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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应该与个人正当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离。或者说，公正能够保证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相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善恶报应的逻辑架构中，每个人根据自己行为的道德性而得到相应的报偿，这种因果关系体现出公正的伦理蕴涵。
善恶报应中的公正既是程序正义，也是实质正义，是二者的结合。在善恶报应观念中，善恶必然根据道德因果规律而得到相应的报应，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程序正义。从内容上看，根据个人行为的善恶而做出的报应，必然具有实质上的正义。善恶报应是人们行为与后果之间道德关系上的因果关系的体现，是对因果律的尊重和实现，也是对正义的实现。“指导一个人判断正义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因果律。人们永不应该企图逃避或打破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链接。”
在善恶报应的因果链中，道德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有着深刻的伦理蕴涵。
善恶报应中的公正对于整个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好人的报偿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也起到了价值引领的作用，让人们相信道德。对于恶人的惩罚比对好人的奖励往往更为重要，因为，坏人的破坏力往往大于好人的塑造力，无数善良的人的社会劳动成果可能会被少数几个坏人给破坏得转瞬间灰飞烟灭。休谟就认为，对于犯罪者，“为了社会的
利益
，对他处以某种他不犯过错或造成伤害便不可能遭受的惩罚就变成公道的”
。在休谟看来，有用性是构成德性的唯一基础，而正义是有用的。的确，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它们不仅是直接的对人们行为的处置，而且也是对人们认知的引导和品质的塑造，不仅培养人，而且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善恶报应的公正不仅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有用性，而且具有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有用性。人们对公正的渴求不仅是理性的需要，也是情感的需求。人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待遇，也希望看到他人得到公正的报酬。义愤就是对不公平的事情或现象的不满意；人们对公正的渴望甚至会高于对利益的追求，即宁要公正，也不要不是靠公正得来的利益。“当待遇明显不公平时，人们似乎是从坚持原则而不是从赚钱中获得了更多的愉悦。”
善恶报应满足了人们对公正的情感需要。
善恶报应中的公正并不排斥仁爱，在一定意义上，公正也是一种仁爱。在对待善恶报应是否能够体现出仁爱的美德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报应论虽然体现了公正，但取消了仁爱。不过，细究起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善恶报应思想中，奖励和惩罚都是社会性的普遍意志的反映，无论是对好人的奖励还是对恶人的惩罚，都不是一种个人的报复行为，也不是一种冤冤相报的机械行为，而是社会普遍意志的体现。这种报应不仅仅能够体现公正，而且能够体现仁爱，即不仅能够体现公正的秩序要求，而且能够起到塑造个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美德的作用。
对做坏事的人的惩罚并不意味着不仁爱。惩罚对恶人来说是正义的，并且这种惩罚对整个社会而言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并且，即使对被惩罚者而言，惩罚也未必是不仁爱，并不意味着对其冷酷无情。因为，惩罚不仅是一种报复性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教育改造的手段，即惩罚不仅具有报复性，也具有修复性和塑造性。对犯错的人的正义惩罚是为了以儆效尤，对其他人起到警诫作用，这是一种工具性作用，就如斯密所说：“在某些场合，我们惩罚或赞同惩罚确实仅仅是出于某种对社会总的利益的考虑，我们认为，不那样，这种利益就得不到保证。”
为了社会利益，惩罚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惩罚也是对犯错的人的一种塑造，用强制方法让其改正，这是目的性作用，不仅是公正的，也具有仁爱的蕴涵。惩罚对没犯错的人是一种公正（不管他们主观上需不需要，整个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需要），也是一种仁爱，因为有时候对恶人的姑息意味着对好人的残忍。公正是道德的基石，博爱则是道德的冠冕，在涂尔干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与事实相距甚远，因为：“公正充满了博爱，……所以对公正而言，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是任何一种团结必然的附带产物。因而，凡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都有它的存在，不管它来自于生活的劳动分工，还是来自于人们的相应相求。”
在涂尔干看来，公正就是一种仁爱，是一种有原则的仁爱，而不是毫无原则的泛滥之爱；没有原则的爱会造成伤害，因此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仁爱。
善恶报应中的正义并不像斯密所说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
，也是一种积极的美德。正义不仅是不应当去伤害别人，也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对待别人、对待社会；或者说正义不仅是不作恶，而且是去行善。与仁爱比起来，正义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更为根本。“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惩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
正义是社会必要的美德，不仅蕴涵着仁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在正义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制度中，更可能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就如休谟所说：“正义这一德性的用途和趋向是通过维护社会的秩序而达致幸福和安全……”
正义必然与幸福是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