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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伯颜带来的权臣政治后，顺帝重用脱脱、太平等人，以“更始”或“更化”的政治观念，推动政治改良，将朝政扳回到了文治的轨道。朝政的变化亦使朝臣就如何维系文治或推行有效的良政措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
伯颜之所以能够专权数年，是因为有太皇太后卜答失里的支持。顺帝要稳住帝位，只能下决心清除这一隐患，才能开启“与天下更始”的新政。
顺帝虽然年幼即位，但是毕竟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学教育，对为君之道有所了解。他以畏吾儿人沙剌班学士为儒学教师，已经表现出了尊师重儒的风格。如时人所记，沙剌班“尝在上左右，一日，体少倦，遂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就寐。上（顺帝）以籍坐方褥，国语所谓朵儿别真者，亲扶其首而枕之。后尝患疖额上，上于金钵中取佛手膏躬与贴之。上之隆师重道，可谓至矣尽矣”。顺帝还特别注意到了君主的节俭问题，“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以岁计之，为数多矣”
。即便是在装饰品的小事上，也能显示出顺帝倡导节俭的意愿。
太府少监阿鲁奏取金三两，为御靴刺花之用。上曰：“不可，金岂可以为靴用者。”因再奏请易以银线裹金，上曰：“亦不可，金银乃首饰也。今诸人所用何线？”阿鲁曰：“用铜线。”上曰：“可也。”
顺帝也表现出了愿意纳谏的姿态。后至元元年二月，顺帝准备前往柳林狩猎，御史台官员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于隆平。况今赤县之民，供给繁劳，农务方兴，而驰骋冰雪之地，倘有衔橛之变，奈宗庙社稷何。”顺帝采纳御史台官员的建议，取消了此次狩猎活动。后至元三年正月，顺帝在柳林狩猎的时间长达三十五天，监察御史丑的、宋绍明上言指时间过长，顺帝不仅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还要对进谏者有所赏赐。丑的等人不要赏赐，顺帝即明确表示：“昔魏征进谏，唐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
脱脱也曾向顺帝进言：“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对于这样的直谏，顺帝亦颇为赞赏。
罢黜伯颜之后，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明确提出了改弦更张、重视经筵的建议。
天历数年间纪纲大坏，元气伤夷。天佑圣明，入膺大统，而西宫秉政，奸臣弄权，畜憾十有余年。天威一怒，阴晦开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诚兢兢业业祈天永命之秋，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经筵多领以职事臣，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而执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于盛德哉。臣愿招延儒臣若许衡者数人，置于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启沃宸衷，日新其德，实万世无疆之福也。
乌古孙良桢还要求改变“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的收继婚习俗，强调各族人都要按照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礼制行事。
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
乌古孙良桢还特别强调，要想使御史台真正起到作新风宪的作用，必须纲目并举，“以举贤才为纲，而以厚风俗、均赋役、重审理、汰冗官、选守令、出奉使、均公田为目”
。
乌古孙良桢的这些建议尽管未被顺帝全盘接受，但至少可以对君主理解何为治道有一定的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顺帝有重用理财之臣的强烈愿望，他曾对朝廷重臣铁木儿塔识说：“王文统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铁木儿塔识是理学根底深厚的儒臣，所以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世祖有尧、舜之资，文统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术，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统，正当远之，又何足取乎。”
也就是说，要讲究“法祖宗”的为君之道，必须守住用正人、远奸佞的底线，这恰是儒臣对君主的最基本要求。
后至元六年六月，顺帝正式下发诏书，撤掉文宗在太庙中的牌位，将太皇太后卜答失里迁往东安州安置，并放逐燕帖古思于高丽，诏书全文如下。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后，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正统寝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启大事，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之攸当，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思欲自解于天下，乃谓夫何数日之间，宫车弗驾。海内闻之，靡不切齿。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内怀愧慊，则杀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随降殒罚。叔婶卜答失里，怙其势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质班，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位。国之大政，属不自遂者，讵能枚举。
每念治必本于尽孝，事莫先于正名，赖天之灵，权奸屏黜，尽孝正名，不容复缓。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既往之罪，不可胜诛，其命太常撤去图贴睦儿在庙之主。卜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揆之大义，削去鸿名，徙东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虽幼冲，理难同处，朕终不陷于覆辙，专务残酷，惟放诸高丽，当时贼臣月鲁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对于这份正式昭告文宗弑君罪名的诏书，需要澄清涉及帝位之争的五大疑点，因为这五大疑点关系到重要的政治评价问题。
第一个疑点是弑君的主谋应是文宗和燕铁木儿，为什么在诏书中对燕铁木儿只字不提，而是明确点出了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三位参与逆谋者的名字。明里董阿曾任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之职，是燕铁木儿派去迎接文宗北上的使者之一。月鲁不花（又作玥璐不花）在文宗北上前任侍御史之职，文宗第一次即位后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也里牙（又作野里牙）曾受封为秦国公，文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太医使，至顺元年六月以怨望、诅咒等罪名被处死。从这三个人的地位看，不过是弑君逆谋的执行者而已，尤其是明宗死于中毒，太医使也里牙难辞其咎，所以文宗和燕铁木儿必杀其灭口。明里董阿和月鲁不花则在文宗朝都被重用，顺帝发诏给文宗定罪时月鲁不花已死，所以追究罪责的结果只是于后至元六年九月将明里董阿处死。顺帝在诏书中不提燕铁木儿，是因为元统三年七月颁发的诏书已经将燕铁木儿定性为奸臣和叛臣，而平定燕铁木儿后人叛乱有功的恰是伯颜。隐去燕铁木儿的名字是为了便于给伯颜定罪，避免节外生枝，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帮助文宗弑君的人就是燕铁木儿。
