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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定帝名也孙铁木儿，甘麻剌长子，生于至元十三年（1276），成宗时袭父爵为晋王，领军镇守漠北，至治三年（1323）九月即皇帝位，先后以泰定、致和作为新的年号，致和元年（1328）七月因病去世，在位六年，主要显示的是恢复祖宗旧制的执政风格。
泰定帝虽然与“南坡之变”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因弑君之罪在去世后连皇帝的谥号都没有得到，但是他即位后不久就处决了参与谋逆的人，也算是有了一个清楚的政治交代。
“南坡之变”之后，也孙铁木儿即于至治三年九月在漠北的龙居河即皇帝位，并且在诏书中宣布大赦天下，诏书全文如下。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元成宗）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元武宗）、普颜笃皇帝（元仁宗），侄硕德八剌皇帝（元英宗）。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
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也孙铁木儿郑重说明守漠北根本之地和在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即皇帝位，都是强调自己继承皇位的正当理由。诏书中所表现的急于即位是真的，但是没有争立帝位的人则是假的，因为武宗的两个儿子都在，完全有资格继承帝位。他之所以选择在漠北即位，就是担心一旦南下，会遭到朝内大臣的反对，使即位成为泡影。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尽管不是“南坡之变”的谋划者，但至少是知情者和获益者。他的亲信近臣倒剌沙一直与铁失等人有密切的联系，倒剌沙还将自己的儿子哈散派到拜住身边当卧底。至治三年三月，倒剌沙已经参与推翻英宗的密谋。八月初，铁失派人告诉也孙铁木儿准备发难，事成后推举其为皇帝，也孙铁木儿只是派人前往上都“告变”，而不是加以制止。之所以酿成“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显示泰定帝与“南坡之变”关系密切的是在其即位后，参与谋逆的人大多得到了重要的职务：铁失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阿散任御史中丞，章台任同知枢密院事，孛罗任宣徽院使，失秃儿仍任大司农，月鲁铁木儿袭封为安西王。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先稳住叛臣的重要手段。
至治三年十月，泰定帝下决心以清除逆臣的方法坐稳帝位。他先将在漠北的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人处死，随后又派遣旭迈杰、纽泽等人前往大都，将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章台等人处死，并戮其子孙和籍入家产，以此为南下大都扫清舆情障碍。
至治三年十一月，泰定帝经中都抵达大都，接受百官朝贺，算是最终完成了即位的程序。
为了与“南坡之变”完全撇清关系，泰定帝继续追究逆党。至治三年十二月，御史台经历朵儿只班和监察御史撒儿塔罕、兀都蛮、郭也先忽都等人，并坐党附铁失免官。监察御史脱脱、赵成庆等人上言：“铁木迭儿在先朝包藏祸心，离间亲籓，诛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祸。其子锁南，亲与逆谋，久逭天宪，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鲁、秃秃哈、速敦皆铁失之党，不宜宽宥。”泰定帝下令将锁南等一干人全部处死，并以参与逆谋罪，流放宗王月鲁铁木儿于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儿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海岛。中书省左丞相旭迈杰上言：“近也先铁木儿之变，诸王买奴逃赴潜邸，愿效死力，且言不除元凶，则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后世何从而知。上契圣衷，尝蒙奖谕。今臣等议，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请加封赏，以示激劝。”泰定帝采纳了旭迈杰的建议，封买奴为泰宁王，并接受御史台的建议，为被铁木迭儿诬杀的杨朵儿只、萧拜住、贺伯颜、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以及被贬斥的李谦亨、成珪、王毅、高昉等人平反昭雪。泰定元年正月，泰定帝又以诛逆臣也先铁木儿、铁失等诏告天下。
