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和亚太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兴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入战略合作与发展经济的新阶段。1999年4月30日，以柬埔寨加入东盟为标志，东盟成为代表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2002年11月4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启动建设，到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再到2015年11月22日签署CAFTA升级《议定书》并于2019年10月22日对所有协定成员国全面生效。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合作形式，CAFTA制度安排涵盖面广、优惠度高、成效显著。“在贸易方面，中国连续10年保持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2019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20年2月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中国—东盟已互为主要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

“旅游和贸易不只有经济功能，除此以外如交往功能、信息传播功能、文化交流功能、激发创新功能、关联溢出功能等均应受到关注。国与国之间以跨境旅游和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人员、货物往来，对于塑造友好民意、柔性解决争端、多极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维护双边关系在特定范围内均衡博弈的关键要素”。当前，中国出境东盟旅游人数远大于东盟入境中国旅游人数，中国出口东盟贸易远大于中国进口东盟贸易，即中国流向东盟的人员与货物规模远远大于从东盟流向中国的规模。中国与东盟在人口、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差异很大，出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对于各国具有不同的意义。从要素流动视角看，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作为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要素流动”的行为。旅游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人员、服务的“贸易”流动，贸易则可以看作不同国家（地区）间产品、资金的“旅游”行为，以旅游（人员流）和贸易（货物流）为代表的中国—东盟区域要素流动方向和流量大小“不均衡”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将旅游与贸易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关注一国、一国与另一国、多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将旅游与贸易置于多个国家组成的某个区域进行探讨。“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空间范围。在国际经济的研究中，如果我们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性，假定经济活动是在某一个‘点’或‘面’上进行的，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国际旅游的问题”。区域创新是多种资源、多种力量均衡配置的结果，在一定的地理边界内，从国家到区域，创新的实现需要各个国家的参与，需要多种方式共同配合。跨地理边界旅游与贸易集群的建立，均衡与网络化的区域创新体系，决定着区域创新能力的实现。通过区位优势和空间集聚，以合作、支持、共享激活要素资源创新扩散积累，使空间配置最优化，从而达到要素均衡循环流动，区域内发展耦合协调，国家间政治经济稳定。

当我们聊到“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的时候，初次看到这个研究课题的人，会按照传统理解将“旅游”看作服务贸易，并将其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之中，视为国际贸易框架内的问题来看待和研究。所谓旅游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旅游从业人员运用可控制的旅游资源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消费者提供旅游服务并获得报酬的活动。即服务贸易中的旅游更强调“报酬”属性，是“服务”的进出口（收入和支出），具体而言：①旅游服务出口，表现为向入境旅游者或在国外以其他形式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旅游服务，并相应获得旅游服务的出口收入。②旅游服务进口，表现为向本国旅游者出境旅游或在国内消费由外国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旅游服务，以及进口旅游服务必须的配套设施、原材料等，而相应发生旅游服务的进口支出。不同于“旅游服务贸易”，“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中的“旅游”强调的是“旅游流”，即“人员的空间流动”，这是旅游（特别是国际旅游）最本质的定义。我们课题实质上是在研究“人员与货物的跨境空间流动是如何相互作用”。

所以说，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是“人员”与“货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聚散交替、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与东盟国家旅游资源与产品服务各异，且具有不可移动性，国际旅游需求的实现需要游客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身意愿的旅游线路与服务，并在目的地国和客源国之间跨境位移。与此同时，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的客观差异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产品具有地方特色，并引发人的物质需求，最终推动“人员”与“货物”在中国—东盟区域流动。事实上，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下面，我们用“两个村落的故事”简单地阐述“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在要素层面的机理，从“商务旅游”诞生的角度，帮助大家理解旅游与贸易究竟是如何互动的。在此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旅游与贸易互动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即旅游流与贸易流在空间上的移动需要时间，旅游所带动的贸易增长并不会立即实现，贸易追随后的规模扩张所吸引的旅游增长也不会即刻发生。

两个村落的故事

故事背景：最早，由于生产力落后并且生产要素差异较大，每个村落自身很难制造生产村民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

