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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和武宗两朝的朝臣，重点强调的是守成的政治观念，并就守成政治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政治守成并不等于政治保守，而是要有继往开来的政治作为，所以需要朝臣作出全面的政治规划。王恽和程钜夫都是忽必烈在位时已展现才干的儒臣，他们在忽必烈去世后所述守成政治规划，再加上荣肇的守成政治观点，可以使人们全面了解当时的儒臣对政治守成的基本要求。
忽必烈在位时，王恽等人已经考虑过皇位继承和新君主的守成问题，王恽还特别为皇太子真金撰写了《承华事略》，提出了讲究“太子之学”的二十条要求（见本书第四章）。真金去世后，忽必烈没有再正式册立太子，只是在至元三十年六月将皇太子宝赐给真金之子铁穆耳，加之铁穆耳在北方统军，所以朝臣无法对他实施“太子之学”的教育。在铁穆耳即位后，王恽即正式呈上《守成事鉴》，强调了君主守成的十五条要求。
第一条要求是“敬天”。王恽以天命观为基础，强调守成之君必须向圣贤学习，敬奉天命，小心翼翼行事，才能够顺利主掌朝政。
王者为天眷命，贵为一人，富有四海。然随其所行得失，即降鉴而灾祥之，此天人感格必然之理，吁可敬也。伏惟陛下英明仁孝，继天而王，如宝符应运，庆云开瑞，年谷丰登，内外安足，可见天心眷佑深至。然祀告者寅畏意也，政事者感格本也，故臣采自昔圣贤敬天实德，为陛下言之。夫抑畏显命恒厥德而保小民者，成汤也；严恭祗惧谨身而修政事者，高宗也；小心翼翼顺帝之则者，文王也；夙夜畏威日靖四方者，周后也。《传》曰：“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之谓也。三代明君惟克若是，故得申命用休，享永年之祚，幸陛下鉴观，日新圣德。
第二条要求是“法祖”。王恽以忽必烈的善政为榜样，强调新君的“法祖”就是要依照忽必烈的做法行事，可以带来延续善政、臣民遵行、继承先志三大好处。
伏见国家，未有如今日之大，亦未有若世祖文武皇帝之圣者。陛下新即大位，规模法度，首为重事。然先事者后事之鉴，祖宗者子孙之法。缅惟先皇帝临御天下三十五年之间，洪规远虑，典章文物粲然备具，但未纂为一代成宪。宜令有司条具纲目，不时鉴观，遵而行之，譬犹弩之有机往省括干度，则发无不中矣。为益有三：使祖宗良法善政，永见于方来，一也。臣民安夫习熟，易于奉行，二也。继述先志，茂隆孝治，三也。昔周武广文王之声，永清四海；汉文遵高祖之法，化洽多方。又《书》曰：“鉴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兹非明效欤，惟陛下留神览察。
第三条要求是“爱民”。在大一统的环境下，要达到善政的要求，需要在爱民方面有实际的举动，王恽重点强调的是新即位的君主应采用息兵、省刑、薄敛等爱民措施，以达到与民休息的目标。
天以至仁生万物，人君代天理物，故当以仁爱为主。国家自太祖肇造区夏，至于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谓至矣。今陛下继体守文，如周成康措世于安宁，汉文景注意于休息，中外颙望，正在今日。所谓子爱实恵，不出于息兵、省刑、薄敛而已。兹者肆赦蠲徭，停罢远征，固得其要。尚当究仁爱之本，使民永受其赐。夫敦化厚俗，使民自远于罪，此乃省刑之本也。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至不得已而用，此乃息兵之本也。躬先俭素，撙节浮费，不至厚取于民，此乃薄敛之本也。愿陛下扩充诏条，日新庶政，何患德泽不被、声教之不广哉。又江南版籍，贫下者众，去朝廷远，易动难安，尤宜慎择守令，抚字有方，秋毫无犯，则盗贼自然消弭。所谓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十羊九牧，诚可为鉴。
第四条要求是“恤兵”。兵役过重，在忽必烈时期已经是朝廷要经常面对的难题，王恽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是希望新君以核实军户财产状况等方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兵民国家大本，二者互相为用，自昔视之如一。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审其如是，首蠲民差，重恤军役，可谓得爱养不偏之道矣。今宽恩已被于民编，实惠未沾于军籍，切恐纶音徒深众望。兼近年民间凋敝，凡有杂泛，与之分当，小户何堪，实为重并，此当论者一也。军籍自至元八年缘强弱不均，已曾推并，迄今廿余载。新强旧乏，陡然不同，今一体应役，岂不偏重。其九年军虽行合并，十一年签者当时起遣，已是生受，此当论者二也。彼贫难者未免赴愬，自下而上，中间龃龉，比获存恤，至甚不易，恐徒开有力者侥幸之门，终不能为贫之无力者之地。至于癃老病弱等户，虽宽限优养，譬犹疲乏犬马，终难复旧，留之将安所用，此当论者三也。国家用兵六十余年，今天下已平，不可忘战，但讲治之法与时高下者，有所阔略，幸遇陛下旷示洪恩，作新国政，比之以姑息为惠，何若诏所司依八年例再行通阅，使贫富适宜，至公均被，则福禔中外，岂不盛哉。
第五条要求是“守成”。守成之君与创业之君不同，并且守成往往难于创业，所以君主要特别注意仁、义、礼、乐的治道要求，才能保持不堕不溢的政治守成状态。
古称继体之君，犹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满；成者，物之聚。既成既盈，手执身护，一或怠则堕其成，一或侧则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陛下聪明睿知，足以保临。即位之初，追崇祖考，尊礼大臣，息兵爱民，慎官节用，已得守成之道。臣所以孜孜为言者，盖以治安难恃、骄怠易生故也。昔唐太宗问创业、守成孰难，魏征对曰：“昔之兴，乘乱覆昏，殆天授人与，既得则鲜不怠骄，有国之弊常由此起，守成为不易。”太宗以征言为然。司马光亦曰：“夫民有千金产者，犹思先世所致，必苦身谨守，惟恐失坠，况享祖宗奄有四海之业，将传于无穷，当如何哉。”伏望陛下以司马光之言为鉴，唐太宗之问为法，岂惟宗社之福，实天下幸甚。若夫圣子神孙，既明其体，不可不新其用，敢略以四者为言。纂武功平祸乱而一统者，垂统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道而为理者，守成之君也。仁、义、礼、乐，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亿兆易动之心。义者事之制，所以明政务当然之宜。礼者万事之节，所以革去僭越，定上下之分。乐者声音之和，所以荡涤淫邪，浃天人之气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尔，惟陛下垂察。
第六条要求是“清心”。王恽之所以强调守成之君的“清心”而不是“正心”，应该是考虑到了“正心”的说法过于复杂，不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并且用“清心”也完全可以点明治道“以心为本”和“守中”的基本原则。
心为一身主，万善所从出，惟澄治不为物欲蔽迁，故得耳目聪明，志虑精一。况人君是心，包罗万虑，经纬八方，苟非澄治，一或少差，得失系焉。昔二帝三王传授治道，以心为本，然不出执中、建中而已。曰中者何，无过之谓中，则天理之公，过则人欲之私，国之所以治者，只在存此心、清此心耳。如此，则或差之虑不生，至公之理可得。率至公之理以临治其下，孰不心服而化从。今陛下英明睿哲，气志如神，事无微而不察，物无远而不照，复能鉴二帝三王之执中，节嗜好，远功利，使心镜澄澈，昭然一德，照临百官，虽万几前陈，酬酢听断，将无逃于圣鉴矣。
第七条要求是“勤政”。由于铁穆耳以统军皇孙的身份登上皇位，对朝政不是特别了解，所以王恽特别强调了讲究视朝之礼的勤政要求。
人君代天理物，所当法者天也。天惟乾健不息，四时行而岁功成；君惟体之不怠，帝载熙而百揆叙。故大禹业业勤邦明德，垂百王之法；太宗孜孜为治，贞观有三代之风；后之君人者，可不鉴哉。况军国大事，日有万几，须敷奏以时，听鉴有所。今殿廷庆宴已有定仪，视朝之礼尚旷而未行，行之正在今日。勤政之实，无逾于此。
第八条要求是“尚俭”。王恽不仅强调了守成者应该遵循忽必烈崇尚俭约的基本原则，还明确提出了量入为出的建议，因为这既是对君德的要求，也是对善政的要求。
夫上俭约则下丰足，上侈靡则俗凋敝，此必然之理也。故先皇帝崇尚俭约，如重绸缯而轻纻衣，去金饰而朴鞍履，服用婚嫁，一切有制，以奉行渐远，不无稍缓。今臣民衣著等于贵戚，婚嫁聘财逾于公卿，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给者。如汉文景时，海内富安，风俗淳厚，盖示以敦朴，率先天下故也。今陛下新即大位，尚俭去奢，最是切务。且天之生财，必供一世之用。今国家财赋至广，每岁支持不易，盖事胜于财故也。为今之计，省事节用，量入为出，以过有所费为戒。昔金世宗时，有以不给为请者，世宗曰：“汝辈何騃，殊不知府库之财，乃百姓之财耳。我但总而主之，安敢妄费。”至今称为君人至言，可不鉴哉。
第九条要求是“谨令”。君主号令不能不谨慎，王恽希望新君能够坚持忽必烈时的集议方法，并以此来降低发出错误旨令的概率。
臣闻号令者，布德泽，宣壅滞，法天顺民者也。犹天之雷霆，一出而不可掩。故《书》曰：“谨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唐太宗亦云：“发号施令，当永为式，须审定而不轻出。”今陛下受命维新，万务伊始，吏民奉行，期于至治，可不谨而一之。如政有所必革，事有所当行，发自宸衷，询之辅相，稽祖训则例明，协民心则允协。如是而行，既谨而一，则威肃而民信，君尊而国安。又旧例军国事，省与台、院一同奏闻，有所未当，即议从所长，当时行之，甚为便益。目今各行专达，既不通知，事或窒碍，必须更易，其于大体不无少亏。宜申明旧例，且防壅蔽，天下蒙幸。
第十条要求是“立法”。朝廷需要定立成系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是王恽的一贯看法，之所以对守成之君提出立法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及时解决“无所守之法”的问题。
法者，辅治之具，则不可一日阙。历观自古代有成宪，子孙守而不失，如周之三典、汉之九章是也。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大小之法尚未定议。内而宪台、天子执法，外而廉司、州郡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无所守之法，犹有医而无药也。至平刑议断，旋旋为理，未免有酌量准拟之差，彼此重轻之异。臣愚谓宜将先朝拟定律令，颁为元年新法。如是，则法无二门，轻重适当，吏安所守，民知避而难犯，亦继述之大事也。
第十一条要求是“重台谏”。王恽曾在监察机构供职多年，深知其对朝政的重要性，所以特别对即位不久的君主提出了重视监察机制的要求。
臣闻台谏者天子耳目，朝廷纪纲。耳目聪明，则事无壅蔽；纪纲振理，则朝廷肃清；惟系重如此，故权不宜使之轻，气不可使之沮，否则聪明自蔽，纲纪自缓，将何所赖。惟职专纠弹，不悦者众，又近年以来，被劾者欲缓已罪，反行诬告，权臣因之沮抑，靡所不至，究其无实，多不抵坐，致使邪气转甚，正人结舌，根本内拨，枝叶外瘁，甚失风宪大体。故古人有言：“鹰隼获禽，猎人随护，不然反为物伤。”可不念哉。昔裕宗皇帝听理东朝，审其如是，力为扶持。今陛下即位之初，特为系重，一切所行率由旧章，悠久如是，岂惟肃正朝纲，聪明有赖，执法明而尊严之道备矣。
第十二条要求是“选士”。在众多儒臣中，王恽是坚持推行科举之人，忽必烈在位期间已经有过明确的表述，此时再次强调科举的重要性，就是希望能在新君的应允下，使科举得以恢复。
伏睹先皇帝在潜、登极四十年间，招延侧陋，寻访好人，略无虚岁，得士之多，于斯为盛。以选择难精，任使乖用，设科取士，常有定议。计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遍，独此未及行耳。比读诏条节该，议贡举之法，可谓得先帝遗旨矣。况科举取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逾于此。若将十一年已定程试格式举行，甚允当也。但科场停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月，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材，以备国家之用。臣愚所以为言者，选取人材最为方今切务，不可缓也。顷年世祖皇帝暨裕宗皇帝所以将行而未遑者，天其意欲以遗陛下，俾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欤。
第十三条要求是“慎名爵”。王恽希望守成之君不要滥授官职，因为这是忽必烈后期存在的重大弊病，需要有所改变。
