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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灭亡之后，北方的儒士，如元好问、杨奂、刘祁、李俊民等人，或选择隐居于山野，不仕新朝；或以受聘、应试等途径，服务于新朝；再加上理学北传的因素，在北方儒士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可分述于下。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属山西）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著有《遗山先生文集》《续夷坚志》等，并编辑了金人诗集《中州集》。
元好问不仅是金、蒙时期有名的诗人，亦留意金朝兴亡的历史，“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广泛收集遗文杂录等，并撰写了《金源君臣言行录》等书。
元好问还是北方儒士的核心人物，其政治态度对部分北方儒士有较大影响。
元好问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蕴含在传输儒家思想的“教”之中，并且特别强调了只有努力兴学，才能实现“教”的目标。
首先，元好问阐明了“圣人之教”的重要性。即便是道教所崇扬的“道”，也应该寓于儒家所说的“教”之中。
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士、农、工、商各有业，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严、夫妇顺，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义礼智，典章法度，与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养生送死而无憾。粲然而有文，欢然而有恩。于圣人之教也，若饥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达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须离，至百世、千世、万世而不可变。其是谓之教，而道存焉于其间。
按照这样的解释，只有谨遵万世不变的圣人（孔子）之教，才能维系基本的政治秩序，这恰是身处乱世的元好问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其次，元好问明确了“教”与治国的关系，元好问特别就此做出了以下的论述。
治国、治天下者有二，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为用，废一不可。然而有国则有刑，教则有废有兴，不能与刑并。
也就是说，与“刑”相比，“教”更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引起治国者的高度重视，才能发挥“教”与“刑”相辅相成的作用。
再次，元好问说明了“教”的主要内容是“政”，并对“政”作了具体的解释。
教则学政而已矣。去古既远，人不经见，知所以为教者亦鲜矣，况能从政之所导，以率于教乎？何为“政”？古者，井天下之田，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射乡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贤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尝见于设施而去焉者为之师，教以德、以行，而尽之以艺。淫言诐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士生于斯时，揖让酧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间，学成则为卿，为大夫，以佐王、经邦国，虽未成而不害其能。
元好问所说的“政”，实际上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而学“政”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培养能够为“政”的人才。
最后，元好问强调了“教”是“文治”的基础，并作出了以下评论。
或者以为，井田自战国以来扫地矣，学之制不可得而见之矣。天下之民既无以教之，将待其自化欤？窃谓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师，夫岂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岂独厚于周而薄于世乎？
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属。武克刚矣，且以文治为永图。
按照元好问的观点，之所以重视圣人之教，就是要使依赖武功的新王朝，能够尽快步入“文治”的轨道。
重教必须兴学，并且要重视当世的兴学。但是，兴学既要有合适的人，也要有合适的机会。如元好问所言：“夫兴学，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责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自大安失驭，中夏坂荡，民居、官寺毁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所待矣。”
忽必烈招揽儒士，兴修庙学，元好问认为兴学的时机已经来到，所以对忽必烈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比年宾礼故老，延见儒生，谓六经不可不尚，邪说不可不绌，王教不得不立，而旧染不得不新。顺考古道，讲明政术。乐育人材，储蓄治具。修大乐之绝业，举太常之坠典。其见于恒府庙学者，特尊师重道之一耳。夫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理有必至。癃老扶杖，思见德化之成。汉来美谈，见之今日。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矣。
元好问之所以对忽必烈如此称赞，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真正重视儒士和文治的人，其兴学才能具有弘扬圣人之教和培育治世人才的真实意义。
除了以兴学来为国家培养人才外，元好问还特别注重改变遭遇战乱的儒士的困窘状态。1233年，元好问特别写信给耶律楚材，向他推荐治世人才，
可节录于下。
伏惟阁下辅佐王室，奄有四方，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凡所以经造功业，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门下贱士所敢与闻。独有一事，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
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者，必借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
窃见南中士大夫归于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孔元措），耆旧如冯内翰叔献（冯璧）、梁都运斗南（梁陟）、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王若虚），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贲，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焕然（杨奂）、李庭训（李过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洺水张仲经（张澄），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
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
元好问推荐的54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新朝的人（包括投身于汉人世侯的儒士和被忽必烈招到王府访问之人），有孔元措、梁陟、王鹗、杨奂、魏璠、高鸣、李冶、敬铉、杨果、徐世隆、李仝、曹居一、刘郁、商挺、赵著、乐夔、张澄17人。第二类是不在新朝任职的人，应有冯璧、高唐卿、王若虚、王纲、王贲、李浩、张徽、李过庭、李献卿、李天翼、刘汝翼、谢良弼、吕大鹏、李恒简、李禹翼、张圣俞、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李蔚、胡德珪、李微、李彦、张辅之、王铸、刘祁、贾庭扬、杨恕、杜仁杰、麻革、赵维道、杨鸿、张肃、勾龙瀛、程思温、程思忠37人。尽管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人服务于新朝，但是元好问显然代表了部分北方士人愿意与新统治者合作的意愿。
元好问无论在金朝为臣，还是后来作为隐士，对金朝的“文治”都有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对金章宗时的“盛世”赞誉有加。
臣窃伏睹章宗皇帝以仁圣之姿，渊懿之智，缉熙光明之学，正心诚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间，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贵，舆台皂隶之贱，皆不言而喻，不约而随，不契而合，不胶而固。
由“治”到“乱”，给北方士人以沉重打击，“壬辰（1232年）之乱，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
。在这样的形势下，元好问提出了士人的责任和选择问题。如战乱后山西（晋）只留下儒士百人，元好问特别发出了一番言论。
从是而往，所以荣吾晋者，在吾百人而已；为吾晋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耶？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龌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
为回答这样的问题，元好问先强调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因个人条件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士人：“盖人之品不齐，而论人之目亦不一。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
士人容易有远大的抱负，但是确实要在做何等级别的士人中作出符合自己条件的选择，因为强行上位的士人未必有好结果：“盖天禀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以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以此而拟诸君，亦庶几有措足之地。”
