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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掌管音乐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丰常，汉景帝时改为太常，下设太乐署，太乐署具体负责宗庙、丧葬、宴会礼仪、社稷等事务。到了西汉，雅乐作品在继承中有新作。如唐杜佑《通电·乐一》中指出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六代乐仅存《韶》《武》二曲。《宋书·乐志》中提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周朝的《大武》改名《五行》。《汉书·礼乐志》中这样记载，汉高祖庙使用《武德》《文始》《五行》，孝文帝庙使用《昭德》《文始》《四时》《五行》，孝武帝庙使用《盛德》《文始》《四时》《五行》。《武德舞》作于高祖四年，用来歌颂帝王用武力镇压暴乱，从此天下喜乐；《文始舞》本来是舜《招舞》，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以证明没有沿袭前人；《五行舞》本来是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帝作，用来昭示天下安宁祥和。喜欢自己的雅乐便自己制作，喜欢前代雅乐的便遵前代之法。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为《昭德》，以示对文帝庙的尊敬；孝宣帝采用《昭德舞》改为《盛德》以示对武帝庙的尊敬。各帝庙都演奏《文始》《四时》《五行舞》。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制作了《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类似古代的《昭夏》也，主要出自《武德舞》。《礼容》主要出自《文始》《五行舞》，大致都是秦朝旧事。从上面这段分萦错杂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秦汉的雅乐曲，不过都是些互相抄袭，至多不过是改改歌词而已的乐舞罢了。然而，统治者们还是认为这是有明确的文字依据的。其实，《乐记》所说的两段话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乐记》的意思是礼教乐事的精神都是教化人心，巩固统治，所以圣明的君主都沿袭此精神，但因为五帝所处时代不同所以不再继承前代的乐，三王所处世情不同所以不再沿袭前代的礼。秦汉的宫廷中，确是将这两句话笼统称之为一起，混淆视听，并给予掩盖自己的无能，到了汉武帝时期，那位好学修古、独尊儒说的异母所生的兄长—河间献王刘德，不仅对公孙子女的乐技重新做了整理、编辑的工作，并以“至道非礼乐不成”为由，将自己收集的一些雅乐献给汉武帝，不料汉武帝却并不喜欢这样的音乐，而是将其交给太乐官，让他们保存和演习，每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拿出来充充数。今长、祭礼、郊庙时所用的音乐则皆非雅声，而几乎都是正位之音。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雅乐本身缺乏吸引力的缘故。所以《汉书·礼乐志》里记载，现在汉朝的庙堂诗歌里没有歌颂先祖的功绩。八音协调是协调，却与钟律配合不起来。现在内有掖庭的有才之人，外有上林的乐府，都在朝堂之上使用郑声。河间献王搜罗雅乐的隐藏材料，加以修整编辑，用来辅助教化。儒学大家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认为音乐中雅正者可选入太乐官府。春秋射箭比赛的掌管官员却疏于练习，鲜少用到。所以公卿大夫们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是感到铿锵有力却不知道其内涵。本来想借雅乐之风教化民众，却变成了毫无来由的说教道理。所以即便百余年来都在用这个办法，道德教化至今不见成效。议事的公卿们认为太过久远，难以分辨是否得当，将此事按下不议，这使郑声愈发多了起来。汉武帝刘彻与战国时期的魏文侯都是个有才略的人，他们都爱好民间音乐，而对为儒家所称道的雅乐的看法，也同样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汉书·礼乐志》否定了雅乐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一事，应该说也符合事实。翻一翻封建王朝的发展史，就可看出雅乐的道德教化作用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