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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政治的特征是重臣对朝廷权力的全方位控制，其认知基础就是君轻臣重的弄权观念。元朝后期的燕铁木儿和伯颜两大权臣，依赖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弄权的重点有所不同，并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政治生态。
燕铁木儿是元文宗所依赖的重臣，其专擅主要表现为对帝位继承的操纵。这样的专擅，并没有对当时的文治带来根本性的破坏，只是起了延缓妥懽贴睦尔（元顺帝）即位的作用。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在上都病逝。念及毒害兄长和世
之事，文宗对皇后卜答失里、太子燕帖古思及重臣燕铁木儿留下了遗言：“昔者旺兀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日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懽贴睦尔来，使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也就是说，文宗要以传位于明宗之子的方法，补偿自己的弑君政治过失。
明宗和世
有两个儿子，长子妥懽贴睦尔出生于延祐七年（1320），已经十三岁，当时被谪居于广西静江；次子懿璘质班出生于泰定三年（1326），当时只有七岁，居于大都。燕铁木儿也是弑君的参与者，担心来自明宗后人的报复，所以力主以太子燕帖古思继承帝位，并对卜答失里皇后明言：“阿婆且权守上位，安王室，妥懽贴睦尔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尽管燕铁木儿具有独相的地位，“礼绝百寮，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但卜答失里皇后表明了按照文宗遗言行事的态度后，燕铁木儿不得不退一步，采用立幼不立长的方法，同意以懿璘质班继承皇位，因为幼童更容易被他所控制。
至顺三年十月，懿璘质班在大都即位，颁布的即位诏书由儒臣虞集撰写，全文如下。
洪惟太祖皇帝，启辟疆宇；世祖皇帝，统一万方；列圣相承，法度明著。我曲律皇帝（武宗）入纂大统，修举庶政，动合成法，授大宝位于普颜笃皇帝（仁宗）以及格坚皇帝（英宗）。历数之归，实当在我忽都笃皇帝（明宗）、扎牙笃皇帝（文宗），而各播越辽远。时则有若燕铁木儿，建义效忠，戡平内难，以定邦国，协恭推戴扎牙笃皇帝。登位之始，即以让兄之诏明告天下，随奉玺绂，远迓忽都笃皇帝，朔方言旋，奄弃臣庶。扎牙笃皇帝荐正宸极，仁义之至，视民如伤，恩泽旁被，无间远迩。顾育眇躬，尤笃慈爱。宾天之日，皇后传扎牙笃皇帝顾命于太师、太平王、右丞相、答剌罕燕铁木儿，太保、浚宁王、知枢密院事伯颜等，谓圣体弥留，益推固让之初志，以宗社之重，属诸大兄忽都笃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诸王宗亲，以十月一日来会大都，与宗王、大臣同奉遗诏，揆诸成宪，宜御神器，以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自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蛊毒魇魅犯上者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咸赦除之。
大都、上都、兴和三路，差税免三年。腹里差发并其余诸郡不纳差发去处，税粮十分为率，免二分。江淮以南，夏税亦免二分。土木工役，除仓库必合修理外，毋复创造，以纾民力。民间在前应有逋欠差税课程，尽行蠲免。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并内外三品以上正官，岁举才堪守令者一人，申达省部，先行录用。如果称职，举官优加旌擢。一任之内，或犯赃私者，量其轻重黜罚。其不该原免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决者，申达省部，详谳释放。学校农桑、孝义贞节、科举取士、国学贡试，并依旧制。广海、云南梗化之民，诏书到日，限六十日内出官，与免本罪，许以自新。
于戏！肆予冲人，托于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渊冰。尚赖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职，思尽厥忠。嘉与亿兆之民，共保承平之治。咨尔多方，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知悉。
在这份诏书中，正式公布了文宗以明宗之子为帝的遗愿，为燕铁木儿立明宗幼子为帝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按照以往的惯例，诏书除了宣布大赦天下外，还包含了减租税、省造作、免逋欠、举贤官、决疑案、劝农桑、兴学校、正风俗、行科举、抚边徼等方面的施政要求。尤为重要的是，诏书强调的“共保承平之治”政治诉求，所要体现的就是实际主政的燕铁木儿能够继续保持文宗时的执政风格，使朝廷不偏离文治的轨道。
幼帝即位，燕铁木儿要求“中书百司政务，咸启中宫取进止”，并于至顺三年十月专门为卜答失里皇后设立了徽政院、中政院两个机构。十一月，又正式册立卜答失里为皇太后，但是册封仪式不久幼帝懿璘质班即病死，后来上庙号为宁宗。
借帝位空缺的机会，燕铁木儿再次提出了以燕帖古思继承帝位的动议，又被卜答失里拒绝，理由是“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妥懽贴睦尔在广西静江，可取他来为帝，且先帝临崩云云，言犹在耳”。也就是说，皇太后还是要坚持实现文宗的遗愿，燕铁木儿不得不再次作出让步，派人前往广西接妥懽贴睦尔回京。
妥懽贴睦尔返京抵达良乡时，燕铁木儿特别赶来迎接，既向妥懽贴睦尔表示自己是积极的迎立者，又表明治国的艰难所在。妥懽贴睦尔出于恐惧，没有一句答复，引起燕铁木儿的猜疑，“恐其即位之后追举前事”。妥懽贴睦尔入京后，燕铁木儿不仅不安排即位事宜，还唆使太史院官员上书，称不能立妥懽贴睦尔为皇帝，“立则天下乱”。拖延了数月，燕铁木儿病死，妥懽贴睦尔即位的最大障碍才得以消除。
需要说明的是，燕铁木儿虽然以擅权的姿态操弄帝位继承，但是依然能够保持文宗的以文饰政执政风格。至顺年间有人提出的“严武备以备不虞，简兵卒以壮国势，全功臣以隆大体，惜官爵以清铨选，考实行以抑奔竞，明赏罚以杜奸欺，计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贼以崇礼节”的八条施政建议，
