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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对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围绕核心问题和重点、难点，对相关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加以重新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找出不同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分歧和文献共识，将众多的观点进行整合归纳，避免罗列堆砌。
已有文献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东盟旅游一体化建设，发现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与旅游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
，探究了中国—东盟国家间旅游流的分布和流动规律
，主张在促成用积极的政治、经贸事件推动中国—东盟区域旅游合作
的同时，需格外关注旅游安全问题。
已有文献梳理了中国—东盟贸易结构和产品类型
，比较了双方的贸易产品结构及其变化
，分析了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双方贸易结构的演进趋势
，发现中国—东盟存在着贸易结构相似、相互竞争激烈、贸易化便利水平较低等问题
，要降低贸易依存度
；指出在CAFTA下中国的静态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看东盟国家贸易发展应重视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基础设施水平。
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文献的研究对象逐渐由单一主体向更大范围延展，综合分析旅游与贸易可能存在的关系。Khan & Toh et al.、Hafiz & Fauzi、Chaisumpunsakul & Pholphirul分别研究新加坡
[6]
、马来西亚
[7]
和泰国
[8]
旅游与贸易的相关关系，分析东盟国家入境中国的旅游及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均衡关系，基于中国和东盟六国旅游竞争力探讨旅游与贸易的互动关系。
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作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要素流动”的行为。旅游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人员、服务的“贸易”流动，贸易则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产品、资金的“旅游”行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并通过人员和货物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和跨国流通，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Kulendran（2000）认为，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马可·波罗”假设、“兴趣与关注”假设、“机会假设”，并呼吁学界对全球双边与多边旅游和贸易关系给予更多关注。
[9]
赵多平、孙根年等在此基础上加入旅游动机假设、反馈循环假设，总结提炼出“国际旅游引发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提升兴趣关注，兴趣关注激发旅游动机，旅游动机推动国际旅游，新国际旅游引发新一轮国际贸易”
的结论。在这一逻辑脉络下，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互动过程与动力机制可总结为传导效应、因果积累、循环反馈和广告效应。“传导效应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与商贸有关的行为经过层层传递产生商贸结果的过程；因果积累是指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在动态互动过程中存在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循环反馈是指旅游引发贸易、贸易促进旅游的循环过程；广告效应既包括旅游广告也包括产品及服务广告，旅游者的旅游经历及其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土特产或商品激发了周围亲朋好友的兴趣和关注，进而使其产生旅游动机。”
孙根年等（2012）基于“容量限制”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旅游与贸易互动的三阶段演化模型：（1）低水平缓慢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旅游与贸易处于发展初期，水平相对较低且增长缓慢，以商务旅游为目的的国际旅游占比相对较高，表现为旅游引发贸易。（2）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促进了各国（地区）间的经贸往来，推动了旅游流和货物流等要素在区域中的流动，表现为贸易推动旅游。（3）容量限制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GDP增长率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前提下，由于受到旅游偏好和市场容量的限制，特定国家出入境旅游的增长逐渐减慢。国际贸易随着双边经济总量的增加继续增长。
（1）多边国家（地区）
已有文献研究了多边国家（地区）的旅游与贸易关系，如地中海国家
[10]
、加纳利群岛
[11]
、日韩东盟8国
、中国与欧洲7国
、伊斯兰9国
[12]
、中国与亚洲9国
、中国与东盟国家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
（2）一国（地区）与另一国（地区）
已有文献研究了一国（地区）与另一国（地区）的旅游与贸易关系，如德国与西班牙
[13]
、中国与韩国
、中国与日本
、中国与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与内地
、中国和美国
[14]
、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
、中国广西与越南
、中国满洲里市与俄罗斯
，等等。
（3）一国（地区）
已有文献研究了一国（地区）旅游与贸易关系，如中国
、中国云南
、新加坡
[15]
、马来西亚
[16]
、塞浦路斯
[17]
、印度
[18]
、美国堪萨斯州
[19]
、加拿大
[20]
、西班牙。
[21]
（1）相关性分析
早期的文献多聚焦于贸易依存度、出境旅游偏好及入境旅游比等基础性指标研究旅游与贸易的相关性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推拉方程分析旅游与贸易的彼此响应程度
，也有学者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与耦合度模型研究旅游与贸易的关联与相互影响程度。
（2）Granger因果分析
国内学者早期侧重于分析旅游与贸易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与长期均衡关系
，发现旅游与贸易存在某种单向或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旅游或贸易的增长对另一方或彼此均有促进作用。Granger因果分析一般需要比较强的理论先导或者两个变量互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之间并未构成这种强关系，因而其解释力有限。
（3）综合分析方法
在Granger因果检验基础上，苏建军等（2013）
，韩晶玉、李苗苗（2017）
运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模型研究旅游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与长期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运用OPM模型
[22]
、引力模型
[23]
、小波模型
[24]
研究旅游与贸易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
近年来，从空间地理视角研究旅游与贸易关系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主要运用如下几种方法：一是重心模型。主要研究旅游与贸易的重心耦合演变态势，利用空间重叠性模型与变动一致性模型，测算旅游重心与贸易重心的空间距离与变动方向，发现两者的聚散交替规律。
二是空间错位。侧重研究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同步与错位特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旅游与贸易的空间关系。
三是空间自相关。一般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利用莫兰指数与LISA集聚图探索旅游与其他变量之间空间关系的地域分布特征与集聚模式。
[25]
四是空间跃迁。在LISA的基础上，将局部Moran's I散点图与马尔科夫链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入境旅游坐标移动轨迹的动态演变以及不同局部集聚类型的转化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