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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发展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共同话题。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异彩纷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民俗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它以民族群体为载体，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体现在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内涵丰富，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主要涉及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方面。民俗文化既是历史文化，更是“活”的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这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提供了鲜活的源泉和动力
。
从概念上看，旅游和民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却在现实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随着中国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将民俗应用于旅游，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和动力源泉。民俗旅游既是一种旅游产品，也是一种文化消费模式。从地方政府的层面看，需要发展好所在的乡村，为旅游者呈现出不同民族、习俗、节庆、自然环境等特色鲜明的民俗村，民俗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为旅游者的凝视提供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供给；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游客要体验有差异度、迥然不同的乡村生活。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特色，相对于都市人而言成了一种旅游产品和消费对象
。在一系列旅游立市、旅游强县、旅游扶贫等政策的推行下，民俗旅游不仅有助于传承与弘扬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丰富与完善旅游产品的内涵与价值，还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民族地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然而，在经济资本逻辑下，地方的民俗文化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迁与重构，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丽江、大理、周庄、同里等历史城镇出现的“过度商业化”或“完全商业化”现象
。在现代化和旅游发展进程中，民俗文化的同化、庸俗化和过度商品化等问题日渐凸显。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下研究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再造，尤其是乡村内生文化的重构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中国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作为旅游吸引物，其多样性和异质性受到越来越多休闲旅游者的青睐。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类旅游地蓬勃兴起。中国政府、规划者往往将地方节庆和仪式视为民俗旅游的主要文化资源，进行民俗化和遗产化。民俗旅游中形成了以当地民族文化展演为主的民族文化村，如傣族园、云南民族村等；涌现了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大型实景演出剧，如张艺谋的《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和杨丽萍的《云南印象》等系列作品；以及以展示民族文化为主的主题公园，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厦门台湾民俗村等。少数民族的节庆和仪式活动作为核心旅游吸引物，为游客想象提供了在场化展演和凝视空间。
少数民族节日是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凝聚着民族的历史记忆、礼仪习俗、社交娱乐、歌舞艺术、道德伦理等文化要素，是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精神文化展演的重要载体。同时，民族节庆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发挥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的重要作用
。在民俗旅游发展背景下，调适和重构民族节庆活动，推动旅游和经济的发展受到地方民众和政府的重视，很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哈尼族的昂玛突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等都经历了由带有娱神色彩的少数民族节庆转变为新型的、场面恢宏的娱乐性的节日活动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本土传统与现代发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出生满月到婚丧嫁娶，从个人仪式到社区仪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仪式生活实践和行为模式。旅游和地方仪式之间的互动，促使地方仪式成为游客喜闻乐见的展演活动。一方面对当地居民的信仰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仪式展演也促进了旅游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以本书的案例地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傣族园由曼将、曼春满、曼听、曼乍、曼嘎五个千年古村寨组成，是一个神圣与世俗交织性特别强的民族旅游社区。南传佛教与当地信仰的融合构成当地居民特有的仪式生活形式，旅游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成为傣族居民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佛寺的建筑、傣族居民的生活空间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实践成为游客凝视和体验的对象。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象：傣族社区居民的信仰非但没有在现代化与旅游发展中衰落，反而出现了信仰热情高涨和信仰实践频繁的局面。他们的仪式生活并不是发生在寺庙中那么简单，有时当地居民会将为游客临时停靠观光车的店铺街道区域围成仪式空间进行信仰实践，还有些情况下，当地居民会将整个村寨围起来并请专人把守，不让游客干扰他们的仪式。这些特殊的现象体现了旅游和不同仪式活动之间的微妙关系。让我们不禁思考：中国民族旅游背景下，旅游对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节庆和仪式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从研究的范畴看，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影响、制度文化影响和精神文化影响三个方面；从研究主体上看，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可以细分为对旅游者、社区居民以及对主客关系的影响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早期的消极或积极的二元价值评判逐步转向多元视角的过程性研究。研究话题主要围绕文化变迁、文化保护、社区参与等问题展开。
1.文化变迁
民族旅游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最清晰地反映了旅游发展历程中地方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变迁。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
。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行不息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与扬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
。现代化、全球化、流动性等诸多因素带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变迁，旅游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外来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引起目的地的文化变迁，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核心命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已有研究从现象描述转向理论探索。首先，从理论发展上看，人类学对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视角是涵化和发展。旅游开发给不发达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颇深。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其次，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它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变迁。“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的“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概念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变迁过程
。这一理论的运用，促使研究者们从关注文化变迁的结果转向微观过程研究。此后，学者们多用这一理论阐释旅游地的文化变迁过程，以及变迁背后的动因和作用机制等。再次，格尔凡德（Gelfand）等人受到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启发，提出理解文化的维度：松（loose）—紧（tight）文化。强规范以及对越轨行为的低容忍是“紧文化”的基本特征，反之亦然
[1]
。这一理论贡献在于吸纳纵向的历史视角的同时，也考虑到社会、政治机构和生态环境，个体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和个体的心理适应。最后，在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和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下，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生产理论为阐释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变迁提供了理论框架。此外，研究者们还引入“传统的发明”、“实在”与“虚无”、“文化重构”、“空间实践”和“空间政治”等社会学、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对文化变迁过程，以及空间生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对地方性、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人地关系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可见，多维视角、过程性和地方性是文化变迁研究在理论建构上显现出的新动向。