以及颁丧制、立政刑、专仓官、革旧弊等建议，
显然引起了燕铁木儿的重视，并由此带来了一些善政行为。如对于江南常州路亿丰仓的整治，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就颇有成效。
国家谨租赋之入，东南诸郡尤加之意，故二千石长官专任其事，所以重民食也。常之为郡，沃壤多而税石夥，于是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合是州及义兴、溧阳之粮，凡为石四十七万八百五十有奇，悉于此输纳焉。岁率大府分官董之，其责至不轻也。今总管丁侯（名亦祖丁）以开敏练达之才兼得为政之体，历扬中外，周知民间利病。至顺三年冬，实莅是仓。先是，仓吏并缘为奸，往往高下其手，当民租入时设计渔取，或至倍输，羡余既多，则纵奸民乘间为欺，诡揽掩冒，莫能究也。夫漕事有严，发廪视之，米色腐黑者有焉，粮数折阅者有焉，向常为官府之累矣。侯思所以革之，爰命属吏疏厥粮多者使先输，且躬授教条，立期程，信赏罚，壹斗概，均富贫，政不扰而民信从，率皆趋事唯谨，务先期以济。向之渔取倍输之患，有不征而自息焉。
燕铁木儿虽然抱有左右帝位继承的擅权观念，但又有以文饰政的文治观念，使得文宗时的文治得以延续到了宁宗在位前后，这恰是当时的儒臣并不反感燕铁木儿的重要原因。因为儒臣眼中的权奸，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反对儒家的治道学说，尤其是表现出强烈的反文治倾向，燕铁木儿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权臣并不必然就是权奸，这正是燕铁木儿与伯颜的最大区别。
燕铁木儿去世之后，卜答失里以皇太后的身份确定了妥懽贴睦尔之后由燕帖古思继承帝位的原则，使妥懽贴睦尔在至顺四年（1333）六月得以在上都即位，并以立双相的举动带来了元统年间（1333—1135年）的平衡政治形态和短暂的文治景象。
妥懽贴睦尔的即位诏书，只是讲明了拥立新皇帝的理由，并宣布大赦天下，没有对施政措施的说明，诏书全文如下。
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统，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远居沙漠，札牙笃皇帝戡定内难，让以天下。我皇考宾天，札牙笃皇帝复正宸极。治化方隆，奄弃臣庶。
今皇太后召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等曰：“昔者阔彻伯、脱脱木儿、只儿哈郎等谋逆，以明宗太子为名，又先为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构诬言，疏离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迁于外。札牙笃皇帝后知其妄，寻至大渐，顾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继之。”时以朕远征南服，以朕弟懿璘质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体承札牙笃皇帝遗意，以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贤以长，在予一人，遣使迎还。征集宗室诸王来会，合辞推戴。今奉皇太后勉进之笃，宗亲大臣恳请之至，以至顺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
于戏！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栗栗危惧，若涉渊冰，罔知攸济。尚赖宗亲臣邻，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诏书，是因为燕铁木儿死后，朝政操于皇太后卜答失里之手，她只关心赶紧立一个皇帝，所以不会考虑具体的施政措施，任命辅政大臣之后，即可由其打理具体政务。
卜答失里在政治上依赖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但是对这一势力又有所忌惮，于是使出了政治平衡的手段，在顺帝即位后即任命伯颜为中书省右丞相，燕铁木儿弟撒敦为中书省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并明确规定“太师、右丞相伯颜，太傅、左丞相撒敦，专理国家大事，其余官不得兼领三职”。为了拉拢燕铁木儿家族，卜答失里还于至顺四年八月将燕铁木儿之女答纳失里立为顺帝的皇后，时人称之为伯牙吾氏皇后。
新皇帝即位要有新气象，所以特别改用了“元统”的年号，并在至顺四年十月的改元诏书中强调：“在昔世祖皇帝，绍开丕图，稽古建元，立经陈纪，列圣相承，恪遵成宪。肆予冲人，嗣大历服，兹图治之云初，嘉与民而更始。乃新纪号，诞告多方，其以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于戏！一元运于四时，惟裁成之有道；大统绵于万世，思保佑于无疆。”
也就是说，所谓的“元统”，就是要维系一元之大统。
中书省右、左丞相并立，伯颜的势力与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对峙，两股权臣的势力都不敢乱来。在政治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主政者提出了以下有利于文治的要求。
一是延续科举、优待儒户和兴办学校的要求。元统二年二月，“诏内外兴举学校”。同年三月，“诏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该诏书的主要内容，可转引于下。
集贤院官人每奏：“我世祖皇帝潜邸以来，首务立学养士，及登宝位，天下混一，内自京师，外及郡县，无不立学，以明人伦，以厚风俗，以养人材。列圣相承，谆谆勉励，科举条章，国学典制，俱以昭明。伏虑有司□为文具，怠于学行，皇帝即位作新学校的圣旨，颁降四方，以期成效。”么道，奏有。如今科举取士，已有成规。国子积分（下缺）圣旨行者。秀才儒户每，不拣甚么差发，依着世祖皇帝圣旨体例里，休当者。儒户及民间俊秀子弟（下缺）使臣军人休安下，休断词讼，休假筵会，休造作，休顿（下缺）休侵夺者。在学钱粮，供办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下缺）学舍者。曲阜林庙如有损坏，依例修理者（下缺）坏者。儒学提举教官人等遴选有德行学问（下缺），路府州总管人每，常切用心提调者。