泰定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元永贞上言：“铁失弑逆，皆由铁木迭儿始祸，请明其罪，仍录付史馆，以为人臣之戒。”泰定帝同意这种做法，并于当年十二月授予在“南坡之变”中遇害的翰林学士不花、中政使普颜笃、指挥使卜颜忽里等人功臣谥号。
泰定帝处理“南坡事件”越彻底，越是要表明他与该事件毫无关系。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未被时人和后人认可，也使其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参与“弑君”的阴影。
泰定帝对儒家的治道学说有一定的了解，在位期间基本遵循的是按照世祖朝旧制理政的原则。
泰定帝即位伊始，就宣布了遵守世祖时定制的基本原则。至治三年九月，他已明确表示：“凡铨授官，遵世祖旧制，惟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闻，余悉由中书。”十月，泰定帝又特别下诏，要求百司遵守世祖成宪。十二月，泰定帝更明确要求百司惜名器，各遵世祖定制。泰定元年四月，任命秃忽鲁、纽泽为御史大夫，并明确要求他们按照世祖时的定制，从新整治纪纲。
泰定二年十一月下诏整治台纲，又特别强调了“不拣甚么事务，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的要求。
遵循旧制也会有一定的变通。如至治三年十二月太常院臣上言：“世祖以来，太庙岁惟一享，先帝始复古制，一岁四祭，请裁择之。”泰定帝则表示：“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他的选择是依然维持一年四祭的做法，而不是像世祖时的一年只有一次祭祀。
泰定元年二月，泰定帝要求改变仁宗、英宗时“台宪岁举守令、推官二人，有罪连坐”的方法，命令中书省按常选方法选择守令和推官，实际上是以恢复世祖旧制的名义，抛弃了新政的做法。他宣布的吏员入官可至正四品的规定，则打破了过去吏员入官限制于七品或五品的界限。
泰定二年九月，泰定帝将全国分为十八道，遣使宣抚，在诏书中特别强调了对宣抚使的要求。
朕祗承洪业，夙夜惟寅，凡所以图治者，悉遵祖宗成宪。曩屡诏中外百司，宣布德泽，蠲赋详刑，赈恤贫民，思与黎元共享有生之乐。尚虑有司未体朕意，庶政或阙，惠泽未洽，承宣者失于抚绥，司宪者怠于纠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悯焉。今遣奉使宣抚，分行诸道，按问官吏不法，询民疾苦，审理冤滞，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其有政绩尤异，暨晦迹丘园，才堪辅治者，具以名闻。
奉使宣抚采用的是官员易地出使的方法：（1）两浙、江东道，由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马合某、河东宣慰使李处恭出使。（2）江西、福建道，由江东道廉访使朵列秃、太史院使齐履谦出使。（3）江南、湖广道，由都功德使举林伯、荆湖宣慰使蒙弼出使。（4）河南、江北道，由礼部尚书李家奴、工部尚书朱箦出使。（5）燕南、山东道，由同知枢密院事阿吉剌、御史中丞曹立出使。（6）河东、陕西道，由太子詹事别帖木儿、宣徽院判韩让出使。（7）山北、辽东道，由吏部尚书纳哈出、董讷出使。（8）云南行省，由陕西盐运使众家奴、中书断事官韩庭茂出使。（9）甘肃行省，由湖南宣慰使寒食、冀宁路总管刘文出使。（10）四川行省，由山东宣慰使秃思帖木儿、陕西行省左丞廉惇出使。（11）京畿道，由翰林侍讲学士帖木儿不花、秘书卿吴秉道出使。
奉使宣抚的方法与忽必烈在位时设立的宣抚司有密切的关系，成宗时分十四道奉使宣抚，仁宗时分十二道奉使宣抚，泰定帝将奉使宣抚分为十八道，主要的参照物就是忽必烈在位时所设的各道宣抚司。
泰定帝是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人，所以在至治三年十二月的改元诏书中，明确强调了“更新”的概念：“朕荷天鸿禧，嗣大历服，侧躬图治，夙夜祗畏，惟祖训是遵，乃开岁甲子，景运伊始，思与天下更新。稽诸典礼，逾年改元，可以明年为泰定元年。”诏书还列出了施政尤其是恤民的复租赋、薄税敛、免逋欠、抚军士、求直言、赐老者、抑奔竞等方面的内容：“免大都、兴和差税三年，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江淮创科包银三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河南、陕西、辽阳丝钞三分。除虚增田税，免斡脱逋钱。赈恤云南、广海、八番等处戍军。求直言。赐高年帛。禁献山场湖泊之利。”泰定五年二月，泰定帝下诏改年号为致和，也在诏书中包括了恤民的以下要求：“免河南自实田粮一年，被灾州郡税粮一年，流民复业者差税三年，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