第二个疑点是文宗嫁祸八不沙皇后的说法是否完整。按照《元史》的记载，宁宗之母八不沙皇后死于至顺元年四月，而谋杀八不沙的是卜答失里和宦者拜住，杀死八不沙的理由是她主导了立明宗太子为皇帝的密谋。受这一事件牵连的有十几位重臣，“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通政使只儿哈郎，翰林学士承旨教化的、伯颜也不干，燕王宫相教化的、斡罗思，中政使尚家奴、秃乌台，右阿速卫指挥使那海察、拜住，以谋变有罪，并弃市，籍其家”
。也就是说，以谋变罪处死八不沙皇后等人，主谋者不仅是文宗一人，还应该加上当时的皇后卜答失里。
第三个疑点是顺帝非明宗之子的说法从何而来。顺帝非明宗之子的说法，最早见于文宗至顺二年：“至顺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帝（顺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阅一载，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
这样的说法，似乎来自顺帝乳母的丈夫：“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懽贴睦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虞）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讽集速去而已。”
但是从其他记载可以看出，顺帝非明宗之子的说法恰是来自文宗本人。“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顺帝）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庙，并问当时草诏者为何人，遂欲杀虞伯生集（虞集）、马雍古祖常（马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敕记载，实不获已。脱脱在旁，因曰：彼皆负天下重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故舍之而不问。”
“文宗皇帝尝潜邸金陵，后入登大位，不四五年而崩。专尚文学，如虞伯生诸翰林，时蒙宠眷。一时文物之盛，君臣相得，当代无比。因有以今上皇帝非其子草诏，伯生几至祸，以意出内殿且目眚免罪。”
也就是说，文宗为了把妥懽贴睦尔赶出京城，编造了其不是明宗之子的谎言，谁最先说出这样的谎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顺帝已经认定了谎言的制造者就是文宗本人。至于后来又有人指妥懽贴睦尔为南宋皇帝赵
之子，
更是以讹传讹的荒诞说法，不值得采信。
第四个疑点是顺帝贬斥卜答失里，是不是为了报杀母之仇。按照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顺帝的生母迈来迪是被卜答失里害死的：“文宗后尝椎杀周王妃于烧羊火坑中，正今上（顺帝）太后也。”
“台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婶母也，前尝推陛下母堕烧羊炉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贬太后东安州安置。”
这样的说法未必可信，因为按照《元史》的记载，迈来迪“生顺帝而崩”，后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迈来迪为贞裕徽圣皇后”
。如果顺帝与卜答失里有杀母之仇，必然会在诏书中明确指出卜答失里的罪责，并痛加处罚。之所以会出现文宗后杀周王妃的说法，应是卜答失里确实有谋杀八不沙皇后的举动，被野史和笔记作者错记为卜答失里所杀之人为迈来迪，并演义成了顺帝要报杀母之仇的说法。
第五个疑点是卜答失里的真正罪恶是什么。诏书中说卜答失里“离间骨肉，罪恶尤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卜答失里先以懿璘质班为帝，离间明宗二子之间的关系。另一种理解是离间顺帝与燕帖古思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卜答失里在顺帝即位时已经确定燕帖古思是未来的帝位继承人，并且只是将顺帝视为一个短期在位的过渡者。而在伯颜垮台后不久，卜答失里即被贬斥，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当时人所说的“伯颜与太皇太后谋立燕帖古思而废帝”；“伯颜久蓄无将之心，一日记以打猎，领出兵次于外，谋归朝即行废主之事”。顺帝之所以下决心清除伯颜，就是要彻底消除废立的隐患，由此不仅要驱逐卜答失里，也要干掉可能的帝位继承人。废太皇太后的诏书六月发出，七月燕帖古思即死亡，而杀死他的就是朝廷派出的押送者。“放燕帖古思于高丽，未至，月怯察儿害之于中道”。“太子燕帖古思沈阳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儿押送沈阳。将至沈阳，太子忽心惊，知其将杀己矣，飞马渡河而走，月怯察儿追之，拉其腰而死。”
也就是说，卜答失里的真正罪恶是谋废立，但是还未及行动，所以只能在诏书中采用了比较模糊的说法，并为最终处置燕帖古思预埋了伏笔。
顺帝贬黜卜答失里母子的举动，在朝臣中有不同的看法，如监察御史崔敬就公开上书，要求朝廷召回卜答失里和燕帖古思。
文皇获不轨之愆，已撤庙祀；叔母有阶祸之罪，亦削鸿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厄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况蛮夷之心，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非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
顺帝发出诏书，就是要否定卜答失里确定的帝位继承原则，并彻底终止太皇太后支持下的权臣政治，当然不会采纳崔敬的意见，只会加速处置燕帖古思的步伐。
后至元六年二月贬黜伯颜后，顺帝任命太保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省右丞相，太尉塔失海牙为太傅，知枢密院事塔马赤为太保，御史大夫脱脱为知枢密院事，汪家奴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按照这样的安排，马札儿台取代伯颜成为独相，脱脱掌管枢密院，朝政基本掌控在马札儿台、脱脱父子手中。
权臣伯颜倒台之后，需要清除其带来的弊政，恢复文治的做法。后至元六年二月，正式下令废除各处船户提举司和广东采珠提举司。三月，为表明对经筵的重视，以知枢密院事脱脱、御史大夫别儿怯不花、知枢密院事牙不花知经筵事，中书参议阿鲁佛住兼经筵官。为体现对儒士的尊重，“诏赐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史惟良、御史中丞耿焕、山东廉访使张友谅、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上尊、束帛”，并以治书侍御史铁木儿塔识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直学士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七月，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巙巙等删修《大元通制》。十月，顺帝给明宗上了新的尊号，亲祀太庙，并特别在诏书中表达了“大礼既成，庸修庶政，用彰孝治，式慰群情”的愿望。马札儿台辞去中书省右丞相职务，顺帝以脱脱为中书省右丞相，宗正府札鲁花赤帖木儿不花为中书省左丞相，恢复了双相的格局。“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籓，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正式宣布恢复科举取士的时间是后至元六年十二月，还特别增加了在科举中优待国子生的规定：“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
需要说明的是，为郯王彻彻秃平反，是在夏侯尚玄、逯鲁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实现，可引录两段与之相关的记载。
明年（后至元六年）三月，诏黜伯颜，免为庶人。尚玄自江南来，首上书曰：“郯王守国北门，军民宴安十有九年，厥心罔不在朝廷。亲亲睦族，安远抚近，忠孝之心，神明所知，而乃诛勠其身，放逐其子嗣，键闭其室庐，籍入其府库。衔冤抱屈，上无由知。今知枢密院事脱脱尽心于国，以义灭亲，乞遣使致祭郯王，立庙祭享。”居亡何，又上书，以为郯王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设有他志，则尝与之谋议矣。而乃遣使于千里之外，与异姓之王而图之，此虽儿童知其必不然矣。况昌王者，郯王与之素有隙，其言岂可听也。书凡万余言，不报。已而复上书，号哭叩头，闻者莫不感动。执政乃皆叹曰：“古之义士也。”七月，诏天下，明郯王之非辜，遣使致祭，还其赀产，优礼其子孙。尚玄曰：“吾报主之志毕，可以行矣。”
