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元代卷》即《元代政治思想史》，讲的是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赶跑了元朝末代皇帝妥懽贴睦尔，建立大明王朝，前后163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轨迹。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吞并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的革新，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的国家——秦王朝起，声威远播，各地都称“秦”为中国。从此，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多民族国家，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即使在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年代，这种目标追求也没有中断、停止过。

例如，公元407年，匈奴首领勃勃自立为王，建立大夏国，并于413年在今天陕西靖边城北建立了都城。他自己为都城取了个“统万”的名字，说“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同年，又下诏改姓赫连，其曰：“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一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 为了“统一天下，君临万邦”而将都城定名为“统万”；为了示以正统，而令宗族支庶改姓“铁伐”，这些都表明赫连勃勃俨然以“正统”自居，要“统一天下”了。

又如，从唐末迁居夏州（今陕西横川县）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元昊的祖父）就曾“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了。到了李德明（元昊的父亲）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及至1038年，自号“兀卒”（意为“青天子”）的元昊，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立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的“西夏王国”了。西夏虽然实现了割据一方与宋、辽三足鼎立，但却永远甩不掉“中国”烙印。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上半叶，在西北还有一个以喀什噶尔和八剌沙袞为中心自称“中国皇帝”的黑汗王朝。

可见，中华文明的基因赓续不辍，不因分裂割据而中断，关键在于她所依托的农耕文明较之于狩猎、游牧文明的先进性。

秦汉以后，“大一统”局面屡遭破坏。从三国争雄到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后，便是人们所熟知的东晋、南北朝近300年的分裂割据，民族纷争。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融合迅速的时代。其后，隋、唐的“大一统”，赢得中华文明一个半世纪的光辉灿烂。然而，公元775年的安史之乱，又一次打破了“大一统”格局，历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等，南北对峙，分裂割据了500年，直到1276年元灭南宋，中国才复归于“大一统”。因此，元朝的建立，重启了中国“大一统”的新历程。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了。昔日互相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是整合元代政治思想史学科资源、规训元代政治思想史的边界和准则的重要前提。

二

近代以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兴起过程中，元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曾备受冷落。

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概括了从先秦到清末政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先秦以后（尤其宋代以后）的论述尤其简略，只重视对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简介，并在若干小标题下罗列相关资料，论述尤其简略，元代几乎没说。

1932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开始印行陶希圣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35年出齐。陶书第四编“王权再建时代”第六章“君主集权与道学王统的确定”第一节探讨了金、元的集权趋势，考察了蒙古帝国及封建制度的发达、宗教冲突及佛教之盛、交通与都市的发达、君权及官僚政治的发达、儒生的解放及道学的再兴和道统的确定，更多地集中探讨了理学官方化这一道统确定的社会条件。

吕思勉的《中国政治思想十讲》，由其1935年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而成，1935年12月至1936年12月陆续刊载于《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5期至5卷4期。作者在其著第九编“封建主义衰落期的各派政治思想（一）”的第四章“在元朝统治下社会矛盾的扩大和各派政治思想”中，探讨了充任元朝统治者统治工具的寺院哲学、不绝如缕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理学和表现农民阶级意识形态的“妖道”，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阶级学说引入了政治思想的研究中。

1937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谈到理学在元代的发展时指出，在元代的残暴统治下，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层利益都不同程度地损害，因而地主阶级的理学便发展为折衷朱陆的理学思想。他还列举出许衡、吴澄的思想加以说明，并斥之为不知大义的无耻奴才。

1937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第九章“宋明之政治思想”的第一节“宋元明思想之变迁”中，对元代政治思想的评述如下。

元主中夏，前后仅八十九年，学术思想极见消沉。虽元太宗、元世宗各朝，尊崇文教，但文化上仍无多大进步，学说思想仍不脱朱陆窠臼，在思想史上仅成为“南宋哲学”之余烬而已。

