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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英宗名硕德八剌，仁宗子，生于大德七年（1303），仁宗时被立为皇太子，延祐七年（1320）三月即皇帝位后，以至治作为新的年号，至治三年（1323）八月被谋杀，在位四年，主要显示的是倡导新政的执政风格。
硕德八剌十八岁登基为皇帝，在辅臣的帮助下，即位伊始即宣示了新政的蓝图。
延祐七年三月，硕德八剌在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在由儒臣张士观撰写的即位诏书中明确表达了政治维新的意图，除大赦外，还强调了复租赋、免逋欠、恤站赤、抚军士、重招抚、兴学校、崇祭祀七条施政要求。
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以圣继圣，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临万国，十年于兹。以社稷之远图，定天下之大本，协谋宗亲，授予册宝。方春宫之与政，遽昭考之宾天。诸王贵属、元勋硕辅，咸谓朕宜体先皇帝付托之重、皇太后拥护之慈，既深系于人心，讵可虚于神器，合辞劝进，诚意交孚。乃于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诞受惟新之命，庸推在宥之恩。可赦天下，自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侵盗短少系官钱粮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轻重，咸赦除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所有合行事宜，画列于后。
一，恤灾拯民，国有令典。应腹里路分被灾去处，曾经赈济者，据延祐七年合该丝线，十分为率，拟免五分。其余诸郡丝线并江淮夏税，并免三分。
一，差发、税粮，民之常赋，贫乏逋欠，在所宜矜。其延祐七年以前征理未足之数，并行蠲免，已征入主典之手者，不在蠲免之限。
一，各处站赤，差发繁并，迤渐消乏，仰中书省、通政院设法撙裁，诸衙门不得泛滥给驿，违者罪及当该判署官吏。路、府提调官钤束站官人等，毋得聚敛侵克，差役不均。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严加纠治。
一，远近诸军，征行戍守，终岁劳苦，实可悯怜。其阵亡之家，常例存恤限外，各展一年。本管翼、卫及奥鲁等官，毋得非理科敛，违法放债，勒要重息。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常切体究。
一，两广、云南等处哨聚贼人，据恃巢险，出没不常。虽蛮荒之俗固然，亦由官府失于威信，不能抚怀，以致如此。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内出官自首，许免本罪，各安其业。限外不悛，依例收捕。
一，农桑、学校，王政之本。盖务农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幸化。累圣相继，具有典章。仰各处提调官常切加意，勉求实效，勿事虚文。其科举贡士之法，并依旧制。
一，岳镇海渎，圣帝明王，诸在祀典者，长吏择日致祭。
尚念祖宗丕绪，持守惟艰，万机之繁，罔敢遐逸。更赖远近勋戚，左右臣邻，咸一乃心，以辅予治。咨尔多方，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在这七条施政要求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对赋税的灾免和恩免规定，灾免的免征比例达到一半，是前所未有的标准，恩免则维持了减征十分之三的标准。施行这样的标准，确实是有新意。
由于英宗即位得到了皇太后答己的首肯和帮助，所以在举行登基大典后，立即册封答己为太皇太后，并在诏书中不仅强调了太皇太后“定大策于两朝”的功绩，还明确表达了“为治之端，无加于立孝；报本之义，莫大于尊亲”的意愿。
延祐七年十二月，英宗下诏改元为至治，并特别在由儒臣元明善撰写的诏书中对新政提出了十六条要求。
朕祗遹诒贻谋，获承丕绪，念付托之惟重，顾继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衮冕，恭谢于太庙。既大礼之告成，宜普天之均庆。属兹逾岁，用易纪元，于以导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谨始。可改延祐八年为至治元年，所有便民事宜，条列于后。
一，国家经费，皆出于民。近年以来，水旱相仍，艰食者众。其至治元年丁地税粮，十分为率，天下普免二分。合该包银，除两广、海北、海南权且倚阁，其余去处，减免五分。
一，大都、上都、兴和三路，供输繁重，自至治元年为始，合着差税全免三年。腹里被灾人户，曾经廉访司体复者，下年丝料与免三分。燕南、山东、汴梁、归德、汝宁灾伤地面，应有河泊，无问系官、投下，并仰开禁，听民采取。若有元委抽分头目人等，截日革去。
