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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在本项目获准立项后，首先召开课题开题会，组织课题组成员学习和熟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5月修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016年9月修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具体执行有关事项问答》《财政部教科文司、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等重要文件。
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课题组成员查阅、略读、精读相关文献资料，完成部分数据的采集工作，设计相关的访谈提纲，明确本次研究的任务、分工和进度要求（见表1-7）。针对课题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充分讨论，听取课题组成员意见，探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与安排。接着，讨论本项目的整体研究方案，构思研究内容、确定结构框架、初拟研究大纲，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具体的分工和布置。
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课题组成员前往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实地访谈与调研，对调研要求和经费使用规定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说明与限制，对调研过程中的数据与资料记录、时间期限、协调与合作等均做了统一的说明和动员。其间，先后到访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院、柬埔寨旅游部、柬埔寨统计局、柬埔寨新闻部、柬埔寨商务部、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泰国清迈大学，与柬埔寨前副首相兼外长诺罗敦·西里武（Norodom Sirivudh）亲王、旅游部副部长Try Chhiv先生、新闻部副国务秘书H.E.Huy Saravuth阁下、商务部贸易促进局局长H.E.Seang Thay阁下、统计局副局长Khin SONG先生、国立管理大学副校长Seng Bunthoeun先生等，就“中国—柬埔寨旅游与贸易发展”“澜湄合作”“在柬埔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表1-7 研究任务与进度安排
Tab.1-7 Research Tasks and Schedules
续表
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院。2017年2月28日，课题组成员应邀到访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院（Cambodia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and Peace，CICP），柬埔寨前副首相兼外长和现任CICP院长诺罗敦·西里武（Norodom Sirivudh）亲王在其府邸与课题组成员座谈并表示，中柬两国政府之间关系友好，人员交流与商业贸易往来非常密切，未来双边的学术交流尤其是民与民之间的交流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柬埔寨旅游部。2017年3月1日上午，柬埔寨旅游部副部长Try Chhiv先生热情接待课题组成员，他表示，期待与中国旅游领域智库、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两国旅游资源规划、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品开发等。接着，柬埔寨旅游部Chuob Ratana女士向课题组成员就柬埔寨的旅游景点、旅游接待设施及旅游战略计划做了相关介绍。双方就中柬旅游互动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柬方表示将从基于社区的旅游产业、生态旅游系统及人力资源开发三个方面推进中柬旅游合作。
柬埔寨统计局。2017年2月27日，课题组成员到访柬埔寨国家统计局。此次调研得到了柬埔寨国家统计局的高度重视，其部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抽出宝贵的时间亲自与课题组成员会面。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统计局的基本职能及统计体系、经贸领域历年的统计数据和大数据等方面的情况。此次对统计局的访谈使课题组成员收获颇多，不仅全面了解了柬埔寨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而且认识到统计数据已成为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柬埔寨新闻部。2017年3月2日，课题组成员到访柬埔寨新闻部，虽然正值事务最繁忙的月份，但柬埔寨新闻部依旧十分重视此次访谈，其部长亲自抽出时间与课题组成员见面。其后，双方就新媒体、信息发布、新闻采编在柬埔寨的传播分别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课题组成员发现，目前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柬埔寨的传播仍然十分有限，需加强我国政策在柬埔寨民间的传播。柬埔寨新闻部的官员表示，由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电脑、电视、手机等多功能媒体在柬埔寨的普及率不高，通过媒体中介传播的范围极为有限，且贫困地区的人群较为喜欢阅读本国的新闻，因此柬埔寨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了解不多。
柬埔寨商务部。2017年3月2日下午，课题组成员前往柬埔寨商务部调研，对其贸易促进局H.E.Seang Thay阁下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柬方表示，柬埔寨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尤其是在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商贸、投资、旅游交往不断扩大。在访谈中，柬方特别提到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柬埔寨集中展示了木制品、珠宝和手工艺品、农产品、食品、纺织服装等与旅游与贸易相关的产品或服务。
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2017年2月28日下午，课题组成员与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副校长Seng Bunthoeun先生及相关学者和青年教师座谈，着重了解柬埔寨近年来所采取的多项积极改革旅游业的措施，如推动通过旅游法、开辟与世界多国的直飞航线、促进旅游业界建立“柬埔寨旅游市场促销理事会”以规范和推广旅游事业。了解柬埔寨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柬埔寨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柬埔寨对外贸易依存度等。重点研讨柬埔寨当今经济发展的态势，如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旅游业强势增长、对外贸易下降明显等。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2017年9月13日，课题组成员到访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与马方学者就“一带一路”中马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国际旅游与贸易、中马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等主题展开访谈与交流，交换彼此的观点与意见。