（逯鲁曾）上言：“前伯颜专杀大臣，其党利其妻女，巧诬以罪。今大小官及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为伯颜构陷，妻女流离，当雪其无辜，给复子孙。”从之。除刑部员外郎，悉辨正横罹伯颜所诬者。
在清除弊政的基础上，顺帝做出了改元的决定，并在至正元年正月的改元诏书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更始的要求。
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兢惕励，于兹八年。慨念皇考，久劳于外，甫即大命，四海觖望，夙夜追慕，不忘于怀。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宝，追上皇考曰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被服衮冕，祼于太室，式展孝诚。十有一月六日，勉徇大礼庆成之请，御大明殿受群臣朝。
爰自去春，畴咨于众，以知枢密院事马札儿台为太师、右丞相，以正百官，以亲万民。寻即控辞，养疾私第，再三谕旨，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请益固。朕悯其劳日久，察其至诚，不忍烦之以政，俾解机务，仍为太师。而知枢密院事脱脱，早岁辅朕，克著忠贞，乃命为中书右丞相；宗正札鲁忽赤帖木儿不花，尝历政府，嘉绩著闻，为中书左丞相，并录军国重事。夫三公论道，以辅予德，二相总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
顺帝发出的这一诏书，与儒臣许有壬的建议有密切关系。在要改至正年号时，许有壬曾经明确提出过“帝当亲祠太庙，母后虚位，徽政院当罢，改元、命相当合为一诏，冗职当沙汰，钱粮当裁节”的建议。
而所谓的“与天下更始”，就是要去除权奸带来的恶政，以政治改良的方法来重塑朝廷的德政体系。
臣僚的贺表，亦表现出了对恢复科举取士的肯定，以及对政治更始的期盼。如秘书监的贺表所言：“春秋大一统，群臣举元会之仪；闰月定四时，太史纪有年之庆。诸福毕集，万姓交欢。中贺恭己无为，纯一不已。崇儒重道，载兴取士之科；尊祖敬宗，聿严躬祀之典。天地位而万物育，极致中和。股肱良而庶事康，爰资谋断。缉熙圣学，而作之君师。率由旧章，而建用皇极。”
翰林国史院和国子监的贺表也表示：“献岁发春，新国家之泰运。对时育物，体天地之同仁。”“中贺钦惟皇帝陛下德洽群生，道参元化。正祖宗之丕绪，崇礼乐之休风。鱼跃鸢飞，多士囿弘钧之造。凤仪兽舞，九功宣圣治之成。”
理学家吴师道则强调：“伏以乾始统天，毓圣协纯刚之月；泰元授策，发祥当至正之年。光被堪舆，祚绵宗社。恭惟宅心立事，绳武继文。复科目以宾兴，求贤致治；开经筵而典学，逊志务修。”
与天下更始，还需要得到相应的政治理念支持，由此出现的三种说法，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种是政说。政说即为政之道的说明，曾任馆陶县尹的沈瑀，明确提出了施行宽政的政说要义。
夫为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则事省，事省则民安。一或纷然，则上下胥罹其扰矣。然事有不能省者，又在乎区画提防之术何如耳。一役之兴，一宴之设，一讼之冤，一事之为，凡所施为，必思虑周详，斟酌繁略，则民受赐不浅。古云：宽民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某尝为县被胥吏，春则追农以报农桑，夏则檄尉以练卒伍，秋则会社以检义粮，冬则赋刍以接畜马。其他若括逃户，若捕盗贼，若起夫饲递，若岁用科敛，事有百端，不贿不释，汇缘克落以养儿孙，此愚之甚者也。某见其然，审其可行者即行，不可行者挥牍不署，暇则将一二谨厚吏胥，亲诣其地按视之，可行者行，可止者止，惟以信义集事，吏人不敢妄为，百姓获安，旁邑取以为法。
监察御史成遵亦于至正二年就为政之道提出了三方面的看法。一是力劝君主节欲，“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矣”。二是要注意监察机构存在的四大弊病，“一曰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曰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尽言，循叙求进；四曰体覆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三是善治国家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曰法祖宗，二曰节财用，三曰抑奔竞，四曰明激劝”
。皇帝要与天下更始，政说所起的恰是明确治道方向的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权说。权说是对权宜之变的说明，而不是对权力的说明，曾任吉水县州判的胡荣祖就此作了问答式的解释。
或问：“权之为说，汉儒解之于前，宋儒非之于后，不识权者果何物也？”愚曰：“权亦事之宜也。”“然则，权与义同乎？”曰：“不同。”“请闻其说。”曰：“有常之宜曰义，临时之宜曰权。”闻者未达，曰：“权之说如此，不有害于道乎？”曰：“否。孟子尝言之矣，权正为害道者设也。窃尝思之，盈天地之间，往者过，来者复，裁制万事，变通无穷者，惟其义而已。盖仁者义之爱也，智者义之辨也，礼者义之仪也，中者义之则也，信者义之实也。虽然人之情万殊，事之出万变，或爱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礼有不可执，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谓害道者也。圣人知其然，故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权者，圣人忧道之深谋处变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义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权也。权与义，无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当日进者学也，深造者道也，谨守者义也，不可预知者权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义，临时之宜曰权。”
朝廷要与天下更始，可能需要不少权宜之计，所以理清权的含义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种是弭灾说。弭灾说是对弭灾之道的说明，监察御史王思诚于至正二年提出了以下看法。
京畿去年秋不雨，冬无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盖不雨者，阳之亢，水涌者，阴之盛也。尝闻一妇衔冤，三年大旱，往岁伯颜专擅威福，仇杀不辜，郯王之狱，燕铁木儿宗党死者，不可胜数，非直一妇之冤而已，岂不感伤和气邪，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祷百神，陈牲币，祭河伯，发卒塞其缺，被灾之家，死者给葬具，庶几可以召阴阳之和，消水旱之变，此应天以实不以文也。
以阴阳的说法阐释弭灾之道，尤其是强调平反冤狱，核心要求就是消除伯颜专权的倾向，对更始政治亦有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
这些说法并未引起顺帝的重视，因为他依然秉持的是不亲理朝政原则，任由宰执处理具体政务，并由此带来了朝臣的不同作为。
按照当时人的说法，去除伯颜的弊政，尤其是恢复科举，除了含有政治更始的意义外，更能体现政治改良的概念应是“朝廷更化”，即通过更化体现文治的进步。
以至正元年（1341）为起点，至正十一年（1351）为终点，按照中书省右、左丞相的任职时间，朝廷的更化可以分为脱脱之政、阿鲁图之政、太平之政、脱脱再政四个时期，每个时期朝政所体现的是主政者的不同观念。
如前所述，脱脱、帖木儿不花任中书省右、左丞相的时间为后至元六年十月。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别儿怯不花取代帖木儿不花的中书省左丞相位置。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去中书省右丞相的职务。脱脱在主政的近四年时间中，重点是落实“与天下更始”的八项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减赋税和礼高年。至正元年正月，下令免天下税粮五分。十二月，发出优待老人的诏书，规定“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赐缯帛二表里，其余州县，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杂役”。至正三年十月，又以郊祀礼成，诏大赦天下，“文官普减一资，武官升散官一等，蠲民间田租五分，赐高年帛”。郊祀减租的动议来自铁木儿塔识，他特别强调：“大祀竣事，必有实惠及民，以当天心，乃赐民明年田租之半。”
