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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宗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和世
，生于大德四年（1300），次子名图帖睦尔，生于大德八年（1304）。仁宗时封和世
为周王，出镇云南，后改为出镇西北。英宗时以图帖睦尔居海南，泰定帝封图帖睦尔为怀王，先居建康，后居江陵。泰定帝去世后爆发帝位之争，和世
于天历二年（1329）南下即位时暴卒，被追认谥号为明宗，图帖睦尔两次即帝位，用天历、至顺年号，至顺三年（1332）因病去世，在位五年，庙号为文宗，在位时主要体现的是以文饰政的执政风格。
泰定帝去世后，为争夺帝位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并导致了兄弟相残的政治悲剧。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去世，九月，倒剌沙在上都立皇太子阿剌吉八为皇帝，改元天顺。
致和元年八月，留守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发动兵变，宣称“武宗皇帝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正统当归之。今尔一二臣，敢紊邦纪，有不顺者斩”。兵变者拘捕了泰定帝北上时留守的官员，派遣使者前往江陵迎图帖睦尔北上。九月，在燕铁木儿等人的推戴下，图帖睦尔在大都即皇帝位，在由儒臣虞集撰写的即位诏书中明确表示了勉强即位的理由，以及准备让位于兄长的意愿。
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统绪，宗亲各授分地，勿敢妄生觊觎，此不易之成规，万世所共守者也。世祖皇帝之后，成宗皇帝、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传，宗王、贵戚，咸遵祖训。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籓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铁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备历艰险，临御之事，岂获与闻！
朕以叔父之故，顺承惟谨，于今六年，灾异迭见。权臣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专擅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大行上宾，利于立幼，显握国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统绪之正，协谋推戴，属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让再三。宗戚、将相、百僚、耆老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周王辽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诚恳迫切。朕故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已于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已前，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于戏，朕岂有意于天下哉！重念祖宗开创之艰，恐堕大业，是以勉徇舆情。尚赖尔中外文武臣僚，协心相予，辑宁亿兆，以成治功。咨尔多方，体予至意。
图帖睦尔在这份诏书中，坐实了泰定帝参与“弑君”的罪名，当然也就使阿剌吉八的即皇帝位失去了正当理由。文宗并不掌握泰定帝谋逆的真凭实据，但是在政治斗争中的“构陷”，不需要真凭实据，只要将对手钉在耻辱柱上就达到了目的，这正是图帖睦尔所要做的事情，并且由此在帝位之争中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要夺得帝位，还需要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两都之间在阿剌吉八、图帖睦尔即位前已经爆发了战争。燕铁木儿率军遏阻了上都军队对大都的进攻。天历（致和）元年十月，辽东的军队突袭上都，抓捕倒剌沙、阿剌吉八等人，上都势力瓦解。燕铁木儿随即派军镇压了陕西、四川和云南的兵变，为图帖睦尔提供了军事优势的保证。
图帖睦尔在即位前已经明确表示：“昔在世祖以及列圣临御，咸命中书省纲维百司，总裁庶政，凡钱谷、铨选、刑罚、兴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枢密院、御史台，其余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书奏请政务者，以违制论，监察御史其纠言之。”即位之后，他又特别强调了对监察机构的要求：“今后监察御史、廉访司，凡有刺举，并著其实，无则勿妄以言。廉访司书吏，当以职官、教授、吏员、乡贡进士参用。”“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各司书吏十六人，用职官五。各路司吏五，教授二，乡贡进士四人。本台经历品秩相当者，除各道廉访使，都事除副使，本台译史通事考满不得除御史。”监察御史撒里不花等人上言：“朝廷政务，赏罚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国家近年自铁木迭儿窃位擅权，假刑赏以遂其私，纲纪始紊。迨至泰定，爵赏益滥。比以兵兴，用人甚急，然而赏罚不可不严。夫功之高下，过之重轻，皆系天下之公论。愿命有司，务合公议，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赏罚攸当，则朝廷肃清，纪纲振举，而天下治矣。”图帖睦尔亦表示认同他们的看法。