需要说明的是，元统元年已经有过一次科举取士，录取的进士有同同、李齐等一百人（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汉人、南人五十名）。
再发诏旨，只是为了表明朝廷要延续科举取士做法的态度。
二是肃正台纲的要求。元统元年六月，脱别台、唐其势被任以御史大夫之职，并发出了“首振台纲”的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元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钦奉圣旨：中书省、枢密院及内外诸司官吏人等根底宣谕的圣旨：世祖皇帝立御史台，弹劾中书省以下内外百司官吏人等奸邪非违，肃清风俗，审理冤滞，刷磨案牍，益国便民有来。今命脱别台、唐其势为御史大夫，首振台纲。凡军民士庶诸色户计，所在官司不务存心抚治，以致吾民困苦，或囚狱冤滞不为伸理，及官吏侵盗欺诳，赃污不法，若此之类，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有能恪尽乃职，用心纠按，量加迁赏。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察到公事，取问其间，诸人无得搅扰沮坏。曾经监察御史、廉访司官按问纠劾官吏人等，不得摭拾陈告元问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内赴御史台、在外赴行御史台陈告。及被问之际，推称事故，欲脱其罪，近侍人员朦胧题说、宣唤的，不拣是谁，休奏者。但有朝廷得失，军民利害等事，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尽心题说。其余合行事理，并遵世祖皇帝以来累降圣旨条画事意施行。
元统二年四月，改为唐其势、马札儿台并任御史大夫，下诏“肃清风纪，振举宪章”，重申了与元统元年六月诏书相同的规定。
元统三年七月，又发出新的诏书，对监察官员巡视边远地区的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
云南广海地面多系烟瘴，又经值变乱以来，生民百无一二。虽有郡名，无州县之实。若于中原一体，八月中分巡，次年四月中还司，正当烟瘴肆毒之时。其出巡官吏多系生长中原，不服水土。刷按已毕，他每不敢回还，坐待日期，虚吃着祗应。久在瘴乡，因而感冒成疾，死于边荒，诚可哀悯。今后至十月初间分巡，二月末旬还司，首思省久之费，分司官吏免烟瘴之害。
无论是首振台纲、振举宪章，还是规范监察官员的巡视地方时间，所要强调的都是按照文治的要求，以肃正台纲的方式强化监察机构的作用。
三是限制朝廷开支和注重恤民的要求。元统二年四月，中书省官员上言：“佛事布施，费用太广，以世祖时较之，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三锭四十两，缯帛六万一千六百余匹，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余锭。请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余皆罢。”这一建议，被主政者所采纳。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伯颜也多少表现出了一点恤民的姿态，“赞帝率遵旧章，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
需要注意的是，在两大权臣势力的相互制约下，只能提出一些具有表象意义的文治要求，因为这样的文治要求不会损害各势力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文治要求下所展现的“元统之治”，亦不过是朝廷作了文治的一些表面文章而已。
在文治观念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朝臣尤其是朝廷中的儒臣自然会提出善政的诉求，可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建议。
成吉思汗时的功臣木华黎的后人朵尔直班，元统元年任监察御史后，即上书就时政问题提出了弭灾变、祀宗庙、用正直、明赏罚、止盗贼五条建议。
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奋乾纲，修刑政，疏远邪佞，颛任忠良，庶可消弭灾变以为祯祥。二曰亲祀郊庙。三曰博选勋旧世臣之子，端谨正直之人，前后辅导，使嬉戏之事不接于目，俚俗之言不及于耳，则圣德日新矣。四曰枢机之臣固宜尊宠，然必赏罚公，则民心服。五曰弭安盗贼，振救饥民。
在河北和山东发生严重旱蝗灾难后，朵尔直班又在上书中提出了杜幸门、节财用、减佛事、汰冗官、均公田、铸铜钱、罢理财机构、停止经理土地、禁止官员取高丽女为妾九条建议。
一曰比日幸门渐启，刑罚渐差，无功者觊觎希赏，有罪者侥幸求免，恐刑政渐堕，纪纲渐紊，劳臣何以示劝，奸臣无所警惧。二曰天下之财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犹不足，则嗟怨之气上干阴阳之和，水旱灾变所由生也。宜颛命中书省官二员督责户部详定减省，罢不急之工役，止无名之赏赐。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权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选法愈敝，宜省冗员。五曰均公田。六曰铸钱币。七曰罢山东田赋总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实田粮。九曰禁取姬妾于海外。
朵尔直班两次上书提出的十四条建议，尽管有重复的地方，但是其主调是君主对大臣要有所节制，并明确指出了朝政的缺失，表明的恰是与主政大臣不同的坚守治道原则态度。
在元统元年的科举考试策问中，儒士亦对守成君主的应有作为提出了各种建议。
如蒙古、色目人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的蒙古人同同，主要强调的是君主行仁政，不仅要注重正心守道的要求，还要特别注意法祖宗、明庶政、纳谏言、用贤能、崇节俭、隆教化、兴礼让、谨号令等方面的要求。