2.文化传承与保护
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变迁引起学界对地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视，由此，衍生了对文化商品化、真实性和旅游族群性等理论命题的聚焦讨论。
（1）文化商品化
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是指目的地社会在市场资本推动下，以经济回报为主要目的，将当地文化、风俗习惯、民俗节庆、民间工艺和艺术等传统文化实践转化成适宜出售的商品
。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将文化商品化作为研究视角，从强调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旅游地文化的单向消极影响转向双向影响的利弊分析。近年来，研究的理论对话点主要围绕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传承、文化真实性、文化认同的关系等。二是将文化商品化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商品化背景下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知识产权保护”“麦当劳—迪士尼化”“文化传承”“权利”等理论视角，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展开探讨，研究内容涉及遗产地的权利主体、遗产地的商业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等。整体而言，理论对话的焦点从“地方”转向“人”。文化传承人、政府和社区居民等各种社会行动者对遗产资源的争夺和博弈过程成为研究焦点。
（2）文化真实性
本真性或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概念最初是针对博物馆是否应该展示真实性物品而提出。该概念引入西方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的认识
。Boorstin（1964）认为旅游者追求舞台化的吸引物、伪事件以及商业文化，使得原真性与旅游者日行渐远。此后，厄里（Urry）、麦肯奈尔（MacCannell）、科恩（Cohen）、布鲁纳（Bruner）等学者回应了他的观点
。随着旅游原真性问题逐渐进入世界旅游研究者的视野，原真性的学术内涵及解释范围也得以扩展，形成三大主要流派
：一是以麦肯奈尔（MacCannell）为代表的客观主义本真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从旅游客体的视角来追求真实。二是以科恩（Cohen）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本真性（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从旅游主体角度提出“渐变真实”（Emergent authenticity），认为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化商品化的常态化发展，很多原本不真实的事物会逐渐得到认可。三是以王宁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从对旅游客体本真性的关注，转向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的体验或感受的本真性。可见，从旅游主体或客体视角强调原真性是旅游原真性含义界定的分歧所在。
王宁（1999）最早将本真性的概念介绍到国内，并在分析旅游中的单向本真性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互动本真性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从客观主义真实性逐渐转向对存在主义真实性、互动本真性以及建构主义真实性等的多维解读，着力探讨互动本真性与商业化、旅游动机、原真性氛围营造的关系；旅游者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主客关系与原真性、原真性的再建构等。
（3）旅游族群性
族群性（Ethnicity）是指那些自认为并且也被其他人认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70年代民族旅游兴起，族群性成了旅游影响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文化差异受到外力而发生改变，族群性也被重新建构，这是旅游影响研究族群性的主要原因。自1984年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L.van den Berghe）与查利斯·凯斯（Charles F.Keyes）提出“民族旅游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的论断以来，“旅游族群性”的概念被相应提出和讨论
。
学界对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种研究取向：一是以族群性为起点回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变迁，反思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差异及其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问题。二是将民族旅游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族群关系类型。在主—客互动中，东道主与游客相互强化了对方的“自我”与“他者”，最突出的现象是双方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影响效应。三是基于族群关系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具体而言，针对族群因旅游利益而分化或弥合，以及族群之间的旅游竞争与合作的现象展开研究
。四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将导致不同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倾向。从这个角度的研究较多，也最为复杂。
“认同”（Identity）是族群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在旅游研究中，族群认同的建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学者们从文化差异、遗产和旅游想象等不同层面，探讨旅游族群性的复兴、再创造与重构；另一方面，从族群边界的角度，探讨族群及其成员的身份重建与认同。其重要研究趋势是从将族群作为均质的主体，转向对族群内部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异质性”的关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旅游中的社会角色、旅游参与程度等也不尽相同，往往会影响他们对族群文化的认同和理解
。
3.社区参与旅游
从社会学角度，滕尼斯（1887）首次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社区”的概念。一般而言，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规划部门对于社区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规划方法的重视，以及学术界对旅游影响、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的研究等，推动了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兴起
。
当下，社区参与旅游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研究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的讨论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以及旅游的积极效应研究逐渐转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上。研究话题更加多元化，主要围绕社区旅游恢复力、社区治理与旅游扶贫、社区增权、旅游吸引物权等问题展开。研究视角上，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赋权理论逐渐转向空间实践与政治方面的理论探索，反思社区参与研究走向空间权利与正义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
。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对民族地区带来巨大的冲击。尽管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数主要从经济、环境、制度等方面探讨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而对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不够。
文化重构是指“文化体系的再造，特别是价值系统的重新建构，以及文化模式的铸造、文化类型的规整”
。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所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是文化重构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不断满足自身发展和需要的工具，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文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又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发生转移，因而它在不断的自我调适和与“他者”的广泛交流中得以发展，这就产生了文化的变迁。文化重构可以认为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当下，文化重构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的理论依据，受到学者们的重视。Cohen认为文化是有活力的和灵活多变的，当地人为了吸引游客而在传统文化中加入新的元素，被新元素修饰的文化旅游产品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一种演示
[2]
; Cano等实例研究了墨西哥Huaquechula小镇为了极力促进当地的黑色旅游（thanatourism）而挖掘整合传统“亡灵祭日”（Day of Dead）中的文化因素
; Cahir等追溯了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一种夜间祭祀狂欢会（corroboree）发展成为旅游产品的历史过程
。光映炯等（2014）通过对东巴法会的研究发现，游客的“看”与东巴的“被看”，文化的旅游展演有助于重构传统文化、重新确立东巴的现代社会身份、强化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
。曹晋等（2005）指出香格里拉从民族文化信仰到全球旅游文化符号，牺牲了香格里拉从前严肃的、神圣的、本真的价值标准
。这些研究认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不一定会导致传统意义的消失，反而会在另一个角度上使其绽放光彩。正如MacCannel所言：“旅游可以促进民族特征的恢复、保护和细节的再创造。”国内学者的研究强调了文化重构原则
及其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文化重构过程、机制等缺少具体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