从这样的作为可以看出，图帖睦尔显然未把自己看作临时的君主，而是已经有了长坐帝位的打算。
天历二年二月，图帖睦尔确认其兄长和世
已经即位于漠北，乃特别下令：“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与制敕；后凡铨选，其诣行在以闻。”但是他又下令设置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并为大学士，侍御史撒迪、翰林直学士虞集并为侍书学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员”。由此所表现的，依然是图帖睦尔没有交出帝位的诚意。三月，图帖睦尔派燕铁木儿送皇帝玺印于和世
处，并明确表示：“宝玺既北上，继今国家政事，其遣人闻于行在所。”四月，和世
派人来大都，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六月，图帖睦尔即明确要求在大都的臣僚：“皇帝远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师，是以勉摄大位。今亢阳为灾，皆予阙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职，祗修实政，可以上答天变。”七月，图帖睦尔接受皇太子册宝，并为与其兄长的会面作了全面的准备。
图帖睦尔不得不违心地交出帝位，是因为以两都的军事力量与漠北的军事力量相比，明显不占优势，所以只能表示屈从。
和世
在仁宗时已经与朝廷发生过重大的冲突。延祐三年他前往云南出镇，抵达延安后，其部下以“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镇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构间致然”为由，起兵反抗，被朝廷派军击败，和世
乃西行节制西部蒙古宗王，为朝廷守护西北边境。
两都之战平息后，图帖睦尔派人来迎和世
，和世
即率军至漠北，于天历二年正月在和林城北即皇帝位，并向派往大都的撒迪等人表示：“朕弟曩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卿等至京师，当以朕意谕之。”也就是说，和世
对于治乱学说并不生疏，并且自认为有教训弟弟的资本。
和世
个人所表现出的政治观念，则不是尊儒重道的儒家理念，而是谨守祖宗之制治国的政治信条。他特别对御史台官员表达了按世祖定制行事的要求。
太祖皇帝尝训敕臣下云：“美色、名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系累，即能坏名败德。”卿等居风纪之司，亦尝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台，首命塔察儿、奔帖杰儿二人协司其政。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凡诸王、百司，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其势然也。朕有阙失，卿亦以闻，朕不尔责也。
对于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的处理政务，和世
也按照祖宗旧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世祖皇帝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职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为万世法。成宗以来，列圣相承，罔不恪遵成宪。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台、百司庶政，询谋佥同，摽译所奏，以告于朕。军务机密，枢密院当即以闻，毋以夙夜为间而稽留之。其他事务，果有所言，必先中书、院、台，其下百司及亵御之臣，毋得隔越陈请。宜宣谕诸司，咸俾闻知。傥违朕意，必罚无赦。
和世
依据武宗和仁宗的关系处理图帖睦尔已抢先即位的问题，将图帖睦尔立为皇太子，不仅明确表示“凡国家钱谷、铨选诸大政事，先启皇太子，然后以闻”；还特别强调：“修德应天，乃君臣当为之事。”“天明可畏，朕未尝斯须忘于怀也。皇太子来会，当与共图其可以泽民利物者行之。”和世
对政治斗争的险恶显然缺乏了解，以为按旧例就可以摆平他与图帖睦尔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即将出现的危险毫无心理准备。
天历二年七月，监察御史把的于思上言：“朝廷自去秋命将出师，戡定祸乱，其供给军需，赏赉将士，所费不可胜纪。若以岁入经赋较之，则其所出已过数倍。况今诸王朝会，旧制一切供亿，俱尚未给，而陕西等处饥馑荐臻，饿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麦苗槁死，秋田未种，民庶遑遑，流移者众。臣伏思之，此正国家节用之时也。如果有功必当赏赉者，宜视其官之崇卑而轻重之，不惟省费，亦可示劝。其近侍诸臣奏请恩赐，宜悉停罢，以纾民力。”和世