臣闻自古之有天下者，创业至难，守成尤难，何也？天将有以大奉而王天下，必先使之勤劳忧苦，涉险蹈阻，功加百姓，德泽及四海，然后授之大宝，以为天下之谊主。是故人之情伪，事之得失，稼穑之艰难，前代之兴废，靡不历览而周知。盖操心常危，而察理也精，虑思常深，而立法也详，故能平一四海，而无不致治者。守成之君兢兢业业，恪守先王之宪章，犹惧不治，况且深宫而登大位，习于宴安，不复知敬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便佞日亲，师保日疏。声色，货利、游畋、土木，与夫珍禽异兽，所以惑志而溺心者，不可胜数，管仲所谓宴安鸩毒是也。苟非刚明而大有为者，讵不为其所动。其间间有足以有为之资，则其颂功德、称太平、奏丰年、献祥瑞者，投间抵隙，接踵于朝廷。于是志骄气盈，穷兵黩武，以祖宗之法为不足法，好大喜功，分更变异，至失厥位而堕厥宗者比比又如此。
臣闻治天下莫大于仁政，而仁政莫先于教养。……承悦慈极，尊任师傅，博求贤能，修明庶政，进敦笃，退浮华，谨访问，纳规谏，以天下之耳目为之视听，以天下之心志为之思虑。万国至广也，吾为天地以容之。万民至众也，吾为日月以照之。人之所欲者安也，吾为行仁政以安之。人之所欲者富也，吾为崇节俭以富之。人之所欲者寿也，吾为隆教化、兴礼让，使之驱善远罪以寿之。立经陈纪，不以小有故而沮挠；发号施令，不以小利钝而变更。次第而行之，强力以守之。念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慎终如始，必其成功。心即祖宗之心，治即祖宗之治，将见功高大禹，德并文武，日新又新，同符成汤保天下之事备矣，持盈守成之道至矣。
蒙古、色目人进士第一甲第三名的畏兀儿人寿同海牙，重点强调的是遵祖训和重贤臣的要求，并明确指出正君心和亲贤臣是本末之间的关系。
臣闻人君知创业之艰难，当知守成之不易。其守成之道莫不有先后本末焉，知其先后本末而力行之，则圣德光而天下治，礼仪行而刑罚措矣。自古明王之绍治天下也，未尝不以遵祖训为先，顺时宜为后之，正君心为本，亲贤臣为末。……盖不能遵祖训，正君心，是以自我作古，
人之欲，放其本心，遗弃忠良，求治而愈乱，求安而反危，以至不能继承也。
臣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夫春者，四时之首也；祖训者，万世之法也。春能体天生生之德，化生万物，四时之候，则当长养顺成之；祖宗之训尽善尽美，子孙则当尊奉持守之，此臣之所以愿陛下遵祖训也。春既王矣，物不可以终生，故夏以成之，秋以实之，冬以藏之。夫法久必弊，文在乎损益以就中，此臣之所以愿陛下顺时宜也。心者，身之主；人君者，天下之主。君心正，则天下正矣，此臣之所以愿陛下正圣心也。贤臣者，君之辅；善言者，德之辅，此臣所以愿陛下亲贤臣也。……世祖皇帝典章文宪具在方册，炳乎若日月之在天。学而行之，乾乾不息，天下治矣。其或法久而弊者，又愿陛下咨访大臣，以置乎无过不及之中。夫如是，可以继祖宗之盛，六五帝而四三王。
汉人、南人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的李齐，强调的则是祖宗之心就是帝王之心，所以君主要以法祖之心正朝廷、正百官和正万民。
臣闻圣人之治本乎道，圣人之道本于心。古之圣人所以临亿兆之上而成一代之治者，孰有加于此心哉。……臣以为祖宗之心即皇帝王之心，祖宗之道德即皇帝王之道德，陛下欲法帝王，惟法祖宗，法祖宗，则可以至天德，行皇道而皇，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
臣愚，惟愿陛下当春秋方富之时，人心望治之日，心祖宗之心，法祖宗之法，端一心以为出治之原，谨一心以为万化之本。而又辟奎章之阁，设经筵之官，俾万机之暇，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官寺宫妾之时少。涵泳圣德，保泰圣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由是而推之，则道可以配三皇，德可以迈五帝，功可以过三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矣。
汉人、南人进士第三甲的陈植，重点强调的则是君主要以正学来正心，而所谓的正学，就是理学家所阐释的心学。
夫皇而帝，帝而王，应时而立号，因时而制宜，此其治之不同也。然其所以出治之道，则未始以不一。一者何，心是也。故皇、帝、王有不同之治，无不同之道者，心而已矣。伏惟陛下讲求学术之要，慎察此心之微，则心即皇、帝、王之心，而道德之归有日矣。
臣愚，知今日且复元之元而春之春矣。盖天地有大气运而后有大混一，今之混一，旷古所无有，旷古所无之世，必有旷古所无之治。陛下神圣聪明，由乎天禀，有志师古而问及邵子之学，邵子之学先天下之学也，先天下之学，心学也，臣知陛下有志于正心之学矣。
臣僚和儒士的善政建议，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是都希望新即位的皇帝能够成为一代明君。这样的要求，既是文治思想的合理发展，也是短暂的元统之治的一种重要表象。
顺帝妥懽贴睦尔年少即位，并且被皇太后卜答失里视为过渡性的皇帝，只能表现出顺从的姿态，以求自保。有人曾向他建议：“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这样的建议显然符合顺帝的愿望，他特别营造出了“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的样态，为伯颜的专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伯颜则肆无忌惮地展开了恶劣的政治表演。
元统二年五月，中书省左丞相撒敦请求以唐其势代其为相，唐其势谢绝了这一安排。燕铁木儿家族成员的这种自我更换位置的行为，引起了中书省右丞相伯颜的警觉，他由此加紧了消灭与之对峙力量的步伐。一方面，为拉近与皇太后的关系，伯颜于元统二年十月筹划了为皇太后上尊号的仪式，并且派船只出海贸易，专为皇太后营利。另一方面，伯颜于元统三年三月唆使御史台官员上言：“丞相已领军国重事，省、院、台官俱不得兼领各卫。”这一建议被采纳，使得燕铁木儿家族的撒敦和唐其势等人不再拥有掌管侍卫亲军的权力，而伯颜则能够将朝廷的侍卫亲军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伯颜借撒敦去世的机会，于元统三年五月假惺惺地请求将中书省右丞相的位置让给唐其势，皇太后当然不会应允，只是任命唐其势为中书省左丞相。
对于这样的安排，唐其势大为不满，明确表示：“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唐其势等人密谋杀死伯颜，伯颜乃抢先动手，于元统三年六月以谋逆罪抓捕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并由此涉及了顺帝的伯牙吾氏皇后，《元史》对这一事件有以下记载。