《书》称：“官爵天秩，王者不可私以予人。”何则？砺世磨钝，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为吾用者，正赖此耳。惟贤惟能，然后授之，尚虑得之轻则视之轻，视之轻则人不重，人不重，君子耻而小人至矣。今四海一家，廓然无事，收揽威权，正在今日。朝廷宜重而惜之，不轻与人。谓如李唐季年，使职或带相衔，初无分省实权，何则？既远阙廷，岂容别置省府，所以然者。盖亡金南渡后，一时权宜，不可为法，其勋伐者，当如汉、唐封加官爵。夫有功劳者酬以官爵，有材德者任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未闻以辅相之职，为赏功之官者，宜讲明典故，别议施行。
第十四条要求是“明赏罚”。这一条要求的内容与上一条接近，只不过更强调以立制的方法解决官员冗滥的问题。
赏罚为国大柄，惟政先定体，官有定员，则大柄可行，能责人以成效。况古人为官择人，后世为人择官，职此之由，政本不立，遂成冗滥，此古今之通弊也。故唐太宗贞观元年首明致理之本，任贤去冗，定文武官才六百余员。金世宗即位之初，专以廉能责下，遣官分察州郡，以三等大明黜陟。比闻诏有司减官增俸，是将汰冗养能，正此意也。顷年亦尝定夺，缘事重责大，行之有所未尽。今者之举，非断自宸衷，先定体而行之，恐无异于前时。臣故曰：“减冗员莫若议新制，责廉能无如明黜陟。内则遵太宗以为法，外则取金朝以为鉴，若此，孰不承风振厉，庶几名实两得，渐消苟且因循之弊，则贞观三代之风，大定惟新之治，恐不专美于前代矣。”
第十五条要求是“远虑”。王恽认为只有居安思危，持续推行善政，才能达到“致治”的效果，并使守成之君能够有一定的政治建树。
伏见陛下纂承以来，时和岁丰，万方晏然，可谓既安且治，似无可虑者。然自昔明主，不狃安目前，常存深远之虑者，盖事生于细微，患成于所忽，故《易》以履霜坚冰为言，《书》以不见是图为戒。又贾生有云：“天下大器，置之安处则安，置之危处则危。”以方今论之，如备御边防，抚安新附，堤防水旱，敦厚风俗，肃清官吏，可远谋而深虑者，岂皆无之，惟在究其所未然，而图其所当置，则致治保邦为不难矣，何近忧切患之有哉。故《传》曰：“远乃猷。”又曰：“君子思患而预防之。”皆圣人以远为虑也。幸陛下鉴观，毋以目前之安为安，惕然以久远治安为虑，恐先皇帝付托遗意，正在于是。
应该看到，王恽的以上要求，实则是为守成之君所作的全面政治规划。在这样的规划中，体现的是三层政治设计。第一层是对君主自身的规范，包括敬天、法祖、清心、尚俭、谨令、勤政六方面的要求。第二层是对朝政总体走向的规范，包括守成、远虑、立法、重台谏、爱民五方面的要求。第三层是对具体政策的规划，包括恤兵、选士、慎名爵、明赏罚四方面的要求。支撑这三层设计的，就是守成政治必须符合儒家治道准则的政治观念。这些要求尽管没有被元成宗全部采纳，但不能因此而忽视王恽对“守成政治说”的建树之功。
成宗大德十年（1306），由于发生了严重的干旱、暴风雪等灾害，要求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共同讨论弭灾之策，程钜夫记下了讨论后形成的五条要求。
第一条要求是“敬天”。强调敬天，就是要以儒家天命观的理念，说明灾害是上天对政务紊乱的示警，而要消除灾害，君主不仅要敬天和惧天，还要革除弊政，以善治的方法弭灾。
天育万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监在上，赫赫甚迩，凡一语动、一政令，罔不兢兢业业，思合天则，期当天心。若论官，则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时之喜怒而轻予夺之也。若论刑，则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时之喜怒而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谨守勿失，于是阴阳和、风雨时而万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灾异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爱人君，欲其久安长治，而万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则必省躬以知惧，昭德而塞违，诚格政修，天意乃得，于是灾变弭而和气复矣。故虽尧、汤之世，不能无水旱，而卒以无害者，尧、汤用此道也。
第二条要求是“尊祖”。强调尊祖，是希望皇帝时刻不忘祖宗创业的艰难，而真正的目的是劝诫君主修明政务，尤其是在用人和用财问题上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
自古帝王创建国家。无不自艰难而得之。而传之子孙，犹灾畬者之望播获、作室者之待堂构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历百战，收附诸国，恶衣菲食，栉风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亲历行阵，心筹计划，恭俭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纵之圣，绍膺景命。盖常以此存心，思祖宗开基建业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业业，用一财，则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艰难而得之也，岂可轻用。”官一人，则必曰：“此国柄也，自祖宗艰难而致之也，岂可轻与。”动静整敕，每事如此，则百司自然供职，庶政自然修举，祖宗在天之灵必皆欢悦，而天佑响答，福禄日臻，邦基益固矣。
第三条要求是“清心”。君主的清心，实际上就是正心，因为只有君主心正，才能有朝廷政务之正，使奸佞小人不能祸乱朝政。
心者，一身之主而万事之本也。夫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手之于执，足之于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则接物临事之际，视听言动皆得其正，而无有缪误乖戾之患。况四海之广，万几之微，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盖水必止乃可以涵物像，镜必明乃可以别妍丑，故帝王贵清心。清者，静一不迁之谓也。若声色之娱、饮宴之乐所不能无，尤当节适，使不至挠吾心之清。心清，则四海之广无不烛，万几之微无不察。光明洞彻，不言而信，谗谀不得施，邪伪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职，无有挠格之患，则法制流行，纪纲振举，灾变息而天下治矣。《语》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为本，实总揽权纲之要道也。
第四条要求是“持体”。君主要善治天下，不仅要保持政令的稳定，还要注重抓大放小，把握政局的总体走向，细务则由专门的机构处理，这恰是持体的最基本要求。
事莫不有体。体者，得其要之谓尔。人君任宰辅以驭百官，守法度以信万民，斯其体也。若乃任一小官，罚一小过，有司之事耳，而人君亲之，则有司惧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赋敛以时，用度有节，赏罚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无所止，则臣下恐惧，皆思为己，而怠其所职，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召灾异。故为君之道，在乎持大体，先有司裁制予夺，必信必一，则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灾异之有哉。
第五条要求是“更化”。所谓更化，就是希望皇帝下决心革除弊政，尤其是革除理财无法、选官失序和官场风气不正等弊病。这样的弊病忽必烈在位时已经存在，臣僚们到成宗时才提出，就是希望能够借助成宗之手，彻底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
《传》有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财用不足，曰选法挠乱，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张，此其时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财用不足，岂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无穷与？选法挠乱，岂非贤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与？官府不治，岂非赏罚不明，而名节素不励与？宜敕有司，详校一岁钱谷，所入几何，所出几何，若所出皆为当出，则财之不足将无法可理；若犹有不当出而可以已者，如不急之营缮，无名之赐予，据其名件，一皆止之，则财用必足矣。又详校铨选，除合格外，越格与非格者几何，任回量其根脚功过定夺，仍原其所由迹辙，一禁绝之，则选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内外相维相资，各有条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齐，善恶必有，故赏罚立焉。若善者当赏而不赏，恶者当罚而不罚，则善者变而为恶，而恶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而或巧图复用；老病谢事，常理也，或恋不忍去；至有贪欺害民，善于自蔽，不即败露，上官不以审，风宪不以察，因习成风，不知有耻，治何由兴。宜严敕省、台，公赏罚，励名节，由京朝始，则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纾，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国势必隆。然非更之之难，行之之难也；非行之难，守之之难也。惟圣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难哉。
程钜夫后来还特别强调，只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各种行善的作为，救灾并非难事：“人言救荒无良法，余谓不然，顾所行如何耳。方大德之末，天下旱蝗，饥疫荐臻，发粟之使相望于道，而吴、越、齐、鲁之郊，骨肉相食，饿殍满野，行数十里不闻人声，此固天灾，然皆如右三君所陈，亦可少庶几矣。呜呼，岂独救荒为然哉。”
所谓“右三君所陈”，指的是柯谦（字自牧）“以救荒得民心”
，并撰写了《救荒记》一书，袁桷也曾以诗作记录过此书。
在仁宗实行科举之后，程钜夫还明确表示重儒学（理学）、行科举对国家治理所具有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在武功的基础上实现了文治的要求。
皇庆二年（1313）春，皇帝若曰：“我元胤百圣之统，建万民之极，诞受厥命，作之君师。世祖混一区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庙学，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图，监前人成宪，期底于治，可树碑于庙，词臣文之。”
臣某拜手稽首奉诏言曰：皇帝御极，升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张载、邵雍、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从祀，广弟子员为三百，进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观而善业精行成者，岁举从政。又诏天下三岁一大比，兴贤能。于是崇宇峻陛，陈器服冕，圣师巍然如在其上，教有业，息有居，亲师乐友，诸生各安其学，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贤，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源矣。
臣窃谓天地至神，非风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圣君贤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诗书礼乐罔就其器。列圣相承，谓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复科举，诚欲人人被服儒行，为天下国家用耳。然则黎民于变时雍顾不在兹乎，于戏隆哉。