元好问还强调，士人无论选择“出世”还是“入世”，自尊、自律、自省最为重要。
所贵为君子者三：曰气，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谓气，有所受之谓量。气与量备，材行不与存焉。本乎材行、气量，而绝出乎材行、气量之上之谓品。品之所在，不风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轻以予人。阅百千万人之众，历数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见之。
也就是说，要成为君子，最应追求的是达到“品”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士人必须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元好问对自己就有不少的要求，如“三纲五常之在，犹衣食之不可一日废”
，是对士人本色的要求；“人以贫为辱，我以贫为福。人以俭为诈，我以俭为德”
，是对士人基本价值观的要求；“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则是对士人行为的要求；等等。
官宦生涯和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留恋和追求。元好问在诗中多次强调了淡泊官场和名利的观点。
帝城西下望孤云，半废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从仕乐，书生只合在家贫。悠悠未了三千牍，碌碌翻随十九人。预遣儿书报归日，安排鸡黍约比邻。
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误半生。不画幼兴岩冗裹，野麋山鹿欲何成。
书生千古一齑肠，盖世功名不自偿。更笑登封武明府，两盂白粥半生忙。
虚名不值一钱轻，唤得呶呶百谤生。可惜客儿头上发，也随春草都输赢。
元好问参透了官场的险恶，所以在金朝灭亡后不再出仕，他不仅对自己的“去官”心理作了解释，还对出仕之人提出了善意的警告。
壮事本无取，老谋何所成。人皆传己死，吾亦厌余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叹，辛苦惜虚名。
一寸名场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江山似许供诗笔，糜粥犹能到酒杯。卖剑买牛真得计，腰金骑鹤恐非才。游从肯结鸡豚社，便约岁时相往来。
官职有何好，廪凛蹈危机。车尘及马足，捧手仍伭眉。弃去何足道，无从脱絷维。不如听其然，岁晚傥可期。此心未驯初，养虎时饱饥。一为金石止，坐阅万物驰。汨泥扬其波，哺糟醊其醨。
元好问还明确表示，如果选择“归隐”，就要作真正的隐士，他还就何为隐士作了专门的解释。
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所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
在元好问看来，显然是只有心静而隐，才是真隐，不必在乎隐的环境，也不必刻意去区分小隐和大隐。元好问自我享受的，就是其诗中所描述的真隐生活。
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
天门笔势到闲闲，相国文章玉笋班。从此晋阳方志上，系舟山是读书山。
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
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杀人。
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一篇诗遣兴，三盏酒扶头。千载陶元亮，平生马少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复何求。
对于士人而言，参透人生可能比参透官场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多数人对此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元好问特别强调了对人生应抱定顺其自然的态度。
万期流转不须臾，物物观来定有无。王席纸衣仝一尽，枉将白骨计枯荣。
凫短何如鹤有余，非鱼谁谓子知鱼。一枝莫作鹪鹩看，水击三千不羡渠。
太虚空里一游尘，造物虽工未易贫。臧获古来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饥人。
青盖朝来帝座新，岂知卫瓘是忠臣。洛阳荆棘千年后，愁绝铜驼陌上人。
六国孱王走下风，神人鞭血海波红。无端一片云亭石，杀尽苍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黄金浮世等闲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尽向人间种白头。
泗水龙归海县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
昨日东周今日秦，咸阳烟火洛阳尘。百年蚁穴蜂衙里，笑煞昆仑顶上人。
半纸虚名百战身，转头高冢卧麒麟。山间曾见渔樵说，辛苦凌烟阁上人。
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人生定能几，肺肝日相仇。井蛙奚足论，裈虱良足羞。正有一朝乐，不偿百年忧。古来帝王师，或从赤松游。大笑人间世，起灭真浮沤。曾是万户封，不博一掉头。有来且当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复悠悠，大川日东流。红颜不暇惜，素发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挥杯劝浮邱。因之两黄鹄，浩荡观齐州。
荣叟老带索，原生纳决屦。邈哉此前修，久而道弥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忧虑。量力守故辙，余荣何足顾，栖迟固多娱，几人得其趣。
元好问在当时更出名的是他的诗作，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他在北方士人中的精神领袖作用。应该看到，元好问以圣人之教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以兴学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以及倾向于“出世”的政治态度，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这也确实符合他作为隐士的生活状态，实际上也是在面对乱世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恰是在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后，才能使元好问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更为透彻，更能影响与他命运相同的人。要全面了解元好问的政治理念，显然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特征。
杨奂（1186—1255年），字焕然，号紫阳，乾州奉天（今属陕西）人，金末屡试进士不中，元太宗九年（1237）以儒生就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在任十年后辞归，著有《还山集》《正统书》等，但只有《还山遗稿》2卷传世。
杨奂的政治观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正统问题的系统阐述，以及对耶律楚材治世理念的附和与补充。
杨奂所著《正统书》60卷，今已不存，但是现存的《正统八例总序》，
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
杨奂首先指出正统已成为为祸天下的问题。“正统之说，祸天下后世甚矣。恨其说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弥漫，而不知剪遏也”。正统的核心问题应是“正”，而杨奂质疑的恰恰是“正”的标准：“既不以逆取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其正乎？”杨奂还明确指出，王莽和曹操的逆取，桀、纣等的按世系承袭，秦灭六国、晋灭吴、隋平陈等取得大片土地，都不能算作“正”。
杨奂认为应将“王道”作为“正”的标准。针对有人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的观点，杨奂指出：“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不然，使创者不顺其始，守者不慎其终，抑有以济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欲，必至糜烂其民而后已，其为祸可胜计耶！”也就是说，只能将能否坚持王道作为衡量是否正统的唯一标准，而不用考虑其他标准。
杨奂把历代的帝王传承分成八种情况，即所谓的“正统八例”：一是“得”，即得天下；二是“传”，即禅让；三是“衰”，即王道衰微；四是“复”，即中兴；五是“与”，即给予；六是“陷”即乱政；七是“绝”，即暴政自绝；八是“归”，即天下臣民归心。
孰为得？若帝挚而后陶唐氏得之、夏、殷绝而汤、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书曰得，何也？庶几乎令其后也，未见其甚而绝之，私也。见其甚而不绝，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传，固也。武德、贞观之事，既书高祖曰得，继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谓我之功也。功著矣，夺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传者，诞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灵武之号又建，启之不正，习乱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变例之一也。
孰为传？曰尧而舜，舜而禹，禹而启，周之成、康之类是也。
曰衰者何？如周道衰于幽、厉，汉政衰于元、成之类是也。
曰复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类是也。晋惠、中宗则异于是，所谓反正者也，故附见之，此蒋
之论也。惠帝既复而夺之，何也？咎其为贾后所制，至废其子，以成中外之乱，德之不刚也。德之不刚，君道失矣。犹中宗改号而韦后与政，使武氏之烬复然也。