初，唐其势事败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斩之，血溅后衣。伯颜奏曰：“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并执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邪。”乃迁皇后出宫，寻鸩之于开平民舍，遂簿录唐其势家。
在危急时刻，顺帝不肯对伯牙吾氏皇后施以援手，一方面是慑于伯颜的淫威，另一方面也有对伯牙吾氏皇后的不满。顺帝先已纳高丽女子祁氏（名完者忽都）为妃，甚为宠爱。伯牙吾氏皇后身为权臣的女儿，“习于娇贵，又轻帝年幼，见帝宠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几不胜。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穷问其罪，加烙其体”。正是这样的恶劣行径，引来了顺帝的愤恨，并葬送了伯牙吾氏皇后的性命。
唐其势等人被杀，撒敦弟答里聚集党羽起兵，但很快被伯颜派军镇压，并将答里等人处死。事定之后，在朝廷内部展开了清除燕铁木儿余党的行动，“罢燕铁木儿、唐其势举用之人”。元统三年七月，朝廷正式发出了平定叛逆的诏书，全文如下。
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铁木儿尝有劳伐，父子兄弟显列朝廷，而辄造事衅，出朕远方。文皇寻悟其妄，有旨传次于予。燕铁木儿贪利幼弱，复立朕弟懿璘质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颜，追奉遗诏，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铁木儿犹怀两端，迁延数月，天陨厥躬。伯颜等同辞翊戴，乃正宸极。后撒敦、答里、唐其势相袭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儿，图危社稷，阿察赤亦尝与谋，赖伯颜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构难，贻我皇太后震惊，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后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为心，亲挈大宝，畀予兄弟，迹其定策两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虽尝奉上尊号，揆之朕心，犹为未尽，已命大臣特议加礼。伯颜为武宗捍御北边，翼戴文皇，兹又克清大憝，明饬国宪，爰赐答剌罕之号，至于子孙，世世永赖。可赦天下。
按照这份诏书的说法，燕铁木儿及其家族成员都成了叛臣，伯颜则成了平定国难的大功臣。但是细纠此事，伯颜乃是所谓叛逆事件的真正导演者，他以激怒唐其势的方式，使其落入了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之中，达到了一举而彻底消灭异己力量的目的。
作为平定叛逆的回报，伯颜于元统三年七月享有了独相的位置，不再立中书省左丞相，政治平衡的格局变成了伯颜全面专权的格局。
为了给专权贴上合理的标签，伯颜于元统三年十一月将年号改为至元年号，并借顺帝之口，表明了要实施忽必烈时的善政。
朕祗绍天明，入纂丕绪，于今三年，夙夜寅畏，罔敢怠荒。兹者年谷顺成，海宇清谧，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为务，属太史上言，星文示儆。将朕德菲薄，有所未逮欤？天心仁爱，俾予以治，有所告诫欤？弭灾有道，善政为先。更号纪年，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遹尊成宪，诞布宽条，庶格祯祥，永绥景祚。赦天下。
这样的表态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伯颜所具有的是根深蒂固的反文治观念，所以在大权独揽后，陆续推出了八项颠覆文治的举措。
一是破坏礼制。后至元元年八月，在伯颜的倡议下，准备将皇太后册立为太皇太后，遭到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的反对。许有壬明确指出：“皇上于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则为孙矣，非礼也。今制，封赠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盖推恩之法，近重而远轻，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推而远之，乃反轻矣，岂所谓尊之者邪。”伯颜不听许有壬的意见，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册立太皇太后的仪式，并在十二月给太皇太后上了新的尊号。
伯颜为了获得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经常出入太皇太后宫殿，太皇太后也常有丰厚的回报，如后至元四年，太皇太后曾特别命将作院官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亦可谓之服妖矣”。由此，京城中有了“上把君欺，下把民虐，依着太皇太后”的传言流行，指的就是伯颜在太皇太后支持下的擅政行为。
二是废罢科举。后至元元年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三十人上书指中书省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伯颜包庇彻里帖木儿，不予处理，吕思诚等人全部去职。彻里帖木儿在江浙行省任职时，对于科举考试时的“驿请考官，供张甚盛”颇为记恨，明确提出了罢科举的动议。许有壬坚决反对废罢科举，于是在中书省内出现了伯颜与许有壬的以下对话。
伯颜：“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
许有壬：“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
许有壬：“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
伯颜：“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
许有壬：“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
伯颜：“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指许有壬）耳。”