第二项措施是重农桑和节钱粮。为了满足各地劝课农桑的需要，特别于至正二年二月颁印《农桑辑要》于各地。至正三年六月，中书省户部以国用不足，请撙节浮费。七月，户部又要求撙节钱粮。这样的建议，都引起了脱脱等人的重视。至正四年，有僧人以“郡县所苦，如坐地狱”为由，要求恢复僧司的设置，脱脱即以“若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置地狱”的说法，驳回了僧人的建议。
第三项措施是宽盐政。至正元年四月，“以两浙水灾，免岁办余盐三万引”。当年还特别发出了官员共商盐政的诏书：“福建、山东俵卖食盐，病民为甚。行省、监察御史、廉访司拘该有司官，宜公同讲究。”至正二年十月，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儿塔识等上言：“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选任廉干之人，直隶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秤盘，均平袋法，批验引目，运司官常行体究。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额少价轻，今增至四十五万，额多价重，转运不行。今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散派食盐，拟合住罢。”这一建议被顺帝采纳，在杭州、嘉兴、绍兴、温州、台州等路专门设立了检校批验盐引所，并下令免除福建盐额三万引。
第四项措施是严监察。至正元年，监察御史李稷建议：“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须优加擢用，以开谏诤之路。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
这一建议引起主政者的重视，当年正月，即发出了规范监察机构官员奏事的诏书，诏书全文如下。
伯撒里大夫、古纳剌侍御、何治书、锁南班经历、史都事、蒙古必阇赤阿鲁威等奏：监察御史常泰等文书里说有，尝谓置官风纪，朝廷寄耳目之司，给印同文，柄用表威权之重。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管制，中外立三台，分廉访司二十二道，欲其振扬风采，而肃清民俗也。然三台设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信，执法之象上应太微，政所以示职任之专，而临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来，或选非才，寝讹旧典，劾一官则众人共署，保一人则阖院同佥。议论之间，高下其事，一堂之内，自相矛盾。乖争陵犯，必吹毛求疵，并及其人。至于机事不密，则又互相纠弹，执罗诬罔，靡所不为，殊失朝廷建官之意，大伤风宪用人之公。卑职以谓，今后监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得以同事外，凡弹劾、保举、建言及其余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许连衔并署，以昭体统之大，而著礼分之宜，以彰司宪之严，而增纪纲之气。若然，则登是职者彼此相规，人人自勉，庶几有以合朝廷初设置旧制，公道幸甚的说有。俺商量来，依着监察御史每说来的交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至正三年三月，又发出作新风宪的诏书，强调了十条规定。一是依制弹劾不法者，“在内之官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台监察御史劾之”。二是举荐贤能监察官员，“监察御史、廉访司官，举荐廉能官员可任风宪者，须具德望才能，施于有政，绩效昭著，惠利及民”。三是遍历巡查，“内外监察御史，今后守省体覆声迹，不过九月初旬，必须遍历，事毕方许回还”。四是巡历地方，“各道分司，以时巡历，所务咨询民庶利病，察举官吏贪廉。今后每岁须以八月中出巡，次年四月中还司，仍具出巡还司日期申台”。五是兴学劝农，“学校，育材之地；农桑，衣食之本；水利、水害，民政之先务也。有司官府不能举职，以致废弛。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所至之处，勉励觉察，务臻成效，毋事虚文”。六是控制离职，“风宪官无故不得擅自离职”。七是纠察监察官员，“其风宪官吏，罪迹明白，并听纠察”。八是不得分外理事，“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御史台官、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肃清风化，辩理冤滞，体覆体察，建言纠劾，乃其职也。今后不许与各衙门追问公事，监捕盗贼”。九是改正冤屈，“曾经监察御史、廉访司纠问责断之人，不得挟仇摭拾，言告元问官吏。果有称冤事理，在内赴御史台、在外赴行台陈告，别行委官归问。实有冤抑，随时改正，元问官吏量事轻重究治”。十是遵循旧制，“其余风宪合行事理，并依世祖皇帝立御史台以来累降圣旨条画施行”
。
第五项措施是重礼仪。至正三年九月对太庙进行修理，十月太庙修理完毕，奉安神主后，顺帝参加了告祭太庙的仪式。到宁宗的牌位时，顺帝问仪礼使：“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答道：“宁宗虽弟，其为帝时，陛下为之臣。春秋时，鲁闵公弟也，僖公兄也，闵公先为君，宗庙之祭，未闻僖公不拜。陛下当拜。”顺帝乃礼拜宁宗牌位，以示对礼仪的尊重。
第六项措施是定六事。至正四年正月，“诏天下立常平仓。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平仓得法，凑成六事”。“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
考核守令的标准由田野辟、户口增、赋役平、盗贼息、词讼简五事，增加常平仓得法成为六事后，有人专门编写了《六事备要》一书，并对如何实施这样的标准作了说明：“国家重熙累洽，百度修举，独守令法迭为更张。皇上御天，尤轸宸虑，于是辟举之法，责成之训，优待之礼，无所不用其极矣。且今六事，根昔五事也。增农桑、学校、常平法、户口、田野，其有取陆宣公之议乎。农桑富之，而后学校教之。至于赋役，虞夏之不能免，则使之均而不滥。词讼，群居之不能已；盗贼，隆古之不能无；化之使息，上也，简之屏之，次也。夫然后水旱之系于天者不常，则为常平以赈之，为政之本末备矣。虽然，法则备矣，而有在于法之外者焉。《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叔向讥子产铸刑书，其有意乎。先王人法并任，任人为多。天下之大事，变无穷。人才之生，愚哲异适。非其人，视成规不能行，甚者堕易之。得其人，法虽未至，推而充之，为利百倍，况备若今日，其及人可胜计哉。”
也就是说，能否达到六事的要求，关键在于守令的选择是否得当。
第七项措施是重用人。在用人方面，许有壬特别对脱脱强调了礼贤下士的要求：“窃惟涉巨川必待于丞徒，构大厦不遗于小木。是以公卿之论道，贵乎陪贰之得人，非藉真才，曷毗大政。苟有知非而求志，亦当行恕以包荒。恭惟右丞相阁下，大乎辅天，奇功盖世。负两间之重大，佩四海之安危。岂惟救弊于一时，盖欲跻隆于三代。奋庸实效，名爵重而仓库充。报主诚心，天地知而鬼神佑。劳而不伐，谦以自卑。是犹海岳之高深，尚待涓埃之增益。为国家而下士，宁辞吐哺之劳，使山野之陈人复与在廷之列。”
为了体现知人善用的原则，朝廷对严格选用吏职人员有了新的规定：“至正二年六月，准御史台咨，中书省奏，内外诸衙门额设掾、译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补用之法，内职官一半相参，具有成宪。比年以来，所司失于奉行，往往违例补用侵塞职官名数，岁积月增，官冗事弊，其于选法不无塞滞。俺商量来，今后内外诸衙门所设掾、译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并依今次立定等第，职官一半相参。掾、令史相应文资流官内选取，译史选识会蒙古、畏吾儿文字语言，通事选精通译语，及知印并于流官内选取，宣使、奏差于蒙古、色目、汉人无粘带职官内依例相参取补。上项各色合用人数，须于任回有解由，已除未任，不系急阙并见任有注代职官内选，俱要历及一考。除宣慰司、廉访司依例减资，其余等衙门验应得资品升一等。不许就役升转，止除元任地方。有过并杂职不预。其初满类选换授人员，在内衙门不许取用，须要任回依例取补，违者当该首领官吏断罪。”
恢复科举考试之后，为了扩大用人范围，监察御史成遵等人于至正三年三月上言：“可用终场下第举人充学正、山长，国学生会试不中者，与终场举人同。”这一建议也被主政者所采纳。