亦表示出了对此意见的重视，并希望此类问题到大都后都能顺利解决。
天历二年八月，和世
与图帖睦尔在旺兀察都行宫（即中都）会面，大宴后和世
暴卒，实际上是被图帖睦尔、燕铁木儿所毒死。和世
在短暂的皇帝生涯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念，亦无法实行于真正的治国行为之中。
和世
去世后，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等人赶到上都，在大安阁为图帖睦尔举行了第二次即位典礼，并在由虞集撰写的诏书中再次宣布大赦天下。
惟昔上天启我太祖皇帝肇造帝业，列圣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继，才十余载。我皇考武宗皇帝归膺大宝，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庙居东宫，遂嗣宸极。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晋邸违盟构逆，据有神器，天示谴告，竟陨厥身。
于是宗戚旧臣，协谋以举义，正名以讨罪，揆诸统绪，属在眇躬。朕兴念大兄播迁朔漠，以贤以长，历数宜归，力拒群言，至于再四。乃曰艰难之际，天位久虚，则众志弗固，恐堕大业。朕虽从请而临御，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让之诏始颁，奉迎之使已遣。寻命阿剌忒纳失里、燕铁木儿奉皇帝宝玺，远迓于途。受宝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宝。朕幸释重负，实获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驾。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辽远，自春徂秋，怀艰阻于历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屡爽节宣。信使往来，相望于道路，彼此思见，交切于衷怀。八月一日，大驾次旺兀察都，朕欣瞻对之有期，独兼程而先进，相见之顷，悲喜交集。何数日之间，而宫车弗驾，国家多难，遽至于斯！念之痛心，以夜继旦。
诸王、大臣以为祖宗基业之隆，先帝付托之重，天命所在，诚不可违，请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弃方新，摧怛何忍；衔哀辞对，固请弥坚，执谊伏阙者三日，皆宗社大计，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于戏！戡定之余，莫急乎与民休息；丕变之道，莫大乎使民知义。亦惟尔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称朕意。
在文宗的新即位诏书中，和世
的去世原因是旅途劳累。但是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和世
抵达旺兀察都的时间是八月一日（乙酉），八月二日（丙戌）图帖睦尔与和世
会面，八月六日（庚寅）和世
去世，八月十五日（己亥）图帖睦尔就再次即位，时间是太过短促了，显然是早有精心的预谋。图帖睦尔再次即位之后，虽然没有了其他的帝位竞争者，但是“弑君”的阴影同样长久挥之不去，所以文宗在去世时特别留下遗诏，将帝位传给明宗的儿子，
算是对兄长的一点政治补偿。
为了掩盖即位时的不光彩行为，文宗特别对粉饰文治的作为感兴趣，并由此带来了奎章阁学士院和《经世大典》两项重要的建树。
天历二年二月设立的奎章阁学士院，八月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其职能是以“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奎章阁学士院的大学士为正二品，侍书学士为从二品，承制学士为正三品，供奉学士为正四品。学士院下设艺文监、群玉内司及艺林库、广成局等机构。
儒臣虞集特别在奏疏中指出了设立奎章阁学士院，是兴隆文治的极为重要举措。
臣某等言，特奉圣恩，肇开书阁，将释万几而就佚，游六艺以无为，此独断于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并备阁职，感兹荣幸，辄布愚忱。钦惟皇帝陛下以聪明不世出之资，行古今所难能之事。以言乎涉历，则衡虑困心，艰劳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则拨乱反正，文治之业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谦逊有光于尧、舜，优游方拟于羲、黄。集群玉于道山，植众芳于灵囿。委怀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传闻，孰比于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学愧前修，虽既竭于论思，惧无堪于裨补。然敢不咏歌《雅》《颂》，极襄赞之形容；探赜《图》《书》，玩盈虚之来往。冀心神之融会，成德性之纯煕，揆微志而匪能，诚至愿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刍荛，臣某等不胜惓惓之至。