曰与者何？存之之谓也。有必当与者，有不得不与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续汉祀，必当与者也。晋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与者也。昭烈进，魏其黜乎？曰莽、操之恶均，却莽而纳操，诚何心哉？党魏媚晋，陈寿不足责也。而曰不取于汉，取于群盗之手，其奖篡乎？魏晋而下，讫于梁陈，狃于篡弑，若有成约。今日为公为相，明日进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锡，明日加天子冕旒，称警跸矣。今日僭皇帝位，降其君为王为公，明日害之，而临于朝堂矣。吁，出乎尔者反乎尔，其亦弗思矣乎。史则书之受禅，先儒则目曰正统，训也哉。曰晋不以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与之，何也？顺生顺，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废之哉？曰后乎此者不得与，斯何也？恶之也。何恶之？恶其长乱也。不然，乱臣贼子何时而已乎！《公羊》曰：“录内而略外。”舍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残忍，亦甚矣。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且肃宗扫清巨盗，回轸京阙，不曰复而曰与，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与明宗、柴、郭，何也？贤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愿天早生圣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约已也，世宗不死，礼乐庶几可兴。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业，殒于垂成也。
曰陷者何？夏之有穷浞，汉之有诸吕、新室，晋之永嘉之祸，唐之武、韦、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从陷例，何也？曰置秦于大乱不道者始皇也，诱始皇于大乱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职，在论一相。是年也，斯之复相之年也。恶恶者疾，故揭为不哲之鉴，以著辅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书陷者何？以短通丧而启异端也。短通丧者，灭天性也。启异端者，乱天常也。虽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严后世之戒。
曰绝者，自绝之也，桀、纣、胡亥之类是也。
曰归者何？以唐虞虽有丹朱、商均，而讴歌讼狱归于舜、禹，桀、纣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归于汤、文矣。曰汉之建安十三系之刘备何也？以当阳之役也，夫我不绝于民，民其绝我乎。诗之皇矣：乃眷西顾，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纣德尔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潜德言也。曰归或附之以陷何也？示无二君也。
按照今天的理解，杨奂的“正统八例”应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续统”，包括得、传、复三例。第二类为“乱统”，包括衰、陷、绝三例。第三类为“变统”，包括与、归二例。
在杨奂的“正统八例”中，亦包括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还就汉族建立的王朝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是否为正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应该说，这恰是其“正统辨”的亮点所在。
杨奂还强调之所以讨论正统问题，有三个重要的目的。一是“矫诸儒之曲说”，即纠正前人对正统的错误看法。二是引历代治乱得失，以为借鉴。三是最重要的，即为道义张本和为治国提供理论依据。
敢问唐、虞之禅，夏后、殷周之继，存而不论，何也？曰圣人笔削之矣。起于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圣人既殁，微言之不闻也。而周之世书秦之事何也？著其渐也。秦之叛僭不能制，则周之弱见矣。秦人承三代之余，混疆宇而一之，师心自恣，绝灭先王典礼而专任执法之吏，厉阶既作，流毒不已。呜呼！王道之不明、赏罚之不修久矣。然则发天理之诚，律人情之伪，舍是孰先焉。曰通载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纣、幽、厉致乱之已事也。曰通议者，秦汉六朝隋唐五季所以兴亡之实迹也。因以仰述编年之例，具录而无遗，索其梗概，不过善可以为训，恶可以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于理，所取也，敢强为之可否。苟有外于理，所去也，必补之以鄙见者，将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为斩绝不根之论，徒涉于乖戾耶。盖得失不尔则不著，善恶不尔则不分，劝诫不尔则不明。虽绵历百千世，而正统之为正统，昭昭矣。卓然愿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废，日思所以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则国家安宁长久之福，可坐而致。其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杨奂在乱世中讨论正统问题，实际上是有所期待的，就是当政者能够重视他的说法，通过皈依正统而实现儒家的治国愿望。
杨奂认为“当崇奉者，圣人之功也；当践履者，圣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则与事淫祠野庙等矣”
。为了表示对圣人的尊崇，杨奂曾于1252年专程拜谒孔子故里，不仅强调圣人“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乱者也”；还以“读圣人之书，游圣人之里，幸之幸者也”自诩。
杨奂认为行圣人之道的关键因素就是要学习圣人之学，不仅君和臣要学习，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学习。
后世莫不有志于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谓之时势之异不可也，学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学而后王，臣必学而后仕，虽匹夫、匹妇之贱，靡不学也。后之世，君学而臣不学者有之矣，臣学而君不学者亦有之矣。且农有农之师，工有工之师，以一家一国，至于奄有天下之大，不资于学，虽尧、舜、孔、颜之质，有能不为物之汩没者，几希矣。
杨奂自己就是一生学习不辍，曾自述道：“余须发未甚白，精神未甚悴，以年齿计之，六十有九，衰以宜矣。所幸者，目读蝇头细字，如举子时。平生著述外无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乐也。”
杨奂在这样的自述后不久即去世，确实体现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坚持精神。
杨奂受命担任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积极支持耶律楚材的各种治世举措，曾特别记道：“开创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县犹以财赋自赡。不重其权，则无以铲其弊。故官吏污滥得廉纠之，刑赋舛错得厘正之，至于风俗之疵美，盗贼之有无，楮货之低昂，得季奏之。凡在吏，许自辟以从，被选者以为荣。”
杨奂还曾对耶律楚材说：“仆不敏，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而理财赋，已非所长。又，河南兵荒之后，遗黎无几，烹鲜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扰之，糜烂必矣。愿公假以岁月，使得抚摩创罢，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一之助。”杨奂要求不用“急政”，得到耶律楚材支持，所以杨奂到河南上任后，“条画约束，一以简易为事”。有人要求增加赋税额度，被杨奂呵斥为“剥下罔上，若欲我为之耶”，赋税额不但不增加，还减少了四分之一，“官民以为，前乎此，盖未有漕司惠吾属之如是也”
。也就是说，杨奂确实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体现了儒士理政的价值，这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杨奂任官十年，自知不能力挽狂澜，所以对避世之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如他所言：“人心何尝不善，而所以为善者，顾时之何如耳！方功利驰逐之秋，而缯缴已施，陷阱步设，则高举遐飞之士，不得不隐于尘外，此有必然之理也。”
应该说，在这方面杨奂比耶律楚材更看得开，所以在离开官场后少了许多烦恼，能够以读书自娱，颐养天年，在诗作中亦有相应的描述。
渭水遥通洛，函关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归身。梦寐嫌为客，妻拏不讳贫。一官无可恋，花气五陵春。
世事元无定，人生只合闲。君今悲白发，我亦负青山。废郭官居冷，荒年旅食悭。最怜情义厚，朝至暮方还。
无穷惟永日，有尽是流年。白发谁能免，丹经恐妄传。会心人健否，到处冡累然。衮衮风波地，方思万里船。
一饮甘河万事休，唤回蝴蝶梦庄周。口传铅汞五篇缺，神驭云龙八极游。寰海玄风开羽客，遇仙清迹想毛裘。百年更有何人酌，人自无缘水自流。
还需要注意的是，杨奂的正统辨尽管颇有价值，但是当时只是在北方儒士的小圈子里为人所知，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他的观点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在后来儒士讨论正统问题时，沿袭了他对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亦属正统的看法。
刘祁（1203—1250年），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金末参加进士考试失意，发奋读书，以能文名，1238年儒士考试中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归潜志》《神川遁士集》等。
刘祁曾身处汴梁，目睹了金朝灭亡时君臣士民的各种表现，并认真思考了导致金朝灭亡的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士人的种种问题。