第八项措施是重经筵。至正元年，有人提出了罢废文宗所立奎章阁、艺文监的建议，儒臣康里人巎巎特别上言：“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主政者采纳巎巎的意见，于当年六月将奎章阁改名为宣文阁，艺文监改名为崇文监。巎巎还明确指出：“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重视经筵的建议亦被主政者所采纳，并由巎巎主掌其事，“诏选儒臣欧阳玄、李浩文、黄溍、许有壬等四人，五日一进讲，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脱脱也表现出了对经筵的重视，他曾对顺帝进言：“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沮挠者，设使经史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哉。”知经筵事的朵尔直班还特别为经筵编写了《治原通训》一书，分为《学本》《君道》《臣职》《国政》四卷，“明道、厚伦、制行、稽古、游艺五者，《学本》之目也。敬天、爱民、知人、纳谏、治内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辅、台察、守令、将帅、执御五者，《臣职》之目也。兴学、训农、理财、审刑、议兵五者，《国政》之目也”
。时人也记录了顺帝重视经筵的情况：“今天子宽仁明睿，天性自然。践阼以来，务遵节俭，食菲而衣绨，台卑而囿小。不溺情于便嬖，不惑志于游畋，可谓有不世出之资矣。然犹痛念汉、唐失学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元之迹，荐开经筵，以访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从宰执之有与于劝讲者，莫不毕趋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讲求其意，举六艺载籍之文，而
绎其说。”
对于朝廷的更始之政，隐士杜本曾在给脱脱的上书中指出：“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
从脱脱落实的各种措施，可以看出他确实想解决吏弊、盐弊等方面的问题，并以此来推动朝政的改良。脱脱之所以于至正四年五月辞职，表面的原因是其身患疾病，并听信了术者“年月不利”的说法，实际原因是中书省左丞相别儿怯不花等人发起了对马札儿台、脱脱的攻击，使脱脱不得不以辞职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脱脱去职之后，别儿怯不花仍唆使御史台官员上告马札儿台、脱脱父子有谋反之心，御史大夫亦怜真班即明确表示：“凡为相者，孰无闲退之日？况脱脱父子在官无大咎过，奈何迫之于险。”亦怜真班的建议未被采纳，马札儿台和脱脱后来都被贬出了京城。
朝廷的内斗，以及顺帝对脱脱的猜疑（马札儿台和脱脱毕竟是伯颜的亲族），显然是终止脱脱更始之政的主要原因。
脱脱辞职时，推荐功臣博尔术的后人阿鲁图为中书省右丞相。在任命阿鲁图的诏书中，顺帝特别对脱脱的“至治”成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朕嗣纂鸿图，抚临方夏。爰立一相，统理万几。惟进退之虽殊，乃国体之攸系。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脱脱宣劳总治，于今五年，法度修明，海宇宁谧。朕方推心仰成，登于至治，而引疾恳辞政柄，勉喻不回。历陈父子之继承，备述君臣之际遇，体其诚至，良用恻然。载惟向者乃心王室，大义是崇。图任之初，再三避让，斯言在念，朕不汝忘。用嘉忠勤，宜从息偃，用兹抚徇，以表谦光。重惟政位不可以久虚，任人必惟乎旧德。知枢密院事、广平王阿鲁图资全忠孝，世济勋庸，帏幄周旋，朕所眷倚。今命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中书右丞相。凡中书一切机务，悉听总裁。敢有隔越奏请者，以违制论。于戏，化民成俗，所以崇礼让之风；论道经邦，所以专钧衡之任。体予至意，祇服宠章。
阿鲁图于至正四年五月被任以中书省右丞相之职，至正六年十二月辞职，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实施了与文治有密切关系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完成辽、金、宋三史的修撰，使之成为元朝后期文治的重要业绩，详情见下节。
第二件大事是展开大规模的奉使宣抚行动。至正五年十月，在阿鲁图的推动下，顺帝发出了奉使宣抚巡行天下的诏书，全文如下。
朕自践祚以来，至今十有余年，托身亿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岂能周知。故虽夙夜忧勤，觊安黎庶，而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岂承宣之寄，纠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欤？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此次奉使宣抚，分为十二道：（1）江西行省左丞忽都不丁、吏部尚书何执礼巡两浙江东道。（2）前云南行省右丞散散、将作院使王士弘巡江西福建道。（3）大都路达鲁花赤拔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秦从德巡江南湖广道。（4）吏部尚书定僧、宣政院佥院魏景道巡河南江北道。（5）资政院使蛮子、兵部尚书李献巡燕南山东道。（6）兵部尚书不花、枢密院判官靳义巡河东陕西道。（7）宣政院同知伯家奴、宣徽院佥院王也速迭儿巡山北辽东道。（8）荆湖北道宣慰使阿乞剌、两淮运使杜德远巡云南省。（9）上都留守阿牙赤、陕西行省左丞王绅巡甘肃永昌道。（10）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河南行省参知政事王守诚巡四川省。（11）前御史台西台中丞定定、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巡京畿道。（12）平江路达鲁花赤左答纳失里、都水监贾惟贞巡海北海南广东道。
如此大规模的奉使宣抚，由于“诸道奉使，皆与台宪互相掩蔽”，“朝廷遣官奉使宣抚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绩昭著者十不二三”，所以成效不大。稍有一点成绩的是京畿道奉使宣抚定定、苏天爵，不仅揭露了御史撒八儿等人的罪状，还能够“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四川省奉使宣抚王守诚不仅平反了不少冤案，还特别提出了解决四川官员俸禄问题的建议：“仕于蜀者，地僻路遥，俸给之薄，何以自养。请以户绝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种，收其入以增禄秩。”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奉使宣抚与整顿监察机构的行动几乎同时展开。至正五年七月以也先帖木儿、铁木儿塔识并为御史大夫，并下诏作新风纪。铁木儿塔识特别上书指出：“近岁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籍其妻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请除之。”这一建议被主政者所采纳，并在作新风纪的诏书内明确规定：“内外大小官吏若犯贪污、不公不法等事，其父兄子孙弟侄，事不相干、罪不相及者，不许因而一概纠劾。”至正六年，有监察御史上书弹劾别儿怯不花，别儿怯不花怪罪御史台，将御史大夫亦怜真班贬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引起了台臣以辞职表示抗议的风波，所显示的恰是所谓作新风纪，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在大规模的奉使宣抚和作新风纪后，有人专门拦驾上书，指出奉使宣抚存在严重的问题，上书的全文如下。