至顺元年二月，由于未能快速完成《经世大典》的编撰，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虞集等人提出辞职，文宗特别表示：“昔我祖宗睿知聪明，其于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卿等其推所学以称朕意，其勿复辞。”由于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身兼三职，燕铁木儿于当年六月上言：“向有旨，惟许臣及伯颜兼领三职。今赵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引疾以辞。”文宗亦表示：“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视事中书，果病，无预铨选可也。”闰七月，监察御史葛明诚上书弹劾赵世延，指其“年逾七十，智虑耗衰，固位苟容，无补于事，请斥归田里”，燕铁木儿则明言：“赵世延向自言年老，屡乞致仕，臣等以闻，尝有旨，世延旧人，宜与共政中书。御史之言，不知前有旨也。”文宗亦表示：“如御史言，世延固难任中书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职。”
也就是说，对于以奎章阁留住儒臣，文宗还是相当在意的。
至顺二年正月，奎章阁建成，虞集在当年四月为皇帝代写的《奎章阁记》中，指明文宗每天都要到奎章阁来，已经将该阁作为一个重要的处理公务场所。
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斫，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而培本浚原，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
虞集还奉文宗之命，为奎章阁制作了以下铭文：“维皇穆清，中正无为。翼翼其钦，圣性日熙。乃辟延阁，左图右史。匪资燕娱，稽古之理。经纬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贞玉，垂美万年。”
至顺三年二月，文宗以燕铁木儿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给了奎章阁学士院更高的规格。当年四月，文宗又下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并刊行印本赐给百官。五月，撒迪请求“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这一建议对文宗极为重要，亦被文宗所接受。
泰定帝时成书的《皇图大训》，也被奎章阁学士院所刊印，虞集记述了刊印该书的重要意义。
《皇图大训》者，前荣禄大夫、中书右丞臣许师敬，因其先臣衡以集修德为治之事尝进说于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经筵事臣阿怜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光禄大夫、知经筵事臣忽都鲁都儿迷失，润译以国语者也。天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阁，延问道德，以熙圣学。又建艺文监，表章儒术。取其书之关系于治教者，以次摹印而传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编，以为圣经贤传有功于世道者，既各有成书，而纂言辑行会类可观者又尽出于前代，独此编作于明时，文字尔雅，译说详明，便于国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为之序。臣闻古之人君，能自得师者，莫先于稽古；古之人臣，真知爱君者，务引于当道。后世岂无聪明之君，而无睿哲之实者，弗考于古训故也。为之臣者，亦岂有不爱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顺旨意为敬，则以承奉疏节为忠，不知古学以至于此，为其君者独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纵之圣，克尊前闻，又欲群臣遍知其说，使不至徒徇细人之爱，为具臣之事而已也。于乎！圣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得是书者，其可不深思于此也哉。
奎章阁还刊印了不少有用于治世的书籍。如忽思慧编撰的《饮膳正要》，被虞集赞誉为“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举安；推一己之寿，使天下之人举寿。圣天子以天地之心为心，而为生立命者，盖如此”。又如承天仁惠药局刊印的药方，虞集亦有如下评价：“古者帝王之于民也，其为之衣食以生养之，又为之谨禬禳治砭焫，以救扎瘥之不测，此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万几，而思虑之周至于仁惠局之设，可谓至且尽矣。”
文宗还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就是在决定重大事项时，要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奎章阁学士院共议，使得奎章阁学士院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还成了一个能够参与政务的重要政治机构。