许有壬：“若张梦臣（张起岩）、马伯庸（马祖常）、丁文苑（丁哈八石）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欧阳玄）之文章，岂易及邪？”
伯颜：“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
许有壬：“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
伯颜：“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
许有壬：“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
许有壬尽管澄清了他与吕思诚等人的弹劾彻里帖木儿无关，并且陈述了保留科举取士的理由，时任参议中书省事的铁木儿塔识等人也明确表示了保留科举的态度，但是难以改变伯颜的决定，因为伯颜早已向顺帝表达过反对学习儒学和反对科举的态度：“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其间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举未回，我不想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在伯颜等人的坚持下，后至元元年十一月正式颁发了罢废科举的诏书。科举取士是元朝中期以来的重要文治成果，罢废科举立即被视为反文治的代表性做法，引起了儒者的强烈不满。次年七月，礼部侍郎忽里台等人请求恢复科举，亦被伯颜所拒绝。
三是废官员推选法。后至元元年十一月，伯颜请准“内外官悉循资铨注，今后无得保举，涩滞选法”。已经实行多年的推荐官员方法，由此而终止。为使官员循资升降有所依据，又于后至元四年五月新建了考功机制，“命佛家闾为考功郎中，乔林为考功员外郎，魏宗道为考功主事，考较天下郡县官属功过”
。这样的考较官员不过是走走形式，实则官吏大多靠贿赂升职。“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
四是定严刑苛法。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后至元二年八月颁布了从严处罚盗贼的诏令：“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盗诸物者，照其数估价。省、院、台、五府官三年一次审决，著为令。”当年十一月，又颁布了“禁弹弓、弩箭、袖箭”的禁令。
权奸最怕来自各方面的不满和对抗，所以要用严刑苛法来震慑臣民。
五是强化民族歧视。元朝实行四等人制，本来就有涉及民族歧视的规定，伯颜则变本加厉，于后至元三年四月明令“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不许汉人、南人持兵器的禁令原来就有，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全部拘收汉人、南人马匹的做法，也从未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更为过分的是，伯颜还在后至元三年提出了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幸而未被顺帝所采纳。后至元五年四月，伯颜重申了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的禁令，以彰显其对汉人、南人的防范之意。
六是增加课税。伯颜于后至元三年二月设立了船户提举司和采珠提举司，以增加课税的方法为自己谋利。“立船户提举司十处，提领二十处。定船户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岁纳钞六锭，以下递减。”“中书参知政事纳麟等请立采珠提举司。先是，常立提举司，泰定间以其烦扰罢去，至是纳麟请复立之，且以采珠户四万赐伯颜。”
以前朝廷设立尚书省，重用理财之臣，还是为皇帝敛财，伯颜则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赤裸裸地为自己敛财，充分显示了权奸的贪婪本色。
七是毁坏前朝玉玺。伯颜将太府监保存的历代王朝玉玺磨去玺文，改制成押字图书的印鉴或饰物等，分赐给其手下，只有武则天的玉玺因为尺寸太小，难作它用，才得以留存。
八是滥杀宗王、大臣。后至元五年，伯颜构陷镇守北疆的郯王彻彻秃谋反，“奏赐死，帝未允，辄传旨行刑”。有人专门记录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丞相伯颜执国枋，忌王之贤。至元四年，王来朝，伯颜以子求婚而王不从，乃与从子婿知枢密院事者延不花谋构祸于王。明年，阴使人说昌王实蓝朵儿只，告郯王将为变。时王既奉藩和林，征下枢密院狱，鞫其家奴，无一验者。十二月，诏杀郯王光熙门外。”
还有人记下了当时人对伯颜滥杀的反映：“太师伯颜擅权之日，郯王彻彻秃、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以无罪杀。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绿》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五门之上。伯颜怒，令左右暗察得实，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数年，伯颜事败，方再入京。其曲曰：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柔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唐兀人亦怜真班，亦因为敢于直言而受到伯颜的迫害，“元统、至元之间，伯颜为丞相，专权擅政，嫉其论事不阿，出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杀其子答里麻，而谪置海南”
。伯颜制造这些冤案，完全是出于私怨，尤其是敢于向蒙古宗王下手，可见其已经到了毫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
伯颜专权带来的乱政，引起了社会的动荡，暴乱迭起成为顺帝后至元年间的重要政治表征。在边疆地区有广西徭民起义和西番边民起兵，在中原和江南地区见于记载的则有后至元三年正月的广州增城朱光卿起兵，二月的汝宁信阳州棒胡起兵，四月的合州大足县韩法师起兵，八月的“京畿盗起”，以及后至元四年六月的袁州周子旺起兵、漳州路李志甫起兵，后至元五年十一月的开封杞县范孟起兵等。这些起义或起兵虽然都被朝廷派军剿灭，但是已经显露出了天下不稳的先兆。