其后，杨幼炯介绍了“赵复讲学燕京，使二程及朱熹之传，赖以不绝”。又介绍了许衡、吴澄，认为“许、吴二人，一为祖述程朱，以实行为主；一主折衷朱陆，以尊德性为主。两者均为元代儒学之阐扬者” 。

在杨幼炯之后，20世纪40年代萧公权出版了两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萧书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政治学的观点，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以时代为经，思想流派为纬，囊括了从晚周至辛亥革命2500年间政治思想的变迁，以及历代具有影响的政论，还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仅在“因袭时期”的“秦汉至宋元”中罗列到元代。

以上，基本反映了近代以来元代政治思想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不受待见！其后的40年间，风云变幻，元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陷于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元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率先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开创新局面，唐宇元执笔的第三编“元代的理学”杀青。

理学的官学化是元代政治思想史的标志性特点。早在1976年，陈高华就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他认为金末理学几乎销声匿迹，元初赵复开办太极书院，使理学得以北传。之后经忽必烈幕僚窦默、许衡、姚枢等人的努力，通过举办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和指定理学教材等方式将理学逐渐推行至全国，仁宗后元政府以二程、朱熹及许衡等从祀孔庙，并把理学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确立了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陈高华还在《中国哲学》第9辑上发表了《陆学在元代》，探讨了元代陆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朱陆合流的发展趋势，指出在有元一代的思想领域中，真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朱陆合流的潮流。

此外，唐宇元在《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一文中的基本观点，都在随后1984年4月版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中得以展现。

1992年，徐远和以独立学派的视角出版了专著《元代理学与社会》，突出践履之学，强调理学的经世致用性，使日趋停滞的理学官学化向后来的心学转化。

如果说元代的理学研究，开启了元代政治思想史的新局面的话，那么葛荃写的《元代“用夏变夷”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则成为1996年11月出版的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的第九章，名正言顺地登上了思想史研究的界面。葛荃分析了元朝民族歧视政策与政治思想的发展趋势，认为从耶律楚材的“崇天命以论人事”“尊孔重儒”主张，到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潮和礼治思想，再到许衡入主太学，元仁宗诏行科举，钦定科场程式，标志着元代的理学官学化的最终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起元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还不得不提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套宏大的思想家评传丛书，对繁荣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例如杨建新、马曼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正夫、何植靖《许衡评传（附许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商聚德《刘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对各传主思想的评论，颇多独具慧眼，极具启发性，不可不读。

此外，此间各地还先后出版过一些通论性教材，如徐大同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引淑等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他们或多或少涉及元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些内容，不妨拿来一读，以开拓思路，增长见识。

三

以上，我们粗略地梳理了以往对元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探讨，不难看出，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13世纪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过统一的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都是汉族所建立，控制地域虽逐渐有所扩大，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得大一统不易，守大一统更难”。而由少数民族或奔袭大河上下，或驰叱大江南北，把台澎、云南、吐蕃、西域统统纳入版图，实现空前“大一统”的元王朝，却不以为然。不把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的史事划归元代正书，计算元朝统治时间只算89年，称“文化上仍无多大进步”，“在思想史上仅成为南宋哲学之余烬而已”，诸如此类，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为此，我们不妨另辟蹊径，如本书作者所言，实事求是地从“统治观念之变”“政治理论之变”“政治态度之变”“重要政治观念之变”等四个层面，对元代政治思想史的轮廓作出创新性地描述。由此，还须强调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13世纪初，大蒙古国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之间的猛烈碰撞，成就了成吉思汗草原帝国统治思想。他们笃信“天命”，崇尚武力征服，遇有反抗即“屠城”；奉行全民皆兵，倡导事主尽忠、宗族共享富贵、服从“扎撒”（法令）等信条。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几代大汗的惨淡经营，蒙古高原和北中国大地归于统一。但是从窝阔台汗起，“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乱象愈演愈烈，直到忽必烈汗集中力量进行南方的战争，征大理，灭南宋，并吐蕃，设立台澎巡抚司，才真正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500多年的分裂割据，实现史无前例的“大一统”，是为“武统”。