一，诸人侵欺盗用失陷短少减驳合追系官钱粮，如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诏书已前，已有追理文案者，先将奴婢财产尽数准折入官，不敷之数，体复明白，并从释免。若有不尽不实，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已征入主典之手者，不在此限。
一，回回、汉人、南人典买到蒙古子女为驱者，诏书到日，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
一，百姓流移，害非得已。如欲复业者，所在官司官给行粮。应有在前拖欠差发、课程，并行倚阁。元抛事产，全行给付，仍免差税三年。其腹里百姓因值灾伤，典卖儿女，听依元价收赎。
一，诸奕军人，经岁劳苦，加以管军官、奥鲁官司非理侵渔，消乏者众。汉军贫难，已告到官者，仰枢密院从实分拣，合并存恤，管军官放钱、违例多要利息及翻倒文契者，诏书到日，尽行倚阁。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给布一匹。病者，官给医药。死者，给烧埋中统钞二十五两，拘该州、县凭准管军官印署公文，于本处课程钱内随即支付，候有同乡军人回还，就将骸骨送至其家。违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严加纠察。其余合整治事理，仰枢密院续议举行。
一，站赤消乏，盖因差使频仍。今后诸衙门并诸王、公主、驸马各枝儿常加撙节，如有必合差人弛驿干办公事，斟酌应付，务从省减。一切关防约束事理，悉从旧制。脱脱禾孙用心盘诘，违者随申本道廉访司究问。通政院给马之际，若有不应差人，及多余滥给铺马者，严行断罪。
一，煎盐、炼铁、运粮船户，较之其它，尤为劳苦。户下合该杂泛差役，自至治元年为始，优免三年。其腹里煽办铁课，既敷支用，下年权且住煽，以舒民力。
一，经过军马营帐，围猎飞放昔宝赤、八儿赤并喂养马驼人等，如无省部明文，并不得于百姓处取要草料、酒食等物，纵令头疋损坏田禾树株。如违，所在官司就便追断，重者申闻。若有司不为理问，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并行纠治。
一，云南、四川、福建、广海之任官员，已有给驿定例。到任之后，不幸病故，抛下家属无力出还，穷困远方，诚可哀悯。仰所在官司取勘见数，应付元去铺马车船，仍给行粮，递送还家。如有典卖亲属人口，并听完聚，价不追还，永为定式。
一，诸色课程，已各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不得多取，已有定制。今有司考较，于正额、增余之外，又求羡余，苟非多取于民，彼将焉出？仰将延祐七年实办到官数目为定额，已后办出增余，增自作增，额自作额。
一，均平赋役，乃民政之要。今后但凡科着和雇和买、里正主首一切杂泛差役，除边远出征军人及自备首思站赤外，不以是何户计，与民一体均当。诸位下、诸衙门各
儿头目及权势豪要人等，敢有似前影蔽占吝者，以违制论罪。州、县正官用心综理，验其物力，从公推排，明置文簿，务使高下得宜，民无偏负。廉访分司所至去处，严行照刷，违者究问。在前若有免役圣旨、懿旨，并行革拨。
一，天下之大，机务惟繁，博采兴言，庶能周悉。自今诸内外七品以上官，有伟画长策，可以济世安民者，实封呈乘，如其可用，优加旌擢。诸人陈言，并依旧例。
一，守令贤否，民之休戚所系，必得其人，乃能宣化。比者举劾殿最，掌任台察。今徒知黜贪而不知扬善，殊失惩劝之道。今后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于常选人每员岁举可任守令者二人，并须指陈廉能实迹。色目官初举，汉官覆察；汉官初举，色目官覆察。限次年三月以里申台呈省，籍其姓名，以备擢用。既用之后，验其政绩成败，与元举官同示赏罚。违期不举，罪亦及之。
一，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才，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长官具姓名行实，牒报本道肃政廉访司覆察相同，申台呈省，闻奏录用。
一，封赠之制，本以激励臣下。比因泛请者众，遂致中辍。今命中书省从新设法，议拟举行，毋致冗滥。
于戏！奉天思孝，式昭报本之诚；发政施仁，聿广锡民之福。咨尔有众，体予至怀。故兹昭示，想宜知悉。
这十六条要求，包括减税粮、复租赋、贷逋欠、释驱口、恤流民、抚军士、恤站赤、息徭役、安黎庶、恤故官、薄税敛、均赋役、求直言、饬官吏、举贤才、谨封赠等方面的内容。改元诏书与即位诏书相同的要求，都有进一步的细节规定。由此可以看出，英宗已经明确了新政的四大着力点。一是着力于革除弊政，以释驱口、抚军士、恤站赤、息徭役、谨封赠等措施，解决沿袭已久的变卖驱口、盘剥军户、滥用驿站、徭役过重、封赠过滥等问题。二是着力于恤民和养民，通过减税粮、复租赋、贷逋欠、恤流民、安黎庶、薄税敛、均赋役等措施，尤其是过去较少提及的均平赋役要求，减轻百姓负担，安定百姓生活，使百姓能够真实体会到朝廷的爱民之意。三是着力于招徕人才，以饬官吏和举贤才的办法，在科举之外开辟了儒者入仕的两条重要路径，一条是监察官员每年推举贤者为官，另一条是访求不愿意参加科举的名儒，直接由朝廷录用，以此来体现朝廷选人用人的新意。四是着力于朝政清明，以恤故官的方法安定官心，以求直言的方法呈现纳谏诚意，所要显示的就是不同于以前的新施政风格。