金朝的末代皇帝没有桀、纣之恶，并且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为什么迅速败亡？为回答这一问题，刘祁撰写了《辩亡》一文，指出有六个重要因素导致了金朝灭亡。
一是根本未立。刘祁历述了金朝诸帝的作为，指出章宗朝“政令修举，文治灿然”，是金朝的极盛时期，但是“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恰是因为有金一朝未能深究保国保民之道，其根基并不稳固。
二是未尽行“中国法”，难得士人之心。金朝虽然能用辽、宋人才，典章法度均出自书生之手，但是未能尽采汉制。“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大定为金世宗年号，明昌、承安为金章宗年号）。金宣宗时，问题更为严重，“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从治国而言，不行汉法和不用汉人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正如刘祁所言，两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三是奢靡之风影响国运。金章宗时，“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大安、贞祐为卫王允济和金宣宗年号）。奢侈和阿谀奉承误国，历代有之，金朝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例证。
四是决策失误导致难挽颓势。刘祁指出迁都汴梁是一重大失策，如果坚守关中，仍可以坚持多年，可惜主政者轻易放弃了关中地区，“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坐以待毙。刘祁是因为汴梁很快被攻破，得出的这一结论。但是从纯军事观点看，即便是金廷全力经营关中，也未必能够有效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一样会走上败亡之路。
五是权臣、乱臣当道，或惑乱朝政，或因循苟且。金末颇多权臣、奸臣，把持朝政，“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倖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矣”（天兴为金哀宗年号，也是金朝最后的年号）。尤其是迁都汴梁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刘祁还特别列出了当时流行的反映宫廷风气的一些词汇。
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职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
王朝末年权臣、乱臣、庸臣当道，是中国传统农耕王朝政治的普遍现象，刘祁只不过是更生动地列举了金朝末年的具体表现，并以诗作反映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困苦和惆怅。
顽阴漠漠秋天黑，冷雨潇潇和雪滴。途中骑士衣裳单，半夜衔枚赴灵壁。中州近岁雨雪多，只因戍马窥黄河。将军锦帐衣千袭，马上挥鞭传令急。但令饱暖度朝夕，一死沙场吾不惜。九重日望凯歌归，安知中路行逶迤。愿将舞女缠头锦，添作征人身上衣。
青短荧荧照空壁，绮窗月上莎鸡泣。良人塞上远从军，独妾深闺长太息。忆初痴小嫁君时，谓君不晚拥旌麾。如何十载尚舆隶，东屯西戍长奔驰。秋风戎马临关路，千里持矛关上去。公家事急将令严，儿女私情那得顾。恨妾不为金鞴靫，在君腰下随风埃。恨妾不为龙泉剑，在君手内飞光焰。慕君不得逐君行，翠袖斑斓空血染。君不见重瞳凤驾游九疑，苍梧望断犹不归。况今沙场征战地，千人同去几人回，君回不回俱未见，妾心如石那可转。
六是漠视建言，错失救国良机。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李纯甫以小官上万言书，要求匡正时弊，被当政者视为迂腐可笑，纯甫遭此摧折后，“中年纵酒，无功名心”，刘祁为一代英才的此等遭遇颇感痛心。金朝迁都汴梁之后，“复有以机会宜急有备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为心，以至宗庙丘墟，家国废绝，此古人所谓何世无奇材而遗之草泽者也”。刘祁还记下了上书不被重视的亲身经历。
（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正月，下诏求言，于东华门接受陈言文字，日令一侍从官居门待，言者虽多，亦未闻有施行者。盖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诸朝贵如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户部尚书完颜奴申等披详，可，然后进，多为诸人革拨，百无一达者。
刘祁自己也曾愤然上书，并要求面见皇帝陈述己见，被人劝阻。皇帝出来巡城，刘祁欲上书，但一士人已抢先上书，皇帝命人接受上书后表示回宫观看，刘祁即不再上书，因为他认为皇帝如果重视士民言论，应该及时浏览上书，回宫观看实际上是托词，无非是应景虚文。也就是说，到了危难之际，连“纳谏”都成了虚样文章，这样的朝廷确实无药可救了。
刘祁将不尽行“中国法”作为金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代表的是中原汉人士大夫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尽行“中国法”的王朝，也未必能够长治久安），但是从揭示王朝兴亡的角度强调行“中国法”的重要性，对郝经等人后来提出“效行汉法”的政治观点，应有重要的帮助。
刘祁认为金朝科举取士的弊病，就在于考试方法的偏颇，带来了士人不认真读书和读书不多的毛病：“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
金朝迁都汴梁之后，更带来了文人相轻的严重祸患。
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初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只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
宋、金两朝都存在严重的科举弊病，按刘祁所言，金朝的科举至少在选拔人才方面应该是一个失败的例证。
刘祁在讨论国家兴亡的时候，还对有关士人的道行问题有进一步解释，实际上就是要阐明“君子之道”的多方面要求。
第一，刘祁认为国家有养育人才的职责，士人则应该有报效国家的抱负和行为。
国家养育人材当如养木，彼梗柟豫章之材，封植之，护持之，任其长成，一旦可以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啮之，斧斤伐之，则将憔悴惨淡无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云之势邪？士大夫亦然。国家以爵禄导之，以语言使之，精神横出，材气得伸，锐于有为，然后得为我用。傥绳以文法，索过求瑕，为之则有议，言之则有罪，将括囊袖手，相招为自全计矣，国家何赖焉？
第二，刘祁特别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强调士人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应有不同的政治行为。
大抵天下乱，则士大夫多尚权谋、智术，以功业为先。天下治，则士大夫多尚经术、文章、学问，以名节为上。国家存亡长短随之，亦其势然也。
吾道盛衰自有时，吾尝考之，如循环相乘除也。周衰，诸侯不礼士。至战国，则魏文侯、燕昭王辈拥彗筑台，师事焉，继以始皇坑儒之祸。汉末，藩侯不礼士，而光武则安车蒲轮征聘焉，继有桓、灵党锢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为将相，有势位，后有白马之灾。宋兴，内外上下皆儒者显荣，至宣、政极矣，至于金国，士气遂不振。而今日困顿推颓亦何足怪？但我辈适当此运者为不幸耳。
应该看到，刘祁提出的这两条要求是相辅相成的。指出国家治、乱时士人的不同表现，就是要强调士人应该审时度势，在不同的条件下都能为国家尽力，以此来回报国家对士人的培养。当然，国家也要有培养人才和善用人才的真诚态度和举措，才能使士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士人需有行道的高尚志向。刘祁对士人（士君子）的道德和志向有明确的期许。
士君子穷处不能活妻子、免饥寒，及其得志，则兼济天下，使民物皆得所。
举世之人日奔走经营，惟以衣食为事。士君子则安闲乐道，不以衣食为忧。举世之人所畏者，饥寒、患难、死亡。士君子则于饥寒、患难、死亡无所畏，使道义充于中，虽明日饥而死，无歉于天地。使行不义而动非礼，虽贵于王公，富极千金，而内以愧于心，外以怍于人。然则士君子之所为、所守，诚举世之人所背而驰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议其拙也宜哉。
幸生而为儒，忝学圣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国平天下，穷理尽性至于命，进则以斯道济当时，退则以斯道觉后也。
有人曾就此向刘祁发出过以下责问。
今吾子生当乱世，政英雄奋发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据土，奉王命为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镇，驰骋才谋取富贵。或如终童请长缨，入越，羁其王献北阙下，以功名著。不然，当效苏季子、司马长卿以文词谈说干人生，六印驷马耀乡俗。吾子奚独韬光晦迹，甘为弃物于一时，使平日所学眇不见锋焰，亦鄙陋之甚也。
刘祁则给予了明确的反驳。
若亦不闻君子之道乎？盖君子之道以时卷舒，得其时而不进为固，失其时而强进为狂。且先顾其内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学，岂将徒老焉？顾自鬻自求，贤者所耻，加之新罹蹇难，始欲自修，且将扫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后日为时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泽吾民？如或不然，虽终身潜可也。
吾虽非圣贤，亦安敢不学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
在乱世中，不能治国，至少还可以治家，刘祁对此有专门的表述。
国之不可治犹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犹能正其身，使家之齐而身之修，虽隐居不仕，犹可谓得志。故吾尝曰：虽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独不可太平乎？是诚在我者也。
也就是说，君子的行道之心，能由治国来体现当然最好，但不能为国操心而只能为家操心，同样显示的是高尚的情操。
第四，士人当以济人利物为事。士人除了有行道的志向外，还应该有匡世救民的行为，并且不受在朝在野的影响。