救灾建议在成宗时未受到重视，到仁宗时程钜夫才因倡导恢复科举受到重视，守成君主的要求也不再被提起，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所体现的对守成君主的基本政治要求，以及更具有理论色彩的善政诉求。
荣肇（1226—1307年），字子兴，盐官（今属浙江）人，隐居多年，成宗时受召入朝，任国子助教、国子祭酒等职，有文集《荣祭酒遗文》传世。
荣肇依据儒家的政治学说，系统阐释了治道的六方面要求，可分述于下。
一是遵从丧制。孝义是治道的基础，荣肇强调臣僚必须坚持守丧之制，不允许以夺情起复和在任丁忧等做法，来败坏国家的风俗和扭曲孝道的基本准则。
臣闻人心者，国家之元气也，而人心莫重于敦本。夫人莫不本于父母也，无论官骸发肤，为父母精血所遗，即夫鞠育之，顾复之，饮食之，教诲之，幸其成，虑其败，靡朝靡夕，无在不系于父母之怀。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蓼峨孝子所以哀哀于生我也。孔子所云三年之爱，为宰我安于短丧，故发是言以警醒之，岂诚谓父母爱子止有三年哉。先王酌理准情而制丧服，谓人子之于其父母也，思恩无穷而致哀则有节，示以中正之则，定为三年，自天子至于庶人，贵贱同之。
夫人主以一人而统四海，日有万几，不可以三年致旷政务，则三年谅阴既不可复，而短丧又不忍，如周武帝所诏，军国重事亲自视朝，而衰绖之服、苫庐之礼，悉遵前典，亦庶乎变而不戾于经也欤，然此人主不得已而为之也。
至于大臣佐理国事，或居丧而去位，岂无他人焉可以代任其事者，而后世乃有夺情起复之说，先儒以为有金革之事则然，夫即有金革，使其人果不有折冲御侮之才，欲平祸乱以救宁图功，非此人莫可属，则不得不从此变礼。如亦庸庸，无所短长，自有听其守制，何事夺情而起复。
而近世封疆大臣与夫郡县之吏，乃有在任丁忧之事，夫既曰在任，何为丁忧，既曰丁忧，何以在任。夫在任必有任中所宜临之事，宜行之礼，将衰绖而临事行礼乎，抑易采服而临事行礼乎。衰绖则于事不顺，易采服则于心不安，何可也。且凡丁忧而营留任者，岂真重国家之事，而欲报效于朝廷耶，度不过贪位恋禄，不欲一日去其居官之荣已耳。如果心乎为国，则平日居官，必勉尽厥职，不敢有一念一事欺君而病民矣。而有不能也，则平日之旷职负国已多，乃于居父母忧，将去位而托为报效，留任办事，其心尚堪问乎。夫官长者，士庶之所观瞻而则效也，而先薄于所生，则士庶效尤，欲使人心之厚，风俗之淳，其可得乎。
故夺情起复、在任丁忧之弊习，断宜禁而不行，使为官者各重于所生，以为士庶倡，亦天子所以广孝治天下之意也。正人心而厚风俗，以护元气，其道盖莫先于此矣。
二是善于牧民。爱民是治道的基本原则，荣肇强调要行爱民之政，必须懂得以民为本的道理，以畏民之心祛除急征暴敛的催科弊政。
天下之可爱者民，而可畏者亦莫如民者。圣王知其然也，是以常思所以保护而安全之。第天下之大，亿兆之众，岂人主一人之身所能一一而亲抚之，此不得不以宣布德教，委于牧民之有司。郡有守，县有令，而又设监司督率于上，以察属吏之治否。凡此皆为民之牧，承君之命以保
夫民人者也。
夫监司统乎郡县，守统乎令，而与民最亲而近，众务待以理者，则尤在乎县令也。县令，牧民之微员耳，其位卑，其事繁，其责重，而又受制于诸上司，为之亦正不易矣。然使为令者，诚能尽乎父母斯民之心，勉勉焉以教养其民，而俾无失所，则吏治修举，亦庶无负于民牧之责哉，而无如吏治之不古若也。一有地方之任，他不暇顾，其心辄计曰：“吾将何以肥室家，而为子孙计乎。”是直以一官为居奇殖财之地，问以抚字不知也，问以教化不知也，即问以诘禁而亦有所不暇及也，其精神之所专注者，则惟在于催科。
夫催科，乃为朝廷惟正之供，万无容于怠缓。然而赋有定数，征有定期，按期而征，如数而取，亦何害。近乃以先期力征为能，以格外浮收为计，急征暴敛，并从其书胥及官之家人仆从，恣为奸利，百姓怨咨，全不为恤，司牧者容如是乎。且其为肥私之计，又不仅在是也。开贿赂之门，寄耳目于衙蠹，结心腹于无赖绅衿，于编户内搜察其家资之厚薄，一有事值，即为之关通说合，以攫取其贿。其所以网利之方，凡可以浚民膏脂者，盖纤细靡遗焉，而民以病矣。夫贪牧莅于上，虽岁岁丰稔，闾阎犹不无愁叹，不幸而遇凶荒之灾，田禾无收，米价腾贵，民艰于食，比户嗷嗷，而有司则曰：“是非余所知也，余所知者，惟有急于催科以收其羡余而已。”
夫不能裕民之食，而但思夺民之食，不能保民之天，而直欲绝民之天。呜呼，为民父母，何忍乎荼毒而至于斯极也。
夫民怨不可蓄也，众怒不可犯也。百姓虽积蓄怨怒，而究不敢与有司为难者，非特畏官也，乃畏法耳。其所以畏法者，直畏夫死耳。仇有司而罹于法，死亡之祸必立至，不如姑为隐忍，犹可以苟延旦夕之命。虽然，有司莫谓小民不足畏也，使困民而处之有死无生之地，则民不畏死矣。死既不畏，何有于法。法且不畏，而官复何所恃耶。嗟乎，自古国家致乱速祸，未有不起于聚敛之有司。竭泽而渔，不恤其民，为人主敛怨于下，因以酿天下之变。故欲固邦，莫如安民，欲安民，莫要于慎择牧民之吏。……知民之可畏，毋弃之为仇雠，则官民相得而上下安。
三是善于用人。用人是治道的重要保障条件，荣肇强调君主要有知人之明，不能使奸佞小人有可乘之机，尤其要防止奸臣、权臣的祸国乱国行为。
天下之治乱，系于任人。任得其人则致治，任失其人则致乱，此其大较也。而欲任人之无失，在乎人主有知人之明。能知人，则邪正辨而举措胥当，不知人，则是非淆而用舍乖宜。治乱之分，实根于是。
吾尝谓人主所处之势，至尊也，而实至孤。高居九重之上，进退予夺生杀，其权惟君得而主之，故望之如帝天，威焉若雷霆。上自公卿，下及黎庶，薄海内外，罔不肃然而禀于一人之命，势何尊也。然以一人之身，而宦官宫妾希宠于内，群臣百僚求荣于外，环而伺焉，百端杂出以尝试之，苟君心一有牵系，即有以蔽其聪明之运，而奸邪之徒遂将乘其间，颠乱黑白，以蒙人主之不能察。由是君子斥，小人进，牵类引朋，布列于廷，内外交结，共为壅蔽，而举朝几无一可为人主俨然倚赖之人矣，其势不又孤乎。夫处至尊之势，而形或孤立，何也？私欲蔽其聪明，暗于知人，受奸人之欺谩而不觉也。且夫奸邪之人，所以逢君之欲，以固其宠者，其术何所不至哉。君好色，则进之以妖冶之姿；君好利，则导之以聚敛之术；君好佚乐，则夸之以游畋戏玩之事。凡夫土木、甲兵、祷祠，可以广侈其君之心者，无不为献媚贡谀以成之。
彼奸人之初，岂即计及于是哉，不过贪富贵之乐，媚于上以邀之耳。迨位愈高，势愈厚，权愈重，而心益以放肆。故其始也，恃君之宠，假其权以制人，而其既也，即人主并为其所制，动静不得以自由，而国之象危矣。然彼方侈然自满，矫饰太平，天变谪见于上以为不足警，人怨沸腾于下以为不足畏，灾荒频告，盗寇蜂兴，而以为不足忧，遂酿成天下无穷之祸。自古任奸败国，往往而然，何可胜叹哉。
夫世之人君，孰不思兴而治，孰不思废而乱，其任人也，孰不乐得忠贤而任之。惟是喜夫人之顺己之私，从己之欲，遂至以佞为忠，以奸为贤，是崇是信，委之为心膂，且专且久，虽罪恶彰著，而犹不忍去之也。如是，欲天下之无败坏，其可得乎。诚使为天下主者，正其心，诚其意，廓然而无私，粹然而无欲，谨于君子小人之辨，择人而任，毋为奸人之所中，则庶矣。
与用人密切相关是分辨君子与小人，荣肇秉持“天下未有贤奸互任，邪正并立，可以致治而不至于乱者”的论点，坚决反对调停君子与小人关系的做法。
夫小人道长，则君子之类必至于锄尽，正类既尽，而国家之大祸成矣。此固小人之罪也，亦由君子不务尽去小人之党，姑为调停以优容之，使之乘闲而起，张其虎狼毒噬之威，而至于此也。
夫国以用君子而治，以用小人而乱。人君莫不喜治而恶乱，莫不知君子不可一日无，小人不可一日有也，而用人则往往反是，无他，君子守正不阿，不肯曲意以从君之欲，危言谠论，未免逆耳，是以人君貌虽重之，而情实疏焉，一闻浮言，辄以摇夺矣。君子见几，亦即引身而退，故常不得久于其位。若夫小人，内藏险谲之心，外饰恭顺之貌，窥伺人主意旨之所向，献媚贡谀，巧为逢迎，人主喜其能顺适己意也，出相得而无间，纵有历数其奸而攻之，而君亦不信，言者徒获罪而已。迨政事日坏，祸乱丛生，君乃觉其误国，而欲去之，则有所牵制而不能，何也，其盘踞既固，而党援者众也，此小人在位得专而久也。嗟乎，当小人柄用之日，君子受其摧伤而莫进，及其既败，乃欲任一二君子以挽救之，而事已不可为，亦第诿于无如何而已。自古国家受小人之祸，大抵然也，何可胜数哉。是故宜辨之早，而断之以果。其何以辨之，秉乎义者，君子也，故其人难进而易退；逐于利者，小人也，故其人易进而难退。惟人君能清心寡欲，无恶直而好谀，则君子小人正自可辨。知其为正，任之弗贰，知其为邪，去之弗难，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何患不底于治哉。不然，执狐疑之见，使君子小人杂然而并处，欲望其不酿而为乱，其可得耶。
荣肇还认为君子不应自陷于朋党之祸：“甚矣，朋党之为祸烈也。夫同道相合曰朋，同恶相比曰党。惟小人有党耳，君子岂有党哉。然君子恶小人之为党，而小人亦诬君子以为党。不以党诬君子，欲排去君子，安能一网而尽之。”“天下之坏也，岂非朋党实贻之戚哉。夫大厦之倾，支之非易，狂澜之倒，障之其难。君子当否塞之会，小人横行之秋，正宜藏器于身，静处以待时，又何事过为激烈，而尝小人之锋，俾诬陷党籍，祸中于己身，而害并及于国家也。”
四是要有远虑。荣肇强调，对于政治守成者而言，就是不能在祖先的基业上坐享其成，而是要有防止祸乱的长远准备，以善政尤其是得人心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天下之患，常有出于所备之外。夫有备犹不能无患，矧不备不虞，安得无一旦卒然不可知之忧。
盖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古之君子为保世之谋，未有不兢兢业业图于几先，虑之深远，而预为之备焉者也。其在后世开创之君，身历艰难，深鉴前代兴废之故，欲为子孙作久远计，其君臣相与讲画，以定一代之规模者，亦必虑之固而处之详。而后之嗣君，生长崇高，席承平之业，薄海内外，莫不頫首听命，自谓有泰山之安，而可无他患矣。于是以祖宗所以纲纪一世之道，渐成废弛，其有因循而仍未废者，亦不过视为具文而已矣。其君既狃于宴安，无忧盛危明之意，而其臣复务为容悦，无陈善责难之心，固宠贪荣，方且竞事营私，互为朋比，率相欺谩，以蒙蔽人主之聪明。若此者，危乱之机已伏，特恃以为安而不自知也。斯时也，非无一二老成深识之人，忧天命之靡常，虑人心之叵测，出其忠言至计，剀切指陈，而君既逆耳违心，拒而不纳，举朝且群笑其为不识时务，无端徒发此狂言，有相与排而去之也。抑知患起于微，祸生于忽，不能于祸患未形之先，早为之图，一旦变故突生，仓皇无措，国事常有至于溃败而不可救。
虑之不可以不深，而备之不可以不预也。夫国家一切制防之法，所谓备之于有形者也。而无形之备，则在于结人心。
古之王者，其虑民也意甚精，其诱民也道甚笃，其治民也具甚备，其防民也术甚周。日渐月摹，旁皇周浃，民服其教而畏其神，自无不依依于父母元后之戴。不然，自贵而贱其民，自智而愚其民，自肥而瘠其民，自雄而弱其民，束缚之，驰骤之，劫之以势，威之以刑，行督责之术以钳制天下，自谓天下其莫敢谁何，而能为子孙作万年之计矣。不知民不聊生，人有叛志，土崩瓦解，其端实由于兹。何也？过为猜防，虑不见远，而所以备之者，失其道也。是可知有国家者，远虑而预为之备，其道在彼不在此。
五是严惩贪腐。贿赂和贪腐是治道的重大威胁，荣肇强调要刹住贿赂贪腐之风，必须做到大小官员都要有贪必惩，才能达到吏治清明的效果。
古之人有言曰：“贪吏不可为也，廉吏亦不可为。”夫贪固不可，而廉则何不可之有？盖廉则无私，无私则明，吏治有不修乎。贪则多欲，多欲则昏，吏治其能修乎。以是思吏治之要，莫要于崇廉而去贪。然而天下贪吏多而廉吏少，何也？人逐于利耳。以利为尚，则虽欲遏其贪饕之欲而不能。夫廉吏之风可慕，贪吏之名不可居，人尽知之者也，何一行作吏，贪念辄生，举平日所致，慨于有司之无良者，有不禁躬自蹈之，利诱于外则志昏于中耳。身应父母斯民之任，而惟是逐逐于网利之为，此固凡为吏者之罪也。而揆厥所由，州县之吏其贪也，半在营己身家之肥，而半因于上司之多诛求。嗟乎，为封疆大吏，诚使其秉廉正洁白之操，以倡率于上，贿赂不通，人不得以私干之，则凡其所属之吏，孰不肃然知畏，何敢以一官为奇货之居而肆其欲。无如为大吏者，位高矣，禄厚矣，势尊而权重矣，而贪得之心亦竟恃之而愈炽。方且纵属吏之贪污，为己聚利薮。盖群吏之为优为劣，进退黜陟，其权一操于大吏。快其欲即引而列于荐牍，拂其意即挤而挂诸弹章。其所举劾，无不计赂之有无轻重，以上下其手。彼群吏见大吏之所为如是也，顾安得不竭力弥缝，竞事馈奉以结其欢。于是虽至于下浚民膏，上蚀国赋，而有所不惮。
此弊之沿积也久矣，非圣天子赫然大振厥威，务为惩创而扫除之，则虽命使者四出，严行盘查，而其弊卒牢固而不可破，何则？州县既有亏空，闻使者之出，则必预为掩饰支吾之计，迨使者入境，必巧探其意旨所欲，曲为承迎，厚贿其左右，以求隐为之庇。彼使者其果自守廉直，真能为天子任其劳怨，无封殖之欲，无徇庇之私乎，而未必然也，则亦不过借是以射利，苟且完事，以复上之命而已。有盘查之名，无盘查之实，纵一使既还，一使复出，徒为扰扰，其于事曾何济之有。愚窃以为，欲去其弊，则必究其弊之由生。州县亏空之弊，其原生于上司喜贿赂，下属竞进奉耳。