朝廷的乱政亦导致了谣言的蔓延，后至元三年夏季发生了“民间讹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时嫁娶殆尽”的事件，有人专门记录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后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自后有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者，各生悔怨，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之闻也。”
乱政必会带来人心不稳，自然难免出现这样的乱象。
对于伯颜的专权尤其是反文治恶行，有人勇敢地提出了对抗性的意见。如后至元三年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瞻思上书提出了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网十条建议，“时奸臣变乱成宪，帝方虚己以听，赡思所言，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赵承庆为此特别发出了“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的感叹。
其他人也对伯颜的恶行有隐晦的批评，见下面几章的叙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伯颜的反文治行为，反对声音是零散的，能像许有壬、瞻思一样的勇敢直言者并不多见，所以难以起到阻遏反文治逆流的作用。
伯颜把持朝廷的军政大权，气焰极盛，俨然凌驾于君主之上，将权臣政治发展到了极致。正如后人的记载所言：“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既诛唐其势，益无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燕者不花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时天下贡赋多入于伯颜家，省、台、院官皆出其门下，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也。”
伯颜还是个好名之人，不断为自己树碑加号，如后至元四年七月，“诏以伯颜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后至元五年四月，“立伯颜南口、过街塔二碑”。当年十月，又以伯颜为大丞相，加元德、上辅功臣封号。
伯颜的官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时人特别记录了其无耻的捞取名爵行径。
伯颜太师所署官衔曰：“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知经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户，合必赤千户达鲁花赤，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回回、汉人司天监、群牧监、广惠司、内史府、左都威卫使司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宫相都总管府，领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计二百四十六字，此系至元五年五月所署之衔也。
至元朝秦王太师潜行不轨，欲要誉于天下，以私钱十万锭，济怯怜口站户之乏。庚申帝下诏曰：“有臣如此，宜极褒嘉。”加以美称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又殆九锡之渐者乎。
后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谄佞者填门。略举其尤者三事，漫识于此，余者可知矣。有一王爵者驿奏云：“薛禅二字，往日人皆可为名，自世祖皇帝尊号之后，遂不敢称。今伯颜太师功德隆重，可以与薛禅名字。”时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乃伯颜之心腹，每阴嗾省臣欲允其奏。近侍沙剌班学士从容言曰：“万一曲从所请，大非所宜。”遂命欧阳学士（欧阳玄）、揭监丞（揭傒斯）会议，以“元德、上辅”代之，加于功臣号首。又典瑞院都事建言：“凡省官提调军马者，必佩以虎符。今太师功高德重，难与诸人相同，宜造龙凤牌，以宠异之。”遂制龙凤牌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牌身脱钑“元德上辅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时急无白玉，有司督责甚急，缉闻一解库中有典下白玉朝带，取而磨之。此牌计直数万定，事败毁之，即以其珠物给主，盖厥价尚未酬也。又京畿都运纳速剌言：“太师功勋冠世，所授宣命，难与百官一体，合用金书，以尊荣之。”宛转数回，遂用金书“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余仍墨笔，以塞其望。
伯颜的专权行为，不仅使顺帝极为不满，也使其族人有了可能被灭族的危机感。伯颜的侄子脱脱幼年时被伯颜养育，后师从于江南名士吴直方。在伯颜气焰极为嚣张之时，脱脱特别向其父马札儿台表示：“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要实施扳倒伯颜的举动，自然有极大的风险，不能不问计于吴直方，吴直方即明确指出：“《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脱脱听从了吴直方的建议，不仅与顺帝所亲信的世杰班、阿鲁、杨瑀等人密切交往，亦以大义灭亲、忘家殉国的表态获得了顺帝的信任。
脱脱等人原计划在后至元五年秋季发难，但是担心军事准备不足，不能一举拿下伯颜，不得不暂时隐忍不发。伯颜以开封杞县范孟起兵为借口，唆使御史台官员上书，称汉人不可为廉访使。吴直方告诉脱脱，以汉人为廉访使是不可废罢的祖宗法度，应直接向皇帝报告，脱脱即奏报顺帝，顺帝很快驳回了御史台的上书。伯颜知道此事与脱脱有关后，乃向顺帝怒言：“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顺帝则明确表示：“此皆朕意，非脱脱罪也。”
