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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老年健康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西方国家比我国更早步入老年型社会，因此，国外学术界关于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对此的论述颇丰。国外学者主要立足于欧美国家的国情，对老年健康领域中的责任、平等、公平、尊重、尊严、关怀等伦理问题展开了研究。
对于责任问题，Jecker认为成年子女应该承担照顾年老虚弱的父母的法律责任且照顾的义务在男女间是平等的。 [10] Boisaubin等人在肯定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对美国休斯敦的经验分析，认为照料老年人的最佳地点应在家中。 [11]
对于平等和公平问题，其在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领域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很多学者围绕老年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正义展开讨论。针对美国政府究竟应该如何给老年人分配医疗卫生资源才是公正的，美国学者Norman Daniels在其著作“ Just Health Care ”中提出了“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分配正义观，他通过借鉴罗尔斯的平等主义承诺及其与“无知之幕”相联的社会契约论，对于个人如何理性分配卫生资源提出了“审慎寿命考虑”（Prudential Lifespan Account）的解决之道。 [12] Daniel Callahan的著作“ Setting Limits ： Medical Goals in an Aging Society ”通过对“正常寿命”（normal lifespan）以及社会效率（societal efficiency）的论证而阐明一种“社群主义”分配正义观，认为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有必要抑制用在老年人身上的昂贵的治疗性费用，因此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年龄配给制是不可避免的。 [13] Larry R.Churchill的著作“ Rationing Health Care in America ”承袭了亚当·斯密的同情思想，认为应该实施“出自同情的正义”分配正义观，在配给供应卫生资源时，我们不仅要同情老人，而且要同情其他年龄组的人。 [14]
对于尊重问题，Mark R.Wicclair在其著作“ Ethics and the Elderly ”中讨论了家长主义与老年人自主权相冲突的情形，以及如何正确对老年人行使家长主义干预。 [15] Bruce等人通过调查住院的老年人接受人工复苏的状况，得出老年人对于人工复苏方式的选择偏好，认为在为老年人实施人工复苏术时应尊重老年人的自愿性而非一味看重医疗效果。 [16]
对于尊严问题，Benet认为有些看护人员做出一些令老年患者感到尊严受辱的行为，这源于他们对尊严只有直观认识而不清楚尊严的具体内容，对此需要看护机构加强对看护人员在伦理学等方面知识的培训教育及其行为的管理。 [17] Seedhouse 等人也探讨了看护机构在照料老年人时如何维护老年人尊严的问题。 [18]
对于关怀问题，Mark R.Wicclair在其著作“ Ethics and the Elderly ”中分析了为何关心年老体弱的父母是成年子女的道德责任。 [19]
相对于国外学术界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于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启动得比较晚。随着我国步入老年型社会，国内学术界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老年健康的研究较为火热，但是关于老年健康的伦理学研究却略显冷清。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要么研讨健康伦理，要么研讨老年伦理，关于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成果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且论述不够详尽，其具体研究状况如下：
在健康伦理研究方面，我国学者陈元伦在其文《一个亟待确立的新概念——健康道德》中首次提出了健康道德的概念，认为健康道德是医学道德的升华和扩展，是社会公德在人类健康问题上的具体化。 [20] 石大璞、李恩昌、王宗浩在其文《简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健康道德和健康责任》中进一步界定了健康道德的定义，认为健康道德是依靠舆论、信心、习惯、传统和教育等力量来规范和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健康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 [21] 王东营、高万祥以健康道德为基础和核心，提出和界定了健康伦理学的概念，亦即健康伦理学是以人类健康与自然、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健康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一门伦理学分支学科，同时论述了健康伦理学的主要内容、理论基础及学科地位。 [22] 陈元伦的《从健康道德到健康工程与健康伦理学》一文进一步明确了健康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内容和功能。 [23] 邱世昌、杨放在《试论公平与健康道德》中提出了公平是健康道德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一观点。 [24] 于景琮、李瑞英认为，健康伦理可以视为医学伦理从微观向宏观的延伸。 [25] 侯连元、李恩昌的著作《健康道德》对健康道德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26] 陈徐升的《试论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健康道德》认为，健康道德是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而产生的。 [27] 值得一提的是，继1988年上海市民食用被污染的毛蚶而导致甲肝流行数月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我国2003年爆发的“非典”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我国学术界对健康伦理尤其是公共健康伦理问题尤为关注。