大吏者，群吏之表也。大法则小廉，故国之于大吏也，待之甚优，而责之特重。使其怙尊贵之势，肆然于上，贪而无艺，欲而无厌，国计民瘼了不为念，而基封疆异日之祸，是何可不严以法惩之。如以其为大吏也，纵罪恶已彰，而姑为宽纵，不过薄示其谴，吞舟之鱼竟使漏网，则大吏其何所畏。不惟大吏无所畏也，群吏见大吏虽有罪，而法所不加，则共思争前趋承，倚之为援，而背公奉私，妨民病国之事，又何惮而不为。古者法行自贵，盖深有见及于此也。愚故谓吏无大小，一以贪败，而法在所必行，其赃贿虽经抄籍入官，犹不得幸免于罪，则刑均而法严，人生畏惧之心，长其廉耻，遏其贪墨，而浚剥侵蚀之弊自戢。
六是严禁奢侈。治道需要良好的社会风气，由此荣肇特别强调了要禁止奢侈之风，树立崇尚俭朴的良好风气。
风何以淳，本于俭也。俗何以坏，成于奢也。嗟乎，自奢风一倡，浸淫人心，溺而不知所返也久矣。富者相耀而贫者竞慕，凡吉凶之事，强欲效富人所为，以饰一时之美观。于是多方那移，重息称贷，既而逋负累累，索债盈门，父母妻子衣食坐是以不给。其在富者，自恃素蓄饶盈，极欲穷奢，祖宗锱铢积之，彼直泥沙弃之。夫如山之积，奢则易消。
诚以奢欲一开，不可复遏，他日慆心蔑德，何一不为。败亡之祸，即基于是焉耳。
夫人常苦于不足，我独享其有余，是因天之厚我以生也。天厚之，而我顾自斫而薄之乎，则何如返之于俭，去其淫靡，归于淳朴，以为后人法。且与其纵一己无穷之欲，恣为荡耗，曷若推其所余，润及于宗戚、友朋、乡党、邻里之鳏寡孤独穷而无告者，俾无失所，厚种德以贻子孙，则富可长保。纵不能常保其富，要必有贤子孙振起于其后。以视夫恃富而奢一败涂地者，其得失相去，奚啻什伯也哉。
荣肇的上述要求，与朝廷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彰显了他敢于直言的风格，也对政治守成的规划有重要的帮助，因为在他看来，守成政治的最基本要求是居安思危，只有强化治理，才能长治久安，由此既要善于用人和善于牧民，还要善于克制腐败，并且作成符合纲常要求的良好社会风气。也就是说，荣肇的六方面要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所要阐释的就是守成版的治道学说。
对于在位的皇帝而言，朝臣的守成政治规划可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政治说教而置之不顾。但是对于政治思想的发展而言，这样的政治规划是要开启一个不同于世祖朝的新政治风貌，所以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除了守成的政治规划外，成宗、武宗在位时期的一批朝臣还提出过一些重要理政观念，以显示对守成政治的支持。
哈剌哈孙（1257—1308年），蒙古斡剌儿部人，世祖时赐号答剌罕，成宗时任中书省丞相，“既当钧轴，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见四方宾使，访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显晦，年谷丰歉，采可行行之。凡论议，先以国典，参以古制，揆以时宜，必当而后已。其可否事，犹元化之运，顺无留滞。惟不言利，不喜变更，一以节用爱民、重名爵为务”
。也就是说，不言利，不变更，是哈剌哈孙的基本施政观念。
有人曾向成宗建议：“世祖以神武开一统，功盖万世。陛下未有伐国拓地之举，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妇国弗率，可命将往征。”哈剌哈孙即明确表示：“山峤小夷，去中国辽绝，第可善谕向化。苟将非其人，未见所利。”成宗不听他的劝告，最终导致了出征军失利的结局。
大德四年六月，哈剌哈孙向成宗提出过“横费不节，府库渐虚”的警告。大德七年四月，哈剌哈孙又上言：“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有杀人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生者苟免，死者负冤，于福何有？”
哈剌哈孙既被成宗所重用，“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选抡益详，时号得人。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娉、盗贼等制”。他的主要作为，就是帮助成宗实现了政治守成的愿望。成宗去世后，哈剌哈孙助成了武宗的即位，已见前述。
张伯淳（1243—1303年），字师道，嘉兴崇德（今属浙江）人，宋进士，入元后历任杭州路儒学教授、浙东道按察司知事、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有《养蒙文集》传世。
至元三十年，张伯淳受命入朝，忽必烈问以冗官、风宪、盐政、钞法等方面的问题，都能直陈其论点，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在翰林院任职。
元成宗时的一些诏书、制书等出自张伯淳之手。在给成宗的贺表中，张伯淳不仅称赞其“仁孝本于圣性，英明见于事机”，还明确表达了“薰协气，为太平，欣逢盛事”和“统百官，谐万民，聿新治象”的赞誉，以及希望新君主“持盈守成，励精为治”的愿望。
张伯淳最关注的是为官者的廉能问题，尤其是以士为官，不仅要特别注重廉洁奉公的问题，还要注重爱物和爱民的问题。
士自一命以上，苟能于方册寓目者，孰不曰廉为本也，公生明也。然而五尺童子所与知，有皓首不能行之者，岂无其故哉。曩余随牒推移，持此训严甚，辄尝合二说而一之，以为明固自公而生，未有不廉而能公者也。往往一命之士，不以金玉视其躬者，则以温饱视其官矣。愚者不足责也，智者或暗于分义，而逐逐无遗算焉。贫者不必深责也，富者或犹以为未足，而求多焉。于是一私缠扰，百事晦昧，几其能为万物吐气，难矣哉，识者所以重有憾于昔之仕者也。
士有一命以上，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今得百里地，贰政其间，百姓于我乎仰乐乎心则一邑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邑之人惧，关系不轻也。一命之士可以行志，况再转为丞乎。况是邑环其封不翅数百里，责任尤不轻，而有志济人爱物者，盖足以行之而有为也。
由此，张伯淳不仅强调了“从来足国在宽民”和“边民所贵宽民力”的观念，
还在诗作中赞颂了能够以廉能理政的官员。
四海一家尧同仁，绣衣四出皇华新。仁风所及大无外，尚念海表多疲民。遂由陇右分使节，诏旨丁宁何谆谆。一时人物称妙选，佳话未数湖南宾。具公治平有家学，持平荆楚曾选抡。当年奸党急聚敛，远之则怨近则嗔。回思往事孰难易，大抵无瑕可戮人。况今吏治务责实，交相纠正非无因。刚柔在吾不在势，惟公惟正罔不伸。
廉能是需要培养的，张伯淳不仅强调了士要好学和自重，还特别强调了廉公一体的观点，而学校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克服以往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教育弊病，培养既廉且公的士人。
天地山川之气钟而为人，而得其秀者为士。士非徒深衣大带之谓也。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自洒扫、应对，以至礼乐、射御、书数，以至穷理、正心、修身、治人之道，一不知不足谓士，由今视之，亦难矣。后之士之于学虽未必皆古，亦必日积月累而得士之名。其或未尝有积累之功，猝然号于人曰：“吾士也。”己固不敢自信，人亦将群聚而非之。
郡有学，教之所由阐，所以培养人才为异日用，非直教之也，而又有以养，国家待士之意不轻也。自教法不明，徒以课试为教，意已非古，甚者并课试复不省，惟知过用其精神心术于养士之具，而忿争所至不免，学校于是乎日轻。呜呼，皆不公、不廉者之为也。余每谓公、廉虽二，而实一。惟廉故公，未有不廉而能公者。苟廉矣，而或昧于事，虽洁一己何益，又必通儒，而后可以语此。
张伯淳作为来自江南的儒官，亦难免要对南宋的亡国原因作出评价。他在指出权臣误国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南宋苟安一隅、不思进取是重要的亡国因素。
寂寞千岩万壑秋，欲穷望眼更登楼。曾观海者难为水，自出山来无此游。前代衣冠随世运，故园草木染春愁。重门深闭闲庭院，难掩当年富贵羞。
宴安毒江左，百年不知兵。酣歌溺鱼贯，荒游愧卢令。羽书撤床下，暖帐犹春酲。主辱不系井，垒耻固在瓶。流芳与遗臭，等是百世名。所以贤圣君，厉阶无由生。兴亡虽有数，祸衅人所成。三代亦亡国，此理似难明。
张伯淳在世祖和成宗两朝皇帝下任职，作为南人臣僚自然是小心谨慎，所以对朝政涉及的具体问题既无评价也无建议，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廉能观念，尤其是廉公一体观念，就当时的政治生态而言，显然有重要的价值。
王构（1245—1310年），字肯堂，号安野，东平（今属山东）人，世祖朝曾公开反对桑哥的不法行为，已见前述，成宗、武宗朝历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有《修辞铨衡》传世。
成宗的即位诏书出自王构之手，他还特别强调忽必烈的业绩就在于创立了有效的治国体系：“洪惟世祖文德武功皇帝握图御宇，因时立制，嘉言善政，唯唐虞三代是则，在宥三十五年，功成治定，道治化隆。”
在他为朝廷起草的册文中，更是历数了忽必烈的主要作为：“钦惟先皇帝应箓受图，体元立统，蚤从藩邸，茂著徽称。为治之基有常，经国之略则远。役用众智，独断于衷。总揽万机，如指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失中。先教化，后刑名，本末相随，亦皆有序。”“慎终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离纲复缀，混一四方。传檄而氛祲开，涣号而方维定。乾旋坤转，不足以喻其机；雷厉风飞，不足以比其捷。至于嘉言博采，惟典谟训诰是师；诸艺毕延，尽阴阳图纬之学。考音律以创字画，参古今以制礼仪。振耀威灵，肃陈兵卫。白旄黄钺，时则亲巡。犀甲雕弧，止于不用。其圣德弗可及已，神功蔑以尚焉。盖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
王构特别赞颂的，不仅是忽必烈个人所体现的睿智、善理朝政和好仁之心，还有其给国家带来的文治和武功，包括统一全国、创新文字、确立两都制度、创立侍卫亲军等。在政治守成之际，对先君的评价可以起到重要的教诫作用。
王构还特别强调了兴学育人的政教作用：“皇元既一天下，罢屯戍，艺桑麻，民不执戈，野无旷土。比岁以来，为州牧者体圣朝崇儒重道之意，敦崇教化。”
“牧民之吏，孰不曰簿书期会，狱讼征科，当代之急务也，一有不及，则殃咎随之，莫不奉身畏避，上下相蒙，苟延岁月而已。彼乌知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而学校者，正教之原也，礼乐之兴替，风俗之美恶，恒系于此。果能以身率下，黾学校之间而群下化之，舍其末而务其本，孳孳焉，汲汲焉，惟礼义之相尚，诗书之诵习，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事上，则彼之所急者，虽不治可也，亦何足恃哉。况朝廷之制，劝农桑，兴学校，厚风俗，著之甲令，告之四方，未尝不以为务。而奉行不虔，后其所先，缓其所急，以致三代教养之素浸不复存。”
王构所说的政教，就是教育要与政治尤其是吏治紧密结合，因为从忽必烈以来就提倡教育，但政教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教与治的严重脱节。以复古的方式达到政教的目标，恰是王构所要坚持的政治观点。
姚燧（1238—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今属河南）人，名儒姚枢侄，从许衡学习理学，历任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江西行省参政政事等职，武宗和仁宗初年的诏书、制册文等多出自其手，有文集《牧庵集》传世。
姚燧自称在许衡的弟子中“学最为怠，而不加进”
，所以他并没有成为理学学者，而是作为一名儒臣为朝廷服务，由此特别关注仕进的途径和官吏的贤良问题，并专门著文赞扬一名儒吏的善行，符合“以儒术饰吏事”的要求。
太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一之。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绳绳来无穷，而吾应者员有尽，故为格以扼之，必历月九十始许入官，犹以为未也，再下令后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呜呼，积十年矣，劳乎哉！
李君茂卿，尝同燧受学先师司徒公，儒者也。父户部恩泽既推其兄之子，及将试吏，堂帖令出掾湖广省，盈九十月，将赴铨中书，燧贺之曰：人有不职，幸不纠于御史者，君以勤效，无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无此。人有依庇有力，窃离所事同列之欢，以自求容一时，幸不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无此。人有挟仕而商，赋之州县而倍责嬴入，以肥其家，幸不讼于民，与众树姻党，子弟入官，以防后至之途，幸不贬于士者，君禄入外无他营，舍仆马则顾影无朋举，无此。
