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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中元元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
光武帝所宣布的图谶共八十一篇，其中《河》《洛》谶四十五篇，《七经》纬三十六篇。根据《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诗》纬有三，即“《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
《隋书·经籍志》记载《诗纬》十八卷，在纬书中算是比较多的。但由于历代禁毁，除《易纬》相对完整外，其他纬书已经残缺殆尽，而《诗纬》也只剩下区区二百多条。如果合并佚文并去掉重复、误辑的佚文，《诗纬》佚文将更少。我们今天所见《诗纬》残文皆为明清学者所辑，至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新纬书集成》而总其成。尽管明清学者在纬书辑佚方面成就非凡，存在的问题也较多。那么《诗经》纬三种名义如何？其内容大致有何特征？自汉代以来《诗纬》文献如何流布？明清学者的纬书辑佚存在哪些问题？本章将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何谓《诗纬》？这需要从纬书说起。而要讨论什么是纬书，首先要明确何谓谶。《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从言，韱声。”根据段玉裁注，其中“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出自《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
李善注左思《魏都赋》和贾谊《鵩鸟赋》，皆有“《河》《洛》所出书曰谶”文。
汉末刘熙《释名》：“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
《一切经音义》卷九引《三苍》：“谶，秘密书也，出《河》《洛》。《说文》：谶，验也，谓占后有效验也。”
这与李善注张衡《思玄赋》引《苍颉篇》同。
《广雅》等训释与此大体相同。“纤”可训“细”“少”，而“谶”和“验”“纤”声皆相近，故谶有验、细微和少等诸义。《后汉书·李通传》：“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李贤注：“微隐谓谶文也。”
据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两点意见：一、谶言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字，其语义模糊而且字数不多。二、谶和《河图》有关。
谶是神秘预言自毋庸多言，而谶与《河图》关系则需略加申说。“河图”首见于《尚书·顾命》，当是一种宝石类的东西，并具有祥瑞的属性。也就是说，当河出“图”时，它会被当作受命的祥瑞。此或正如陈槃所说，作为宝石的河图上的各种图案、线条给人一种解释的空间，如同龟卜的象。那么，“河图”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占卜，卜算的是王朝命运。《尚书璇玑钤》：“《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
句中的“图”“录”皆是动词，“矩”则是法度、规律的含义。根据《尚书璇玑钤》的定义，《河图》就是王朝兴代、朝政治纲等方面的内容。又，《春秋命历序》：“《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这表明《河图》和分野有关。分野的实质是星占，而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今存《河图》文本中有大量星占类内容。并且我们不难推测，解释这些宝石图案的文字便成为古老的《河图》《洛书》。而在这些古《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大量新的谶书被制作出来。汉代桓谭曰“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
，又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
，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在东汉晚期之前，谶书并无纬名。所以《后汉书》等记载的汉代诏令、奏疏等文献中，几乎称“谶”不称“纬”。张衡所上《请禁绝图谶疏》中，十二次言及“谶”，其中也包括《诗谶》，此外尚有《春秋元命包》等专名，以及“不占之书”“八十篇”“图书”等异称，但一次都没有说到“纬”。明确属于汉代人自我表述中称纬的例证主要有以下几条：其一，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上书言历，其曰：“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治历中郭香
、刘固意造妄说，乞与本庚申元经纬有明文，受虚欺重诛。”
其二，蔡邕在为他人撰作的碑志中，称赞他人时，往往称赞其人精晓“图纬”，如《郭有道碑》称郭有道“考览六经，探综图纬”
。其三，郑玄《诫子书》自称“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
。其四，荀悦《申鉴·嫌俗》：“世称‘纬书，仲尼所作也’。”
