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旅游对信仰生活的影响

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是“旅游影响下傣族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重构过程与机制”。由此，旅游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信仰生活是综述的重要方面，涉及旅游对地方节庆和仪式的影响、圣地社区群体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等方面。

一 旅游对地方节庆和仪式的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民族旅游兴起以来，游客与东道主在旅游情境中的凝视和接触所引起的地方信仰变迁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旅游和地方信仰之间的互动，促使地方仪式成为人们喜闻悦见的展演性活动，对居民信仰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仪式展演也促进旅游和地方发展。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回顾发现，过去研究已从早期关注旅游的积极或消极的二元影响，逐渐过渡到关注地方仪式变迁以及仪式变迁所带来的社会秩序和族群性重构，内容涉及节庆仪式的舞台化、旅游商品化、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和族群性建构、仪式主体中的权力关系等，主要运用了“舞台真实”“主客互动”“旅游商品化”“文化再生产”“传统的发明”等理论视角，以定性研究为主。例如，在旅游的二元影响方面，格林伍德（1977）探讨了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对“阿拉德”仪式的认同弱化甚至丧失现象 ^[2] 。斯蒂法妮·扬（1998）发现曾令格林伍德痛心疾首的“阿拉德”仪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依然生机勃勃，由于政府的干预，仪式内涵有所变化，男人们不再游行庆祝西班牙打败法国的战役，而是竭力彰显其巴斯克性 ^[3] 。李春霞、彭兆荣（2009）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把当地的节庆仪式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来打造，以此作为展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节庆仪式跨越其本来的时空特质，出现了只要有游客来，就以表演节庆取悦游客的局面进行了利弊分析 。在旅游中社会秩序和族群性重构方面，朱健刚（2010）对布依族村寨的研究发现，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打破了原有村落的生成性秩序，在使得自然被景观化的同时也产生新的建构性“秩序”。新的生活秩序不得不适应旅游的需要，甚至原有的民族节日与仪式也不得不为了旅游而调整、改变。随着这种改变加深，新的秩序成为少数民族族群观念的一部分，从而再生出新的族群文化。还有研究以“东巴法会”的“祭丁巴什罗”仪式为例，从旅游舞台的建构、音声的展演、体化及行动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仪式展演中的身份转换、社会交往中社会秩序的稳固 。上述研究虽然涉及旅游中的仪式的内涵、意义的变迁以及仪式行动主体的话语和旅游族群性重构等问题，但是却忽略了地方仪式中行动主体的“身体在场”。仪式是族群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特定时间、场所设施、景观空间和固定身体实践、语言结构模式相关 。众所周知，仪式作为族群记忆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具有操演性的特征，而操演又是身体性的，因此仪式中行动主体的“身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人类学的身体研究为我们研究不同民族的地方仪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布莱恩·特纳所言，世界已进入“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是“我们所有重要的政治和精神事宜都要通过身体的渠道来阐述”。20世纪初期，在道格拉斯、莫斯、巴特勒、哈拉维、布莱金、福柯等一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出现了“身体转向”的趋势。人类学对“身体”认识的根本性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从长期以来的“身体的缺场”转向“身体在场”；二是从早期的身心二元的解释范式转向自我与社会的一体论范式。道格拉斯的《纯洁与污秽》和《自然象征》即是典范。身体作为人类学者研究的直接主题经历从将身体视为社会生活的背景特征，到身体作为人类交往和互动的媒介，再到反思身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历程 ，可以分为四种研究路径和理论取向：一是以莫斯为代表的身体技术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了关于身体权力和惯习的探讨。二是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身体象征理论。她的身体象征理论将身体视为社会文化的象征体系，致力于揭示人类身体与社会结构、分类体系的象征隐喻关系。三是社会建构的身体，探讨社会在塑造身体中的作用。涉及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决定性、欲望的政治化、性别的表演性、身体的性别特质等话题。四是关注身体的体验，认为身体的感受、经历和体验是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身体人类学注重身体实践，将身体的社会建构、象征意义、身体的权力和性别角色等作为研究的重点 。

目前有关身体和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游客身体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中的游客的多重感官体验，以及旅游话语中男性权威的解构等问题。Frohlick以两个旅游宣传活动——新西兰的“100%纯运动”和哥斯达黎加的“天然元素”为例，探讨了旅游品牌塑造中的身体和地方的共同建构和异性化 ^[4] 。Johnston通过对新西兰和悉尼的两场同性恋游行的研究指出这两场同性恋游行中异性恋者加入游行是对旅游活动中主客、自我和“他者”、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破坏 ^[5] 。二是从旅游从业者身体的角度，探讨旅游中表演者身体的社会形塑等。张文馨、叶文振（2014）探讨了女性表演者身体在市场的性别化消费逻辑下，经由组织制度化的时空运作以及组织中的身体规训而被形塑，成为了具有消费性、生产性以及民族文化性的身体，从而揭示旅游演艺将民族文化化为隐匿在其背后的传统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角色 。

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旅游对仪式影响的程度，体现为游客数量、范围和持续时间的差异。Cohen（2009）对泰国两个不同的精神信仰节庆——普吉岛的中国素食节和泰国中心佛寺的文身节的研究指出，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不同，游客对这些节日的可持续影响程度也不同。考虑到两个节庆的差异：素食节是壮观的，对观众来说是通过精神媒介的展演，游客被邀请作为“客人”；文身节是一个仪式，鬼在他们周围，并不想向游客展演，游客并不受邀，被认为是“闯入者”。这两个节庆仍然是可持续的，他们的差异在于对游客数量的敏感性：素食节能够接收大量游客，而文身节中的少许外国游客被认为是干扰的，有少量的人数增长。由此可见，进一步研究需要对旅游和不同仪式事件的微妙关系展开比较研究 ^[6] 。