大而经国子民，细而米盐甲兵，于尽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势，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于刀笔筐箧，以致达官贵人，皆下视之，吾逢掖以为言阔事情而不适为用者，恃其能此焉尔。
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闻司徒平生六经仁义之言，而济以今所能，古所谓以儒术饰吏事者，非君其谁哉。
姚燧指出在三种为官途径中，怯薛入职、儒者为官只占少数，最多的是以吏为官，所以儒者不屑于吏职的态度不可取，可取的态度恰是不仅要承担吏职，还要起到以儒饰吏即用儒术改造吏的重要作用。
姚燧还指出了在现有的入仕途径下，儒者为官尽管艰难，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职，因为许衡就曾教出了不少有为之士。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择学修其家、名闻其乡者，歌鹿鸣而进之朝，谓之贡。至则试之以声律之文，中程度者谓之选，犹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举，犹视举主何人，或众且贤，以断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胜国因之而小变焉，选即官之，惟不使得为令，必制置、提刑、转运诸司五人举，始用为令。令而上郡牧、侍从、五府之官，无不能至者，则自贡而选为举，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硗乎其艰哉。
凡今仕者，闻职乎民，以有治赋听讼无事为，莫不色喜；闻职乎士，则以无有贡选利禄之望，人怠于学，虚师席而夏楚不试，卒不怿乎其中。……无远稽古，而监之今。司徒文正许公（许衡）微时，于大名，于辉，于秦，于河内，以倡鸣斯道为己任，谆谆私淑，少长不一其年也，锐纯不齐其材也，积多至数百人。闻之天聪，征为成均，俄拜左相，岁余辞免，复求成均。后其弟子继司鼎铉者将十人，乡曹风纪二千石，使棋错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岂不少赞乎。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盖须其成德达才，举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
，所以对于利用朝廷重视儒学教育的机会侵吞学田等恶劣行为，姚燧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并特别强调朝廷罢废科举用意就在于使儒者更注重实学。
世祖御极之十有七年，当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财之储府库、赋之产山泽者悉输京师，独遗贡庄学田仍卑之学，俾资教育。后尚书用非人，大网罗天下之利，夺归之官。在庭之士子媒进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钩核素所出入，于职学之官责偿其负，而促为期，有关木而婴笞者，士穷不堪，至图其惨以上之，帝闻不善也。其人罪诛，希意者亦窜废，诏还所夺，至仁也。皇上嗣圣，申诏若曰：“圣人之道，垂宪万世，其还正贡贡庄、学田，以为释奠完庙、养老师生之廪之须。”至明也。为良有司昭睹两圣崇植期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庙学，求称宣化。
盖江南学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椟其家或投水火，以灭其迹，使他日无所稽，曰：“城下之日，学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归也。”以幸迷误，久而为己产。一闻有司将加核正，反肆为谤语，讦扬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为教官，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名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又有以己硗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与学吏为讼，诋诪嚣租入庾矣。犹掊诸生之堂馈，留耆儒之廪俸，而虚为之名，以征逐府县，而归余其室。提学之司又繁为文，鱼鳞而取之，惟与求荐教职入贿为市，罪而去者相踵也。呜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尽不止也。
上之膏泽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职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且始疾者，犹先其标，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养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艺，宾兴贤能。汉举孝廉，经术而庭策之。魏晋尚文辞，犹不遗乎经术。隋炀始专赋诗，唐因之，虽置科明经，而止乎记诵，又有投牒自售之贱，贡举之法熄，杨绾、李德裕极言其非。宋神宗始罢之，治五经、语、孟，哲宗复赋诗。辽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师公（姚枢）、故窦太子太傅公（窦默）、故杨昭父君（杨恭懿）议贡举之法在，皆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县所得擅择。历古所宜，于今而为者，惟得是说而为针石。
姚燧还在诗作中特别赞颂了廉希宪等良臣的善政表现，以此来进一步展示他的良臣观念。
呜呼平章公，懿质天所性。气钟三光粹，量包九泽净。加以资阁学，寸晷如与竞。不有斯人徒，孰佐天子圣。山立当轩陛，侃侃言议正。搜贤及耕钓，岩薮沾币聘。十年泰阶平，四海弓不檠。
南地秋冬际，五月无云阴。上帝遣心膂，用汝作傅霖。新苗饱新泽，布地胜布金。吾民未乘高，示尔风云侵。世事只如此，忧乐长相寻。皇天老眼在，一如父母临。人心惟顺受，天意良自斟。助尔耕垦力，实我丰穰心。无非圣所感，共戴君恩深。
自非威信结夷蛮，祠庙谁修爨僰间。从此旃裘具牲酒，不来徼福碧鸡山。人臣用世熟无能，由子非才不见称。观此移忠与纯孝，是家台席有重登。
姚燧自己则表示了为官适可而止和醉心于隐居山林的政治态度，因为所谓的功名利禄，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半生奔走路尘红，老合投间向此中。炙背可亲冬日叟，胁肩休笑夏畦翁。前除梧槚皆黄叶，别院橙柑尚绿丛。荣悴不齐谁使尔，欲将斯理问高空。
富贵贱贫交态一，何人耐久伴间中。书繁插架尽良友，笔老免冠真秃翁。睡起蟫鱼沿败禇，吟来蚯蚓发寒丛。忘君畎亩吾何敢，正贺三边候燧空。
往古来今无限士，何人不在好名中。洼樽牛饮笑聱叟，绝笔渔歌奇放翁。关内旧诗传菊帚，穰间新事缚蓍丛。至将大衍供除扫，烹鹤烧琴不是空。
年少诸贤莫笑侬，人逾五十日过中。白头特未到君耳，造化岂私令我翁。南国香橙难似桔，西川慈竹本名丛。世间贵耳多如此，块垒孤怀正要空。
时才位地难齐同，过犹不及非是中。御人漱石信辩士，为子移山真拙翁。鹏翻溟渤扶摇水，鷃抢榆枋朴枝丛。万物自人惟是我，为君高视九围空。
忧国惟求一岁丰，商歌遥夜几时中。长悬谤木古来主，欲献食芹何处翁。虚应苍麟才一角，瑞时朱草必孤丛。伤心千载怀沙赋，日月何尝不在空。
无补明时出处同，一毛得失九牛中。云山不是世争物，田舍正宜吾作翁。文或问津牛马走，才难入网凤麟丛。灯前百万呼卢掷，未问家储甔石空。
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姚燧则沿袭了不少学者的以北统南说法，并列出史实作为佐证。
江汉，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县，汉氏则曰吾王霸杂兼封建、郡县而犬牙之。是时无有裂幅员而自帝者，殆汉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虽皆画是为守，而帝南者直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吴自帝，晋平之。宋、齐、梁迭自帝，迄之于陈，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岂江汉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运之通欤。
对于统一后的天下治理，姚燧明确提出了“中和”的要求，并以此作为重要的政治理想。
造化之奠位，必合两而成其和。圣人之成位，必参两以用其中。盖和者，致泰之极功；中者，致和之大本也。
礼乐所以合天地之化，中和所以致万物之育，吾之于民，苟能以礼乐导其中和之教，以中和行其左右之道，则吾民之中，即天地之中也，吾民之和，即天地之和也。圣人象泰，以财成辅相之任属之圣人，而必以左右民继言之，厥有旨矣。昔之言泰和者必曰唐虞，则唐虞之时，地天交泰之时也。以言其治，则地平天成也；以言其道，则精一执中也；以言其化，则黎民于变也。中和之应，未有盛于此时也。然要其所以致中和，无非用中于民，始之作讹成易有其时，析因夷隩有其序，六府则孔修，三事则允治。彼其潜通天地之和，默制造化之机，固有左右尔民之治存焉。如曰舍斯民而他有所谓财成辅相之事，特阴阳固闭之学，聋巫瞽史之为，尧舜其然乎，不然也。春秋以来日蚀有书，地震有书，不雨又有书，是何阴阳缪戾如是耶，得非治不唐虞，世则春秋，大中之治不建，而太和之治不复乎。吁！是必有寤寐尧舜于千百载之上，而为天地立极，为万世开太平者。
姚燧所强调的“中和”，是以“守中”作为基本政治准则，以和天地、和万民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以礼乐教化作为基本政治手段，使国家达到善治的水准。在元朝中期阐释“中和”的观念，所暗含的显然是他对政治现状的不满。
姚燧身在官场多年，虽著文颇多，但极少评价朝政，显示他深谙为官保身之道，所以在他的良臣观念中包含的仕途顺利而不是为民所争要素，能够被当时的官吏所重视和吸纳，并使他获得了较高的声望。实际上，“中和”及“遁世”才是他较少示人的重要观念。
阎复（1236—1312年），字子靖，高唐（今属山东）人，世祖朝任翰林直学士、集贤院侍讲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受桑哥事件牵连免官，成宗时任集贤学士、翰林学士等职，有后人辑录的文集《静轩集》传世。
成宗即位前夕，阎复即明确表示地方官府，尤其是江浙行省，应该做到“内给弓兵，外通海漕，理财以经国，勤政以绥民，以至筑围田以备水，平籴价以赈饥，盗贼止息，人安田里，以布宣皇泽唯谨”
。他还特别强调了以仁义理政的要求：“利欲之兵，或堕吾城；躁厉之机，或发吾瓶。墨其余，不卷修仁义之干橹；金其城，不若驾圣贤之说铃。若然，则城何惧于脱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对地方官府的善政要求，当然也适用于对中央机构理政的要求，因为基本理政理念是相通的。
按照阎复的记载，不仅是忽必烈重视儒学，新即位的成宗也有兴盛儒学的强烈愿望：“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仁沾义洽，九域混同，文物灿然可观。内立国学，外置郡邑学官，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圣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训，兴学养士，严祀先圣。”
由此，阎复特别在元贞元年（1295）提出了“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学，定用释奠雅乐”的建议，还建议“曲阜守冢户，昨有司并入民籍，宜复之”，成宗乃下诏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阎复后来又曾建议“定律令，颁封赠，增俸给，通调内外官”，并明确指出：“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这些建议，未被主政者所重视。