其五，《曹全碑》中记载曹全很小的时候便“甄极毖纬”，该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二年。准此，则谶纬意义的“图纬”之名当起于东汉末年，最早或不会早于桓、灵时。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早期的谶书大概只是预言类内容，故张衡称其为“不占之书”，并有别于律历、风角、音占等学问。但随着与经书的关系日渐密切，谶书或谶纬书中方术内容逐步增多，并和经义结合，两者一起构成今天所见纬书佚文献的主要内容。
就《诗纬》三种来看，其情形也大抵如此。在《后汉书·樊英传》注文中，李贤列举了《七纬》名录，其中《诗》纬有三：《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但李贤注与《隋书·经籍志》记载又似乎有些差异。《隋书·经籍志》云：
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氾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
推测《隋书·经籍志》“而又有”云云，似乎《诗推度灾》等书不在《七经纬》三十六篇之数。《隋志》所说的“《七经纬》三十六篇”同样见于《后汉书》，《张衡传》有“八十篇何为不戒”之语，
李贤注云：“《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
所谓“《六艺》四九”即指《七经纬》三十六篇。而李贤列出的《七经纬》名录只有三十五篇。据《隋志》及李贤注，知《尚书中候》确实不在“七纬”之数。
此外，就李贤列《孝经纬》两种：《援神契》《钩命决》，如以《隋志》，则均不在“七纬”之内。《孝经正义》既列《孝经纬》，又列《钩命决》，且不说《孝经钩命决》，似乎《孝经纬》与《钩命决》是两种不同的书。《毛诗正义》孔疏引《含神雾》等书，前面均加“诗纬”二字，似乎《含神雾》等分别只是《诗》纬的一种。尤其是《召南·鹊巢》，孔颖达认为郑玄笺“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是本《推度灾》为说，其曰：“《诗》纬主以释此，故依而说焉。”
明显是以《推度灾》为《诗》纬。何以《七经纬》又单列具体纬书名，或正如徐兴无所说，“这些都是别本单行者”，而《七经纬》中的《诗纬》只是类名。
明清以来纬书辑佚单列《诗纬》于《推度灾》等之外，目的只是将无法归类的《诗纬》类佚文条目放在一起，或者只是照录文献，实为不得已之举。
《诗纬》三种，《推度灾》篇名古来没有文字的差异。《含神雾》则另有《含神务》《含神纽》等称名，据实推名，当以“含神务”为确。“务”即事，“含神务”即怀神之事，藏神之事。《山海经》郭注“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往照天门中”引作“《含神务》”，
《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大电绕枢，照郊野，感符宝，生黄帝”，曰出《含神务》。
后人或崇其神秘，故谓之“含神雾”。《诗纬》三篇中，以“氾历枢”称名最为淆乱，或曰“汎历枢”，或曰“记律枢”，或曰“泛历枢”，或曰“纪历枢”，或曰“记历枢”。责名问实，或当为“纪历枢”。纪，或为纪年之单位，十二年为一纪。或为古历法纪年之单位，一纪一千五百二十年。因为古历法十九年为章，四章为蔀，二十蔀为纪。谶纬善说三百年计历改宪，实际三百四年改元。《易乾凿度》载孔子曰：“至德之数，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岁。五德备，凡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复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纪七十六岁，因而四之，为三百四岁。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为十一万一千三十六；以甲为法除之，余三十六，甲子始数立。立算皆为甲，旁算亦为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岁。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岁。丙子，火德，主夏，夏长，三百四岁。壬子，水德，主冬，冬藏，三百四岁。戊子，土德，主季夏，至养，三百四岁。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时，凡一千五百二十岁终一纪。五德者，所以立尊号，论天常，志长久。”
缘是故，岁、月、日、星辰、历数为五纪。《尚书·洪范》：“五纪。一曰岁，所以纪四时。二曰月，所以纪一月。三曰日，纪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见以叙气节，十二辰以纪日月所会。五曰历数。历数节气之度以为历，敬授民时。”孔颖达曰：“凡此五者，皆所以纪天时，故谓之‘五纪’也。”
“纪历枢”当以形近而讹为“氾”“汎”“泛”“记”。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书在表述中一律称“纪历枢”，而古人引文则一仍其旧。
关于《诗推度灾》等书名的含义，孙瑴《古微书》、赵在翰《七纬·诗纬叙目》等有释。孙瑴解释“《含神雾》”名义曰：“书既神矣，奠之以雾，又纽之曰含，理固有元矞茫昧不可解者（按：“元”当为“玄”之讳文）。濛濛漠漠，而倚于神，其可想乎！”
赵在翰曰：“天运人事，统诸神灵，以言其象，氛雾冥冥。”
又曰：“图箓之神，祯祥之降，曰《含神雾》。”
这些解释都着眼于“雾”，强调《含神雾》纬文之神秘性氛围。但如果说神秘氛围，其实所有纬书都有此特征。故《含神务》当强调“神”之事，尤其是《诗》中《生民》《玄鸟》写后稷、契的感生，为其他圣王的无父感天生提供了经典支持，而《含神务》内容重点也在于此。廖平理解当最为切近，其曰：“《含神雾》所言多与《山经》、《楚词》、《淮南》同，也足证《诗》为天学。”