顺帝还反其道而行之，特别于后至元六年正月发出诏书，下令恢复了推选御史台官员的做法：“尝谓立法任人，乃为政之本，窃惟盛朝汲汲于求贤，孜孜而图治，然而立法虽已尽善，而守法者不能举行，欲人才进而治道隆难矣。今后凡遇保举德行才能可居风宪之人，监察御史并各道廉访司官所举之人，须要开写出身、历仕、行过，著明实迹，直言所长，结罪荐举。御史呈台司官，移牒总司，候承准劄付牒文，依例令蒙古、色目、汉人相参，覆察相同，然后申呈宪台，以备区用。”
有了皇帝的保护和支持，伯颜一时难以对脱脱下手，但脱脱等人亦意识到形势紧迫，确定了待伯颜上朝时将其擒拿的行动方案，并加强了宫廷的防卫。此举引起伯颜的警觉，他也加强了自身的护卫力量。
后至元六年二月，伯颜携燕帖古思等人出京前往柳林春猎，脱脱等人抓住这一时机，调动京中的怯薛和侍卫亲军，关闭京城城门，拒伯颜于城外，并发出了罢黜伯颜的诏书。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这份诏书，是由顺帝钦定的，有人专门记录了顺帝对诏文的改动，并以此来说明皇帝的聪明和智慧。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诏，黜谪太师伯颜。诏文有云：“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时字。”时伯颜以飞放为名，挟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将犯分。诏既成，遣中书平章只理瓦歹赍至彼处开读，奉皇太子归国，而各枝军马即时散去。盖一字之中，利害系焉。
为防止伯颜以燕帖古思为人质，顺帝已经派人于夜间秘密接回了燕帖古思。脱脱则在大都城门上向伯颜派来的人宣布皇帝旨意：“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唯伯颜一人而已。”伯颜当时尚在柳林，其亲信建议：“拥兵入宫，问奸臣为谁，尚未晚也。”伯颜知道所统侍卫亲军的各卫军已经难以被自己所用，乃无可奈何地表示：“只为汝辈尝时与脱脱不和，至有今日，尚欲误我也。情知皇帝岂有杀我之心，皆脱脱贼子之所为也。”颁发圣旨的使者随即来到柳林，各卫军的将士皆散走，伯颜还想入京见皇帝，使者则明言：“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时起行，无入辞。”伯颜不得不听命前往河南，不久又被迁往岭南安置，死于江西龙兴路的驿馆中。朝廷抄没伯颜的家产，“数月摒挡不尽”。有人特别题诗讥讽伯颜：“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朝廷罢黜伯颜，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闭锁大都的城门，可能导致城中百姓的不满和骚动，所以杨瑀明确提出了稳粮价、安民心的建议，并特别录下了当时的情形。
瑀于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夜，御前以牙牌宣入玉德殿，亲奉纶音黜逐伯颜太师之事。瑀首以增粜官米为言，时在侧者，皆以为迂。瑀曰：“城门上钥，明日不开，则米价涌贵，城中必先哄噪。抑且使百姓知圣主恤民之心，伯颜虐民之迹，恩怨判然，有何不可？”上允所奏，命世杰班殿中传旨于省臣，增米铺二十，钞到即粜。都城之人，莫不举手加额，以感圣德。
伯颜的盛极而亡，成为当时的重大事件。正如有人所记：“后至元间，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为不轨，贬岭南，道江西，死于荐福寺，遂殡于是。有人以诗吊之曰：人臣位极更封王，欲逞聪明乱旧章。一死有谁为孝子，九泉无面见先王。辅秦应已如商鞅，辞汉终难及子房。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儒臣胡助则用长诗的形式，痛斥了伯颜的以反文治为基本特征的权奸行为，并强调其恰配得到的是遗臭百世的政治评价。
自从天历干戈起，四海一家如鼎沸。权奸簸弄贪天功，攀龙附凤皆倒置。海内苍生望太平，鼎湖仙驭俄上升。老虎未死人莫测，孰扶日毂迟迟行。大夫当时秉大义，手挈神器正天位。爰立作相隆委寄，太师秦王势益炽。朝廷大权既已归，斥贤用邪图己私。变乱法度施横政，卖官鬻狱谁敢非。王侯将相望尘拜，歌功颂德多丰碑。九重深拱方无为，天下万事由太师。起居玉食胜天上，生杀贵贱操主威。千兵万马常自卫，爪牙武士争光辉。龙虎大符擅天宠，振古权臣无若斯。天变民灾何足恤，神人怨怒宗社危。纲常万古不可绝，君臣之分不可越。近郊出猎果何谋，飞扬跋扈当车裂。一朝天子奋乾刚，下诏薄责流远方。太阳杲杲冰山摧，凶徒恶党潜逃藏。家财簿录不胜计，石崇元载犹毫芒。德音屡闻天下喜，治道复还旧典章。呜呼，太师权势如火灭，鼎覆餗兮车覆辙。作诗哀之戒后来，遗臭百世何为哉。
朝廷清除了权奸，也算是正气压倒邪气，使人欢欣鼓舞。理学学者李存特别在诗作中表示：“权奸近已死龙兴，闽贼咸诛亦罢兵。”
元朝后期的理学家吴师道更在诗作中明确指出，消灭权奸后，需要拨乱反正，使朝政重归文治的正轨：“上圣方虚己，元台屡集凶。雷霆轰震怒，日月出溟蒙。一扫苛秦法，重恢大汉风。孔堂全简在，郿坞积金空。覆辙垂明鉴，更弦起隽功。戚休开一相，黜陟正群工。急务除民蠧，先宜择宪聪。”
也就是说，终结伯颜的权臣政治，就是要扭转反文治的思想逆流，这在当时的儒者中显然已经达成了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燕铁木儿和伯颜主导的权臣政治，尽管在擅权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呈现的是两类不同的权臣观念。一类是“善权”观念，即将专擅的权力着力于善的方面，保持文治或善政的政治取向。在这样的观念下，紧握权力是为了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违背儒家的权力授受原则，但是权力的行为输出具有稳定文治或善政成果的为公和利国作用，按照儒家的治道学说，还能勉强归入“君子观念”的类别，燕铁木儿秉持的就是此类观念。另一类是“恶权”观念，即将专擅的权力着力于恶的方面，坚持的是反文治、反善政的政治立场。在这样的观念下，紧握权力完全是为了个人或家族的私利，权力的行为输出具有明显的恶政特征，所起的是蠹国、害国甚至乱国的恶劣作用。按照儒家的治道学说，此类观念不仅应归入“小人观念”的类别，还可以专称为“权奸观念”，伯颜表现出的就是这类观念。元朝以前就已经存在这两类权臣观念，燕铁木儿和伯颜不过是在元朝后期的特定时点再现了这两类观念，并且突出表现为伯颜对阿合马、桑哥、铁木迭儿“恶权”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其行为自然会遭遇儒者的强力反对，并留下历史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