天历二年九月，文宗命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院合作，采辑本朝典故，按照《唐会要》和《宋会要》的体例，编修《经世大典》。至顺元年正月，又特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经世大典》事。二月，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蒙古文）所纪典章为汉语，纂修则由赵世延、虞集等人负责，燕铁木儿如修国史之例，行使监修职责。九月，以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命省、院、台诸司以次宴其官属。至顺二年四月，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被国史院以“《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为由拒绝。当年五月，全书编成，并被命名为《皇朝经世大典》。
虞集作为编修大典的主要参与者，不仅记录了该书的编修过程，还特别强调了编成此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全面反映了大一统后的国家典章制度和治国要义。
钦惟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以上圣之资，纂承大统，聪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让之诚，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于是辟延阁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业，旁观载籍之传闻，思辑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则。乃天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阁学士院、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萃国朝故实之文，作为成书，赐名《皇朝经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国史自有著述，命阁学士专率其属而为之，太师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铁木儿总监其事，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臣阿怜帖木儿，奎章大学士臣忽都鲁都儿迷失，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右丞臣撒迪，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使臣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佥枢密院事臣朵来，并以耆旧近臣，习于国典，任提调焉。中书左丞臣张友谅，御史中丞臣赵世安等，以省台之重，表率百官，简牍具来，供给无匮。至于执笔纂修，则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臣赵世延，而贰以臣虞集，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臣巙巙，择文学儒士三十人，给以笔札而缮写之，出内府之钞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开局，仿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用国史之例，别置蒙古局于其上，尊国事也。其书悉取诸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词。上送者无不备书，遗亡者不敢擅补。于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临天下，名号最重，作帝号第一。祖宗勋业，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询诸故老，求诸纪载，得其一二于千万，作帝训第二。风动天下，莫大于制诰，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设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录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广袤，古昔未有，人民贡赋，国用系焉，作赋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于礼，朝廷郊庙损益可知，作礼典第七。肇基建业，至于混一，告成有绩，垂远有规，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设，以辅礼乐，仁厚为本，明慎为要，作宪典第九。六官之职，工居一焉，国财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顺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书，缮写呈上。