孙瑴解释“《推度灾》”曰：“汉儒穷经，多主灾异。故《尚书》则有《五行传》，董仲舒、刘向、京房部而汇之。及刘歆作《三统历》以《易》与《春秋》天人之道，其说曰：‘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无事必书日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而独无及于《诗》者，逮翼奉受《齐诗》，始得‘五际’、‘六情’之说，以行灾异，而其术竟无传矣。《汉志·艺文》亦不存其目，纬书所列《推度灾》，则或《齐诗》授受之遗。惜其不著耳。”
赵在翰解释《推度灾》曰：“午酉卯子，《诗》通《易》轨，推诸天度，失则灾起。”
又曰：“历数之运，际始之道，曰《氾历枢》。”
按：以《推度灾》为言灾异之书，当无误。《诗纬》说四始、五际皆出《推度灾》，《毛诗正义》所引《诗纬》解诗，多出自《推度灾》，如《十月之交》等亦以言灾异为主。
又，孙瑴谓“《纪历枢》”为《氾历枢》，曰：“凡历生于律，律生于声，声生于诗，则诗之为律历根枢，固矣。作历者，《三统》、《四分》皆知取诸《易》，取诸《春秋》，而了不及《诗》。岂知《诗》之有四始、五际，亦如《易》之有九问，《春秋》之有十端。而《泰》、《否》升沈，皇王箓运，动必关焉。则其谓之汎历枢，非爽也。”
赵在翰曰：“永言律本，运谱历轨，泛览五际，其枢在水。”
又曰：“历数之运，际始之道，曰《氾历枢》。”
其与历法关系密切自不待言，然则“氾”字何谓？就是“氾览”的意思吗？故如上文所言，“氾”当为“纪”之讹，也和历算有关系。
总之，就其称名而言，《诗纬》与其他纬书一样，和阴阳五行、推历占星等有关，正所谓“察躔象以纪星辰之度，推始际以著历数之运，征休咎以合神明之契”
，只不过三种《诗》纬之间各有侧重而已。
文献并没有关于《诗纬》文献造作或流布起始时间的明确记载。《史记·三代世表》中，褚先生引《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出《诗纬》。”
据此，似乎西汉中期前后便有《诗纬》，而褚先生能征引之。其实不然。据原文，则褚先生所引《诗传》内容较之《史记索隐》所标注的《诗纬》内容丰富，所以两者并非一回事。其次，司马贞所谓“出《诗纬》”，只是强调契母简狄浴于玄丘水这件事也见于《诗纬》。既不是说褚先生所引《诗传》是《诗纬》，也不是强调褚先生所引《诗传》出自《诗纬》，因为褚先生时期极大可能并无成型的纬书文献。而司马贞所以要将褚先生所引《诗传》与《诗纬》关联起来，更主要是出于个人对纬书的偏好。
我们相信中元元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时，《诗纬》文献业已定型，但文献记载第一次提到《诗纬》要到汉顺帝时期。因灾异屡见，顺帝于阳嘉二年征问郎顗，并使对尚书问，郎顗陈七事，提到《诗氾历枢》文。
大约同时，张衡上《禁绝图谶疏》，也提到《诗谶》曰：“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较之今存《诗纬》佚文，《诗纬》唯《含神雾》言受命，则张衡所引的这条佚文或出《诗含神雾》。但终汉之世，文献并未提及《诗推度灾》。待曹魏代汉，群臣劝进曹丕，苏林、董巴奏疏引《诗推度灾》“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
。至此，《诗纬》三种皆见征引。
在很大程度上，分经各纬命运可谓休戚与共。在汉代，纬书的地位很高，甚至可以决经之优劣短长。三国时期，纬书的地位可能还是比较尊崇。不仅曹丕代汉寻求纬书支撑，日常国家大典也多依傍纬书。如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依纬书而议封禅。曹丕虽表面上以“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而拒绝，但却也表彰蒋济之言华美，并且暗地里命高堂隆“草封禅之仪”。只是不凑巧，因为高堂隆病卒致使封禅未果。
但到了晋代，纬书的地位下降，谓之一落千丈也未尝不可。在两晋的政治生活中，纬书几乎不发声。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等几番清洗，不仅曹髦被杀，忠于曹魏政权的政治势力也被诛杀殆尽。所以司马炎代曹魏水到渠成，以至于他连做做样子都不愿意。自然也不会像曹丕那样需要朝臣反复征引纬书劝进，以申明天意不可违。
不仅如此，司马氏政权似乎也不相信纬书。以封禅为例。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奏封禅事，以为“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即便是“古《河图》《洛书》之征，不是过也”，于是奏请封禅。反反复复几次奏请，都被晋武帝拒绝。一者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再者曰“今阴阳未和，刑政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与之休息”，“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复纷纭也”。最后告诫群臣“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尔”，终不肯依纬书而封禅。
故登基伊始，于泰始三年宣布“禁星气谶纬之学”
。自是之后，谶纬屡遭科禁。
依时间为序。咸康二年，石季龙“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
。前秦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
，此或与其扶持儒学的政策相关。《隋书·经籍志》记载，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此南朝禁谶，而北朝亦不遑多让。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五年下诏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