英宗除了在诏书中指明新政的要求外，还在与臣僚的对话中展示了他对君主尽心治国的八方面认识。
一是认识到创业和守成的艰难。至治三年英宗巡幸上都时，在大安阁看到太祖、世祖遗衣皆以缣素木绵为之，重加补缀，乃对臣僚说：“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他还特别告诫主要辅臣拜住：“朕以幼冲，嗣承大业，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栉风沐雨，戡定万方，曾有此乐邪？卿元勋之裔，当体朕至怀，毋忝尔祖。”
也就是说，君臣都要体会到守业的艰难之处。
二是认识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至治元年八月，英宗仍驻在兴和，此时草原上已经寒冷，属下请求尽快返回大都，英宗则明言：“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至治二年八月，英宗特别命人在上都鹿顶殿的墙壁上绘画《蚕麦图》，强调“以时观之，可知民事也”。当年十二月，宣徽院官员上言：“世祖时晃吉剌岁输尚食羊二千，成宗时增为三千，今请增五千。”英宗要求遵从世祖时的旧制，并明确表示：“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当济之。若加重赋，百姓必致困穷，国亦何益。”
以民为本需要从细节着手，英宗显然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三是认识到选贤和用贤的不易。延祐七年四月，有人通过近臣向英宗呈献七宝带，英宗即明确表示：“朕登大位，不闻卿等荐贤而为人进带，是以利诱朕也，其还之。”他还特别对大臣说：“中书选人署事未旬日，御史台即改除之。台除者，中书亦然。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邪？”至治三年正月，拜住上言：“前集贤侍讲学士赵居信、直学士吴澄，皆有德老儒，请征用之。”英宗即明确表示：“卿言适副朕心，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
寻访贤能之人为朝廷所用，是新政的急迫要求，所以英宗特别开辟了隐逸人士的进身路径。
四是认识到既要注重朝廷礼乐祭祀，也要注重从简行事。延祐七年十月，英宗对太常院官员下命：“朕将以四时躬祀太室，宜与群臣集议其礼。此追远报本之道，毋以朕劳于对越而有所损，其悉遵典礼。”当年十二月，拜住进献卤簿图，英宗即以唐制用万二千三百人耗财，定大驾为三千二百人，法驾二千五百人。至治元年正月，英宗到太庙祭祀后明确指出：“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诚，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有人建议大祭祀应大赦天下，英宗则表示：“恩可常施，赦不可屡下。使杀人获免，则死者何辜？”
也就是说，英宗已经知道了过分频繁的大赦所带来的弊病，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做法。
五是认识到君主必须兢兢业业，不时自省。延祐七年十二月，河南出现重大饥荒，英宗询问致灾缘由，臣僚难以回答，他即明确表示：“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尽心乃职，委任失人，致阴阳失和，灾害荐至。自今各务勤恪，以应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在遭遇地震灾害后，英宗以减膳、撤乐、避正殿自儆，有近臣称贺，他即怒斥：“何为贺？朕方修德不暇，汝为大臣，不能匡辅，反为谄耶？”拜住表示：“地震乃臣等失职，宜求贤以代。”英宗即明确指出：“毋多逊，此朕之过也。”至治三年五月，上都利用监库失火，英宗亦自叹道：“世皇始建宫室，于今安焉。朕嗣登大宝，而值此毁，此朕不能图治之故也。”
在灾变中勇于自责，而不是责怪他人，确实体现了英宗的谨守君道观念和不同于他人的自究、自省风格。
六是认识到君主必须善于纳谏。至治元年正月，英宗准备建灯山于宫中，被儒臣张养浩所劝止，英宗即明确表示：“有臣若此，朕复何忧？自今朕凡有过，岂独台臣当谏，人皆得言。”
能够纳谏并且鼓励直言，显示的是英宗对实施良政的真诚态度。
七是认识到必须量入为出，节俭治国。延祐七年十一月，英宗以即位赐赉诸王和百官，“中书会其数，计金五千两、银七十八万两、钞百二十一万一千贯、币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绵九万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袭，鞍勒、弓矢有差”。至治二年四月，中书省官员请求节赏赉以舒民力，英宗即明确表示：“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纳之际，卿辈宜慎之，朕当撙节其用。”