臣集等皆以空疏之学，谬叨委属之隆。才识既凡，见闻非广，或疏远不知于避忌，或草茅不识于忧虞。谅其具稿之诚，实欲更求是正。疏略之罪，所不敢逃。窃观《唐会要》始于苏冕，续于崔铉，至宋王溥而后成书。《宋会要》始于王洙，续于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间三修三进。窃惟祖宗之事业，岂唐、宋所可比方。而国家万万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纲。乃若国初之旧文，以至四方之续报，更加搜访，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实出圣明之独断。假之以岁月，丰之以廪饷，给之以官府之书，劳之以诸司之宴，礼意优渥，圣谟孔彰。而纂修臣寮，贪冒恩私，不称旨意，下情兢惧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
《经世大典》全书已经散失，部分内容在明朝的《永乐大典》中可以看到，但是《经世大典》的《序录》被苏天爵收入《国朝文类》（《元文类》）中，可以使人们了解该书的基本内容。
天历二年二月，文宗曾经派遣翰林讲用学士曹元用前往阙里祭祀孔子。至顺元年闰七月，文宗特别下令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曾子为郕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为豫国公，伊阳伯程颐为洛国公。为理学家加封号，表示了朝廷对理学的尊崇。至顺三年正月，文宗又下令为孔子夫人加封号，并在诏书中强调：“我国家惇典礼以弥文，本闺门以成教。乃眷素王之庙，尚虚元嫓之封。有其举之，斯为盛矣。大成至圣文宣王妻幵官氏，来嫔圣室，垂裕世家。笾豆出房，因流风于殷礼；瑟琴在御，存燕乐于鲁堂。功言邈若于遗闻，仪范俨乎其合德。作尔祎衣之象，称其命鼎之铭。噫！秩秩彝伦，吾欲广《关雎》《鹊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兴《河图》《凤鸟》之祥，可特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尊儒是文治的重要标志，所以文宗愿意在这方面多作一些前所未有的举动。
对于国子学的教育，文宗于至顺元年十二月明确提出了要求：“国子生积分及等者，省、台、集贤院、奎章阁官同考试，中式者以等第试官，不中者复入学肄业。”至顺二年六月，监察御史韩元善上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又复分辨蒙古、色目、汉人之额。请凡蒙古、色目、汉人，不限员额，皆得入学。”这一建议因为涉及改变四等人的限制，所以未被文宗采纳。
至顺二年三月，司徒香山指陶弘景的《胡笳曲》中，有“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君”的诗句，与文宗的生年、纪号相合，认为“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文宗命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礼部集议，翰林院官员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
唐开无间，太子宾客薛让进武后鼎铭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贺，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而宋儒司马光斥其采偶就之文以为符瑞，乃小臣之谄，而宰相实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虽于生年、纪号若偶合者，然陛下应天顺人，绍隆正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固无待于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启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
文宗采纳了翰林院官员的意见，使谄佞附会之风受到了压制。弘扬文治极容易出现“文化造假”和阿谀奉承的现象，好在有头脑清醒的儒臣和还算听得进意见的皇帝，能够对不良的文化现象有所压制。
在处理朝政问题方面，文宗秉持的是按照旧制行事的较保守态度，只要维持朝政运转即可，既不要求革除弊政，更不期望有所创新。
燕铁木儿在扶持文宗两次登基中功劳卓著，作为报答，文宗特别在至顺元年二月作出了独相理政的安排，并对中书省官员明言：“昔在世祖，尝以宰相一人总领庶务，故治出于一，政有所统。今燕铁木儿为右丞相，伯颜既知枢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复置。”当年五月，文宗又特别下诏强调了对独相的尊崇：“燕铁木儿勋劳惟旧，忠勇多谋，奋大义以成功，致治平于期月，宜专独运，以重秉钧。授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人员，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敢有隔越闻奏，以违制论。”对于敢于指责燕铁木儿的人，全部视为“谋反”，一律诛杀。
文宗的两次即位，完全依赖于燕铁木儿，以“独相”的崇高地位作为回报，表明执政亦要依赖燕铁木儿的支持。
天历元年三月，文宗曾下命御史大夫铁木儿补化、玥璐不花振举台纲，御史台即明确提出了禁止干扰御史台监察、其他机构不得选用廉访司官员以及廉访司参用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等要求。
当年十一月，文宗又命词臣记录了他对御史台的要求。
