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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北地区，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
但中国古代有关“西北”之概念与范围，历朝历代均有差异，就北宋而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北”就是指“陕西”，宋初即有“陕西二十三州”的概念，
《宋史·地理志》具体表述道：
陕西路。庆历元年（1041），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1072），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鄜、延、丹、坊、环、庆、邠、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凤翔府、秦、阶、陇、凤、成、泾、原、渭、熙、河、洮、岷州、镇戎、德顺、通远军为秦凤等路，转运使于秦州、提点刑狱于凤翔府置司；仍以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经略、安抚司。
这一段史料中所提及北宋时期的“陕西路”，正涵盖了当时“西北”的概念：今陕西、宁夏的长城以南、秦岭以北，新疆以东，包括了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河西走廊和青海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这正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地理范围。
北宋建立之初，由于国防压力主要来自今河北一线的契丹，所以在西北地区，正如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所言：“朝廷置制边防，抚宁部落，务令安集”
，表明宋廷当时在西北边疆是以安抚当地蕃部、务求边境安宁为目的。此后宋太宗也大致沿袭了这一思路，如太平兴国二年（977）知灵州张全操“部送岁市官马，赂所过蕃族物粗恶，戎人恚怒不受。全操捕得十八人杀之，没入其兵仗、羊马，戎人大扰。朝廷遣使赍金帛抚赐其族，与之盟，始定”。此事引起宋太宗震怒，最后将张全操“决杖流海岛”
。
然而西北地区自唐末以来即是蕃汉杂处，民族众多，“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
。自五代始，又有“罪人率配隶西北边，然多亡投塞外，诱羌戎为寇”
。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入觐宋太宗，宋太宗问他：“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李继捧回答道：“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可见如占据夏州一带近百年的酋豪李氏家族，面对复杂的民族情势，也不得不以“羁縻”作为主要的统治方式。
正是缘于宋初西北边疆的实际情形，宋廷将在西北地区修筑城寨或者堡寨，作为重要的国防策略之一。就笔者目前所见史料，早在建隆二年（961），秦州就修筑了“伏羌寨”
，以“伏羌”为名，正代表了堡寨在当时承担镇抚蕃部、保护熟户方面的政治与军事双重功能。再如宋真宗时期，曹玮在秦州招降蕃部首领厮敦，得以修筑“秦、渭之阨”的南市城，并筑弓门、冶坊、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洛门、威远等十余座堡寨，在当时对招徕蕃部、稳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至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随着宋夏之间近百年战争的开启，“夏国边界东起麟府，西至秦凤，缭绕几二千里”
。因此修筑城寨又成为交战双方重要的国防策略。而宋方从最初的“遮障汉户，且为篱落”防御式修筑，
逐步过渡到主动进攻式的修筑，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据欧阳修的奏折，“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
。再到十余年后的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据曾巩的奏折，陕西五路的城寨总数已经是“二百七十有四”，“较于嘉祐为再倍”，“新立之城固多矣”
。最终通过修筑城寨的战略规划，至宋哲宗年间，北宋终于形成比较有利的边疆态势，“北自银城，南自神泉，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横山之膄，尽复汉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晋士马，更为声援。自此岚、石遂为次边，麟、府不为孤绝”
。
但是，北宋在西北地区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这一带的战事不断，因此在战争之外，如何有效地对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就成为北宋中央政府所必须面对的议题。并且北宋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纵观北宋历史，政府基本保证了西北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并重视当地城寨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而关注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民生问题，客观上实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及汉文化的认同，在从“融”到“荣”的过程中稳定了边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