马方学者表示，中国与马来西亚旅游与贸易互动发展的形式要多样化，应增强不同渠道的联系，多层次地深化认知与合作，扩大所涵盖的内容，丰富其内在结构。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2017年9月14日，课题组成员前往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双方就中国与马来西亚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两国经贸与政治关系的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并交换意见。马方学者表示，在中马两国的多领域合作中，旅游在推进两国民心相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马双边贸易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国间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冲突，是旅游与贸易互动发展的关键。
泰国清迈大学。2018年11月4—8日，课题组成员应泰国清迈大学邀请参加“第25届中日泰三方大学生国际论坛”，与来自泰国、日本、韩国、印尼等国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一起交流，共同讨论东盟、亚洲以至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了解他们从各自国家角度对旅游与贸易发展等领域的看法，获取最真实、最准确的东盟信息数据与资料，有效避免在研究课题时只从国内渠道发现和分析问题的弊端。同时，拓展了课题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再拘泥于从时序层面分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互动关系，而是从不同区域这一尺度把握旅游与贸易互动的空间规律，得出更为深入和深刻的研究成果。
泰国曼谷IUCN。2018年1月27—30日，赴泰国曼谷参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主办的“区域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与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巴基斯坦、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地方示范等方式对其会员及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或正在开展的项目进行介绍、交换意见，深化相互交流，为各国在重要的国际环境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提供政策、法规等专业研讨与技术支持，充分发挥IUCN的全球性和区域性优势，开展各国共通课题的对话与协作。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是本课题研究的攻坚克难时期。首先，逐一梳理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总体状况、国别与省域特征、空间分布、空间密度、空间迁移、空间关联、空间错位、互动效应与国别规律，主要针对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重点、难点特别是核心章节进行逐一详尽研讨并布置分工撰写要求。具体探讨情况如下：
其一，在旅游与贸易发展初期，要素储备较少，以旅游为代表的人员流动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容易达到，主要体现为“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随着要素储备的不断丰富，旅游与贸易发展步入中期阶段，贸易发展所需具备的要素得以补充，贸易规模逐步扩大，此阶段以“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为主。当旅游与贸易发展成熟，要素储备日益完善，旅游与贸易呈现出此起彼伏式的互动发展。
其二，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时，都选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时序分析，缺乏空间维度。课题组成员从空间视角考察其中所存在的空间关系，以“空间重心”为切入点，基于重心模型和标准差椭圆绘制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重心迁移轨迹和主体区域，分析旅游与贸易空间聚散演变过程和态势，探讨其形成的区位选择机制、基础设施响应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发现与揭示旅游与贸易之间的两个空间聚散规律与机制，在研究视角上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其三，东盟包含10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理优势，在与中国开展旅游和贸易合作上也有各自的特点。跨地理边界旅游与贸易集群的建立，均衡与网络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决定着区域创新能力的实现。因此，对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进行区域创新研究是有必要的。
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整理归纳课题组成员在核心章节研讨推进会上的看法和意见，形成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想法，进而对2018年3月16日初步拟订的研究大纲加以进一步修正与补充。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根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给出拓展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区域与国别互动的现实对策建议，完成初稿。之后，进行专家咨询，深入剖析本课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与研究结论，使课题论点、内容更为客观、务实。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第二次修改与补充。紧接着，进行相关的学术研讨，再根据参加研讨专家、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第三次完善。最后，于2020年6月完成全稿。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架构如图1-6所示。首先，阐明课题来源、选题背景与意义、进展计划安排、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主要建树与创新点。界定与本研究相关的东盟、旅游与国际旅游、贸易与国际贸易，阐明旅游需求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要素流动与地域分异理论、区域发展的相互依赖理论，课题组成员提出并深入探析要素层面、区域尺度旅游与贸易互动机理。接着，从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空间地理三个视角综述国内外文献，对旅游与贸易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图谱分析，并加以评述。
图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Fig.1-6 Research Content and Framework