二是在草原帝国统治思想、农耕王朝统治思想的博弈过程中，忽必烈的“祖述变通”最终占据了上风。“帝中国，当行中国事”“附会汉法”，改元建号，立朝仪，建都城，立法度，正纲纪，罢世侯，行迁转，击豪强，黜脏吏。在灭南宋过程中，“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三令五申，“降不杀人之诏”，标志着国家统治从“大蒙古国的大汗”向“元朝皇帝”成功转型，加强“文治”，使天下一新。

然而，好景不长，完成“大一统”之后，忽必烈的鼎新革故的思想被“稽列圣之洪规”的保守主义倾向所替代，一面“附会汉法”，一面又沿用蒙古旧制，以至在体制方面，如税粮制度、军人待遇、刑法制度等呈现出“南北异制”。非但如此，在频繁地海外用兵的同时，还疏远、冷漠了推行“汉法”、倡导“治道”或“善政”的汉人或南人臣僚，重用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为代表的“理财派”，主张用增加赋税和检括钱粮的方法，使朝廷快速营利，并设立尚书省作为营利的制度保障。这些应视作完成“大一统”伟业的忽必烈思想转变为保守主义之后，在“王朝治理”上的若干败笔。

三是忽必烈之后，继位的成宗铁穆尔（1294—1307年在位）公开宣示“政治守成”，为元朝中期政治思想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只有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崇尚“重利”，喜欢“急政”。接着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1320年在位）革除武宗各种弊政，倡导“文治”，恢复科举，营造“理学政治”，却遭到皇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尔的干扰与破坏。接下来的是英宗硕德八剌（1320—1323年在位）力主破除“权臣政治”，宣布要“政治维新”，延续“理学政治”。其后，是借“南坡之变”登上帝位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1328年在位）开经筵、发展“文治”，奉行“守旧政治”。泰定帝去世不久，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战争。文宗图贴睦尔（1328—1332年在位）曾让位于其兄明宗和世（1329年在位八个月），和世随即被谋杀，文宗复即位，“以文饰政”，通过编修《经世大典》、设立奎章阁学士院来粉饰门面。文宗去世前曾留下以明宗之子继承帝位的遗言，先即位的是宁宗懿璘质班（1332年在位仅两个月），后即位的是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年在位）。当顺帝还处在幼帝阶段时，朝廷奉行“权臣政治”，燕铁木儿主张“善权”，保持“文治”与“善政”的政治取向；而伯颜主张的则是蠹坏朝政的“恶权”观念。这时的顺帝“不问政”。在朝廷清除伯颜势力以后，顺帝依然没有“亲政”兴趣，还是权臣主政。此后，先是脱脱主政，宣称“与民更始”；阿鲁图主政，重文治，完成辽、金、宋三史的编纂、颁布《至正条格》、实施奉使宣抚；朵儿只、太平主政时，“重善政”；脱脱再次主政时，更要“大有为于善政”。

总而言之，忽必烈逝世后，继位诸帝宣示“政治守成”，基本上延续了他所确定的政治思想路线。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倡导“文治”，崇尚儒教，重儒臣，开科举，将朱熹的著作列为考试的基本用书，以朝廷认可的方式确立理学政治理念的官学化，承前启后，前有南方学者赵复来燕京建太极书院，向北方学人传授朱熹理学学说，并将之喻为“王道之学”；后有在赵复影响之下，郝经、许衡、姚枢、窦默等共同研习朱学，强调“奄有中夏，必行汉法”。进而南北合流，刘因、吴澄挑起大梁，使理学政治理念系统化、官学化，成为元朝中期主流政治思想，左右着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发展。

是为序。

白钢
2021年8月23日处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