李恩昌、张登科的《政治的医学功能》探讨了政治对医学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28] 孙福川在其文《论健康伦理学及其基本理论架构——“九大理论”视野中的健康伦理》中探讨了健康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架构问题。 [29] 肖巍的《公共健康伦理：概念、使命与目标》与《公共健康伦理：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分别明确了公共健康伦理的概念、使命和根本目标，以及论述了公共健康伦理兴起的原因及其研究内容。 [30] 李恩昌的《健康道德责任论》论述了全人类、国家、社会、个人应该分别肩负何种健康道德责任的问题。 [31] 史军在其著作《权利与善：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中认为，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主题就是权利与善，与此同时还论述了公共健康领域中权利与善的关系、权利与善和解的伦理原则、方法及途径。 [32] 李恩昌、郭继志、张杲主编的《科学健康观与健康型社会》对科学健康观和健康伦理学做了进一步总结和论述。 [33] 喻文德在其著作《公共健康伦理研究》中认为，责任是公共健康伦理的核心话语，而社群主义则是其理论依据，公共健康伦理是在公共健康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相关责任主体为促进公众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必须遵守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34]
在老年伦理研究方面，刘喜珍在其著作《老龄伦理研究》中论述了包括代际伦理、让贤伦理、养老伦理、再婚伦理、丧葬伦理在内的老龄伦理，但未涉及老年健康伦理。 [35] 余玉花的《老年伦理问题初探》探讨了老年伦理的研究对象以及老年道德的特殊性。 [36] 朱尧耿认为，老年人的发展包括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角色发展、认知发展和价值发展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37] 孔娜在其文《老年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及应对原则》中提出，欲解决老年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应坚持生命优先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差别平等原则、自主原则这四大原则。 [38]
在老年健康问题的伦理研究方面，陈培培、张银萍、苟文丽在《老年人自我概念与自我护理能力的伦理关系》中认为，老年人自我概念与自我护理能力之间存在正向的伦理关系。 [39] 高巍、陈洪、王玉的《关于老年康复医学的服务需求与伦理思考》论述了现代医疗条件下老年康复医学服务需求的特点及其伦理原则。 [40] 王晓燕、杜金香的《北京老年知识分子卫生保健问题的伦理分析》，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北京老年知识分子卫生保健的现状，并提出了提高我国老年人卫生保健水平的伦理对策。 [41] 翟晓梅、邱仁宗的“ Perceptions of Long - term Care ， Autonomy ， and Dignity ， by Residents ， Family and Caregivers ： the Beijing Experience ”论述了家庭成员照料与看护老年人的责任问题。 [42] 张多来、蒋福明、蒋娜的《老年护理伦理学研究论纲》探讨了老年护理伦理的特质、研究内容及发展规律。 [43] 李桑、李强翔的《老年糖尿病健康教育的临床伦理学思考》，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老年糖尿病健康教育的特殊性被忽视的原因，并提出了开展老年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医德教育。 [44]
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术界对于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显然比国内学术界更为成熟和系统，这与欧美国家比我国更早进入老年型社会从而较早开启老年健康伦理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然而，国外学术界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终究是基于欧美国家的国情而展开的，虽然其中某些理论值得借鉴，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欧美国家老年健康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在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难免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而国内学术界关于老年健康伦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从而存在理论分析不足且既有研究成果略显零散、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另外，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鲜有从伦理学角度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研究成果。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新的研究方向，我国老年健康伦理的大部分疆域尚待开拓。本书将在吸取和借鉴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立足于我国老年型社会这一现实背景，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老年健康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全面关注和深入剖析，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原则和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