其次，梳理清楚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历程，逐一考察东盟入境中国旅游、中国出境东盟旅游、中国从东盟进口贸易、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提出当前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发展亟待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东盟旅游逆差”“中国—东盟贸易顺差”。初步辨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出境旅游偏好、入境旅游结构、出入境旅游比、贸易依存度、贸易结合度、进出口贸易比，构建出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推拉方程，为后续要素的空间流动与区域协调的互动研究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出境东盟旅游人数远大于东盟入境中国旅游人数，中国对文莱、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和印尼出口贸易远大于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即中国流向东盟的人员与货物规模远远大于从东盟流向中国的规模。从要素流动视角看，以旅游（人员流）和贸易（货物流）为代表的中国—东盟区域要素流动呈现出“不均衡”特征。课题组成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作为研究平台，直观地探究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的国别和省域空间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密度特征，以揭示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要素流动的基本空间规律。
以“空间重心”为切入点，基于重心模型和标准差椭圆，对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的重心迁移轨迹和主体区域进行考察，运用重心重叠性模型进一步分析其空间聚散过程及动态演变规律，并从利益驱动、基础设施响应和区位选择层面探讨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空间聚散关系的形成机制。进而运用空间错位指数测度从均值水平、模式划分和国别与省域分异层面把握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空间分异演变规律及分异贡献度，发现两者空间错位的国别与省域差异。
提出“区位条件→客观禀赋”“基础设施→支撑要素”和“利益驱动→原生动力”的空间耦合路径，接着运用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和LISA马尔科夫链，从国别和省域尺度深入研究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空间耦合关系、空间耦合效应及空间耦合跃迁，为推进中国—东盟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采用传统计量方法建立门槛模型，引入基础设施水平作为旅游与贸易互动的支撑要素，从要素层面解释旅游与贸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揭示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和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结合三类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对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效应进行国别差异分析。
（1）文献查阅法
文献查阅法指通过整理和归纳已有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书籍，形成事实科学认知的一种高效的信息收集方法。阅读、梳理和归纳大量与出入境旅游、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发展、旅游与贸易有关的学术论文，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国际贸易等研究领域的理论书籍，以及《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东盟统计年鉴》等资料，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础。
（2）数理模型分析法
数理模型分析法通过对推断的数据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以便精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从而形成对问题的科学判断和预见。本研究提出了“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模型，同时使用了推拉方程、门槛效应等数理工具。
（3）数据可视化法
数据可视化法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数据在空间上的表现特征，有较强的空间信息分析功能，采用GIS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既可以实现数据的可视化，又能基于空间视角，发现统计数据所表现出来的新规律，便于进行研究和分析。本研究利用GIS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的空间规律，并通过ArcGIS
自然断裂法进行展示。
（4）学科交叉分析法
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涉及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旅游管理、经济地理等众多学科理论，需要具有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空间错位需要用到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旅游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及国际贸易等相关理论方法，因此本研究借鉴了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地理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
随着我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国和客源国，旅游与贸易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与此同时，旅游与贸易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思考和发展机遇，给旅游与贸易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创新空间，本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如下。