盖士之生世，惟当以济人利物为事。达则有达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执朝廷之大政，进贤退邪，兴利除害，以泽天下是也。穷则有穷而济人利物之事，所谓居闾里间，传道授学，急难救疾，化一乡一邑是也。要为有补于世、有益于民者，庶几乎兼善之义。
士人要匡世救民，应该是上到国家、下到乡里都能所有作为，关键是能否有作为的责任和积极性，这才是刘祁所强调的要求。
第五，士人应坚持儒家之学，自动抵御佛、道二教的侵蚀。在这方面，明显表现出刘祁对儒、释、道合一或三教并用的反对态度。
予尝观《道藏》书，见其炼石服气以求长生登天，又画符咒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条而斋醮祁禳，则云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禽兽无异。且有千佛万圣，累世殊劫，而以持诵、布施则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见，荣辱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异者往往为所诱，不亦悖哉！
第六，士人要会享“性命之乐”。刘祁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确实有不同的士人，并且有形态迥异的各种表现。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为公卿、宰辅以事业、功名显于后代者；有虽居下位不得柄用，犹能以节义自著者；又有浮湛闾里，应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洁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讽有闻者；又有研精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字画、绘画以名世者；又有纵酒放歌，废弃礼法以乐其形体者；又有抑情去欲、炼身服气以觊飞升者。要之各从所好，且有定数在，亦安能一其迹邪？
士人的表现可以不同，但是对于人生之乐，应该有共同的感受。
人之生有三乐，有志气之乐，有形体之乐，有性命之乐。夫事业、功名、权势、爵位，乐志气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乐形体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乐性命也。虽然，事业、功名、权势、爵位，得时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车马，富厚者之所备也；惟仁义、礼知、忠信、孝弟，虽不得时、不富厚而于我皆具，盖穷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时有志气之乐，又不富厚有形体之乐，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为养，其所享无一毫过于人，舍性命其何乐哉？
顾后穷达犹未可知，然则独守吾残编断稿者，犹未为痴计也。
也就是说，刘祁所追求的“性命之乐”，就是士人都应坚持的儒家之学，并且能以终生穷究学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
刘祁虽然认为“贤人君子得志可以养天下，如不得志，天下当共养之”
，但是对于士人在王朝存亡之际的表现颇有微词，不仅指出在金朝灭亡时“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进而感叹“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还在是否为献汴梁城的崔立书文立碑的问题上，直斥元好问等人有失士人风范，“诸公本畏立祸，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卖布衣之士”，即将书写碑文的责任转嫁给刘祁和麻革。
刘祁之所以著《归潜志》，就是要记下前朝事迹，以警示后人，“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
。在乱世中，能够潜心做到这一点，确实值得后人的重视。
刘祁对王朝兴衰原因的探讨，以及对士人作为的强调，表明的是较积极的政治态度，即个人面对乱世依然可以有所作为，至少能够有深刻的政治思考，这恰是他的政治观念的重要性所在。
与元好问、刘祁同时代的北方隐士，在其留下来的诗文集中展示政治观点的，还有李俊民、杨弘道、麻革、房皞等人。
李俊民（1176—1260年），字用章，号鹤鸣，泽州晋城（今属山西）人，金承安五年（1200）进士第一，金亡后隐居，著有《庄靖集》。
李俊民因精于术数，曾被忽必烈召见，“延访无虚日”，“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
。因此有人评价道：“世之知数者无出子聪（刘秉忠）右，而子聪犹让之。”
李俊民将蒙金战争看成“天祸”，对战争造成的破坏痛心疾首，叹息“中原可惜衣冠地，自古以来多废兴”
。他记录了承安五年经义考试的登科进士33人，“革命后，独与高平赵楠庭干二人在”，感慨“三十一人今鬼录，与君虽在各华颠”
。他还记录了战争中泽州的破败情形，“贞祐甲戌（1214年）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乙未年（1235）全州共剩973户，壬寅年（1242）续括漏籍户，全州才达到1813户。“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邪？百六之数，莫能逃邪？死者已矣，生者倒悬，何时而已邪？上天之祸，如此其酷，尚未悔邪？泫然记之，庶几父母疮痍之民者，生怵惕之心。”
李俊民记下这样的事实，就是为了使后人能够了解战争的残酷。
金朝的灭亡，既改变了国运，也改变了个人的人生轨迹，使得李俊民不由不为此嗟叹。
不周力摧天柱折，阴山怨彻青冢骨。方将一掷赌乾坤，谁谓四面无日月？石马汗滴昭陵血，铜人泪泣秋风客。君不见，周家美化八百年，遗恨《黍离》诗一篇！
宰肉陈平社，折腰元亮乡。车无门外辙，菊与径皆荒。所恨国难守，若为家不亡。天威寒气逼，急急下山阳。
对于能否由乱转治，李俊民抱的是消极看法，在诗作中反映了这样的情绪。
长剑何人倚太行，毡裘入市似驱羊。怒降白起不仁赵，死守裴侯无负唐。可奈昆炎焚玉石，更堪蜀险化豺狼。紫荆犹是阶前树，风雨何时复对床。
万井中原瞩汴梁，纵横大剑与长枪。昼烽夜火岂虚日，左触右蛮皆战场。丁鹤未归辽已冢，杜鹃犹在蜀堪王。此生不识连昌乐，目送孤鸿空断肠。
铁马长驱汗血流，眼前戈甲几时休？谁能宰似陈平社，那免悲如宋玉秋？漠漠微凉风里殿，萧萧残夜水边楼。千村万壑荒荆棘，何止山东二百州！
战争带来的破坏如此严重，并且在李俊民这样的隐士看来，根本看不到恢复的希望，所以在诗作中当然渗透的是悲凉的情绪。
李俊民赞成“以儒治国”的政治观，认为对于儒士来说，“秦坑秦即孤，鲁戏鲁寻削。伊谁蹈前轨，可谓来高阁”；儒术更为重要，“世治其术重，世乱其术轻。太平然后用，用然后太平”
；“盖有圣人之道，以断天下之疑”
。所以对于“大朝再试”即窝阔台时的儒士考试，李俊民自己虽然选择的是“出世”态度，但是对于其他人能有出头之日，持的则是肯定态度。
翰墨场中第一人，而今委翅在鸡群。纵横诗律凌徐庾，浩汗词源媲典坟。兵气横流存此老，天心未欲丧斯文。年来草就归田赋，啸傲南山卧白云。
邮筒寄后忆诗人，落落英才逈出群。试问槐花忙几举，可怜桂子落谁坟。浮沉且与陪中立，喜愠何尝见子文。倾破葵心望天表，龙庭不日会风云（原注：大朝再试）。
从这两首诗的口气可以看出，李俊民尽管自恃有才，但是他宁愿做个隐士，也不会去服务于新朝。
“出世”也要有一套带有理论色彩的说法，从李俊民留下的诗文看，大致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一是重义非利。发生在朝廷的义利之争，往往对百姓的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儒者必须坚持重义非利的基本倾向，李俊民用诗作对这样的倾向作了说明。
炎凉愁里过，陵谷暗中迁。素拙生生计，寻耕下下田。为嫌频告籴，却恨不逢年。门外催租吏，长妨对圣贤。
伟哉青云器，底蕴莫能见。开口论利害，坐客服雄辩。汪汪江海量，气不许黄宪。从来布衣愿，一掷轻百万。投瓜必报琼，岂望在焚券。虽承雨露恩，慷慨辄自献。与其便于己，孰若于国便。盖尝推此心，天下欲兼善。儒家惟有孟，日夜讲不倦。傥以利为利，请看《货殖传》。
驱驰戎马间，太平不复见。往往谈隽永，宁许齐士辩。有田宜早归，夺恐遭窦宪。再三欲买邻，愧我无千万。难倩沽酒奴，待立便了券。筹堂天下士，风度迈羲献。别后曳裾人，造门恨无便。握手再相逢，虚左待益善。平生身口累，老大折腰倦。莫讶陶先生，自作五柳传。
二是甘于淡泊。李俊民要做的是真隐而不是待价而沽的假隐，所以强调了甘于淡泊，是隐士的最基本要求。
脱却朝衫著纻麻，残年犹复梦京华。世情共指鹿为马，天意反教龙作蛇。白发不公人易老，青山有素恨无涯。那禁送别东郊外，满目离离溅泪花。
有客衡从说蓺麻，要教身后见西华。若为养得能言鸭，未解除他引睡蛇。归去稍知闲气味，荒唐犹种老生涯。眼前浮世凭谁问，独倚东风看落花。
愿为圣人氓，但得一廛田。大庇天下士，安用万间屋。我馆既定，我邻既卜。人寿几何，生理易足。约以自处，能者养福。非敢望设醴楚元，指囷鲁肃，冯欢食鱼，子思馈肉。乃有郑相葫芦，薛公苜蓿，阴将军之葱叶麦饭，石季伦之萍虀豆粥，吏部公之藜苋，天随生之杞菊，商山隐士之紫芝，少陵野老之黄独。请学为圃，中有樊迟之禄。至于华元羊羮，庾悦鸮炙，监州螃蟹，典签熊白，虽不至于嗟来，而客不可以不速。盖在人者，己所不为，在己者，人所不欲。以小人之心，为君子之腹。是则釜不须轑，鼎不须覆，犬不须吠，蝇不须逐。无事而食，有腼面目，噫，忘其朵颐之凶，以养吾之老饕，何其耐辱。
三是看破功名。对士人而言，最难的是能够看破功名。但是对于隐士而言，最能体现的恰是已经看破了功名，李俊民不仅强调“名不可贪，利不可逐”
，还自诩已经彻底抛却了功名。
鸱得腐鼠吓，犬笑狡兔死。唾手功名场，不知忧患始。
求为天下士，所望不亦厚？得少失有余，何况在身后！
猎猎霜风堕指寒，一鞭行色抵天山。马嘶衰草孤烟外，雁没长空落照间。入塞尽穿毡帐过，去乡须待锦衣还。功名大抵黄粱梦，薄有田园便好闲。
这光景，能消几度，大都数十寒暑。结庐人，在山深处，万壑千岩，风雨朝复暮。甚不管，堂堂背，我青春去，高情自许。似野鹤孤云，江鸥远水，此兴有谁阻。功名事，休叹儒冠多误，韩颠彭蹶无数。一溪隔断桃源路，只有人家鸡黍。歌且舞，更不住，醉中时出烟霞语。暂来樵斧，贪看两争棋，人间不道，俯仰成今古。
百年富贵，一觉邯郸梦。识破中流退应勇，纵生前身后，得个虚名褒贬处，一字由他。南董故园归去好，还肯同归，大厦如今有梁栋。对青天，咫尺列宿森然，君莫怪，不见少微星动。且拂袖林泉，作诗人，尽明月清风，笑人嘲弄。
四是看重“忍”。士人只有能忍，才能心宽，所显示的恰是隐士崇尚的处世哲学。
气留脐可暖，唾使面自干。无怨亦无恶，此腹如此宽。
忍之之意，非取望于圣人，盖将以自警耳。孔子语门弟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成王命君陈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圣贤以忍之一字谆谆而告人者，于血气方刚之时而戒之也。
五是少言。儒士在议论国政时需要的是慎言，当隐士就要少言甚至不言，尽管心知肚明，也要防止祸从口出。
梨园弟子，天宝之后，谁其知音。百岁遗叟，曲终怅然，泪迸林薮。时清眼明，万事缄口。