天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台臣入见内殿。皇帝若曰：“以予观于天下之治，不有台宪之司布在中外，则何以肃纲纪、正风化、辅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台以总国宪，其忧深虑远，使吾子孙有以周防于隐微，禁制于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复贻谋，究观法意，惧无以彰皇祖创始之明，责任之重，其刻石内台，儆有位于无穷焉。”
在文宗的督促下，监察机构能够对一些不良官员加以弹劾。如至顺元年九月，监察御史朵罗台、王文若上言：“岭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时，太师月赤察儿为右丞相，太傅答剌罕为左丞相，保安边境，朝廷遂无北顾之患。今天子临御，及命哈八儿秃为平章政事，其人无正大之誉，有鄙俚之称，钱谷甲兵之事，懵无所知，岂能昭宣皇猷，赞襄国政。且以月赤察儿辈居于前，而以斯人继其后，贤不肖固不待辩而明，理宜黜罢。”文宗即下令将哈八儿秃罢职。当年十一月，御史台官员上言：“陕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鹦鹉，请论如律。”文宗即表示：“位至宰执，食国厚禄，犹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鹦鹉微物，以是论赃，失于太苛，其从重者议罪。今后凡馈禽鸟者，勿以赃论，著为令。”至顺二年九月，御史台官员上奏：“四川行省参政马镕，发粮六千石饷云南军，中道辄还，预借俸钞一十九锭以娶妾，又诟骂平章汪寿昌，罪虽蒙宥，难任宰辅。”文宗即明确指出：“纲常之理，尊卑之分，懵无所知，其何以居上而临下，亟罢之。”
对于官员的升迁和行为举止，文宗朝也作了一些规定。如天历二年十月中书省官员上言：“旧制，朝官以三十月为一考，外任则三年为满。比年朝官率不久于其职，或数月即改迁，于典制不类，且治迹无从考验，请如旧制为宜。”文宗即下令：“除风宪官外，其余朝官，不许二十月内迁调。”至顺二年六月，文宗又下令：“诸官吏在职役或守代未任，为人行贿关说，即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论赃，吏罢不叙终其身；虽无所取，讼起灭由己者，罪加常人一等。”至顺二年十二月，河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家奴上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于三年听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匿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文宗则下令御史台与中书省、礼部、刑部及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共同议定了官员给假规章。
至顺元年八月，御史台官员上书，请求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文宗表示：“朕子尚幼，非裕宗为燕王时比，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十月，诸王、大臣复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又表示：“卿等所言诚是。但燕王尚幼，恐其识虑未弘，不克负荷，徐议之未晚也。”文宗之所以推辞，是因为背负着篡位的嫌疑，不能理直气壮地立储。但是他不久即改变了注意，同意立储，并于当年十二月派遣伯颜等人以将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告祭于郊、庙，随后正式册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有监察御史上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储位，世祖择耆旧老臣如王颙、姚燧、萧
等为之师、保、宾客。今皇太子仁孝聪睿，出自天成，诚宜慎选德望老成、学行纯正者，俾之辅导于左右，以宏养正之功，实宗社生民之福也。”文宗亦采纳了这一建议。
但是立皇太子后不到半年，阿剌忒纳答剌即因病去世。
文宗在位期间采用了救灾和恤民的一些措施，如天历二年十月，下令民间拖欠官钱无可追征者，尽行蠲免；大都至上都并塔思哈剌、旭麦怯诸驿，自备首思（祗应，即供应来往使臣的饮食分例），供给繁重，天历三年官为应付；免征奉元路民间商税一年，命所在官司设置常平仓，免各处煎盐灶户杂泛夫役二年。至顺元年四月，中书省上言：“迩者诸处民饥，累常赈救，去岁赈钞百三十四万九千六百余锭、粮二十五万一千七百余石。今汴梁、怀庆、彰德、大名、兴和、卫辉、顺德、归德及高唐、泰安、徐、邳、曹、冠等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户，一百一万二千余口，请以钞九万锭、米万五千石，命有司分赈。”这一建议也被文宗所接受。在颁发至顺改元诏书时，更明确要求“河南、怀庆、卫辉、晋宁四路曾经赈济人户，今岁差发全行蠲免，其余被灾路分人民已经赈济者，腹里差发、江淮夏税，亦免三分”
。也就是说，文宗也注意到了免逋欠、恤站赤、复租赋、救灾伤等方面的问题。
文宗也有求直言的举动。如天历二年十二月下令百官一品至三品先言朝政得失一事，四品以下悉听敷陈，仍命赵世安、阿荣辑录所上章疏，善者即议举行。对于不按照规矩议事，也有所限制，如中书省官员上言：“旧制，凡有奏陈，众议定共署，乃入奏。近年，事方议拟，一二省臣辄已上请，致多乖滞。今请如旧制。”文宗即就此明确表达了依旧制议事的态度。
