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环境”作为一个法律客体

一 概述

当我们尝试去了解国际环境法的客体时，涌现出的第一问题是，“环境”这一术语指的是否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它是否具备一个具体的法律或实践含义。“环境”这一术语流行于科学、政治和媒体话语中，但是它的含义仍然不太清楚。当谈及“时间”这一概念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当我们不再被要求对其做一个定义时，我们就知道了它的含义，“环境”这一术语一方面很简单，可以凭直觉来理解，另一方面又很难，需要精确地加以界定。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有必要从三个层面对其做一个特征描述。

二 科学层面

首先，“环境”这一术语可以从科学层面来刻画它的特征，更具体地说，是用生态学的方法，相关著作对它的特点给出了不同的解说。

从广义来讲，环境的定义是“围绕着一个空间实体的任何东西，无生命的或者是活着的”。 ^[1] 20世纪70年代的广义概念还包含了人这一要素，将其作为操控力量。 ^[2] 当今，这一术语的平衡已经摆脱了单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一个“有机体”（包括了人类）为轴心来运转。根据《牛津生态学词典》，“环境”是：

一个有机物所生活的外部条件的完整范围，包括物理的和生态的。环境包括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对人类而言）关切，更多时候它的特征被理解为土壤、气候和食物供给。 ^[3]

这一广义和平衡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流行，在“生态系统方法”的根源中也可以发现它的存在，而多边环境协定越来越多地在运用“生态系统方法”。 ^[4] 但是，这一科学概念看起来似乎太过宽泛，以至于无法确定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研究领域。人类环境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际法的整个领域。对环境的科学定性强调了环境保护有必要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因为环境不仅被定义为围绕在人类周围的状况（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还被定义为那些围绕在任何其他有机物周围的东西（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点）。

三 法律层面

我们同样会问，国际法是否对“环境”这一术语的一个或多个含义赋予了特定的法律后果。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到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法律手段中去寻求。

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回顾第一章谈到的国际环境法的奠基文件。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些方法都没有对“环境”这一术语做出具体定性。不过，它们还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见解。例如，《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序言就提到了人类环境的两个构成部分：“自然的和人造的，对人类幸福和享受基本人权以及生命权至关重要的。” ^[5] 它还进一步提及“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以及其他各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种群”。 ^[6] 后来的《世界自然宪章》（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里约宣言》（ Rio Declaration ）和《千年宣言》（ Millennium Declaration ）的文本，针对《斯德哥尔摩宣言》对环境的特性描述几乎没有增加内容。 ^[7]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方法就其本身而论是不够充分的。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参考国际上的法院和法庭的裁决，特别是国际法院的裁决。在其关于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指出：

环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代表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生活质量和健康，包括未出生的人类。 ^[8]

如果不探究这一意见的用意何在，还是不足以给出“环境”这一术语的法律内涵的。

第三种方法是在一个特定的规范性文本（例如一个条约或者一个规范）中寻求对“环境”这一术语的定义。例如，在查戈斯岛案中， ^[9] 英国尝试限制仲裁庭的管辖权限，主张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MPA）不能被定性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7条第1款第3点所规定的一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存措施”， ^[10] 因为它包含了“对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行使国家主权”这一行为，所以根据公约第297条第3款第1点之规定，应当排除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驳回了英国的主张，因为它发现海洋保护区是被当作一个“环境关切”来定性的。 ^[11] 如此一来，“环境”或“环境的”这一术语就有了特定的法律内涵。但是，这种方法最大的长处也恰恰是其主要的短处。这种方法可以明确某一术语在一个特定条约语境下的含义，但是这一含义通常也只限于这一语境。例如，在南极条约体制中对环境的定义， ^[12] 一旦脱离南极这一特定语境，就几乎没有法律关联性。同样地，在涉及石油泄漏的民事责任制度语境下，环境危害一词中“环境”的定义 ^[13] ，以及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 Protocol I to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在谈及环境危害时对“环境”的定义， ^[14] 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它们排除了自然或人造环境的特定成分， ^[15] 这也是《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准则所规定的。 ^[16] 甚至还有一个更广义的定性，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条第1款之规定， ^[17] 但是，在缺乏一个法律关系[例如公约与《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 ^[18] 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不能将这一定性借用至其他条约的语境当中。

四 操作层面

最后，如果完全从操作层面考虑，“环境”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从“国际环境法”所涵盖的整套文书中获取。当然，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种方法是不太让人满意的，因为它是一种逻辑上的循环。但是，在实践中，它又非常实用，特别是它为国际环境法这样一门学科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综述，并可用于专业研究或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它帮助组建了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而且它这种方式有助于将这些内容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例如，在前文对“环境”定性时所提及的物理的（空气、水、土地）、生物的（物种，包括人类、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的（人类生存和审美方面的考量）这些组成部分就可以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实体规制的不同类别或领域。这就是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在本书的后续部分，我们将聚焦于国际环境法这一完整“大陆”的四个“次大陆”： ^[19] （1）海洋环境和淡水； ^[20] （2）大气保护； ^[21] （3）物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22] （4）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规制。 ^[23]

以上其实就是对国际环境法所要研究内容的特性描述，现在我们开始介绍这一实体法的主要特征。 hk3oEbjMH3vwme7GD1VVjunKQ//XgbPu33WL7BVZTQE/1HVCiYfwJxponjGVL9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