阎复亦曾向武宗提出过惜名器、明赏罚、择人才三条建议。他还特别表示：“方今文轨混同，皇仁一视，疏濬教源，此其时也。”
“天之生才，罔间遐迩，长育作成之功，系乎学而已。”
也就是说，兴学是朝廷关注的事情，所以臣僚必须就此作出努力，为国家培育人才。
阎复与姚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以兴办儒学的观念为核心，提出一些具体的施政建议。在政治观念与政治实务相结合方面，阎复显然表现得更为积极，因为与谈其他事务相比，谈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李谦（1233—1311年），字受益，号野斋，郓州东阿（今属山东）人，世祖在位时曾为东宫官员，为真金讲授太子之学，已见前述，成宗朝任翰林学士、翰林承旨等职。
李谦特别重复了成宗即位后的兴学校要求：“皇帝建元初有诏，略曰：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越翼日乙未，以十四条诏天下，其九曰：敷劝学校，教养生徒，议存贡举，量给学田。虑犹未也，其年上月，复诏中外百司，申明中统之旨，辞义敷畅，视前加详，恩至渥也。”
借助皇帝所表现的尊孔兴学态度，李谦对儒家的圣道观念作了四点解释。
一是圣人之道重在内容，不在形式。“窃惟圣人之道，经纬天地，纲常民俗，亘万世而无弊，虽运有污隆，时有否泰，而道固自若，岂以庙之兴废为损益哉。”
祭祀孔庙只是形式上的尊孔，实质上的尊孔是要真正重视孔子的治道学说。
二是对圣人之道的态度，有良吏、俗吏之分。“郡县之吏，以寅奉诏条崇风化为职，苟惟急于功利，征求近效，顾教化为不切，不过为俗吏耳。”“圣主遵道劝学，风励天下之意甚深且厚，为吏者不知体详是意，能为识治道本末先后者乎。”“县吏去民为最近，责任所在。”“导民之道，惟所欲为。所常见则识之，所常闻则知之。耳目熟习而中心不喻，宁有是理耶。”
俗吏重功利，良吏重教化，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而要奉行圣道，所依赖的只能是良吏。
三是儒士应该注重实学，纠正科举带来的不正学风。“窃惟人性根于天，未始有今昔之异，而学随事变，则有今昔之不同。”“人之所以学，师之所以教，圣贤之所以传，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此外无他说。今之学者则不然，呻其占毕作为辞章，驰骋辩说簧鼓一世，以为儒学极致，求之古人之学，相去远矣。”“盖天秩彝伦，其为品有五。人君代天为治，施有攸尚，其为教者亦五，舜命契敬敷者，此也，皋陶明刑以弼者，此也。夏殷之际，纲常紊乱，成汤肇修人纪，武王重民五教，皆是物也。周室扰兆民则敷之，君牙和民则又敷之，古先圣王所以设官分职训迪其民者，无外乎是。原其设为庠序学校之意，凡以明此而已。后世以科举取士，学者为利禄所汨，国家之所尚，父兄之所教，词章记诵之外无与焉。噫，词章记诵，学之末也，舍本逐末，非学也。幸国制简易，取人之法未立，为士者盍亦志也，本为已返古道斯可矣，古道且不可复，明经修行，蹈先汉之风，犹之可也。”
由于科举带来的是只重词赋的末枝之学，所以朝廷废科举，起的是可以使儒士重返明经修行治学正途的重要作用。
四是学道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窃闻古之教者，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盖明教之地，人才所从出焉。然教之之法不过因其所固有，开导而训饰之，则治化休明，风俗醇美，良以此尔。后之为治者，一切从事于政刑以塞服官之责，学校之设视为具文，而所以教者又失其本指，欲望休明之治难矣。”“予尝谓庠序名教之地，人材所从出。圣天子尊道劝学，崇化励贤，诏数及之，所在守土之吏奔走从事惟恐其后。今庠序遍天下，教事粗举，然阅岁滋久，未闻有特起之士经术文雅辅赞治化者，何也，无乃开导训饰有所未至耶，抑三物宾兴有所未尽耶，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学者之心趋所易而舍所难，徼近利而忘远图，此其所以不能振励兴起者也。”
国家要培育人才，也要走实学的路子，因为所学非所用不可能培养出符合圣道要求的人才。
仁宗即位时，李谦已经是年迈之人，依然被召见询以治道问题，李谦乃上书言正心术、崇孝治、选贤能、广视听、恤贫乏、课农桑、兴学校、颁律令、练士卒九事：“正心术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选贤能以居辅相之位，广视听以通上下之情，恤贫乏以重邦家之本，课农桑以丰衣食之源，兴学校以广人材之路，颁律令使民不犯，练士卒居安虑危。至于振肃纪纲、纠察内外，台宪之官尤当选素著清望、深明治体、不事苛细者为之。”
这些建议所涉及的是李谦对改善朝政的全面看法，而支撑这些看法的，正是他一贯秉持的圣道观念。
李谦所倡导的圣人之道观念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将理论化或理想化的圣道与现实结合，提出了圣道对现实政治的具体要求，并能够使主政者加深对治道思想的理解。
卢亘（1272—1314年），字彦威，汲郡（今属河南）人，曾任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等职。
卢亘特别以不忽木为例，说明了儒者对文治的重要作用：“（不忽木）研精圣道，得先儒源渊秘之传；藻励忠规，承世皇简注之渥。荐应器使，遍历清华；殚物洽闻，而守以正；经德迪虑，而不近名。属熙朝更化之初，开明堂垂拱而治。”“事至立断，言为天下为公；知无不为，才实王者之佐。”“是用宠以帝傅之崇，赐以周公之履，庸起具臣之劝，允为儒者之光。”
也就是说，儒者不仅要有弘扬圣人之道的自觉性，还要有天下为公、守正不阿的作为。
卢亘还在诗作中强调了儒士在翰林院所应扮演的粉饰治道角色：“自非鸿才士，训诰何由作。”“王功与帝德，昭昭日月揭。”“天地岂不仁，盛德禀命独。”“翰林子元子，武库森戈矛。英声迈千古，逸韵横九州。”
以文饰道，是儒者服务于朝廷的重要形式，当然也是翰林院所具有的最重要功能。
卢亘认为在守成君主的努力下，“无象太平今有象，共欣良相遇明君”。所以亦能够通过治理河患看到爱民的善举：“导河积石尧解忧，滔天之水成安流。何年决啮半南土，清淮怒卷黄云愁。宣房既筑汉歌喜，越巫抱璧神光起。害除梁楚二渠成，海溢西南九河死。后来群策知谁贤，何人捧土能防川。彭城楼堞照黄土，河平堰石愁金天。吾皇放勋超万古，泽世余功平水土。睢阳塞决付贤侯，解变狂澜作安堵。于今此功宁复有，从容小试经纶手。千年遗爱在邦民，春风吹水浓如酒。”
成宗、武宗两朝臣僚所展示的各种政治观念，基本的指向就是将朝政纳入治世的轨道，这应该是多数儒臣所认同的政治目标，也是政治守成的原则性要求。
为了帮助皇帝完成政治守成的重要政治目标，成宗、武宗在位时一些朝臣提出了重要的施政建议，可作概要的介绍。
成宗元贞元年（1295），陈天祥出任山东西道廉访使。由于山东各地盗贼蜂起，他特别向成宗上书，提出了不再颁布赦令而是严刑止盗的建议。
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后，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
陈天祥特别强调了经常性的大赦是“小人之幸”，助长了盗贼的气焰，只有采用严刑的方法，才能遏制盗贼，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朝廷采用了陈天祥的建议后，山东等地的盗贼很快被镇压而不再复起。
成宗大德六年，陈天祥升任江南行御史台中丞，他特别就朝廷派兵征讨八百媳妇的举动，向皇帝上书表达反对意见，认为应该采用招抚而不是兴兵的方法解决八百媳妇的变乱行为。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
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生变，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竹木丛茂，皆有长刺。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也。又其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皆清野远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师，或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
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亦复何异。前鉴不远，非难见也。军劳民扰，未见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祸本。
又闻八番、罗国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自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陈天祥的这一靖边建议未被元成宗采纳，他被召回京城后，也未获得向皇帝面奏相关事宜的机会，所以称病辞职，返回了家乡。
陈天祥还在《四书辨疑》一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观点，可以列出他所强调的六方面要求。
一是要注意政治教化的作用。“明德之后，须有新民之化，使人人以孝弟礼义为心，则自无贪竞争讼之事。风俗既已如此，虽有无实之人，在其礼让温良之众人中间，亦自不敢肆意妄为，尽其虚诞之辞，其势然也，此乃大畏民志之谓。”“教化，教民为善也。教民为善，亦须自有为善之实而民信服，然后教化可行。尧舜教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以其先有可信之实也。若桀、纣教天下以仁，民必不从，以其先无可信之实也。由此观之，民信于我，亦不直在教化既行之后也。”
按照这样的解释，儒家之所以强调明德和新民，就是要使其成为教化的有力工具，以达到民信于我的理想政治状态。
二是要注意不能过分地劳民。“夫劳民不恤，乃古今之通患。桀、纣、幽、厉之事且置勿论，请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隋焬帝之世，劳民之事无所不至，四民废业，人不聊生，死者相枕藉于道路，于是盗贼群起，天下大乱，生民荼毒，何可胜言，由其施劳于民之所致也。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愿无施劳安人之志也。既无伐善，又无施劳，内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己成物之道不偏废也。”
劳民过度导致的亡国教训，对于所有主政者而言，都是严重的警告。
三是要特别注意君主正心的作用。“端本清源，务先正其君心之不正。君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内外百官皆得其人，天下无有不治也。近代以来，往往不先于本而齐其末，内虽有宪台、察院，外虽设廉访、采访、观察、按察之类，专务弹劾奸恶，纠按非违，谪去一人，十人复至，闲去一事，十事复来，舍其源而清其流，不亦难乎。孟子言一正君而国定，诚为万世之格言也。”
儒家所强调的正君心说法，对元朝中期的政治观察有特定作用，因为典型的实例就是武宗完全背离了君主正心的要求。
四是要注意小人的言利行为，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灾难。“为政者道之以德，则众皆归服，如众星之共北辰也。治一邑则一邑之众归服，治一国则一国之众归服，治天下则天下之众归服。”“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利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言利小人被重用，就会引发小人与君子之间的义利之争，而过度的营利行为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陈天祥尽管没有列举本朝的实例，但是指向是相当清楚的。
五是要注意对人的全面观察，而不能只以表象定其善恶。“观人之道，必先视其见为之事，以审详之。见所为者虽善，未可遽以为君子也，见所为者虽不善，未可遽以为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俭礼让，似其为善，若视其为善者便以为君子，则王莽为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似其为恶，若视其为恶者便以为小人，则伊尹为小人矣。须更观其事迹来历从由，循其从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处，则王莽心主于篡汉，伊尹心主于致君，至此则君子小人善恶之实始可判矣。”
