其最终不得不通过辽来向北宋求和，“关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辽人进誓表纳款”
。
所以说，北宋时期在西北地区修筑城寨的举动，其实与宋中央政府的西北边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宋与西夏的战争固然是修筑城寨的重要推动力，但并非唯一因素。因此结合安边政策和修筑城寨活动，北宋在西北地区实施的边疆措施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北宋建立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这一时期北宋在西北边疆主要奉行“稳定保守”的策略，由于北宋初年的国防压力主要来自北方的契丹，因此北宋朝堂对西北地区的理念还是以稳定作为第一要务，尽管宋太宗朝李继迁始发动了反宋战争，但至宋真宗时双方战事停息，宋廷在西北边疆的策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这一时期北宋的西北边策可称为“被动防御”期，即面对西夏的军事打击，不得不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术策略，又在“攻”与“守”之间不断摇摆，未能找到有效合理的打击西夏的措施；第三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这一阶段北宋一改以往的防御思维，代之以主动进攻的态势，并以修筑城寨作为军事打击的主要辅助手段，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