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均自主和对方交流，全面而持久，其特点首先是源远流长。早在远古冰河时期，就有大陆的古人类沿着冰层东迁至日本。有记录以来的中日交流史也超过了两千年，可谓历史悠久，源源不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在官方关系恶化甚至战争时期也未曾中断。其次，是辐射领域甚广。中日文化交流包含绚丽多彩的内容，从文史哲、教科、音体美到宗教、民俗、建筑、工艺等各个文化细分领域，从精神、制度文化到物质文化，从狭义文化到广义文化，所涉及领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最后，是熏陶浸染深厚。两国的政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随处可见文化交流的痕迹，中日文化的相互熏陶浸染在两国的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将日本文化的形成比作豆腐，中国文化恰似卤水，卤水点豆腐，四两拨千斤。日本社会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记。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将其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再分出若干时期，每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19世纪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属古代部分，根据文字记载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此时中国处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处于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该阶段主要是中国大陆以移民的方式在日本传播中华文明，他们或是途径朝鲜半岛越过海峡抵达日本，或是沿海岸航行，将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等带入日本。

（二）公元6世纪至9世纪，此时中国到了隋唐时期，而日本处于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该阶段主要是两国使节直接渡海交往，日方派出了强大的外交使团（遣隋使、遣唐使），多批次来华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体制、精神文化，两国迎来了第一次文化交流的高潮。日本使节回国后仿照唐朝制度完成大化改新，同时将佛经、唐诗汉文、书法雕塑等艺术带去日本。

（三）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此时中国正值五代宋元时期，日本也经历了多次变动，从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并延续到室町时代前期。该阶段仍然以渡海为主，民间贸易带来物质交流，僧侣往来则集中在佛学、儒学、书法等精神层面交流。

（四）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初，此时中国到了封建社会的终点即明清时期，日本从室町时代后期到动乱的安土桃山时代，最后是江户时代。该阶段有明朝的贡舶贸易，江户时期的信牌贸易，有移民也有小范围的战争，交流形式多样。交流内容兼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以儒学、美术、书籍等精神层面更为突出。

综上，古代时期以拥有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向日本输出为主，日本起初全盘吸收，后来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造利用，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日本的本民族特色文化。交流一开始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到后来的物质精神文化、制度律令，逐步深入延伸，交流面也从少数使臣官吏逐渐扩大到民间留学生、僧侣、以至商人、庶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历史进程到了近代，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可分成四个时期：

（一）1840—1871年，这一时期中国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清朝皇帝，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过渡到明治时代初期。这一时期是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只有少数中日商人能往来，内容有书籍、文学、艺术等。《海国图志》等反映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打开国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1871—1894年，中国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日本是明治时期。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使领馆，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络绎不绝，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

（三）1894—1919年，中国是清末民国初期，日本是明治、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以中国的留学生大批东渡为主，同时有很多考察日本新政的中国官员及学者。日方主要是学者和教师。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教育与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四）1919—1945年，中国属于民国时期，日本则是大正末年和昭和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嚣张，企图吞并中国，尤其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侵华战争长达14年。侵华战争让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亡国危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数千万的生命。即便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仍旧与日本保持着民间往来，日本的反战人士多次举行反战运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到内容都比古代有所发展，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地位反转，文化交流方向随之改变。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向明治维新后逐渐强大的日本学习，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皆于此有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令中国人民饱经磨难。

从1945年至今的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1945—1971年，我国经过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仍是昭和时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冷战大格局下，日本选择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与新中国处于无邦交状态，但经贸往来和民际外交并未中断。1960年代末之前，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二）1972年至今，日本是昭和时代、平成时代。1970年代初，伴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冷战格局出现了新的变数。在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等中日政治家的努力下，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恢复邦交，开始互派人员，缔结协定，推动文化交流。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法律基础。自此中日两国开始在完全平等，友好互利的前提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空前规模的新高潮。

自古以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一直维持着册封朝贡的传统秩序，文化繁荣，历史悠久的中国对周边各国尤其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各国及越南等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从大的方面来看，汉字文化圈共通的文化，比如制度（律令）、宗教（佛教，儒教）、文字（汉字）都起源于中国，日本文化与东亚诸国一样，都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成熟、发育的，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日本文化是汉字文化的一个分支的主要背景。中国和日本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落差大概有六、七个世纪。从社会的发达程度来看，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达程度大概已经是日本十六世纪的安土桃山时代了。再看音乐文化上的差异，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乐器，如青铜器的钟与铃；槌类的编磬以及鼓笛、鼓、瑟、等乐器。至周朝，又出现了琴、箫、针、笙、胡等上百种乐器，而日本从未有过。日本在一世纪至四世纪的古代，曾出现过琴、笛、鼓和由中国传入的铜与铃等，但在规模和实际应用上，与中国不相匹敌。八世纪初，中国大陆的乐器开始传入日本。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乐器基本上都成了日本的传统乐器。不仅乐器，早期的乐谱、乐理、音乐的体裁样式以及音乐机构等大部分，也是八世纪前后由中国大陆传到日本，并促成了日本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当时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落差，且八世纪之后日本国家力量一度增强，才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向中国学习的热潮。