江西布衣书生黄如征，百拜上书皇帝陛下。如征忝生僻土，遭遇明时，用竭愚衷，冒干天听，伏望采览万一焉。夫皇朝版图之广，历古所无。法制之良，万世莫易。而水旱灾变连年不息者，实由官皆污滥，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钦惟陛下忧民之心，日夕孜孜，遂于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抚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问生民之疾苦，礼贤德，振贫乏，信冤抑，起淹滞，俾所至之处如陛下亲临焉。苟能宣布圣泽，各尽乃职，则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处蛮方，去京师万里外，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体圣天子抚绥元元之意，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淫吾中，贿赂以缄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闾阎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如此怨谣，未能枚举，皆百姓不平之气郁结于怀而发诸声者然也。此盖庙堂遴选非人，使生民感陛下忧恤之虚恩，受奉使掊剥之实祸。陛下于此而不察，将何以取法于后世哉。如征，无官守，无言责，所以不惮江河之险，不畏斧钺之诛，而诣阙以陈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觐之日，各饰巧言，妄称官清民泰，欺诈百端，昏蔽主听。陛下不悟，为奸邪所卖，擢任省、台，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则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与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阴阳和、风雨时、年岁登、边隅静，不亦难乎。倘陛下不弃刍荛之言，委官察其实迹，责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为百官劝，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如陛下以为诽谤大臣，置而不问，非惟今日祸起萧墙，抑且天下万世之不幸矣。如征鄙语俗言，不知避讳，触犯清跸，罪在不赦，请伏锧以俟命。
顺帝对黄如征的上书颇加赞赏，不仅要求保护黄如征，还授予他江西儒学提举之职，但是并未处罚散散、王士宏等人，显示顺帝并未认真看待奉使宣抚的作用。
第三件大事是完成《至正条格》的编撰。后至元四年三月开始编撰的《至正条格》，至正五年十一月完成，至正六年四月正式颁布《至正条格》于天下，成为元朝后期立法的重要成果，有人详细记录了该条格的编撰情况。
至元四年戊寅（1338年）三月二十六日，中书省臣言《大元通制》为书，缵集于延祐之乙卯（1315年），颁行于至治之癸亥（1323年），距今二十余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岁月既久，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奸吏舞文。台臣屡以为言，请择老臣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为宜。上乃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明章程、习典故者，遍阅故府所藏新旧条格，杂议而圜听之，参酌比校，增损去存，务当其可。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龚卜班、纳麟、伯颜，右丞相搠思监，参知政事朵儿直班等入奏，请赐其名曰《至正条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复议曰：“制诏，国之典常，尊而阁之，礼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太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悬之象魏，挟日而敛之，示不敢亵也。条格、断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启刑书，胥占其所，从来远矣。我元以忠质治天下，宽厚得民心，简易定国政，临事制宜，晋叔向所谓古人议事以制之意，斯谓得之。请以制诏三本，一置宣文阁，以备圣览；一留中书，藏国史院。条格、断例，申命锓梓示万方。”上是其议。
需要说明的是，朝廷正式颁布的《至正条格》只有条格和断例，没有制诏，是因为朵尔直班明确指出该书如果包含前朝皇帝的制诏，就不能称为《至正条格》。他还反对以条格作为书名，理由是条格仅为律的一个门类。主政者不愿意更改书名，只能是在正式刊行时去掉了制诏的内容。
阿鲁图具有粗浅的文治观念，所以特别反感别儿怯不花等人构陷大臣的行为，曾明确表示：“我等岂能久居相位，当亦有退休之日，人将谓我何？”他也注意到了善用人才的问题。在商定刑部尚书人选时，有人称“此人柔软，非刑部所可用”，阿鲁图即明言：“庙堂即今选侩子耶？若选侩子，须选强壮人。尚书欲其详谳刑牍耳，若不枉人，不坏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壮人耶。”至正六年，别儿怯不花唆使御史台官员弹劾阿鲁图，指其不宜居相位，阿鲁图避于城外，不屑于自辩，并明确表示：“我博尔术世裔，岂丞相为难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辞。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盖御史台乃世祖所设置，我若与御史抗，即与世祖抗矣。”
应该承认，阿鲁图作为功臣后裔，对朝政并不熟悉，所以他只能是作一些文治的表面文章，并最终选择了以不贪恋相位的态度，自动终结了主政的行为。
阿鲁图去职之后，至正七年正月以别儿怯不花为中书省右丞相，但当月别儿怯不花即辞职。相位空缺两个多月，四月才又以别儿怯不花为中书省右丞相，铁木儿塔识为中书省左丞相。九月，铁木儿塔识去世，以功臣木华黎的后人朵儿只为中书省左丞相。别儿怯不花被御史台官员弹劾，不久即去职。十二月，以朵儿只为中书省右丞相，上都留守贺胜的后人贺惟一（御赐蒙古姓，名太平）为中书省左丞相。至正九年七月，为给脱脱腾出相位，朵儿只、太平同时去职。
朵而只曾明确表示：“臣藉先臣之荫，蚤袭位国王，昧于国家之理，今备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与共事。”由此才有了以太平为左丞相的任命。按照朝廷的定制，汉人不能任中书省右丞相，朵儿只认为自己领右丞相虚衔即可，政务全由太平处理，“一时政权颇出于太平”，所以这一时段的朝政实则为太平之政。太平主政的特点是推行善政，“太平请僧道有妻子者勒为民以减蠹耗，给校官俸以防虚冒，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立行都水监以治黄河，举隐士完者笃、执礼哈郎、董立、张枢、李孝光”。“朝廷无事，稽古礼文之事，有坠必举；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选清望官专典陈言，以求治道；核守令六事，沙汰僧尼，举隐逸士”。
也就是说，太平作为朝廷中位置最高的汉人儒臣，重点推出的是汰僧道、崇儒学、重经筵、举隐士、选守令、正台宪、兴水利等善政措施，并由此显示了他确实具有较系统的善政观念。对于后三项善政措施，可依据当时的一些重要规定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选守令方面，至正五年十二月曾下诏制定荐举守令法。至正七年十二月，以连年水旱，民多失业，选台阁名臣二十六人出为郡守县令，“仍许民间利害实封呈省”。至正八年四月，正式下达了荐举守令的诏书，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岁举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举一人自代。其玉典赤、拱卫百户，不得授县达鲁花赤，止授佐贰，久著廉能则用之”。同时还要求“守令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按照当时人的记载，被选中的守令，都要“陛辞”后才能上任，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做法：“命天下郡守各选其人，凡其人之官，皆陛辞听旨，谕之曰：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饱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时上方有励精图治之意，凡人选转某人为某官，必问曰：此人以前行过事迹，果然一一皆善否，为我悉陈之可也。”
在正台宪方面，至正七年七月，顺帝在作新风宪的诏书中强调：“惟我世祖皇帝，继天立极，迈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民于涂炭。立中书省总理庶务，建御史台纠按百司，犹股肱耳目之相资，规矩准绳之相正。列圣世守垂九十年，功存于人，泽流于后。肆予小子，获缵鸿基，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古今守成之不易，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弗精委任，遽堕纪纲。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耕桑废于田庐，风俗趋于浇薄。重以和平未洽，灾沴荐臻，水旱连年，盗贼时起。富民被掠，农人阻饥。得非股肱失于维持，无乃风纪怠于纠察。”“振举台纲，澄清天下，同心协力，弼成治功。期于贤才登庸，奸恶屏息，风俗淳厚，中外治安。”该诏书还列出了鼓励上言、考核实迹、纠正失误、慎选台官、申理冤滞、善待囚徒、兴学劝农、尚德求贤、维护常平仓、申报灾情盗情、不得差占弓手、不得滥报军功、不得滥行和雇和买、不得以职田扰民、不得泛滥给驿、不得滥补吏员、不得向新入职者要见面钱、被弹劾者不得重新入职、不得追问原告、遵守旧制二十条作新风宪的措施。