以节用的方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确实是与以前的皇帝有所不同的思路。
八是认识到儒家经典对治国的用处。仁宗时命翰林院翻译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延祐七年十二月，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进献该书的蒙古文译本，英宗即强调：“修身治国，无逾此书。”他还特别下令将《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给群臣。
英宗对尽心治国的理解，显示出他要奉行的是儒家所强调的为君之道和治道学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君主而言，这恰是推行新政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不能忽视其对新政所起的重要作用。
英宗要推行新政，但是先有权臣干扰，后有叛臣谋逆，导致了新政未成型即夭折的政治悲剧。
英宗即位前，皇太后答己原以为其较为羸弱，便于操控，但很快意识到判断失误，乃于延祐七年正月任命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加强对朝政的控制。铁木迭儿立即对曾弹劾过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实施报复，以皇太后旨令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召到徽政院问罪并处死。英宗因为还未即位，所以难以出面制止。
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变本加厉，奉皇太后旨令，要求全面更换朝官。英宗则明确表示“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铁木迭儿此计不成，又行一计，在英宗即位前，又以皇太后旨令，“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以建立继续擅权的保护伞。
英宗即位之后，即着手对铁木迭儿实施反击。延祐七年三月，御史台官员请求降诏谕百司以肃台纲，英宗明确表示：“卿等但守职尽言，善则朕当服行，否亦不汝罪也。”四月，英宗任命太常礼仪院使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以分散铁木迭儿的权力。五月，英宗又将铁木迭儿党羽中书省左丞相阿散罢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为中书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只儿哈郎为中书参知政事，对铁木迭儿形成压制之势。
延祐七年五月，铁木迭儿又捏造罪名，将贺伯颜处死。作为反制，在有人陈告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人谋废立时，拜住要求将他们逮捕问罪，英宗则表示：“彼若借太皇太后为词，奈何？”乃直接下令将涉案者立即处死，并以此来发出对铁木迭儿擅权的警告。
延祐七年八月，铁木迭儿又要加害于时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的赵世延，并称赵世延只要列举出弹劾铁木迭儿的人员名单，即不仅不治罪，还可以升官。赵世延坚决拒绝。铁木迭儿要求以“违诏不敬”的罪名将赵世延处死，英宗则明确表示：“彼罪在赦前，所宜释免。”铁木迭儿强调：“昔世延与省台诸人谋害老臣，请究其姓名。”英宗则回答：“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问。”铁木迭儿数次请求处死赵世延，英宗也毫不让步，总算保住了赵世延的性命。
延祐七年十一月，铁木迭儿指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等征理在京仓库所贮粮，亏七十八万石，所贡币帛纰缪，不仅要求罢免王毅、高昉的官职，还要求郡县重新制造上贡币帛，英宗都置之不理。
太皇太后答己在京城修建寿安山佛寺，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等上书反对，铁木迭儿即秉承太皇太后旨意，于至治元年二月将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处死，成珪、李谦亨杖贬。此次事件后，英宗和拜住更加紧了对铁木迭儿的挟制，架空其权力，并对太皇太后干政加以限制，使她以“我不拟养此儿”的自叹饮恨成疾。至治二年八月、九月，铁木迭儿、答己先后病死，相应的专权行为也得以终止。