对于自然灾害带来的朝政问题，泰定帝亦高度重视。泰定元年四月，他曾因风烈、月食、地震，以手诏戒饬百官。当年五月，泰定帝又特别对亲信大臣倒剌沙说：“朕即位以来，无一人能执成法为朕言者。知而不言则不忠，且陷人于罪。继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闻，使朕明知法度，断不敢自纵。非独朕身，天下一切政务，能守法以行，则众皆
安，反是，则天下罹于忧苦。”他还明确指出：“凡事防之于小则易，救之于大则难，尔其以朕言明告于众，俾知所慎。”
也就是说，泰定帝不仅重视言路的通畅，亦明白谨慎理政、守法行事的基本道理。
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朝廷出现了大臣辞职的高潮。泰定元年五月，御史台官员秃忽鲁、纽泽上言：“灾异屡见，宰相宜避位以应天变，可否仰自圣裁。顾惟臣等为陛下耳目，有徇私违法者，不能纠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贤能。”泰定帝则表示：“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尔。”秃忽鲁又上言：“臣已老病，恐误大事，乞先退。”在他的影响下，中书省官员兀伯都剌、张珪、杨廷玉都上书请求被免职，中书省丞相旭迈杰、倒剌沙也表示：“比者灾异，陛下以忧天下为心，反躬自责，谨遵祖宗圣训，修德慎行，敕臣等各勤乃职，手诏至大都，居守省臣皆引罪自劾。臣等为左右相，才下识昏，当国大任，无所襄赞，以致灾祲，罪在臣等，所当退黜，诸臣何罪。”泰定帝即明确表示：“卿若皆辞避而去，国家大事，朕孰与图之？宜各相谕，以勉乃职。”在他的坚持下，朝臣辞职的浪潮被终止。
泰定二年正月，泰定帝又对朝内大臣说：“向者卓儿罕察苦鲁及山后皆地震，内郡大小民饥。朕自即位以来，惟太祖开创之艰，世祖混一之盛，期与人民共享安乐，常怀祗惧，灾沴之至，莫测其由。岂朕思虑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与诸司集议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议定以闻。朕将肆赦，以诏天下。”按照大臣们商议的方法，闰正月即下诏大赦天下，并采取了“除江淮创科包银，免被灾地差税一年”的救灾方法。
泰定三年三月，泰定帝又以不雨自责，“命审决重囚，遣使分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观”。他还让百官集议急务，中书省官员提出的汰卫士、节滥赏、罢营缮、防徭寇等建议，都被他采纳。当年六月，中书省官员上言：“比郡县旱蝗，由臣等不能调燮，故灾异降戒。今当恐惧儆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修德，悯恤生民。”泰定帝对这一说法表示赞赏，并对官员因灾变辞职仍保持的是不允许的态度。
泰定四年七月，御史台官员上言：“内郡、江南，旱、蝗荐至，非国细故，丞相塔失帖木儿、倒剌沙，参知政事不花、史惟良，参议买奴，并乞解职。”泰定帝又一次明确表示：“毋多辞，朕当自儆，卿等亦宜各钦厥职。”
泰定帝时兴建了不少大型工程，劳民伤财，泰定三年十月中书省官员特别上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孙当共惜之。臣恐兹后藉为口实，妄兴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泰定帝虽然赞赏朝臣的直言，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工程造作。
如上所言，泰定帝鼓励官员直言，对于侍御史高奎上书所说的“求直言，辨邪正，明赏罚”，他颇为赞赏，特别赐给银币以示奖励。但是朝臣的尖锐意见和祛除弊政的建议，往往是“不允”或“不报”。“不允”是皇帝不予采纳，“不报”则是有人阻拦，可列举一些重要的实例。
泰定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宋本、李嘉宾、傅岩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滥假僧人，及会福、殊祥二院，并辱名爵，请罢之。”不报。