至正八年五月，监察御史脱火赤等人指出：“比年以来，水旱相仍，官府失治，盗贼蜂起，民物凋耗。本官职司风宪，分治一方，不能遵守成宪，依期遍历，以惩官邪，以究民隐。顾乃倦于勤劳，安于怠惰，先期一月之前，无故违例还司，合行公事尚未结绝，声迹略无所闻。据此，行为有乖宪体，拟合奏代。”朝廷由此特别下诏，要求御史台对于监察官员不能按期巡视地方的行为加以全面的整治。
在兴水利方面，至正七年十一月，因黄河决口，命工部尚书迷儿马哈谟巡视金堤。至正八年二月，“诏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以贾鲁为都水”。至正九年正月，“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专治河患”
。至正九年还专门发出了修治陂塘的诏书，所要强调的就是“农田之有水利，犹人之有血脉。血脉不畅则人病，水利不通则田病。惟不病农，而后不病田”；以及“然塘不蓄则泄，陂不修则坏，塘泄虽欲不病农，不可得也。及农隙而修治之，非守与令责欤”
。
太平主政，还有善于用人和能够听取意见的特点。“平生好访问人材，不问南北，必记录于册，至是多进用之。”至正七年，京城寒冷，太平不仅赐给乞丐皮服，还要清点“在官所藏皮服”，全部赐给贫民。右司都事归旸上言：“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几何，而欲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稍赈之耳。”太平乃听取归旸的意见，改变了救民的方法。
朝内的善政措施，对地方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善政作为。如至正七年（丁亥年）到八年（戊子年），杨大举在东莞推行均赋役的做法，时人记录了他的作为。
夫所贵于为政者，以其规模之先定也。盖天下之事，始之不立，其卒不能以成，或始之欲立，而卒之于无成焉，则其所规模者亦苟焉而已矣。
岭海版图归王府余七十年，东莞隶会府，号壮县，生齿日多，田里日辟，租赋日繁，上下相蒙，各私其利，籍去而税不于其田，赂行而役不于其税，错乱纷纭，茫不可诘。凡任催科之责者，惟以苟且应命为能，岂惟私欲掣肘，亦其才力然耳。噫，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官政紊而民力窘，毋怪也。
至正丁亥十二月，杨公奉议来莅兹邑，廉以律己，勤以出政，不以远近敝彝其民，惟日孜孜思尽厥职，未半载，政通人和，颂声以作。先是，台宪建议，凡州县之税，在输粮之籍者，俾其役得相义。议诚以比闾阎族党物力，悉虚实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法美矣，而前政未有能举行之者。公阅牍戄然曰：“此非令之责乎。”乃考图籍，计乡都，定税亩，审高下，核虚实，复询之于众，以广闻见。邑之版为里者六，地有广狭，税有多寡，小缀于大，贫系于富，年之远近，役之先后，必使有以相当，如鳞次，如栉比，其终而复始也，如循环然。昼帘夜篝，手自较阅，方将登其目于籍，以上于府，若宪若阃，俾后人守为悠久不刊之规。噫，盛矣哉。公之心，勤矣哉。公之政，岂急于一切、成于仓促者之所办哉。不立则已，立无不成，亦其规模之先定故也。
至正九年，庆元路总管阿殷图推行的每季度考试儒生的做法，也被时人赞为文治的重要表现。
永维圣天子建中和之极，皇图肇开，万方侯伯，贤在位而能在职也。国朝制科，十有二举矣。士君子笃信义，慎名节，行修于下，名著于世，皆乡校所由出，而学校之教，诚牧守风化之原，大本大经，所以经纶天下者也。学有本，则文治兴焉。
至正九年春正月，嘉议大夫阿殷图公，亲聆玉音，署庆元路总管府事，始至，大惧儒效阔疏，无以报称上意。同寅德让，谋谟允协，首开季试，负笈升堂，盖六十人。次年就试，且百人。岁大比，导民乡风，行乡饮宾兴之礼，使之渐摩乎威仪，揖逊之容以养夫岂弟温良之性。逮决科秋闱，与是列吾邦有二人焉，宁非牧守敬教劝举学，陶淑人心之功乎。
太平的去职，与脱脱的构陷有密切关系。脱脱被贬后，太平坚持认为“脱脱乃心王室，大义灭亲”，所以力主请脱脱还朝。至正七年十一月，顺帝召脱脱返回京城，至正八年四月，以脱脱为太傅，综理东宫之事。脱脱误以为太平是排挤自己的大臣中的一员，加上汝中柏等人的挑唆，乃鼓动御史台官员弹劾太平，迫使其下台并离京而去。
至正九年闰七月，脱脱任中书省右丞相之职，不设中书省左丞相，独相政治再现。至正十年四月，顺帝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更特别强调了“图任一相”所带来的治国成效。
朕纂承洪业，抚临万邦，夙夜厉精，靡遑暇逸。比缘倚注失当，治理乖方，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爰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曾未期月，百度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尚虑军国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
脱脱以独相秉政，特别显示出了对教育太子的重视。至正九年七月，“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以李好文为谕德，归旸为赞善，张冲为文学。李好文等上书辞，不许”。十月，“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是日为始入端本堂肄业。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虚中座，以俟至尊临幸，太子与师傅分东西向坐授书，其下僚属以次列坐”。爱猷识理达腊正式被立为皇太子的时间是至正十三年六月，是时顺帝有两位皇后，一位是后至元三年三月立为皇后的蒙古弘吉剌部人伯颜忽都，另一位是后至元六年立为第二皇后的高丽人奇氏（名完者忽都），即爱猷识理达腊的生母。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第二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都显示出了对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视。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东宫也，设谕德，置端本堂，以处太子讲读。忽一日，帝师来启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母后曰：“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赧服而退。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读书，近侍之尝以飞放从者，辄臂鹰至廊庑间，喧呼驰逐，以惑乱之，将勾引出游为乐。太子授业毕，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读书之所，先生长者在前，汝辈安取亵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责也。”众皆惊惧而退。
脱脱亦高度重视漕运畅通问题。至正九年，都漕运使贾鲁就漕运时务提出了二十余条建议，脱脱采纳了其中的八条建议，“一曰京畿和籴，二曰优恤漕司旧领漕户，三曰接连委官，四曰通州总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于坝夫、海粮坏于坝户，六曰疏浚运河，七曰临清运粮万户府当隶漕司，八曰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
。
脱脱还特别推出了肃台纲、汰冗官、均俸禄、荐守令等善政措施。至正九年九月，发出整治台纲的诏书，不仅强调“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诏委官选其可行之事以闻”，还强调了“荐拔贤才，责在风纪”和“言路通塞，有关治道”等方面的要求。
淘汰冗官的行动始于至正九年，是元朝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合并机构和减少官吏数额举动，按照至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诏书的说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内外大小诸衙门内，度其事务繁简，合并衙门一百一十处，沙汰冗官员六百四十五员，裁减吏额二千九百三十二名”