君主用人，只要是确定了用君子不用小人的用贤原则，自然要特别注意全面考察其言行，而不能被假象所蒙蔽，犯不善于识人的错误。
六是要注意对治道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否则会被异端邪说带偏方向。“道，治道也；事，亦为治之事也。欲致天下之治，其道在迩不在远，而于远处求之；其事在易不在难，而于难处求之；此古今之通患，而世莫之悟也。果能遵先王之道于心，得躬行之余，以孝弟仁义教化其民，使人人皆亲其亲、长其长，自无悖理乱伦、无父无君之事，而能上下安和，故曰天下平也。”“盖道谓三纲五常之道，君子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理世，皆此道也。有身而无此道，则心不正，行不修，其身必辱。有家而无此道，则父不父，子不子，其家必坏。有国而无此道，则君不君，臣不臣，其国必乱。此其所以不可须臾离之也。若异教异术，出天理人伦之外，与三纲五常不相干涉，有则于世无所益，无则于人无所损。凡其如此不急于用、人皆可得而离之者，俱不可以为道，故曰可离非道也。”
以近处和易事求道，以获得治道的真谛，确实是值得重视的看法。
如上所言，陈天祥的这些观点大多是有感而发，因为朝廷中的不少弊政，就是背离了治道的原则，才变得难以抑制和纠正。用著书的方式阐释其中的道理，所要彰显的就是儒者对这样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
何荣祖（？—1300年后），字继先，太原（今属山西）人，曾任尚书省参政、中书省平章政事等职，著作有《学易记》《观物外篇》《载道集》等，皆佚。
何荣祖曾公开与阿合马、桑哥等发生冲突，已见前述。桑哥被处死后，何荣祖特别在上书中强调了革除弊政、利国利民是中书省和御史台要务的论点。
国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且当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实为根本，必择材而用之。按察司虽监临一道，其职在于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庶有所益。
何荣祖还在诗作中强调了人到老年才能得到真知的论点：“名教无穷乐，真知在暮年。中庸万事乐，太极一心全。世事频观易，人情静看天。与来时有句，率尔亦飘然。”
真正到了老年，才能看清世道，这既是自我感叹，也是对世人的警戒。
何荣祖是《至元新格》和《大德律令》的编撰者，对于元朝的立法有重要的贡献，所以有人对他的此类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惟其练达老成，故立言至切；惟其思虑周密，故制事合宜。虽宏纲大法、不过数千言，扩而充之，举今日为治之事，不越乎是矣。盖昔者先王慎于任人，严于立法，议事以制，不专刑书，是以讼简政平，海宇清谧，其皆以是为则欤。”
也就是说，立法并不是要求法繁刑苛，而是要达到法明讼简的目的。
杨桓（1234—1299年），字武子，号辛泉，兖州单县（今属山东）人，世祖朝任职太史院，成宗时任监察御史、秘书少监等职，著有《六书溯源》《六书统》《书学正韵》等。
杨恒于成宗即位后上书，就时务问题提出了二十一条建议：“一曰郊祀天地；二曰亲享太庙，备四时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见群臣，访问时政得失；五曰诏儒臣以时侍讲；六曰设太学及府州儒学，教养生徒；七曰行诰命以褒善叙劳；八曰异章服以别贵贱；九曰正礼仪以肃宫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内外冗员；十一曰讲究钱谷以裕国用；十二曰访求晓习音律者以协太常雅乐；十三曰国子监不可隶集贤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试补六部寺监及府州司县吏；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财；十八曰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十九曰复笞杖以别轻重之罪；二十曰郡县吏自中统前仕宦者，宜加优异；二十一曰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
这二十一条建议，可以归纳为五方面的施政措施，一是规范礼仪制度，包括祀天地、享太庙、正礼仪、访乐官等措施；二是规范朝政制度，包括见群臣、定首相、定官制、补吏员、优吏员、增俸禄、复笞杖等措施；三是规范儒学教育制度，包括设学校、正监名、进侍讲等措施；四是规范财政制度，包括讲究钱谷、罢行用钱等措施；五是规范社会风俗，包括行诰命、别贵贱、禁告讦、定聘财、从本俗等措施。这五方面的建议，构成了对守成政治的全面认识和要求。
杨恒还特别强调了儒、吏不应分途的论点：“后世乃以不明六德、六行、六艺，惟区区于章句长短之末技者目而为儒，亦不达先王养民治民之政教；惟专于簿书征发之余习而为吏，又有儒、吏兼通之语。然吏舍儒，则所资者何事，儒舍吏，则所行者何事也。以至妄至非毁，儒毁吏，则以贪污无行诋之；吏毁儒，则以孱不干济诮之，皆本自蠹其末枝自摧其干者也，此皆不明政教之源，遂至于此。方今圣朝。以还淳返朴为天下之大本，学校遍于乡党，而后世当以六德、六行、六艺之准学为儒，仕之为吏。明乎大源，无仅以章句之末技，簿书之末习，遂分儒、吏为两途，庶乎知予之所忧为不近也。”
杨恒强调的是按照政教的要求，儒、吏需要相通而不是相隔，这样的论点，比以儒饰吏显然更近了一步，并且更适合朝廷的需要。
杨恒还曾指出：“今朝廷方当布文教，善风俗，以为致治之本。”
他对孔子的治道学说也作了简要的解释：“皇元有天下，以夫子之道保国家、安民生，莫不由之。”“惟民生多欲，无教乃乱。圣人之为教非遏其欲，实节其欲也。欲节则天理明，天理明则人道安，人道安则五品逊，五品逊则百姓亲，百姓亲则天下平。是道也，所以家喻而户晓者也。”
按照这样的解释，节欲是平天下的重要基础，而朝廷治国的不足，恰恰就是难以做到节欲。
也就是说，杨恒的系统性时务建议，其核心要素就是要使朝廷遵循夫子之道的要求，确立各种必要的政治规范，以达到合乎儒家政治理想的治世水准。但是这样的建议并未被主政者所重视，因为主政者重点关注的是如何维系表层化政治“平静”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填平治世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巨大沟壑的问题。
王约（1252—1333年），字彦博，真定（今属河北）人，由吏入仕，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刑部及礼部尚书等职。
成宗即位时，王约上书言二十二事：一是实京师，二是放差税，三是开猎禁，四是蠲逋负，五是赈穷独，六是停冗役，七是禁鹰房，八是振风宪，九是除宿蠹，十是慰远方，十一是却贡献，十二是询利病，十三是利农民，十四是励学校，十五是立义仓，十六是核税户，十七是重名爵，十八是明赏罚，十九是择守令，二十是汰官属，二十一是定律令，二十二是革两司。他还上言请求中书去繁文，一取信于行省，一责成于六部。
王约的这二十三条建议，十条涉及克服吏弊的问题（振风宪、除宿蠹、询利病、重名爵、明赏罚、择守令、汰官属、定律令、革两司、去繁文），四条涉及经济问题（实京师、放差税、开猎禁、核税户），六条涉及减轻百姓负担和救济弱者的问题（蠲逋负、赈穷独、停冗役、禁鹰房、利农民、立义仓），三条涉及肃正社会风气的问题（慰远方、却贡献、励学校）。这些建议，所侧重的就是去除朝廷弊政和在良政方面有所建树。
仁宗即位后，王约又提出了行封赠、禁服色、兴科举三条建议。
王约还特别指出：“县阶末也，尹秩卑也，然承流宣化，移风易俗，实本于此。今之治县者，例以督责聚敛为先，期会奔走为急，故狼戾者汇缘以侵渔，庸琐者依违而取给，名曰牧民，而实为民蠹。求其所谓庶之、富之者不可得，况教之哉。”
由于县官是国家治民的主要依赖者，所以革除弊病，首先应该从教诫县官做起。
王约以除弊作为时务建议的基本出发点，因为朝廷的弊政由上至下，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采用全面整肃的方法或可有救。但是对于守成的成宗而言，显然不会采纳这样的建议，因为全面整肃并不符合成宗的执政风格。
王利用，生卒年不详，字国宝，通州潞县（今属北京）人，历任翰林待制、翰林直学士等职。
成宗在位时，以王利用为太子宾客，他即上书言时政十七事：一是谨畏天戒，二是取法祖宗，三是孝事母后，四是敬奉至尊，五是抚爱百姓，六是敦本抑末，七是清心听政，八是寡欲养身，九是酒宜节饮，十是财宜节用，十一是有功必赏，十二是有罪必罚，十三是杜绝谗言，十四是求纳直谏，十五是官职量材而授，十六是工役相时而动，十七是俾近侍时赴经筵讲读经史。
这十七条建议，六条涉及君德和太子所应守（谨畏天戒、孝事母后、敬奉至尊、寡欲养身、酒宜节饮、经筵讲读），六条涉及治国方法和原则（取法祖宗、抚爱百姓、敦本抑末、清心听政、杜绝谗言、求纳直谏），五条涉及具体政务问题（财宜节用、工役相时而动、官职量材而授、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些建议归结为一点，就是王利用所倡导的善政观念。
王利用还特别以诗作强调了地方官员应积极推行善政：“钜镇遵天眷，名藩甲潞州。提封连上党，沃壤接屯留。善政犹前昔，遗风尚列侯。喜闻新令尹，大有望于秋。”“古殿枕清漳，遥冈壮武乡。泉灵通海远，林茂接天长。民爱年年赐，神安世世香。为言贤令尹，时复到岩廊。”
王利用亦强调了教育所应起的教化作用：“京师，天下之首善也；总府，一方之首善也。首善者何，教化风俗之所出也。然则教化风俗之所出，舍儒学何适哉。儒学明善之地，故京师有之，总府有之，州县亦有之，其崇而尚之者无他，皆所以明人伦也。”
也就是说，要落实教化，京师和总府都应该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王利用的善政建议，大多符合成宗的执政风格，易于被采纳。在成宗的各种政治措施中，也确实体现出了取法祖宗、谨畏天戒、敦本抑末、求纳直谏等基本的要求。
张孔孙（1233—1307年），字梦符，号寓轩，隆安（今属山东）人，历任礼部侍郎、集贤大学士等职。
张孔孙曾在地震后就弭灾之道提出过八条建议：一是蛮夷诸国，不可穷兵远讨。二是滥官放谴，不可复加任用。三是赏善罚恶，不可数赐赦宥。四是献鬻宝货，不可不为禁绝。五是供佛无益，不可虚费财用。六是上下豪侈，不可不从俭约。七是官冗吏繁，不可不为裁减。八是太庙神主，不可不备祭享。不久后，张孔孙又上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忧服阕者，宜待起复；宿卫之冒滥者，必当革；州郡之职，必当遴选；久任达鲁花赤，宜量加迁转；又宜增给官吏俸禄；修建京师庙学，设国子生徒，给赐曲阜孔庙洒扫户；相位宜参用儒臣，不可专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颜、哈刺哈孙与廉希宪等，各宜赠谥。”
张孔孙还在成宗在位时特别强调了与儒士有关的两条要求。一是以兴学培育人才，如其所言：“盖王政非教化不立，教化非学校不兴，是以今上继承大统，以兴学养士为先。”“今上嗣登宝位，告诏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有家者所当承奉，庙学损坏随即修完。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讲习道义，务在成材。”
二是以儒为吏不是儒者唯一的入仕途径，儒者不仅可以由其他途径入仕，吏者也要认真学习儒学知识：“贤才之在斯世，任于朝而忠言直节，有益于人之国，居于家而德行文学为乡党之所敬慕。”“国家承平日久，海内学者彬彬出焉，于是各路间咸许贞偃士一名补宪司书吏，考满升六部令史，又转台院及省掾，入流品而登仕，启然有司。众士匪此一透，士之进身若所望不过如此，是失国家崇儒重道之意也。”“作成人材，使之从政，为治之要，莫过于此，岂专簿书、狱讼、期会、敛散而已哉。且吏不明道，人不知学，虽簿书、狱讼、期会、敛散之事，皆不得其当，其弊尤甚焉。经不云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牧民之吏，可不务学使人知道乎。”
需要说明的是，弭灾只是张孔孙提出建议的由头，他所强调的乃是实施文治的重要诉求，因为偃兵息武是文治的基本前提，注重礼仪、赏善罚恶、兴学育人是文治的基本原则，整顿吏治、肃正风气等则是文治的重要方法。以文治解决朝政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救灾的细节或技术性问题，所呈现的恰恰是根本性的弭灾之道，只是这样的用心，很难被皇帝和朝臣所理解，而被视为泛泛之谈的空论。
尚文（1236—1327年），字周卿，祁州深泽（今属河北）人，世祖朝曾参与制定朝仪，任湖北廉访使等职，成宗时任御史台侍御史、中书左丞等职。