李俊民的“出世”甚至“遁世”观念，是在对政治极端失望的条件下产生的，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这样的观念不仅反映了真实的社会景象，还包含了对如何解决各种弊病的冷静思考，对于了解当时北方儒士的政治心态有重要的帮助。
杨弘道（1195—1277年），字叔能，号素庵，淄川（今属山东）人，金亡入宋，后北归，著有《小亨集》《事言补》等。
杨弘道辗转于金、宋、蒙之间，命运坎坷，从他1232—1249年的“门帖子”中，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政权下的心态和诉求：
壬辰年（1232）门帖子：“不求高爵列王臣，不愿金珠坐绕身。但愿全家度灾厄，白头重作太平人。”
甲午年（1234）门帖子：“儒馆庇身惭废学，官仓供米竟无功。授田傥复先王制，从此归耕畎亩中。”
戊戌年（1238）门帖子：“曾由直道踏亨衢，岂谓终身出险途。从此知非亦知命，镜中休镊白髭须。”
己亥年（1239）门帖子：“寒泉远汲怜儿小，白粲亲舂愧妇勤。馈食从今低举案，莫教人识五噫君。”
辛丑年（1241）门帖子：“生长般溪溪上州，一朝沧海忽横流。黍离麦秀悲歌里，华发归来完事休。”
癸卯年（1243）门帖子：“儿子形躯似我长，新年驻尔愿康强。但能碌碌全门户，莫羡人家画锦堂。”
甲辰年（1244）门帖子：“岁在龙蛇何足虑，庭踈兰玉最堪伤。故将西汉缇萦事，说与君家老孟光。”
乙巳年（1245）门帖子：“蒲城来往愧年除，赪尾柔毛从酒壶。唯有曹君不相弃，故穿深巷送屠苏。”
丙午年（1246）门帖子：“素贫贞士老还乡，觅食求衣借屋忙。三事就中先有一，立锥地上盖茅堂。”
丁未年（1247）门帖子：“数岁常怀未济忧，欲迁东府与西州。厨边井浅泉甘冷，大半因循为尔留。”
戊申年（1248）门帖子：“南坊妒宠如宫妾，北里争妍若市娼。唯有西邻安义命，东风也自到茅堂。”
己酉年（1249）门帖子：“己酉再逢鬓未魄，平生艰险饱经过。全家无恙自天祐，媚嫉之人如命何。”
从杨弘道的“门帖子”可以看出，在金朝灭亡前，他已经泯灭了仕进的念头，在一首诗中表露了他的心境。
客从长安来，色沮气不伸。问之何因尔，憔悴居贱贫。忠诚照肝膈，文彩动词臣。二者苟有一，亦足售其身。后前莫推挽，坎坷秋复春。尝欲仗一剑，万里清风尘。从军亦云乐，神武知何人。又欲挟一策，强国活斯民。夜义守天关，帝所高难陈。安能举进士，得失咸悲辛。十年一主簿，鞭棰还呻吟。安能罔市利，狙诈忘我真。所得难倍蓰，愧汗沾衣巾。闻说商洛间，山深风俗淳。自计亦已熟，抱书归隐沦。穷年读经史，志一疑于神。天道有反正，岂曰长混沌。诸君勋业了，我道亦精纯。礼仪稽在昔，政化持平均。出山应未晚，日月明昌辰。
他的另一首诗歌，则对1234年金亡之前的隐居生活有所描述。
我本阀阅子，结发事文章。处世逢厄运，坎坷徒自伤。鸡鸣狗盗间，溷迹潜辉光。凶年大兵后，荒城守空仓。负担非我事，徒步昔未尝。四肢不胜劳，憩息坐道傍。仰观云悠悠，俯视尘茫茫。东风吹叹声，丽日为苍凉。
杨弘道1234年入宋之后，曾被授予襄阳府学教谕，但是他于1235年即辞去此职，理由是自己“不事科举，而充府学学谕，为名不正；以名不正，而月费仓库钱米，为素餐”；“盖欲既劳而后食，则无所愧于其心”
。在宋境内的十余年，按照门帖子的内容，杨弘道过的是相当拮据的生活。1246年杨弘道返回家乡，作为52岁的一介贫儒，对家乡的破坏倍感悲哀：“哀痛淄州城再破，千里萧条断烟火。当时逃难逾黄河，二纪归来非故我。眼前十口不安生，白头又复辞先茔。若人方寸包藏恶，害物惨于城陷兵。”由于“亲戚故旧无在者，熟视田园，不敢为己有”，杨弘道不得不移居济南。
尽管全家无恙，但是杨弘道仍自称在济南士人中最为心苦。
余老而还乡，封树先茔，更期亲戚有在者，田园得三之一，一二故人相与往来，以慰余生。今亲戚无在者，田园为有力者所据，一二故人以余贫贱，疏绝不相往来，故曰济南士人，唯余心苦。
困苦的环境不仅来自战争的破坏，还有来自人为的破坏，杨弘道用诗作记下了当时的凄凉场景。
凄风羊角转，旷野埃尘腥。膏血夜为火，望际光青荧。颓垣俯积灰，破屋仰见星。蓬蒿塞前路，瓦砾堆中庭。杀勠余稚老，疲羸行欲倾。居空村问汝，何以供朝昏。气息谨相属，致词难遽言。往时百余家，今日数人存。顷筐长镵随日出，树木有皮草有根。舂磨沃饥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诛求尽地底，官吏有时犹到门。
杨弘道虽然贫困，依然淡泊名利，甘于隐居，并用诗词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感。
谁达谁穷谁后先，扬扬戚戚失之偏。白云出岫本无意，彩雉照溪私自怜。莫拟指困思鲁肃，何须伏弩杀庞涓。西山深隐有佳处，细斸黄精煮涧泉。
雪滋垄麦雨滋桑，五月薰风九月霜。山拥潼关遮陕右，地倾河水浸睢阳。英雄封建分诸国，主客安和浑五方。莫道书生无用处，也能歌雅美宣王。
繁花烟暖，落叶风高，岁月去如流。身渐老，叹三十年虚度，月堕鸡号。痛离散，人何在，云沉雁杳，浮萍断梗，任风水东泛西漂，万事总无成，忧患绕。虚名何益，薄宦徒劳。得预俊游中观望好谩，能出惊人语。瑞锦秋涛，莫夸有如神句。鸣禽春草，干戈满地，甚处用儒。雅风骚，援笔赋，归田宜去早。
杨弘道自言“余憨书生也，学不足以起身，文不足以明道，然而不为流俗之所惑者，盖尝深靠古道，笃信圣人之言故也”
。由于他“平昔喜孟子之书”，从孟子学说看当代士大夫，其作为颇为不齿。
夫仕有尊卑制禄之称，今也仕之卑者，不为制禄，而斗米束刍，绳之以法，举手蹈足，辄挂罪罟，折要于里胥，屈膝于县吏，平昔所养，消沮殆尽。
杨弘道对于仁义和义利的解释，遵从的也是儒家传统观点，强调只有坚持儒家的义利观，才能体现士人的本色。
夫人之所贵乎为士者，为其道存焉耳。仁义，道之本欤。仁以安人，义以利人。
古之君子志于道，不志于利，故善始令终，子孙逢吉。今之人不顾道义，惟急于趋利，寅而兴，卯而作，午不见其利，则心已迟之，殊不知以趋利为始，将何以令其终乎。
对于已经北传的理学，杨弘道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赵复作为理学北传的名师，其弟子编撰了《伊洛发挥》一书，赵复曾到济南，杨弘道与他有所交往：“愚虽敬受其书，而所居僻陋，不足以馆君；因病止酒，又不能与君对酌，但日相从游，听其谈辨而已。”
杨弘道对金朝的“文治”评价颇高，认为“前朝起艮，维据华夏，进用南北豪杰之士，以致太平。百余年间，民物殷富”。
在诗作中，也有“皇风皞皞吹王民，乐哉大定明昌人”的赞颂，
并借金中都之游，表现了对故国的追思和对金朝行汉制的肯定。
龙盘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仅两周。佛寺尚为天下最，皇居尝记梦中游。清明谷雨香山道，脆管繁弦平乐楼。莫对遗民谈往事，恐渠流泪不能收。
繁华消歇湛恩留，忍见珠宫作土丘。海日西沉燕市晚，塞鸿南度蓟门秋。恭光父子三纲绝，安史君臣百代仇。善恶相形褒贬在，世宗更比孝文优。
身处乱世之后，恢复“文治”的希望渺茫，在寻求出路时难免陷入苦恼中。如蒲台人王居济，既曾读书，又曾从戎，后遁入道门，杨弘道就他的命运提出了三问：“非以读书无成而为病乎？非以尝有官旋失之为病乎？非以投老无家，著道士服，寄迹一庵为病乎？”杨弘道的解答是：“为举子计，未及有成，以兵荒去乡里，更为权谋武士。余但见得随时之义，非读书之罪也。尝有官，遭大变革失之，非权谋之罪也。不幸丧家来归，寄迹一庵，非身之罪也。”“夫粟菜果窳，食物之佳种也，其或不熟，非佳种之罪也。土木金革，用器之良材也，其或不攻，非良材之罪也。”
杨弘道的观点是人的命运与时运相联系，时运不济，只能以平恕心处之，并且自戒自警，他给自己的铭言就是“熄暴怒，毋戏言，辟损友，塞祸言”，并且常以浮躁箴、懈怠箴、妒忌箴等自警。
应该承认，苦心和平恕，恰是对乱世中隐士的最有效的自我心理安慰。
麻革，字信之，号贻溪，临晋（今属山西）人，终生隐居不仕，但曾在武川（今属内蒙古）参加儒士考试，著有诗1卷，收入《河汾诸老诗集》。
面对战乱，麻革在诗作中显示出的是惊恐和无奈，所希望的则是马还牧野的和平景象尽快到来。
浩浩春风里，悠悠倦客情。天寒花寂寞，冰泮水纵横。念远心将折，闻兵梦亦惊。江山憔悴久，倚杖叹余生。
地入荒芜过客稀，村深门巷暮山围。悠悠独鸟穿云下，莹莹寒乌掠日飞。人事百年梧叶老，秋风万里稻花肥。兵尘河朔迷归路，惆怅平沙送夕晖。
古人相马不相肉，画工画马亦画骨。淡淡生绢一片云，眼中群龙何突兀。飞菟汗血天骥种，笔墨之间见飞动。前趋后逐互有态，涉啮行留分向背。丰草长林性本真，駉駉駜駜相与驯。开元天子盛监牧，四十万匹锦绣屯。人言息马战所重，风鬛霜啼惜无用。君不见幽燕飞鞚时，中原流血成渊池。只今征讨苦未休，金鞍铁甲弥山丘。安得放归如此马，饮水求刍恣闲暇。
对于地方官员恢复统治秩序的举动，尤其是兴学的作为，麻革像元好问一样，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夫刺史、县令，风化之首，然兴化者必由乎学校之兴。”“使人人知学向化，革暴为仁，易顽为驯，陶成美俗，当自兴学始。”
麻革虽然未见过耶律楚材，但是将耶律楚材视为“砥柱中流”，并对其考试儒士给予肯定，留下了“未拜荆州面，尝蒙国士恩”的诗句。
麻革先与杜仁杰、张澄隐居在河南内乡山中，后到朔北，习惯了隐士的淡泊和多愁生活，并强调在隐居中研读圣学，要求的是精而不是博。
汉制隆恩礼，周封列屏翰。人知尊帝胄，我但识儒冠。零落伤兰桂，孤城叹凤鸾。从今门下客，长铗向谁弹。
老境欢娱少，愁怀感叹长。世途多险阻，归兴渺苍茫。疏雨梧桐夜，西风蟋蟀床。平明揽青镜，衰鬓又添霜。
清流鸣前除，白云入晨扉。回顾陵谷迁，万事倐已非。著书入理奥，得句穷天机。前路政自迫，此道倘可几。殷勤抱中璧，黾勉留余辉。第恐遁世志，还负习隐讥。永怀泉上石，一觞与君挥。惜无凌风翰，遐举非所希。
读书不务博，造道当入微。一理贯万理，一岐会众岐。譬彼庖丁刀，騞然解牛时。节间即有得，肯綮宁复疑。道丧向千载，圣远孰可期。养勇敌所忾，养气动以随。心非安如山，遇变鲜不移。吾门有圣学，观心乃其师。宴坐一室中，自得实在兹。胡为滞纷感，
绎如茧丝。人生矧多欲，事物日以滋。牛羊践蹊径，虎豹攻藩篱。我尝叩天理，诚明不容欺。第恐达者事，还为狷者嗤。
可惜的是，麻革对儒学尤其是治道的见解未能留传下来，抑或是他过于谨慎，未将其见解付诸文字。
房皞（1199—？），字希白，号白云子，临汾（今属山西）人，隐居不仕，有诗1卷收入《河汾诸老诗集》。
房皞对官场有相当强的排斥心理，在诗中写道：“人以官为荣，我以官为辱。平生喜高洁，为官近卑俗。平生喜旷达，为官窘边幅。平生喜疏散，为官贵圆熟。平生喜忠鲠，为官多谄曲。”
由此，房皞淡泊功名、富贵，在诗作中多有表露。
岳阳城南吕公洞，道人见客无迎送。事少方知日月长，身闲未觉功名重。竹影松阴生午凉，山色湖光设朝供。高吟下视世间人，几人不在黄粱梦。
咫尺春风三十三，不如归卧旧烟岚。浮云富贵吾何慕，陋巷箪瓢分所甘。多语数穷深可戒，虚名无用不宜贪。寥寥孔学今千载，赖有斯人可共谈。
几见秋风几见春，一愁未已一愁新。闲中点检平生事，惟有清贫不负人。瓮面浮香处处春，任他时事百端新。自知野鹿山麋相，不是麒麟阁上人。
在战乱中选择归隐，既要安于现状，也要学有所守。对于前者，房皞在诗中写道：“四海纷纷尚戎马，我曹只合归林下。如椽大笔今无用，日课新诗自陶写。”“得个黄牛学种田，盖间茅屋傍林泉。情知老去无多日，且向闲中过几年。诎道诎身俱是辱，爱诗爱酒总名仙。世间百物还须买，不信青山也要钱。”
对于后者，房皞强调的是实学：“瓮面酰鸡积有年，近来雾豁见全天。出言最忌谈人恶，入德尤宜去自贤。回也屡空趋圣域，参乎一唯得心传。佛岐老径虽高绝。不及中庸道坦然。”“俗学为名多外饰，圣人养德贵中函。有时静坐深思省，三十年前总是惭。”