文宗在位时朝廷的收入有较大增加，天历二年中书省计算的赋入之数是金三百二十七锭，银千一百六十九锭，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币帛四十万七千五百匹，丝八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斤，绵七万六百四十五斤，粮千九十六万五十三石。每年从江南通过海运调到大都的粮食，在二百万石至二百五十万石之间。
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支出增加的速度，所以朝廷依然是在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下度日。正如天历二年九月史惟良上疏所言：“今天下郡邑被灾者众，国家经费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废之时。宜遵世祖成宪，汰冗滥蚕食之人，罢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厘正之。如此则天灾可弭，祯祥可致。不然，将恐因循苟且，其弊渐深，治乱之由，自此而分矣。”至顺元年七月，中书省官员也上言：“近岁帑廪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至顺二年二月，中书省官员更明确指出：“国家钱谷，岁入有额，而所费浩繁，是以不足。”
在严峻的财政吃紧形势下，文宗不得不对支出有所限制。如在赏赐方面，天历二年八月中书省官员上言：“祖宗故事，即位之初，必恩赉诸王、百官。比因兵兴，经费不足，请如武宗之制，凡金银五铤以上减三之一，五铤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文宗同意采用这样的做法。至顺二年四月，中书省和枢密臣联合上奏：“天历兵兴，诸领军与敌战者，宜定功赏。臣等议，诸王各金百两、银五百两、金腰带一、织金等币各十八匹，诸臣四战以上者同，三战及一战者各有差。”文宗即表示：“赏格具如卿等议。燕铁木儿首倡大义，躬擐甲胄，伯颜在河南先诛携贰，使朕道路无虞，两人功无与比，其赏不可与众同，其赐燕铁木儿七宝腰带一、金四百两、银九百两，伯颜金腰带一、金二百两、银七百两。”最终的赏赐结果是受赏者九十六人，用金二千四百两，银万五千六百两，金腰带九十一副，币帛千三百余匹。
在淘汰冗员方面，朝廷也去掉了一些怯薛人员，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在云南、广西等地有持续的平叛战争，军费开支也成了朝廷的重大负担。而大型工程造作的持续进行，佛事的不加限制，更使得朝廷难以摆脱财政的困局。
应该承认，文宗的以文饰政有一定的效果，至少他没有像泰定帝那样被直接定上“谋逆”的罪名，连皇帝的谥号都没能得到。由于燕铁木儿和伯颜都曾在顺帝朝任要职，所以不仅给了文宗的谥号，还对其文治成果大加赞赏，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绝对不能还原旺兀察都的真相，使大家都担上“谋逆”的罪名。
需要说明的是，文宗有较好的儒学功底，并且认同儒家的治道学说，本应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夺位”之举使其丧失了大展宏图的底气，依赖并受制于燕铁木儿又使其在施政方面难有作为，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方面，作出一些装饰门面的成绩。以文饰政实际上是文宗的无奈之举，背后隐藏的是已经被扭曲的政治观念和以文化为救赎之途的政治心理。当时的文人当然乐见文治的盛景，但后人不能被此所迷惑，要对文宗所遭遇的思想困境有清楚的认识。
综观元朝中期各位皇帝的政治表现，可以看出尽管在统治观念和执政风格上各有特点，但是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一是历任皇帝都表现出了尊奉孔子的政治态度，无论是为了装点门面，还是真心地尊儒重道，都离不开抬高孔子的地位，所以孔子的封号不断增多，祭孔的礼仪规格也越来越高。皇帝尊孔的政治取态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使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历任皇帝都认可文治的基本要求，即便是有着严重营利倾向的武宗和强调遵守旧制的泰定帝，也都要为自己披上倡导文治的外衣。与忽必烈时代相比，元朝中期的文治确实有重要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当然是历任皇帝大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果。三是历任皇帝都要求臣僚直言，除了少数几例奸臣滥杀谏臣外，大多数时间朝臣都可以向皇帝直陈意见，当然皇帝是否真正的纳谏，则有很大的不同。元朝中期总体保持着较为宽松的议政环境，使得各种意见尤其是尖锐的批评意见能够得以较充分的显现。不阻塞言路，是元朝中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由此带来了不同政治意见的“喷发”，在后面四章将就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尤为重要的是，元朝中期历任皇帝的统治观念，尽管还带有草原帝国统治思想的痕迹，但总体上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农耕王朝统治思想居主导性地位的样貌。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