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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高祖立国到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唐朝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国富民强的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对外交流频繁，文化艺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宫廷的音乐机构规模庞大，众多人员中不乏大批有音乐或舞蹈才华的人士，也吸引了不少民间艺人，另有专门的服务机构为皇室贵族培养乐舞人才。
唐于公元618年建国。新朝伊始，宫廷乐舞一切皆遵照前代的做法，即沿袭隋朝的乐舞制度。隋朝的御用乐工如隋炀帝喜爱的龟兹乐工白明达等一并留用，并在日后得以重用。唐朝皇帝痴迷乐舞，因此大力提倡该娱乐方式。他们一般在大明宫的“麟德殿”鉴赏乐舞，观看散乐百戏。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太液池西，前、中、后依次有三座殿阁，俗称“三殿”，以中殿为主，是中国古代最复杂的建筑群。后殿东廊为郁仪楼，西廊为结邻楼，楼前分别设有东亭、西亭。除了观看乐舞百戏，皇帝在此宴请群臣、召见外宾、作法事等。
唐朝时期太常寺和宫廷分管音乐，大乐署、鼓吹署归属太常寺，教坊、梨园归属宫廷，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许多有才华的艺人汇聚于此，创作了精彩纷呈且数量众多的音乐、舞蹈及杂技，同时不断培养后继人才。太常最早设于秦朝，当时叫奉常，后改为太常、太常寺，隋唐承袭太常寺，清末该机构被废除。
如前所述，唐朝的音乐制度皆沿用前代做法，太常寺卿一名，属于正三品，太常寺少卿二名，属于正四品上，负责祭祀、社稷、宴会、百戏杂技的演出和排练。卿、少卿下设郊社、太庙、诸陵、大乐、鼓吹、太医、太卜、癝牺共八署，分别管理。又设协律郎二人，属于正八品上，主要负责协调“律吕”，“变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即指音准、月令。
太乐署属于音乐机构的中枢部门，主要负责国家祭祀天地、先祖及宴请宾客时的雅乐和宴乐等。太乐署的规模根据《唐六典》记载：有令一名——属于从七品下；丞一名——属于从八品下；府三名，史六名，乐正八名，典事八名，掌固八名——属于从九品下；另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名，散乐三百八十二名，仗内散乐一千名，“音声人”（乐舞人）一万二十七名。气势宏大的宫廷宴乐《十部乐》，即为太乐署的演出作品。太乐署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来考察乐工及乐师，每年考评优劣，择优异者选用，评出上中下三等后上报礼部，满十年大考一次，决定其职位的升迁、除名。学员（音声人）15年中需经过5次上考、7次中考，要求学会50首以上高深的乐曲并能演出才能毕业，达不到要求的会从大乐署被调到鼓吹署学习大小横吹。燕乐里坐部伎最难掌握，立部伎次之，雅乐则最容易。太常寺负责考核学业的人员依据考核的结果对学员进行调整，《唐书·音乐志》中“太常阅坐部伎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的记载可佐证。
鼓吹署主要负责仪仗队的乐舞，唐称“卤簿之仪”，该署有令一名——属于从七品下；丞三名——属于从八品下；另有府三名，文六名，乐正四名，掌固四名，都属于从九品下。皇帝及皇太子的仪仗队有前后两部，亲王及以下从简。傩舞便是鼓吹署负责，大傩礼中奏响鼓角为童年童女助阵。唐朝把鼓吹署和清商署合并后增加一名令，因此盛唐时期的太常寺有数万音声人。
教坊主要负责培训艺人、乐工。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初设时称为内教坊，归太常寺管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创设教坊5处，由宫廷接管，并派官员专门训练和表演俳优、杂技、歌舞、百戏等源自民间的俗乐。内教坊主管雅乐，因此在宫廷内，其余四处据《教坊记》记载，长安（即西京）、洛阳（即东京）各设左右教坊。
梨园则专门演习法曲。法曲来源于西域音乐，后与汉族的清商乐、佛曲、道曲结合，其专业水平比教坊中一般的歌舞大曲要高，创作、表演均堪称精湛。当时，唐玄宗的创作（多为法曲）大多交给梨园表演。可以说法曲在唐朝发展到极盛，唐朝宫廷音乐的艺术精华亦在法曲。梨园共有三个，最主要的一个设于宫廷内。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该梨园有男乐工300人，女乐工数百名。男乐工选自坐部伎，置于长安西北禁苑；女乐工选自宫女，置于宜春院。因为唐玄宗通晓音律，热衷法曲，亲自训练这些乐工，所以这些乐工号称“皇帝梨园弟子”。如有出错者，唐玄宗必会察觉并纠正。另有未满15岁的孩童30余名组成小部。其余两个分别是西京太常寺所管的“太常寺梨园别教院”，和东京洛阳太常寺管辖下的“梨园新院”。梨园别教院演习法曲的同时演出新作品，约有1000人左右，艺术水平应该稍逊于宫廷内的梨园。梨园新院则专演俗乐，1500人左右，表演范围较广，水平可能更低一些。教坊的乐工、乐师常常从梨园新院优秀人员中选拔。
隋唐音乐在内容上追求渺茫的远古，反对进步，反对客观；在歌词方面，尽量使用陈旧的诗体，如：三言、四言等；在音乐方面，雅乐派并没有非常好的曲调，僵硬保守，俗乐、西域音乐、其他民族的音乐皆不能入眼。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首先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享乐和奢靡。因而，隋、唐的统治者，在建国后最先设立的也是七部、九部乐和九部、十部乐，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提倡雅乐，并进行机构的设置。从表面上看，当时的统治者加强了音律、宫调的研究，制作了大量的乐曲，但是实际上，对雅乐的制作和研究并不是特别的认真，这从隋唐的文献中可以得到佐证。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仅仅看表面的话，往往容易误入歧途。例如，隋唐时期的音乐之中，有很大的篇幅谈论雅乐，给人的印象是，隋唐的统治者仍然举着雅乐的旗帜不放。若真是如此，为何不首先进行雅乐的安排，不派技艺最高超的乐工去演奏呢？
从那些实质性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假象。在此，我们摘录一些可以让我们明白事实真相的记载。
隋雅乐，《隋书·音乐志》：“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量过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该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长卿牛弘、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论缪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译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正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恆求访，终莫能通。”
《唐书·音乐志》：“隋文帝践祚，太常议正雅乐，九年之后，惟奏黄钟一宫，郊庙止用一调。其馀声律，皆不复通。”
《唐书·音乐志》：“武后称制（公元684年），毁唐太庙，此礼（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磐，以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为《九功皇》）遂有名而亡实。”
《旧古代史·乐志》：“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改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
《唐书·音乐志》：“广明初（公元880年），巢贼干纪，舆驾播迁，两都覆圮，宗庙悉为煨烬，乐工沦散，金奏几亡，及熹宗还宫，购募钟县之器，一无存者。昭宗即位，将亲谒郊庙，有司请造乐县，询于旧工，皆莫知其制度。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浚悉集太常乐胥详酌，竟不得其法。”
仅根据以上的记载，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对于隋、唐古代的史书中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已经“终莫能通，皆不复通；终不知其制度，或竟不得其法”。
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又以何为依据能够将其弄通呢，即使弄明白了雅乐，对其后的中国发展历史又有何作用也尚存疑问。至于当时的统治者对于雅乐的态度，我们只需参照《唐书·礼乐志》的太常检阅堂上演奏，不合格者改为庭院演奏，庭院演奏也不能掌握者去学雅乐的说法便可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