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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的昆剧艺术位列其中。昆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之一，被联合国选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并非偶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样式，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珍贵记忆，其中大部分都对研究我国历史和社会进程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形式都能够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否则，“如果所有的遗产都成为遗产，遗产便不成其为遗产，更无所谓‘杰出代表作’‘人类天才的创造’之类的褒奖之词”
。显而易见，一种传统文化表达形式在成为“遗产”之时，经过了一个被选择和认定的过程，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定、认可、认为的遗产都是被主观选择的结果”
。在人类学概念中，“遗产”是一种被选择之后的“表述”（representation），这一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非遗代表作名录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各国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被评为非遗的过程，也是其价值和意义经相关权威界定、批准后成为保护理由的合法化过程”
，而能够称得上“世界遗产”的，必须具备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品质。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昆剧艺术可以说实至名归。200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准备申报材料时，选定昆剧、古琴、蒙古长调、剪纸、川剧五个项目，经过讨论，专家确定首选昆剧，其余四项作为备选项目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昆剧以全票通过评审。由此，昆剧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其独特代表性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昆剧具有悠久而且清晰的历史。昆山腔形成于元代末年（约1350年前后），最初为流行于江苏昆山地区的地方声腔。到明代中期嘉靖年间，经过了戏曲音律家魏良辅的改革，将昆山腔“流丽悠远、启口轻圆、气无烟火”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此后数百年的发展中，因时因地不断发生着变化。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种曾经流布极广、影响极大的古老声腔，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史，昆剧各阶段发展演变的脉络至今仍清晰可辨，面目比较清楚。
其次，昆剧作为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戏剧样式，其体系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极为丰富：第一，保存了丰富的曲牌和唱腔；第二，经过漫长的舞台实践的历代相传，保存了自成体系的表演艺术，并且以其形式的细腻和内涵情感的丰富，对很多其他后起剧种表演方式的形成和成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自从明代梁辰鱼专为昆腔创作了传奇剧本《浣纱记》之后，昆曲正式从“清曲”登上戏台，由“曲”变“剧”。此后，随着昆剧的日趋流行，几百年间的剧坛创作几乎都围绕它进行，产生了数以千计的作品，这是现存其他剧种很难与其相提并论的，它为后起的各个剧种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昆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遗产，不论对于舞台搬演还是案头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再次，昆剧的演唱声腔昆山腔作为一种曾经流布全国的大声腔，从明朝嘉靖年间到清朝乾嘉年间，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独领风骚。它的艺术成就对于其他声腔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昆剧上承南戏和元杂剧，下传梆子戏和皮黄戏，中国近代的地方戏，有许多是吸取了昆剧的艺术养料而形成发展的。昆剧的剧目有许多被京剧等地方戏所移植改编，昆剧的锣鼓经和过场曲牌被许多剧种吸收。由于昆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戏曲的第二次高峰；由于昆剧的艺术积累，为清末民国初年地方戏的兴盛和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形成了中国戏曲的第三次高峰。”
最后，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点，从其发展历史来看，昆剧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特殊关怀。在大量文人墨客的积极参与下，昆剧从案头作品到舞台搬演，都逐渐由俗变雅，风格日益精致细腻：“文人参加了昆剧的艺术加工，数百年的精心雕琢，使昆剧在艺术形式上更臻精致雅丽。精致雅丽不能不说是昆剧的特色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优点所在。”
相比其他剧种，昆剧更鲜明地代表了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也正因为文人雅士的青睐和深入参与，使得昆剧在艺术呈现方面具有较为严整的规范和较高雅的审美取向，“文人们对昆剧艺术的这种精雕细刻，使昆剧发展成为一种‘提高’的而非‘普及’的艺术”
。文人的喜爱与涉足使得昆剧艺术带有鲜明的“文人化”品格，对曲词精雕细琢的突出重视使得昆剧发展之初就埋下了案头化的隐患，这固然是消极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昆剧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为众多剧种所看重并借鉴的艺术规范也由此而来。