元贞二年（1296），尚文上书提出了“治平之世，不宜数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罢”的建议。次年，黄河决于蒲口，尚文上书提出了不塞决口的建议。
长河万里西来，其势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自古治河，处得其当，则用力少而患迟；事失其宜，则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论也。今陈留抵睢，东西百有余里，南岸旧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计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约八九尺，堤安得不坏，水安得不北也。
蒲口今决千有余步，迅疾东行，得河旧渎，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复合正流。或强湮遏，上决下溃，功不可成。揆今之计，河北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滥；归德、徐、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
由于地方官员强调“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塞之便”，朝廷采用了塞蒲口的做法，但是第二年蒲口再次决口，导致了“塞河之役，无岁无之”的不利局面。
有西域贾商人向朝廷官员出售“押忽大珠”，要价六十万锭，官员指此珠“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尚文则明确表示：“一人含之，千万人不渴，则诚宝也；若一宝止济一人，则用已微矣。吾之所谓宝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则饥，三日则疾，七日则死；有则百姓安，无则天下乱。以功用较之，岂不愈于彼乎！”
无论是降低大赦的频次、停罢不急之劳，还是不塞黄河决口、重本抑末，都体现了尚文的善治观念。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有远见，更能预见短视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李元礼（？—1297年），字庭训，真定（今属河北）人，世祖朝曾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太常博士等职，成宗即位后任监察御史。元贞二年（1296）朝廷在五台山建佛寺，皇太后拟临幸该寺，李元礼特别上书加以劝止。
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宰相得行之，谏官得言之。”今朝廷虽不设谏官，监察御史职当言路，即谏官也，乌可坐视得失，而无一言以裨益圣治万分之一哉。
伏见五台创建寺宇，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不下数万人。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织，百物踊贵，则民将有不聊生者矣。又闻太后亲临五台，布施金币，广资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则？时当盛夏，禾稼方茂，百姓岁计，全仰秋成。扈从经过，千乘万骑，不无蹂躏，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亲劳圣体，往复暑途数千里，山川险恶，不避风日，轻冒雾露，万一调养失宜，悔将何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来，遵守祖宗成宪，正当兢业持盈之日，凡上举动，必书简册，以贻万世之则，书而不法，将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财不天来，皆出于民，今朝廷费用，百倍昔时，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圣人，以慈悲方便为教，不与物竞，虽穷天下珍玩供养不为喜，虽无一切为献亦不为怒。今太后为国家、为苍生崇奉祈福，福未获受，而先劳圣体，圣天子旷定省之礼，轸思亲之怀，其不可五也。伏愿中路回辕，端居深宫，俭以养德，静以颐神，上以循先圣后之懿范，次以尽圣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则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
臣元礼谬当言路，不避僭越，而惓惓不已者，诚以臣子爱君之心切，冀其一悟圣聪。与其受不言之责，宁获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李元礼以“五不可”阻遏皇太后的行程，确实是体现了谏臣敢于直言的风格。对于这样的上书，御史台未敢上奏。大德元年（1297），侍御史万僧指御史中丞崔彧与李元礼勾结，“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即将李元礼免职，并命右丞相完泽、平章政事不忽木询问此事，完泽明确表示：“其意正与吾同。往吾尝以此谏，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盖以先皇帝在时，尝许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也明确指出：“他御史惧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诚可赏也。”成宗采纳了完泽、不忽木的意见，未处罚李元礼并恢复了他的职务。
李元礼敢于直言，成宗能够纳谏，显示的是开明政治的风格，尽管其中必有曲折，但总算是有了一个较好的结局。
王寿（1251—1310年），字仁卿，涿郡新城（今属河北）人，成宗朝任燕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御史台侍御史等职。
王寿曾受命到江南祭祀名山大川，并暗访民情，回朝后奏报：“民之利病，系于官吏善恶。在今宜选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专抚字，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居风宪。天灾代有，赈济以时，无劳圣虑。惟是豪右之家，仍据权要，当罢其职，处之京师，以保全之，此长久之道也。”也就是说，官吏腐败和豪强横行，是王寿发现的主要问题，他只不过是以委婉的形式对这样的问题作了表述。
王寿还特别与御史台官员一同上书，强调了朝廷必须选择正人君子为中书省相臣的要求。
宰相内统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轻假非人。三代以降，国之兴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贤否也。世祖初置中书省，以忽鲁不花、塔察儿、线真、安童、伯颜等为丞相，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迨至阿合马、郝祯、耿仁、卢世荣、桑哥、忻都等，坏法黩货，流毒亿兆。近者，阿忽台、伯颜、八都马辛、阿里等专政，煽惑中禁，几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试之验，较然如此。臣愿推爱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陈，成败对举，庶几上悟天衷，惩其既往，知所进退，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
成宗时曾采用奉使宣抚的方法了解民情，王寿不在“明察”的奉使宣抚之内，而是用“暗察”的方式反映问题，更容易受到君主的重视。他的选良官、重宰相建议，与成宗的执政风格合拍，不仅被采纳，还就此形成选人任人的一套基本规矩，已见前述。
阿沙不花（1263—1309年），康里人，助武宗即位有功，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等职。
阿沙不花曾特别向武宗进言：“八珍之味不知御，万金之身不知爱，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曲蘖是沉，姬嫔是好，是犹两斧伐孤树，未有不颠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纵不自爱，如宗社何。”武宗不仅明确表示“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还要赐饮酒以表彰直言，阿沙不花则表示：“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
慎饮酒和节欲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都曾提出过的要求，阿沙不花不过是向嗜饮的皇帝重提这一要求而已。但是武宗并未听从阿沙不花的劝告，并使得嗜饮成了短命的重要因素。
冯福京，生卒年不详，自号学泉居士，潼川（今属四川）人，曾任庆元路学副教授，成宗时任昌国州判官，向州官提出了减少涂田田租的建议。
切照昌国在环海中，概管四乡一十九都，除富都一乡与本州连陆外，其余三乡都分俱各散在海洋，不比其他州县，止是一边靠海。所有涂田，周围皆咸卤浸灌。民自备本，筑坝堤岸，使涂为田。苟失时不修，堤岸崩漏，田复为涂。其近堤岸田亩，与咸水为邻，止可种稗。其去堤岸稍远，与山脚相接，方可种稻。若遇久旱，则咸气蒸郁，禾尽枯槁。设或久雨，则山水泛滥，禾尽淤没。惟雨水调匀，方可得熟，然后及其他州县下等所收之数。又兼本州别无淡水河港，其山水注下，去处皆与潮通，咸水易以冲入，以此并无肥田。近据民户毕信等告，亡宋时，每亩纳蛮会十八界五百文。归附后，起征省米八合七抄有零，折中统钞一钱二分，以中熟年份秋成价数言之，亦可买折省米二升。今拟涂田每亩科征，折省米二升，似为相应矣。观此申述，则州民之贫困，亦可想见，岂忍重赋之哉。
冯福京还提出了减少昌国州盐引定额的建议，因为增加定额已经成为一项扰民的恶政。
每年计口请买食盐，句追笞责，重费经营。自至元二十七年抄数诸色户，计有二万二千四百余户，计一十万三千五百余口。岁买食盐二千零五引一百余斤，无问大小，每口月该食盐一十余两。因此递年以来逃亡事故，民户比元数已亏，而盐额如故。多是里正主首及见在户口，代为闭买。年复一年，已皆靠损。兼海岛别无蔬菜，惟食咸水鱼鲜，贫户无盐，亦可度日。况今盐价每引增上二十五贯，则二千零五引，比旧该增六百余定，必致愈见生受。盖海山之民，多无常产，若不从宜均定，不惟失误官课，将恐民不聊生，流为盗贼，深系利害，乞照详事得此行。据两浙都转运司申照，得昌国州周岁该盐二千五引一百四十三斤二两四钱，今拟十分中量减二分。委为官民两便，省府除已行下浙运司准申外，合下仰照验行。
列举出具体的数字，说明田租、盐引给百姓带来的困苦，使主政者难以驳斥，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建议。
冯福京还就兴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下定以一，一者何，道是已。是故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得此道也。恭惟皇帝嗣登大宝，嘉与天下，洗涤维新，他未遑及，首发明诏，惠顾学校。”“数十年来，庠序日广，而道学愈不明，士籍日增，而心术愈不正，其何故哉，无乃学者误于耳目之见闻，不能真体实认，而知行之未至耳。”“盖欲其深造自得，实有以见夫道体之大，全非徒从事言辞而已也。”
只有将兴学与兴道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学校的作用，这恰是冯福京所要表明的论点。
冯福京虽然只是一个地方上的小官，但是他所提出的改变恶政和注重兴学实效等建议，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全局，有其重要的价值。
成宗、武宗两朝的臣僚提出的施政建议，对于守成政治起了重要的助成作用。尤其是成宗和武宗在即位前都是北方的出镇藩王，对于如何处置朝政问题既无经验，也缺乏相应的知识，确实需要得到来自臣僚的帮助。尽管成宗和武宗对施政建议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不能忽视这些建议的所具有的向往善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