二 圣地社区群体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一）神职人员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从早期西方神职人员的视角看，旅游给圣地景点神职人员和信徒的典型感知是威胁，旅游是对朝圣景点神圣性不利的活动、需要对朝圣景点进行保护、败坏当地传统和价值观等 ^[7]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语境下的基督教环境，而对非西方语境下其他神职人员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方面关注不足 ^[8] 。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非西方语境下佛教僧侣和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例如，Shackley（2001）指出佛教僧人在潜在收入驱使下，允许游客打扰他们的佛教节日；这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商品化，文化真实性，精神价值的稀释等 ^[9] 。随后的研究中Shackley（2006）指出，佛教权威对游客的态度是模糊的。最受欢迎的是外国游客的涌入为获得现金捐款、展示当地传统，宣扬佛教教义提供了机会 ^[10] 。在此基础上，Wong等（2013）研究指出有关佛教朝圣景点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对寺庙景点中的僧尼在接待游客时，对游客的感知和认识的研究较少。他们在普陀山旅游中佛教僧尼对在神圣之地游客存在的感知研究发现，佛教的情境中僧尼对旅游的认知基于他们信仰的深度。一些人声称佛教的培养使得他不受外界干扰，还有一些僧尼认为感到游客干扰生活是自己还欠缺佛教宁静的造诣。越是受到佛教观念的启发，僧尼越是在精神上准备好迎接游客的到来，佛教的世界观在他们的观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1] 。随后，陈炜等（2015）在对汉传佛教旅游地广西桂平西山的僧人满意度研究基础上，运用理论筛选、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僧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调查结果进行IPA分析，探寻影响当地僧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

（二）圣地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方面，已有研究聚焦于社区居民对旅游总体影响、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感知与态度。张俊英、马耀峰（2012）以塔尔寺景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结合SPSS 软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了佛教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并基于人口学特征对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此外，学者们往往结合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对居民的感知和态度进行分析 。Zamani-Farahani 等（2012）对伊朗Sarein 和Mosooleh 圣地景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研究指出，旅游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对他们的信仰、实践和虔诚度等造成一定影响 ^[12] ；在社区居民对地方感的感知和态度上，台湾学者黄礼强和张长义（2008）的研究以台湾苗栗与新竹交界的狮头山为例，以定性研究的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探讨其作为台湾重要的朝圣观光点，其地方居民对观光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感如何呈现，并指出不同区域的群体、生活场域造成居民地方感的差异，也促使居民对地方的未来发展持不同态度 。

虽然学者们指出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积极或消极的，但是对于旅游影响的维度尚无定论。当地居民对地方发展旅游的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游客类型、旅游地生命力周期、人口学的因素例如年龄、性别以及旅游的性质、游客行为、游客密度、旅游发展程度、社区归属感、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对基础资源的使用情况等诸多因素相关。Terzidou和Stylidis等（2008）通过问卷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探讨了社区居民对蒂诺斯岛的圣地旅游和它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感知是积极的。居民感知的基础是年龄和去教堂的频次 ^[13] 。此外，社区居民对朝圣游客的感知与普通游客不同，他们被认为是类似于社区群体本身。Vargas-Sánchez等（2011）发现“游客行为”“游客密度”和“居民感知的旅游发展程度”这些重要的变量影响了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当地居民对旅游的喜好的感知程度与对当地人的尊重程度以及游客行为的文化展示有很强的关系。由于不同的人对旅游发展有不同的体验和感知，因此研究不仅将东道主社区看作一个整体，还应该试图揭露和理解不同个体之间的感知差异 ^[14] 。潘立军、刘喜梅（2009）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南岳衡山这一佛教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的因素。研究指出社区归属感、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对基础资源的使用情况3类因素与旅游影响变量显著相关 。

圣地社区中不同群体的旅游感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经济收益、与游客接触的频次等，并在旅游发展中不断变化。Suntikul和Dorji（2016）以定量研究的五点量表和T检验为主，结合定性的访谈方法对不丹节庆的文化实践以及旅游如何影响这些节庆进行研究，并探讨当地僧侣和当地人对策秋节这一特殊节庆中游客影响的感知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不丹当地人的收入仅有5.5%的居民反映是来自旅游收入，2/3的居民没有或间接从旅游中受益，因此他们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支持不能仅仅从Ap（1992）和 Getz（1994）所说的经济收益来解释，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自豪感上；僧侣和游客接触较多，他们认为游客在节庆中的存在是一种阻碍或打扰。本地人平时和游客接触少，在节庆中面对大量游客会觉得不习惯，他们在策秋节上的体验和面对游客的体验紧密相关。最后，他们还指出社区群体对旅游的感知是动态变化的，Doxey（1975）的愤怒指数显示了当地人对游客和旅游感知的变化的关系影响。在运作和管理策秋节中游客在节庆时期住宿数量的增长和优先对待势必会带来当地人对旅游感知的变化 ^[15] 。 kq3oyeRGQ0FihbJJKitgVf8GC+iW2JdJEgkVeA2R5Xca817bEU7dri1b5fj8nP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