。均俸禄要求重新确定官员的俸禄标准，至正十年十一月确定标准并发出诏书，要求从至正十一年正月开始实行新的俸禄标准。
荐守令则由以往的六部、宣慰司、廉访司推荐守令，变成了各级官府都要荐举守令，按照至正十一年三月诏旨的规定，“今后在内六部，司农司、集贤、翰林国史、太常礼仪院，秘书、崇文、国子、都水监，侍仪司，在外宣慰司、廉访司并各路、府达鲁花赤、总管、知府，到任三月以里，各举才堪守令者一人。州以下达鲁花赤、州尹、知州、县尹、录事，到任亦限三月以里，各举一人自代。从中书斟酌注用”
。
需要注意的是，重视守令已成为科举取士时的重要话题，在至正十一年的殿试时，江西考生吴裕就专门陈述了对重民生、贤守令的看法。
臣惟世祖皇帝创业垂统，与当时同心同德之臣立经陈纪，以创一代之法度。赋财有制，用材有节，莫非以厚于斯民为心，此子孙万世所当法也。然国初海漕不过四百石，今则数百万石矣。国初盐课不过银十两一引，今则数锭矣。是昔者赋财有制，而今无制，昔者用财有节，而今无节。凡若此类，殆非所以为厚民之政也。伏愿陛下心法世祖之心，制赋而不过取，节用而不侈费，则民以康和，物以蕃阜，列圣之熙洽太平复见今日矣。
臣窃惟今世之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贫富不均，莫甚于此。而又国家之赋日增月羡，贪暴之吏日朘月剥，凡急政横敛皆取给于田亩。富者犹以田多而给其诛求，中下之户疲于供亿者多矣，而佃人之田者其困苦尤甚焉。力本者反不如游食之安饱，是以民多弃本而逐末，或转徙而流离，农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良以此也。陛下推原其故，而归之拊循劝率有所未备，牧之者未得，民数不实而力役不平，田制不均而赋敛无艺，此盖陛下深烛时弊而后有是言也。臣窃以为任拊循劝率之责者，守令事尔。陛下非不慎择守令，守令之贤者非不能究宣圣志，然而明版籍，正经界，此正牧民者所当先务。顾乃法禁之所拘，豪民之所病，非朝命之下不敢擅举，然则陛下虽有志于拊循，虽有志于劝率，守令欲究而宣之，不可得也。伏愿陛下选守令之贤，从守令之便，明其版籍，实其民数，正其经界，均其田制，毋拘以文法，毋迫以限期，使民数实而力役平，田制均而贡赋定。如是而尽拊循劝率之道，则民得安于田里，耕者众而农无遗力，垦田广而地无遗利矣。
臣窃以为，料民之法，度田之政，皆当责成于守令可也。国家自有天下至于今，将及百年，仅再料民尔。户无版籍，居无保伍。户签于昔者今或逃亡，业厚于前者今或匮耗。夫家之众寡难稽，物力之登耗难辨，良有以也。惟当使守令岁实民数，三年一造户籍，然后联以保伍之法，使民皆土著，户有定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则不特夫家之众寡可稽，而物力之登耗亦可察矣。度田之政虽行于延祐，然田卒不实而赋敛愈急。民诡其户，户隐其税。产入于巨室，税存于贫户。富不免于兼并，贫不免于转徙，良有以也。惟当使守令实其田亩，随田立户，随地纳税，然后行以限田之制，使无甚富、甚贫之民，则不特豪强不敢兼并，而畸贫亦无转徙者矣。延祐度田自实之政所以有弊者，失之遣使行省委任非人，处置无法，徒能驱迫州县，折辱守宰，促之以限期，慑之以威刑。捶楚之下，何求不获。是以官吏无所逃罪，惟有以隐漏为辞，而横加民赋以塞责尔。殊不知财者民之心也，民者国之本也。朝廷惟见增赋之利，而不知大失民心，正在于此。
臣愿陛下明诏天下，俾守令实户口之数，行保伍之法，举度田之政，定限田之制。纪纲当何所先，从便而处之。条目当何所急，亦从便而理之。勿以文法限期为拘，专务实惠及民为上。
臣闻：君心者出治之原，人才者致治之本。故人主能以一念回天下之机，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务，所赖以共图天下之治者，在得天下之材尔。愿陛下慎择人材，益图治效，内有贤公卿，外有贤守令，则有君有臣，何政不举，天下幸甚，国家幸甚。
吴裕所关注的，显然是守令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作为问题。他对延祐经理的看法，以及让守令承担实户籍、核田产、均赋役等方面的责任，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建议，但是显然未被主政的脱脱等人所重视。
脱脱还有两项重要的业绩，一是变钞法，二是治黄河。这两项业绩都引发了朝廷中的重大争议，在下节将作具体说明。
脱脱再掌朝政，其执政观念由更始观念转向了更为系统的善治观念，具体表现就是敢于挑战干扰善政的钞弊和冗官弊病等，希望能够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只作表面化的文治文章。但是在遭受了数年的排挤后，脱脱已经变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恩怨无不报”，对此前的朝内大臣都不信任，只信任几个亲信，“于是脱脱用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等为僚属，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小圈子决策必会排斥他人的意见，甚至将持不同意见的人赶走，如中书省参知政事韩镛就有此遭遇，“丞相脱脱在位，而龚伯遂辈方用事，朝廷悉议更张，镛有言，不见听。人或以镛优于治郡，而执政废其所长，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
。脱脱的这种执政风格，不仅为他几年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了伏笔，亦使得其推行的各项措施因缺乏广泛的支持而难以发挥持久性的作用。要改变国家治理状态不佳的局面，仅有完美的善治理念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团聚各种力量，确立有效的机制，形成推行善治的合力，才能逐渐显示出善治的效果。个人的缺陷，哪怕是性格方面的缺陷，都可能对由良好理念转变为良好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脱脱恰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综观至正元年到至正十一年的朝廷政治更化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朝政改良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脱脱的更始观和善治观，还是阿鲁图的文治观、太平的善政观，都可以划入文治观念的范畴，但是程度有所不同。阿鲁图是被动型的文治观念，只是遵从上意或采纳儒臣的建议，推出一些表象化的文治措施。太平和脱脱都是主动型的文治观念，能够按照自己对文治的理解，推出善政或良政措施，但是相比之下，太平作为汉人，在朝政中处于弱势地位，脱脱则能够在朝政中处于强势的地位，所以太平主要表现的是谦和的主政风格，脱脱表现的则是刚愎自用的主政风格。谦和可以使朝政少犯错误，刚愎自用则会增大朝政出错的概率。总体而言，脱脱对朝政改良所起的作用最大，当然失误也最多。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主政大臣更换过于频繁，朝政措施缺乏连贯性，使得更化政治的效果大打折扣。尤为重要的是，主政大臣大多忽视了引发“盗贼蜂起”的尖锐社会矛盾问题，对于平定盗贼的建议不屑一顾。至正五年三月，参议中书省事的陈思谦曾上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抚中夏。”至正六年三月，两淮运使宋文瓒上言：“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今骑贼不过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运道阻塞，乞选能臣率壮勇千骑捕之。”至正七年十一月，宋文瓒又上言：“江阴、通、泰，江海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使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劫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宜亟选智勇，以任兵柄，以图后功。不然，东南五省租税之地，恐非国家之有。”至正八年，监察御史张桢上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阃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籓镇噬脐之祸。”对于这些上言，主政者的态度都是“不听”
。漠视平盗之道，沉醉于表象化文治下的歌舞升平，加以持续不断的宫廷内斗，导出的将是天下大乱的变局，详见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