由此可以看出，房皞并不赞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观点，而是要坚持以儒学为实学，不能以“俗学”坏了儒家本色。
陈庾（1194—1261年），字子京，号澹轩，猗氏（今属山西）人，曾受命领平阳经籍所，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任平阳路提举学校官，著有《经史要论》《三代治本》等，已佚，现存诗1卷，收入《河汾诸老诗集》。
陈庾曾被忽必烈召见，但是并未成为忽必烈的谋士，而是返乡教学，在教学中“一本诸道德仁义”，并且形成一套关于“政”的学说，主要有四方面的要求。
一是以礼立政，“临事以敬，律身以义，用人惟贤，养民惟惠，体风俗而施教，察过失而立防，行之以宽柔简易之道，辅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谨之以进退赏罚之节，故曰：有礼，政事得其施。无礼，政事失其施也”。也就是说，礼是政的基础，礼缺必然导致政失。
二是立政要有原则，“政莫大于守法、爱民、任廉、去奸”，不宜过分依赖于用刑，“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且民不见德，惟刑是闻，公之政殆矣”。在这方面，陈庾强调的显然是仁治，而不是将恢复统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严刑苛法上。
三是立政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如在“寡过”方面，“行不归义，皆过也；反求诸义，其庶乎”；在“寡欲”方面，“无过则欲自寡”。只要坚持了义，才能无过失，并且真正做到清心寡欲。陈庾自己就是一个寡欲之人，对钱财视为身外之物。他曾对其兄陈赓说：“吾闻财多害身。今丧乱若此，而吾廪有余粟，藏有余布，不散不止。与为他人守，孰若分诸邻里乡党乎？”陈庾的散财建议亦得到了其兄的赞许。
四是立政要防止文人相轻。对于来自一些文人的鄙视，陈庾曾给予激烈的回击：“汉有董（董仲舒）、贾（贾谊），唐有韩（韩愈）、柳（柳宗元），宋有欧（欧阳修）、苏（苏轼），皆能上为国家重，下为儒林表。我辈幸遭盛明，不能以道义相尚，追踪前辈，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将安用之。”也就是说，文人应以学识报效国家或者昌盛学问，而不是只想着如何以攻击他人来博取自身的名望。
在与麻革有关的诗作中，陈庾既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有关“政”的论点，也显示了轻视功名利禄的基本态度。
四海纷挐战虎龙，惊麇无计脱围中。莫贪利禄招时忌，要学聱牙与世同。汝水应逢寒食雨，淅川行趂舞雩风。离心洗荡方如许，莫上危楼听断鸿。
弊屣功名懒著鞭，剧谈豪放本天然。闲来每爱从人语，醉里何妨对客眠。体瘁渐成中酒病，家贫全仰卖碑钱。堂堂一去今何在，三尺孤坟罩野烟。
风采琼林未足侔，一朝零落委山丘。君恩未赐金莲炬，天阙俄成白玉楼。诗类贯珠尤可玩，室如悬磬更堪忧。路遥未暇凭棺奠，怅望中条涕泗流。
对于能否由乱到治，陈庾所持的显然是悲观的看法，在诗作中亦有所体现。
当年叔子爱兹山，陵谷回头几变迁。纵使丰碑今尚在，游人谁复一潸然。
花气熏人动竹斋，贪春狂思若为裁。蜂黏落絮飞还坠，燕认新巢去复来。乱后精魂犹梦境，贫中风景剩诗才。江山信美非吾土，怀抱何时得好开。
寂寂柴关昼不开，虚檐独步意徘徊。百年素业南柯梦，一寸丹心古鼎灰。野老相过聊问讯，溪禽近啄不惊猜。好奇谁是刘公子，肯为扬雄载酒来。
陈庾的兄长陈赓（1190—1274年），字子飏，号默轩，曾任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著有《默轩集》等，已佚；现存诗1卷，收入《河汾诸老诗集》。陈赓在当时的文人中名气大于陈庾，但是留下的文字资料过少，只是有人称赞他“以力行为本”，“言论必本于理，喜怒不形于色”，任职时“皆能推诚尽礼以事其上，正身修德以化于下”
，表明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士人。在陈赓的诗作中，则可以看到他对金朝灭亡尤其是清谈误国的诸多感叹。
两晋崇玄虚，风流变华夏。举世尚清谈，天地指一马。依阿竹林贤，鸿名重天下。王郎衣冠胄，亦复慕草野。偶来剡溪上，溪水正清泻。扁舟信沿洄，气韵可潇洒。谁与好贤心，丹素入图写。山阴怀古意，欲揽不盈把。赋诗心夷犹，六义愧骚雅。西风尘冥冥，倘有知音者。
洛邑周初定，苍梧舜不还。九天来鹤驭，万国泣龙颜。俭德高千古，鸿勋际两间。无由望弓剑，云气郁桥山。寒食祀坟回，登临晋西原。
前朝废寺枕山河，尚有摩云窣堵波。故国已非唐日月，老僧犹指晋山河。年来筋力登临倦，乱后心情感慨多。石藓荒碑碎文字，他年更得几摩挲。
当年云构倚天开，一夕烟尘化劫灰。佛阁丹青余瓦砾，禅房花木亦蒿莱。春风万里骚人怨，落日千秋杜宇哀。断础荒烟无限意，一章诗律为谁裁。
尽管从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已经难以全面反映陈氏兄弟的政治观点，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就是他们在“政”的问题上都强调了对礼义的坚持，实则是要发扬光大儒家的传统治道学说。
段成己（1199—1279年），字诚之，号菊轩，稷山（今属山西）人，金末进士，金亡后隐居不仕。其兄段克己（1196—1254年），字复之，号遁庵，亦为金末进士。兄弟二人有合著的《二妙集》传世。
忽必烈在潜邸时，曾派人邀请段成己任平阳儒学提举之职，被段成己谢绝，依然做隐士，但是他对忽必烈即位后各地普遍重建庙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兵兴以来，庙学尽废，人袭于乱，目不睹瑚簋之仪，耳不闻弦诵之音，盖有年矣。国朝开创，复儒生之家以厉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远，民未尽劝，讼未尽息，余风遗俗，狃于旧而未尽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学故也。皇帝临御，天下庶事皆有条贯。越明年，分置学官，忧思以治道先后之不同，故郡县之学或有兴与未。
尤为重要的是，在兴学问题上，段成己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一是王者之道即夫子之道，段成己在为兴学撰写的碑文中特别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三代之学，考于经可见教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培植养育，积久而后，教化成，风俗美，太平之基立。培之深，故其成之也大。养之渐，故其传之也远。计其效，往往见于数百年之后，有天下者莫长焉，此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夫子之道也。有国者赖之，犹人之于谷帛，不可无也。……一治一乱，学有弊而夫子之道无弊。
段成己之所以强调王者之道即夫子之道，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孔子学说中有涉及王道的论述，还因为要治理国家，必须以儒学为基础，而儒学不兴，也就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王道。
二是兴学需与文治和修身相结合，段成己在叙述兴学过程的文字中对这样的观点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国朝革命，天下浸以文治，累圣尝致意于学矣。复儒生之家，分建学官，郡县之学次第而复。
国家开设学校，侯殚精极虑，只顺德意，不直为文具观美尚，为士者尽力于学而粹然一出于正。
人之性，初非不善也。一蔽于私，利欲梏焉，吝骄猾焉，虫贼之害交食于其中，其为禽兽不远矣。反而求之，养而存之，一日己私克而天理明，德宇廓然，见在咸仰，何则？修之而已矣。修之如何？非忠信无以立德，非刚健无以任重，必有立德之基，任重之实，而问学辞章以发之，斯可以成身矣。亦犹基址既固，栋宇既安，而黝垩丹漆以饰之，斯可以成室矣。此之不务，惟区区利达之徼，以口耳苟偷之习，为仕途进取之谋，谈圣学而又私欲，此《中庸》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岂惟为君子之羞。
也就是说，由儒士推动的兴学，不仅教学者要注重修身，学习者更要注重修身，否则难以为文治培育真正有用的人才。
对于功名、利禄和富贵，段成己则已完全看淡，只愿作一介与世无争的隐士，做世道兴亡的看客。
燕子归来人未归，平生事业与心违。天翻地覆春仍好，雨打风吹花又稀。淡抹平林烟苒苒，乱飘香雪絮霏霏。可怜光景诚虚掷，坐对虚尊到夕晖。
善恶人情已饱谙，岸纱宴坐看晴岚。折腰不是渊明懒，作吏原非叔夜堪。老去一觞犹有味，病来万事更何贪。从头悉读行年记，惭愧春风四十三。
二月山城尚薄寒，冬衣未解叹衰残。赏心更比年时减，酒量全非旧日宽。点点花随春共老，悠悠诗兴梦俱阑。此身只合山间了，勋业何劳镜里看。
薄命书生不足论，春来憔悴寄荒村。花间也作南华梦，眼底还无北海尊。风掠平波寒剪剪，云拖残雨昼昏昏。兴来偶逐归禽返，灯火人家半掩门。
壮志如今日抑裁，功名不复梦云台。平生回首事安在，一叶惊心秋又来。不引壶觞聊自劝，未知怀抱若为开。浮名毕竟成相误，盍作闲居鸩毒猜。
世事纷纷乃剸裁，何如无事醉春台。胁肩一笑亦良苦，有田几时归去来。百念都随灰烬冷，一尊聊为圣贤开。从今便入农桑社，园友溪翁莫见猜。
摆脱浮名尽日闲，人间万事一蒲团。归田老去方知乐，行路今来始觉难。山雪盛，草堂宽，客床辗转若为安。甫能望得春消息，一夜东风特地寒。
自叹劳生，枉了经营，到而今，一事无成。不如趁早，觅个归程。向渭川渔，东市卜，富春耕。眼底浮荣，身外虚名，尽输他时。辈峥嵘，得偷闲处，且适闲情。有坐忘篇，传灯录，洗心经。
百年光景霎时间，镜中看，鬂成班。历遍人间，万事不如闲。断送余生消底物，兰可佩，菊堪餐。功名场上税征鞍，退时难，处时安。生怕红尘，一点污儒冠，便甚归来嗟已晚，那更待，买青山。阶前流水玉鸣渠，爱吾庐，惬幽居。屋上青山，山鸟喜相呼。少日功名空自许，今老矣，欲何如。闲来活计未全疏，月边鱼，雨边锄。花底风来，吹乱读残书。谁唤九原摩诘起，添画我，辋川图。
段成己还特别写了“六忙”的诗作，指出即便是作为有用之士的儒者，可能也会沦入空忙和瞎忙的境地。
几年奔走趁槐黄，两脚红尘驿路长。梦破邯郸成独笑，半生回首只空忙。
西风浩浩塞尘黄，白发缘愁若个长。客梦五更惊忽断，打门县吏索租忙。
一裘谁为制玄黄，无可奈何秋夜长。我自忍穷方未暇，不知蛮触战争忙。
一苇初航十里黄，故园归计渺何长。可怜兀兀青灯下，还似当年举子忙。
小园苏茹待秋黄，不事姜盐味自长。口腹累人良可笑，何能终岁为渠忙。
幽迹无心学绮黄，荒才涉世本非长。年年来往燕然道，却为山林有限忙。
与段成己略有不同的是，段克己更强调的是士人修身立学要对国家有用，并以此来阻塞儒士于国无用的议论。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向段克己提出了以下问题：“方今戎马盈郊，熊羆虓虎之士，抚鸣剑而抵掌投壶雅歌，未闻其人。子以儒自鸣，执古之道，求合于今之世，戞戞乎难哉？顾子之囊无十金之资，出无代步之乘，无名公巨卿为主乎其内，无相生相死之友奔走于其外，上不能激浊扬清以钓声名，下不乘机抵巇以取一时之利，奚恃而往，其果有合哉？”段克己回答道：“不然。夫适用之谓才，堪事之谓力。君子之论人，尝观其才、力何如耳，不当以势力言也。儒者事业非常人所能知，要不过适用、堪事而已。议者至谓不能取舍于当世，岂不厚诬哉！抑不知褒衣博带者为儒乎，规行矩步者为儒乎，以是而名其儒，岂真儒者耶？”段克己的最后结论是真儒的行为是否合于当世，要看其一生所为：“莫道书生成事小，男儿盖棺事乃了。”