泰定元年五月，监察御史董鹏南、刘潜、边笥、慕完、沙班等人上言：“平章乃蛮台、宣徽院使帖木儿不花、詹事秃满答儿党附逆徒，身亏臣节，太常守庙不谨，辽王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矫制乱法，皆蒙宽宥，甚为失刑，乞定其罪，以销天变。”不允。
泰定元年六月，张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议事言：“逆党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请裁择之。”不允。
泰定二年闰正月，河南行省左丞姚炜请禁屯田吏蚕食屯户，及勿务羡增以废裕民之意，不报。
泰定三年十二月，御史言：“比年营缮，以卫军供役，废武事不讲。请遵世祖旧制，教习五卫亲军，以备扈从。”不报。
泰定四年正月，御史辛钧言：“西商鬻宝，动以数十万锭，今水旱民贫，请节其费。”不报。
从列出的实例可以看出，泰定帝朝的“求直言”，使臣僚敢于直言，但是关键性的建议被阻隔或者被皇帝直接拒绝，使得以直言改良朝政几乎等同于空话，良政也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在文治方面，泰定帝基本按照先朝皇帝的做法行事。至治三年十一月，他特别派遣使者到曲阜祭祀孔子。泰定元年三月，按照以往的规矩进行科举考试的殿试，不仅录取了八剌、张益等八十四名进士，还规定“会试下第者，亦赐教官有差”，再次使用了仁宗时的特例。此外，泰定帝还下令翻译《列圣制诏》和《大元通制》，并将两书的刊本赐给百官。
泰定帝更为重要的文治措施，是为朝廷正式引入了经筵制度。
泰定元年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求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泰定帝即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并让右丞相也先铁木儿总领经筵事宜。
以经筵讲解历代皇帝的圣训，成为泰定帝的一个重要要求。泰定二年七月，纽泽、许师敬编成《帝训》一书，请于经筵进讲，泰定帝即要求将该书翻译成蒙古文。泰定三年三月，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许师敬完成了《帝训》的翻译，泰定帝下令将该书改名为《皇图大训》。当年七月，他又命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翻译《世祖圣训》，以备经筵进讲。泰定四年六月，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等人进讲时，泰定帝又提出了翻译《资治通鉴》的要求。致和元年三月，泰定帝又充实了经筵的人员，以赵世延知经筵事，赵简预经筵事，阿鲁威同知经筵事，曹元用、吴秉道、虞集、段辅、马祖常、燕赤、孛术鲁翀并兼经筵官。
泰定帝初创经筵制度，在进讲的时间和内容上都未达到规范化的要求，但毕竟是有了君主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
这一方法也影响到了皇太子。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立皇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臣僚请求选择名儒和正人辅佐皇太子，泰定帝不仅应允了这样的要求，还强调经筵用书，尤其是《皇图大训》，也要让皇太子观览，使之能够成为合格的皇储。
对于儒者而言，皇帝开经筵是一件大事，并且是朝廷文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作用不亚于科举取士，所以给予了颇多的赞扬。但是对于泰定帝而言，只不过是表现出了他对以往治国经验的重视，充其量不过是儒家治道学说的学习者而已。
从泰定帝的执政表现看，还算是有所成就，至少不像武宗那样言行不一，所以《元史》对他的评价是“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
。由于“弑君”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造就了泰定帝过分小心谨慎的心理，遵守旧制，不越雷池一步，就是最合理的政治选择。应该承认，守旧的政治观念和相应的政治行为，对于恢复谋逆事件后的朝政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不能完全抹杀泰定帝对元朝政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