如前所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从汉代就已经开始。日本对优秀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怀有向往、渴求的观念。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曾对日本文化阶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国力弱小，受过教育的贵族等文化阶层也相对势弱，在日本国内没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得以真正实现，已经是奈良时代之后的事了。因为奈良时期日本全国实现了统一，国力不断增强，产生强烈的想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动力。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往，是进入隋朝之后，即公元六百年的第一次遣隋使派遣，它标志着日本开始了有组织、成规模的向中国学习。隋朝仅有短暂的三十一年历史，期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四次。唐承袭了隋的制度，遣唐使不仅次数增多，实际到达唐的人员规模也大大扩大。总共十九次中有三次签署了出发的命令，但因气候原因未能成行，遣唐使真正到达目的地的有十三次。由公元六百年前第一次遣隋使的派遣，到八百九十四年第二十次派遣唐使出唐，这两百多年是日本最有成效地将中国成熟的隋唐文化学习、吸收消化的时期。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佛教，同时也包含了儒教、道教，实际上涉及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日本在多层次吸收中国当时先进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隋唐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政治方面，日本学习和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度发动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日本自此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文化方面，日本以唐朝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推广学习儒家经典；风俗习惯方面，当时日本崇尚唐风，社会上层盛行茶文化，后来经历代传承发展，日本茶文化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此外，日本人改造唐朝服装后有了和服；效仿唐人重阳节登高望远；向唐人学习生产技术、生活技艺，如豆腐制作工艺、酱油制造工艺、榨糖技术、缝纫技艺、围棋等。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把隋唐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卤水与豆浆，卤水与豆浆一接触，日本文化才成了豆腐。由此可见隋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作用非同小可，从根本上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强大的唐朝及繁荣的中国文化，也能认识到日本民族多么擅长学习吸收先进文化。日本民族的这一特质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发展。同时后人应以史为鉴，认识到和平友好才是两国共同进步的正途。“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个字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特点。隋唐时期的中华文明达到了高峰，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经济发达，制度先进，引得邻国竞相派出外交使团前来学习。日本便是其中之一，深受隋唐文化影响。公元630—894年日本的遣唐使团多达十几个批次，使团人数从250人到600人不等。遣唐使抵达长安后，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专门知识，还四处走访，切身体验唐朝地风俗文化。有些遣唐使与唐朝诗人成为好朋友，比如李白写诗怀念的晁衡（日本名：阿倍仲麿、我国称其为阿倍仲麻吕）。晁衡获批回国时不幸沉船，漂流到越南，李白以为他遇难身亡，为此作了一首《哭晁衡》。大多数回到日本的遣唐使都能利用所学为国家做贡献，在事业上有所建树。遣唐使是日本派出的空前规模的外交使团，直接且强劲地改变了日本社会，同时大大地加强了两国两民族间的友好交流。首先，遣唐使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带回国内后，日本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社会变革运动。除此之外，遣唐使学习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学校，将学到的知识广泛传播，为本国培养可用之才。其次，遣唐使带回唐朝文化艺术，日本社会掀起唐风风潮，使日本的文艺水平迅速提升。遣唐使除带回大量佛经、唐诗汉文以外，还将书法、美术、建筑、雕塑等艺术一并收入囊中，丰盛灿烂的唐文化果实足以在日本兴起一场又一场的头脑风暴。唐文化的强大兴盛只是外在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日本人的好学精神，善于利用别国的经验改善和提高自己。

七世纪前期，苏我一族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中大兄皇子为代表的皇族在归国留学生的帮助下，于公元645年发动政变，铲除了苏我一族势力，拥护孝德天皇，建立新政权。随后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学习唐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改国号为“大化”，史称“大化改新”。政治上，中央实行八省百官制，地方实行国郡里制，制定冠位制，废除贵族世袭制。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效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并制定《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确认新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上废除贵族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和人口收归国有后实行《班田收授法》，班田制下农民必须担负租庸调。该法一定程度上废除了贵族特权，农民固定缴纳租税和徭役，还拥有宅地和山林池沼的使用权，遏制了日益盛行的土地兼并。这些政策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为日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中日之间的交流随改革的推进而日益深入。大化改新瓦解了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基础，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日本的政治面貌、社会面貌逐渐发生变化，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中日文化交流在奈良时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班田收授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农民积极采用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其中不少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是来自中国，如钁钁，又称唐钁，是一种大型锄，从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中国。日本人在建筑、服饰、医学、文字等方面博采众长，受益匪浅。现在的日本还保留着一些唐朝遗风，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日本民众仿造中国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他们根据汉字标音表意的特点为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假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除了“唐镢”，日语语言中还有类似“唐犁”、“唐锻冶”、“唐讹”、“唐墨”、“唐物”等风格明显的名字，充实了日语的词汇。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因留学生的传播逐渐在日本文化和日本民众中扎根并生长，中国文化早已融入到日本历史的血液中，难解难分。

如前所述，日本文化属于汉字文化的分支，中国的文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的到来，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早期文化的基础，音乐方面也形成了日本的传统音乐文化。日本接纳中国文化最早可上溯到汉代，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长期以来日本是通过朝鲜半岛这一路径接受中国文化的。到隋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00年左右，建立遣隋使制度之后才开始直接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唐朝时期不仅加快了派遣遣唐使的频率，而且扩大了派遣的规模。以传授佛教为主要形式，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制度、模式等带到了日本，为早期日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Z42XYIoKuQbeQ894yXR2smxbOtt1iFprtxsLJuQSbjepvY65Xk1ihtCnv84N6Z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