铁木迭儿死后，英宗即以拜住为中书省右丞相，在至治二年十一月的命相诏书中宣布新政的开始。
帝王之职，在论一相，于以表正百司，纲领庶绩。朕缵承丕绪，励精图治，然而泽有所未洽，政有所未举，岂委任之道有遗阙欤？今特命中书左丞相拜住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一新机务，使邪正异途，海宇
宁，以复中统、至元之治。于戏！朝廷既正著端本澄源之功，风俗斯醇广摩义渐仁之化。
为展示新政为百姓带来的实惠，该诏书还重申了一些恤民举措：“流民复业者，免差税三年。站户贫乏鬻卖妻子者，官赎还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贾末技富实之家，以优农力。免陕西明年差税十之三，各处官佃田明年租十之二，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时间内，英宗和拜住主要推出了五项新政。
一是淘汰冗官和确立直言机制。至治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李端上言：“近者京师地震，日月薄蚀，皆臣下失职所致。”英宗除了表示“是朕思虑不及致然”外，还告诫群臣“亦当修饬，以谨天戒”，并下令废罢世祖朝以后的冗置官署和官员。当年十二月，又以地震、日食频发，“命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集议国家利害之事以闻”。至治三年二月，英宗又对拜住说：“近者地道失宁，风雨不时，岂朕纂承大宝行事有阙欤？”拜住答道：“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责固宜，良由臣等失职，不能燮理。”英宗即表示：“朕在位三载，于兆姓万物，岂无乖戾之事。卿等宜与百官议，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他还特别告诫群臣：“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苟或贫乏，朕不惜赐汝；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至治三年五月，英宗还特别下发了开言路的诏书，强调“行于国家大体例上头，但凡有得济便益的好勾当，频题说者。有可采的言语有呵，教行；不可采的言语呵，饶也者。”
也就是说，臣僚可以大胆上书直言朝政弊病，不用担心因言获罪。
二是颁行律书。至治三年正月，英宗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扎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等人，听读仁宗时纂集的累朝格例，并增补后续诏令等。当年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英宗将其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删定律书，对于国家治理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孛术鲁翀所言：“圣人之治天下，其为道也动与天准，其为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迁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钺，礼乐教化，相为表里。及其至也，民协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尽于此矣。虽刑罚世轻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圣朝因事制宜，因时立制，时有推迁，事有变易，谋国之臣斟酌损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
英宗要通过颁行《大元通制》来体现对法制的重视，亦有其深意所在。
三是行助役法。为解决差役不均和贫民赋役负担过重的问题，英宗于至治三年四月下诏推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助役法是均平赋役的一项重要措施，还需要其他措施的跟进，只是未及宣布而已。
四是定奸臣罪。至治三年五月，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上言：“铁木迭儿奸险贪污，请毁所立碑。”英宗乃下令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并于六月“毁铁木迭儿父祖碑，追收元受制书，告谕中外”。
这一做法显示的是只有明确了奸臣的蠹政、害政行为，才能彰显新政的正当性理由，为新政扫除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
