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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信息技术及交通运输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原材料等要素及产品的流动性大大提升，对经济的组织方式及空间格局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Dicken，2003）。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业喷气式飞机与集装箱运输两项关键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以及卫星、光纤及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压缩了经济活动空间，对世界经济地理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Dicken，2003；Coe et al.，2007）。
交通及通信技术进步带来的空间压缩效应，不仅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分离成为可能，而且促进了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再配置，产业空间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寻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竞争，资本主义经历了由标准化生产、大众消费的“福特主义”向柔性生产、个性化消费的“后福特主义”的转型（Cox，1997；Dicken，2003；苗长虹，2011）。企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资源，以及新的产业链组织方式，产业生产体制及空间组织方式更趋灵活（见表1-1）。
在全球经济不断整合的背景下，区域发展与产业空间组织的关系更加紧密。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的首要“推动者与塑造者”，跨国公司通过投资、转包等方式构建跨国生产网络，对“接入”网络的企业、地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Dicken，2003；Coe et al.，2007）。以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为例，尽管全球众多品牌企业的笔记本生产业务转包给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台湾企业，但具体的制造工厂多位于中国大陆，因此笔记本电脑的跨国生产网络对中国台湾及大陆地区发展造成不同影响。另一方面，与地方研究的复兴相适应，区域可以通过自身经济制度的构建及创新来影响资金、商品、服务等资源“流”，从而参与到全球化过程及产业的空间组织之中（刘卫东等，2003）。
表1-1 福特主义与适时生产的空间组织对比
作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电子制造业处于全球化最前端，它对国际贸易及生产网络的依赖程度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Ernst，1997）。以苹果为例，2012年初，该公司公布的供应商有156家之多，涉及集成电路（IC）/分立器件、内存、硬盘/光驱、被动器件等14个行业类型；零部件供应商的空间分布范围覆盖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众多地区（刘卫东等，2013）。
在电子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中，东亚及中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后期，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扩展并日益深化，为东亚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契机，对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以及当地电子产业公司的纷纷建立，东亚逐渐成为全球电子产业中最重要的制造基地，特别是在电子产品的装配和零部件生产方面尤为突出（Yusuf et al.，2005）。特别地，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的第一制造大国。2010年，在世界办公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中，中日韩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合计比重高达55.7%，其中中国大陆比重为27.8%，居于世界首位；进口中，中日韩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合计比重共达到36.2%，中国大陆比重为 15.9%（见表1-2）。
表1-2 2010年办公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贸易中的重要国家及地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全球化过程（陆大道等，1997）。全球化的因素和力量对中国地区发展及其空间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刘卫东，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缘等因素的作用，中国与东亚地区经济关系密切。特别是随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东亚的关系更趋紧密（黄卫平，2009）。
长期以来，东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进口方面（见图1-1）。2010年，在中国商品出口贸易中，亚洲地区的比重达到42.6%，欧盟及北美洲的比重分别为20.5%、19.7%；而在中国商品进口贸易中，亚洲比重达到 57.1%，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比重分别达到12.7%、9.9%及8.3%，仅后三者之和就远远超过欧盟（12.1%）及北美洲（8.9%）的比重。黄卫平（2009）的研究也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与东亚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其中垂直产业内贸易增加尤其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
因此，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组织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将会不断加大。为实现更好的增长，中国必须加强对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认识，对自身在东亚地区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准确定位。
图1-1 中国与主要国家及地区贸易进出口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WTO国际贸易数据整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为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加大投资及刺激出口一直都是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重点。加入WTO后，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大。这种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拉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同时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刘卫东等，2011a）。
从发展水平来看，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主要承担了价值链中低端的组装加工环节，制造业的平均附加值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见图1-2a）。这在苹果iPhone附加值的国家/地区分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刘卫东等，2013）：材料成本占21.7%，未确认利润占5.8%，苹果公司利润为58.5%，非苹果美国公司的利润占2.4%，韩国公司的利润占4.7%，欧洲公司为2.4%，日本公司和中国台湾公司利润分别为0.5%，非中国大陆劳工成本占3.5%，而中国大陆劳工成本仅占1.8%。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高技术制造产业的比重也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先进国家，对经济贡献较小（见图1-2b）。这种发展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及资源环境代价。
图1-2 中国与部分国家制造业的增加值系数（a）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b）
数据来源：（a）根据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相关数据整理；（b）《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较高的外贸依赖程度使中国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正在不断消失。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竞争模式”的发展空间正在不断缩小，中国产品在国际上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多，所处境地颇为尴尬（刘世锦，2006）。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亟须转变高度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如何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