第一，在现有的旅游与贸易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是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多采用推拉方程、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VECM模型以及脉冲响应等统计分析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定性研究则多采用学术评述、研究比较与分析总结等方法，但多种方法融合创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当前，随着研究的深入，计量方法研究的弊端以及对空间的忽视问题逐渐凸显，单纯依靠计量与统计方法很难呈现出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关系。因此，必须突破传统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分析的时间视角而引入空间视角来考察旅游与贸易关系，寻求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将空间分析与计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提升旅游与贸易研究的质量与效果。课题组成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作为研究平台，探讨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分布、空间密度、空间聚散和空间分异规律，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二，当前研究多是将旅游与贸易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关注一国、双边国家、多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将旅游与贸易置于由多个国家所组成的某个区域进行探讨的成果。区域创新是多种资源、多种力量均衡配置的结果，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从国家到区域，创新的实现需要各个国家的参与，需要多种方式的共同配合。跨地理边界旅游与贸易集群的建立，均衡与网络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决定着区域创新能力的实现。因此，课题组成员在对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进行区域考察与关系辨识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区域尺度上的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耦合协调，以丰富旅游与贸易区域创新领域的研究，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二。
国际上对于旅游与贸易的研究大多基于实证分析来检验两者的关系，缺乏有关旅游与贸易关系的基础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旅游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总体来看，对旅游与贸易关系相应的理论总结不足，亟须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认知和理论体系。尤其是目前关于旅游与贸易关系的理论比较缺乏，仍然停留在假设阶段，比如“马可·波罗”假设
[26]
、“兴趣与关注”假设
[27]
、旅游动机假设
、反馈循环假设
等，尚未形成被学界普遍认同的相应理论，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梳理与总结，特别是关于旅游与贸易互动机理的探讨，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这是本研究的难点。
其一，中国与东盟在人口、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差异很大，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对于各国具有不同的意义。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作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要素流动”的行为。旅游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人员、服务的“贸易”流动，贸易则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产品、资金的“旅游”行为。本研究着眼于“商务旅游带动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追随旅游（商务）”→“国际贸易追随旅游（商务和非商务）”→“贸易与旅游循环互动”来解释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机理，发现中国与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机制、效应和变化趋势，进而预测中国与东盟国家旅游与贸易互动进程中各方的偏好顺序，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其二，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发展态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在旅游与贸易发展初期，要素储备较少，以旅游为代表的人员流动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容易达到，主要体现为“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随着要素储备的不断丰富，旅游与贸易发展步入中期阶段，贸易发展所需具备的要素得以补充，贸易规模逐步扩大，此阶段以“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为主。当要素储备日益丰富，新国际旅游带动新国际贸易，新国际贸易进一步追随新国际旅游，旅游与贸易实现循环互动发展。本研究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为人员与货物流通提供物流支撑，通信基础设施为旅游与贸易信息对称传送提供通信支撑，能源基础设施为旅游与贸易活动提供物资支撑。中国与东盟各国基础设施水平差距明显，我们着重研究不同层面交通、通信、能源要素所支撑的中国—东盟“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并分析东盟各国的国别差异，弥补了现阶段对旅游与贸易互动作用效果研究单一化的不足，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二。
其三，“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空间范围。在国际经济的研究中，如果我们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假定经济活动是在某一个‘点’或‘面’上进行的，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国际旅游的问题。”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从国家到区域，创新的实现需要各方的参与，需要多种方式共同配合，使空间配置最优化，从而达到要素的均衡循环流动，区域内发展耦合协调，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稳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以“空间”作为研究平台，从空间视角把握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密度特征、空间聚散关系和空间分异规律，并思考得到中国（省域）布局“一核双极两带”，优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互联互通，以“长三角”和“粤滇桂琼”为双极，辐射带动中西部内陆省域与东盟国家旅游与贸易发展。中国—东盟（国别）区域布局“一轴两翼四圈”，以新加坡为据点，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哑铃效应，推动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海—陆”两翼互动发展的有益启示，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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