对于能够救民于水火的善政，段克己不仅在诗作中给予了赞誉，亦强调只有用君子而远小人，才能保持这样的善政。
正月望夜夜气交，长空月辉生白毫。东风淡荡振林木，春云滃郁翻惊涛。望中已觉没河汉，坐中不见群山高。打窗雪片大如手，苍髯惊瘁磔猬毛。我意天心厌诛勠，净洗战血除腥臊。方今廊庙巳备具，左有夔龙右有咎。爱民亲贤急先务，朱轮皂盖驰英豪。遗黎幸脱疮痍阨，讴吟圣世心坚牢。驱牛负耒过门户，至死不复远遁逃。白头老儒最无用，天生鲁钝非时髦。日月消磨两蓬鬓，天地飘零一缊袍。诗书自足教稚子，藜藿犹能饫老饕。清晨喜看蔬圃润，而可暂息抱瓮劳。兰芽含甲未出土，萧艾覆垄已可薅。闲中事业淡无味，佳趣才如食蟹螯。兴来歌咏适情性，背痒似得麻姑搔。芹山岗崒寒石瘦，芹水澄澈春蒲桃。直缘水山久留恋，日向溪头醉浊醪。青云富贵岂不愿，蟠木轮囷宁自韬。结构大厦要梁栋，操割清庙须鸾刀。功名倘可跂契稷，跳梁里巷夸儿曹。君不见昔在周王师吕望，快若逢尹弯乌号。大人虎变固莫测，运命由来有所遭。蓬莱方丈在何处，我将入海恣游遨。大风飘飘鲸背稳，下视尘世空嘈嘈。
对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金朝的灭亡，段克己亦在诗作中表达了惆怅和无奈的情感。
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黯，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山河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几重城，蒙金阙。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回首玉津春色早，雕栏犹挂当时月。更西来，流水绕城垠，空呜咽。
尘满貂裘，依旧是，新丰羁客。还感慨，中年多病，惟堪眠食。方寸玉阶无地借，诗书勋业休重忆。况而今，双鬂已成丝，非畴昔。兴废事，吾能说，今古恨，空填臆。向南风望断，五弦消息。眯眼黄尘无处避，洗天风雨来何日。待酒酣，慷慨话平生，无人识。
一叶轻舟一钓纶，朝廷无处觅玄真。太虚明月为知己，细雨斜风不著人。西塞贪看飞白鹭，东华忘却软红尘。还思扰扰求名者，肯信人间有逸民。
四海干戈战血腥，头颅留在更须名。病寻药物为闲计，闷引文书作睡程。万事转头慵挂眼，一杯到手最关情。此身定向山间老，我与山英有旧盟。
云压虚檐黯不收，雨声飞落碧山头。帘帏清彻三更梦，枕簟凉生五月秋。入夜悲风何淅沥，先时病叶已飕飗。心非木石能无感，唤起悠悠故国愁。
作为隐士，段克己同样看破了红尘，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的山林生活，尤其是放纵思想的精神生活。
无堪老懒，喜春来，蔬笋劝加餐食。底事东君，留不住，忙似人间行客。忧喜相寻，利名羁绊，心自无休息。不如闲早，付他妻子耕织。门外柳弄金丝，落花飞不起，东风无力。浊酒一杯，谁送我欢意，都非畴昔。致主无心，苍颜白发，敢更希前席。功名蛮触，何须千里追北。
白首老儒身连蹇，不随时世纷华，尽他人笑鲁东家。皇天如欲治，舍我复谁耶。此道未行应有待，何须恐虑无涯。男供耕获女桑麻，薄躯何所事，问柳与寻花。
综观由金入蒙各隐士（包括元好问）的政治观点，主要呈现的是三种类型的政治观念。一是以元好问为代表的肯定和怀念金朝“文治”的“表彰派”观念，二是以刘祁为代表的深究金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派”观念，三是以李俊民为代表的厌恶“乱世”的“愁世派”观念。具有共性的则是隐士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淡泊名利情感和对“守道”及“兴学”的孜孜追求。由于多数隐者既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忠君爱国”观念，也没有像刘祁那样深入探讨金朝灭亡的原因，与南宋灭亡前后南方隐士的政治观点有明显的反差。北方隐士以“兴学”作为由乱到治的根本途径，过分强调“教”的作用，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与耶律楚材等人的“治世”理念也有明显的差距，所以只能说是在士人圈子里的一种政治思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限。
兴起于北宋的理学，由于最初的倡导者程颢、程颐曾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又称为“伊洛之学”，后继者有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南宋时朱熹集理学大成，成为一代宗师，时人又将二程和朱熹的学说合称为“程朱理学”或义理之学、性命之学、道学等。
理学在金朝仍有少量继承者，但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赵复将朱熹的学说带到北方后，理学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理学在蒙古国时期的重点是扩大其在北方士人中的影响，对政治思想的全面影响则是到了元朝中期才得以实现。
徐之纲（1189—1263年），字汉臣，济州（今属山东）人，1238年以明经选为益都府学教授，因触犯李璮被贬为滕县县尉，著有《东斋默志》《通融赋说》《麟台杂著》等，均已散失。
徐之纲“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其言《春秋》失始三传，《左氏》诬为甚。常事不书，圣人之旨也。《易》更三圣，《麻衣》诚伪书。麸子《十翼》，功并日月。其言与朱文公（朱熹）合”。也就是说，徐之纲主要是通过自我钻研，在北方沿袭和发展理学，但是他的观点不被北方士人接受，“其言论金士疑之”。
在徐之纲留下的文字中，对孝有专门的解释，可转录于下。
孝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夫孝之为义，不一而足，若生事，若死葬，若祭祀之类，类之中又有类焉，析而言之，不胜其多矣。然惟称继志述事为达孝者，何也？盖先人有志立事，未及成，遂不幸而去世，若不继而成之，述而遂之，则将丧已造之功归于无成，而亦辜所托也。若是，则先人之目将不瞑于地下。故吾谓人子之孝，以嗣成先志为大者以此。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山东军阀李璮图谋反叛，徐之纲在讲经时既明确指出“使民以时，相君不知也”；又引历史为鉴，警告李璮不要谋反：“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战国之士，知诸侯而不知周。唐世河北将士，尊藩镇而不知有唐。”李璮不听警告，于中统三年（1262）二月起兵反叛，七月兵败被杀，徐之纲并未受李璮事件的牵连，而是于次年八月因病去世。
赵复，字仁甫，号江汉，德安（今属湖北）人，1235年在德安被俘，被姚枢救出，北上燕京，于1241年初建立太极书院，教授生徒，传播理学。1247年，赵复离开燕京南下游历，将其所著《伊洛发挥》广泛赠予对理学有兴趣的儒士。赵复最终应返回了德安，并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去世。赵复的《伊洛发挥》以及《师友图》《希贤录》等著作，都已失传。
赵复强调理学是王道之学，并在给别人的文集作序时，专门阐释了这一论点。
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学不至于王道，未有不受变于流俗耳。三代圣人，以心学传天下后世，见于伊尹、傅说之训，君子将终身焉。明王不兴，诸子各以其意而言学，学者不幸而不得见古人之全体。盖桓、文功利之说兴，而羲、尧、舜、文之意泯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暧昧不明，而瞽宗米廪教养之法，因以废格不举。
为了“实王道之本原”，赵复“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为了弘扬理学尤其是朱熹学说，赵复不仅编写了《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还将散于各地的53名朱子门人的事迹等编为《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并将伊尹、颜渊的言行编成《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赵复确实对于江南理学尤其是朱学在北方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赵复的心、性学说等，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记载。他曾向元好问赠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这段话应该是提醒元好问不要过于专注于文辞，而要深刻体会圣人的思想。赵复还指出：“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则于人必有所济。古之君子，抱负道德，不幸而不得有为于时，犹当行之一邑一乡，以尽己之职分。逮其必不得已，则以活人为己任。”“仁者以经济民物为心，盖未尝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
也就是说，心、性之说，可以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不能以条件限制为借口而不遵行之。
忽必烈在潜邸时曾召见赵复，问其是否愿意导之攻宋。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我父母者。”赵复所明确表达的爱国之情，确实与北方的隐士有很大的不同。在赵复留下的诗作中，也表现出了对人生飘泊的感慨：“歌珠檀板橱王宫，半醉花间拾落红。铁马北来人事改，不知随水定随风。”“江南江北半浮生，踪迹居然水上萍。竹鸡啼罢山雨黑，蚕子生时桑拓青。”
赵复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得到了郝经等人的赞誉，留下了“唐虞问学传千古，伊洛波澜浸九州；七十余君皆不遇，却携汉月读泸沟”等诗句。
一些北方隐士对此也有极大兴趣，如隐士曹谦就对理学情有独钟，曾赋诗道：“圣人既已没，圣道遂不传。异端雍正途，榛塞逾千年。大儒起相承，辟之斯廓然。濂溪回北流，伊洛开洪源。学者有适从，披云见青天。我生虽多难，闻道早有缘。中岁苦病目，不得深穷研。”
隐士张宇也留下了“杨侯一语崇经学，士子争相读四书”的诗句。
理学尤其是朱学在北方传播，既带来了儒学的变局，使得传统儒学的地位逐渐被理学所取代；也带来了儒、释、道关系的变局，不但以理学的优势凸显了儒学的崇高地位，还终止了三教并用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理学带来的政治理念等，亦使蒙、元时期的政治思想出现了重大的变局，本书第二编将对此作全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