阶段一：在这一背景下，A村落“先锋探险者”在外出活动过程（此时“人员的空间流动”——“旅游”这一行为已经发生）中发现B村落有A村落所需但不能生产的产品，而A村落也有B村落所需但不能生产的产品，“先锋探险者”从中发现了商机，并决定今后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所需产品。此时，“先锋探险者”的“旅游”行为被赋予目的，即“商务旅游”，商务旅游者诞生。

阶段二：“先锋探险者”将随身携带的物品与B村落的村民交换，贸易行为也在“商务旅游”行为诞生后出现，我们称之为“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

阶段三：“先锋探险者”成功换得所需的物品，这吸引了A村落其他村民的兴趣与关注，他们纷纷效仿“先锋探险者”前往B村落看个究竟，其中有的村民是抱着交换物品去的（商务旅游），有的则是去看看B村落是什么样的（休闲观光旅游），有的是找在B村落做生意的亲朋好友的（探亲访友旅游），两个村落的贸易规模追随旅游流的增长得到进一步扩张。这一追随现象我们称之为“旅游增长的贸易追随效应”或“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

阶段四：贸易规模的扩张又会促进更多的A村落村民前往B村落，从而带动两村之间旅游流的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旅游与贸易”互动。

由此可知，旅游与贸易发展态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在旅游与贸易发展初期，要素储备较少，以旅游为代表的人员流动所需要的要素条件容易达到，主要体现为“旅游对贸易的带动效应”。随着要素储备的不断丰富，旅游与贸易发展步入中期阶段，贸易发展所需具备的要素得以补充，贸易规模逐步扩大，此阶段以“贸易对旅游的追随效应”为主。当要素储备日益完善，新国际旅游带动新国际贸易，新国际贸易进一步追随新国际旅游，旅游与贸易循环互动发展。本课题着眼于“商务旅游带动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追随旅游（商务）”→“国际贸易追随旅游（商务&非商务）”→“贸易与旅游循环互动”解释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机理，发现中国与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机制、效应和变化趋势，进而预见中国与东盟国家旅游与贸易互动进程中各方的偏好顺序、应对策略及博弈规则。

基于此，课题组以“空间”作为研究平台，探究中国（省域）—东盟（国别）旅游与贸易区域流动的空间规律，思考得到中国（省域）布局“一核双极两带”，优化我国东、中、西部互联互通，以“长三角”和“粤滇桂琼”为双极，辐射带动中西部内陆省域与东盟国家旅游与贸易发展；中国—东盟（国别）区域布局“一轴两翼四圈”，以新加坡为据点，依托“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哑铃效应，推动东盟“海—陆”两翼互动发展的有益启示。这有助于从省域和国别透视出旅游与贸易流动所具有的功能如何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往来中传递和演化，可以为旅游与贸易在中国—东盟区域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进而，有利于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提升对外贸易水平、升级旅游产业以及促进旅游与贸易要素均衡流动的政策，有助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区对外贸易与国际旅游的发展政策。在宏观领域可以发现阻碍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发展的潜在问题，在微观领域可以为国内旅游企业开拓中国—东盟旅游市场，开发具有针对性的跨国旅游、文化旅游、商务旅游产品提供现实依据。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东盟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5AJY015）的结项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课题组成员主体为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通过这个课题的实践，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期间，课题组曾经多次前往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实地访谈与调研，先后到访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院、柬埔寨旅游部、柬埔寨统计局、柬埔寨新闻部、柬埔寨商务部、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泰国清迈大学，与柬埔寨前副首相兼外长诺罗敦·西里武（Norodom Sirivudh）亲王、旅游部副部长Try Chhiv先生、新闻部副国务秘书H.E.Huy Saravuth阁下、商务部贸易促进局局长H.E.Seang Thay阁下、统计局副局长Khin SONG先生、国立管理大学副校长SENG Bunthoeun先生等，就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讨。调研过程中，青年学者们统筹、协调与合作，收集、记录与整理了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在实践中树立了追求卓越的信念，正确对待成长中的困难，不断走向成熟。“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学术生涯是一条平凡而又艰难、寂寞而又崎岖的道路，没有鲜花掌声，更多的是荆棘丛生。但学术又是每一个国家发展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整个人类科学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包含着一代又一代学者薪火相传的辛勤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