五是整肃台纲。英宗曾对御史台官员明确表示：“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儿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至治三年正月，英宗特别下发诏书，要求全面振举台纲。
谕中书省以下内外诸衙门官吏人等：中书省总理庶政，御史台纠劾百司，犹股肱耳目，体用相助。近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整治省事，已尝诏告天下。今命御史大夫铁实振举台纲，同心协力，弼成治功，期于奸贪屏息，中外
安，式副委任责成之意。所有台察合行事宜，条列于后。
一，方今治化更新，凡政令未便、刑赏失宜、臣下之奸邪、民间之疾苦，御史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皆得具实纠言。于事切当，量加迁赏。
一，张官置吏，本以为民。若抚字乖方，贪纵不法，以致军民困苦，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严加禁治。
一，学校，作养人材之地；农桑，生民衣食之本。仰肃政廉访司督责有司，勉励劝课，务要实效。
一，内外诸司，各有攸职；风宪之任，专以纠察。非奉特旨，诸衙门不得奏委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一同追问公事。
一，除内府文卷外，其余内外大小诸衙门，凡行文案，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并行照刷。其不该刷卷官吏人等，有犯取受不公，亦仰依例按问。承追合问人数，毋得占吝不发，违者究治。
一，肃政廉访司官，所责非轻。能使一道镇静，官吏畏服，乃为称职。荷细生事，暗于大体，纪纲废弛，庶务不修，是不胜任。岁终具行过事迹报台，以言事大小，定为升降，仍委监察御史巡历体察，声迹不佳者，随即注代。
一，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分司巡历去处，毋令有司官吏人等远出迎送，妨废公务，饮食供帐，不得过分。
一，诸人陈告职官俸吏取受不公，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亲行追问，不得转委有司。若事干人众，地里窎远，未及亲到者，听依旧制。
一，举善荐贤，为治之要。今后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每岁各举所知职官一员，称其材器堪充何职，以备选用。须开著明政绩，不得泛言其善。并仰独员保举。复察将来，不如所举，或犯赃私，其举察之官斟酌轻重黜降。怀才抱德、隐晦不仕者，亦听荐扬。
一，御史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行事之际，应管公事，大小官吏及各投下诸色人等毋得侵犯沮扰，违者治罪。
一，诸被问官不得推称事故，擅自赴上；近侍人员亦不得徇私，蒙胧题奏宣唤，侥幸脱罪。犯者，以违制论。
一，风宪官吏不先正己，何以责人？凡在台察，并宜公勤奉职，廉慎律身，无忝清要。严行约束吏属，毋令擅作威福。若犯非违，罪比常人加重。
这一整顿台纲的新规，不仅强调监察机构的官员要认真履行上言职责和纠弹职责，真正使官吏畏服，还要求建立有效的新监察机制，包括不得送往迎来、亲身查验和真实举荐贤能者等新规定。尤为重要的是，对监察官员特别强调了“正己”的要求，并宣示不称职者将受到严于他官的惩治。
如此严厉地整治台纲，加上英宗和拜住“振立纪纲，修举废坠，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使本为太皇太后党羽的御史大夫铁失预感到了被纠治的危险，乃密谋杀掉英宗和拜住以自保。英宗和拜住毕竟年轻，对重大的危机未能察觉。至治三年八月，英宗巡行上都南还，驻在南坡，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宗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人联合发难，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后杀英宗，造成了震动朝野的“南坡事变”
。
英宗和拜住推动的新政，虽因“南坡事变”而终止，但是他们倡导的治国观念，在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应该说，英宗所推行的新政，重点是革除弊病，以达到他所理解和追求的良治水准。革除弊病一定会损害权贵的利益，甚至威胁到一些人的生命，使其不得不以政变的形式自保。还需要说明的是，忽必烈能够“效行汉法”，得益于一批儒者的长期熏陶和一群文武干才的鼎力相助，英宗的新政，则只是在几个人求新图变观念下的突兀举动，既缺乏来自儒者的系统性理论支持，也缺乏来自群臣的积极响应，所以在多数人还未做好改革的准备时，主持新政的人已经成了新观念的殉道者。没有充分思想酝酿和实践准备的革新求变可能迅速失败，英宗新政恰是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