在此之后，昆剧表演艺术中所蕴含的极高的文学、历史和艺术价值逐渐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作为流行全国的表演艺术形式，昆剧由于参与创作人员众多，组成多样，以其艺术表现的丰富性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民族的世界观以及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它有助于今人获得对过去的社会生活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可以看作是我们民族的活态历史。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戏剧形态，曾在漫长的岁月中占据中国剧坛的主流。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参与下，昆剧艺术舞台搬演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具有细腻讲究的艺术特点，形成了严整规范、具有系统性的艺术特性，突出地代表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
虽然昆剧在我国传统戏曲艺术之林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代表性，但是它的命运却非常坎坷。从“花雅之争”后开始衰落至今，昆剧艺术虽然历经几次危机幸存下来，但是生存的困境始终存在。在2001年之后，被提升到“国家—民族”形象代言高度的昆剧艺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关注，一方面为它获得社会各方面支持、得到有效的恢复和传承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各种“声音”的介入也使得昆剧艺术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其中，昆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形式，对于其表演传统的认识更是众说纷纭，而这恰是关系到昆剧作为一种代表性民族艺术存亡绝续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对昆剧表演艺术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仔细的梳理总结，或许可寻找出其表演传统的“根基”所在。
在继续探讨之前，首先要厘清一组各有侧重但是常被混用的概念，即“昆曲”与“昆剧”。昆曲，顾名思义，核心是“曲”，本指发源于吴中民间的昆山腔，而用昆腔来歌唱演出的戏剧，才被称之为“昆剧”。“昆剧”相较于“昆曲”，是后起之词，第一次正式使用甚至要晚至1921年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之时。但是，纵观作为一种戏剧样式的昆剧的发展史，“曲”和“剧”基本是在并行发展的：“昆（山）腔的新声地位确立以后，立即向两个方面发展……这两方面都具有源远流长的系统，一个叫‘曲’（唱社、曲局林立于市街），一个叫‘戏’（戏班、演堂戏、上庙台、跑江湖）”
，昆剧历来有“清工”“戏工”之说，也即“清曲”与“剧曲”唱法的区别：“清唱谓之‘冷唱’，不比戏曲。戏曲借锣鼓之势，有躲闪省力，知者辨之。”（魏良辅《南词引正》）。从这一条说明中也可体味出魏良辅本人似乎把“清曲”列于“剧曲”之上。长久以来，由于淸曲演唱的参与者多为文人士大夫，而“剧曲”的搬演者们多处于社会底层，又考虑到舞台实际演出的需要，往往对原作有所修改，使案头传奇变成更通俗易懂且适于演出的“梨园本”，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曲高戏低”“曲雅戏俗”的认识。
对于这一问题，陆萼庭先生鲜明地提出了不同认识：“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交流，是不能比高低的，因为它们是两种师承，两个门庭，清工以唱为专业（唱家），戏工的唱从属于戏，是以戏为专业（演员），其难易判然分明。”
尤其是在传奇兴起后，大量由昆腔搬演，作为一种整体的舞台表演艺术，“剧”的意义显然已不是“曲”可以囊括的。而所谓“口传心授”的“非物质”特征，在表演方式上有着更为突出鲜明的体现。鉴于此，本文以下内容都取“昆剧”之说。
昆剧表演，一向以细腻传神著称，“即使是在极琐细的地方，也要润饰得醒人耳目”
。昆剧在戏曲界享有“百戏之师”的美誉，细究起来，其“示范”意义也更多地体现在舞台表演方面。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戏曲表演艺术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且在旧时代“伶工”们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文化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有关昆剧舞台表演，特别是身段程式的记录较为欠缺，系统性的研究也比较少见。
较为系统地梳理、记录和总结昆剧舞台表演情况，对于戏曲学学科建设而言，可以填补有关资料的一点空白，为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一点贡献：“实践中的昆剧演剧体系，虽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并无理论化的演剧方法系统，更未探索形成这种演剧方法的内在法则。传统师徒相授的承传方式，又因各自行当所限，缺乏全局和整体的思考与把握。所以，昆剧演剧体系虽已存在和实践了数百年，而体系理论尚须从头做起。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另外，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看，昆剧舞台上的一些身段程式完整地保留了我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日常生活的情状，例如，《白罗衫·看状》中皂隶开门的一大套程式表演，因为新鲜有趣地再现了明代衙门坐堂的威严气派而被今天的观众所喜闻乐见；《鲛绡记·吃茶》中根据茶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吃法的细腻表演，也不啻为我们民族古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影。有意识地整理、记录和总结这些特别的程式表演，不仅对更好地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剧艺术意义重大，更可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有趣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