。而孝文帝拓跋宏太和九年诏书称“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祕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
。“一皆焚之”应该算是比较彻底了。隋朝统一南北朝，在其短短37年的历史中，有过两次禁谶举措。一是开皇十三年制诏，令“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
。待到杨广继位，“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
。
不仅谶纬书籍遭禁毁，一些通晓图谶的人也受到打击。建安二十二年，朝廷“科禁内学及兵书”，而吉茂皆有又匿不送官。被收监后，吉茂告诉其他人曰“我坐书也”
。更有甚者，或因此送命。前秦苻坚因谶杀王彫，
又因尚书郎王佩读谶而杀之，“学谶者遂绝”
。
相对于图谶禁毁以及部分谶纬传播遭遇不幸，纬书自身定位变化的影响更大。众所周知，自汉光武帝颁布图谶于天下，只是八十一篇之外及新造图谶在禁止之列，而八十一篇则可以合法存在。不仅如此，汉代的谶书被称为“内传”“内学”“经谶”“祕经”等，说明其地位甚高，高到甚至可以以谶决经。但建安二十二年前后宣布“禁内学”则别具深意。就吉茂讥讽苏则可以推断，他可能与曹魏政权不合作。
如此，建安二十二年吉茂不将“内学”纬书送官显然是一种政治姿态。不难想见，这次科禁的内学和光武帝颁布的八十一篇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就是八十一篇。而八十一篇对于汉朝，尤其对于光武帝开创的东汉王朝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是其政权合法性的天命证据。而建安时期对于八十一篇的科禁，显然意在颠覆这一套汉代政权的天命理论，取而代之，一套新的理论或者已经建立起来，即曹魏代汉的天命言说。这一点，征诸群臣劝进曹丕所引谶书不难猜测。如此，曹魏时期纬书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八十一篇或许遭受巨大破坏。就如光武帝校订王莽图谶一样，一套论证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新的图谶知识代替了八十一篇，或者代替了八十一篇的一部分内容。这样，晋武帝禁止星气谶纬之学的举措也就不难理解。
除了内容的变改，纬书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简言之，纬书由依附经书的内学逐步变成方术之学。齐梁时人阮孝绪精通目录之学，作有目录学著作《七录》。阮氏《七录》已亡佚，但《七录》序及目录则存于《广弘明集》中，可凭此一窥纬书类属之变迁。《七录》著录纬谶部三十二种，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谶纬于《七录》属《术技录》，与天文、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刑法、医经、经方、杂艺等同属一录。据《南史》本传记载，阮孝绪家多藏纬书。
武帝禁畜谶纬，孝绪兼有其书，或劝藏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
据此，谓阮孝绪精擅纬书当为有据，那么他对纬书归部的判断也非随意之举。并且根据《隋书·经籍志》及《七录序》，王俭《七志》中图纬在《阴阳志》，说明阮氏对纬书性质的判定也是赓续旧说。翻检《隋书·经籍志》大抵可知《七录》“纬谶部”录书大体状貌，甚至《隋志》通记亡书在内的三十二种谶纬，也有可能就是《七录》“纬谶部”。迻录于下：
《河图》二十卷（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亡。）
《河图龙文》一卷
《易纬》八卷（郑玄注。梁有九卷。）
《尚书纬》三卷（郑玄注。梁六卷。）
《尚书中候》五卷（郑玄注。梁有八卷，今残缺。）
《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
《礼纬》三卷（郑玄注，亡。）
《礼记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郑玄注，亡。）
《乐纬》三卷（宋均注。梁有《乐五鸟图》一卷，亡。）
《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纬》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内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祕事》十一卷，《书、易、诗、孝经、春秋、河洛纬祕要》一卷，《五帝钩命诀图》一卷。亡。）
《孝经勾命诀》六卷（宋均注。）
《孝经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经内事》一卷（梁有《孝经杂纬》十卷，宋均注；《孝经元命包》一卷，《孝经古祕援神》二卷，《孝经古祕图》一卷，《孝经左右握》二卷，《孝经左右契图》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事图》二卷，《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口授图》一卷；又《论语谶》八卷，宋均注；《孔老谶》十二卷，《老子河洛谶》一卷，《尹公谶》四卷，《刘向谶》一卷，《杂谶书》二十九卷，《尧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镜》一卷，《郭文金雄记》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括号内附注梁时纬书，其中《孔老谶》《刘向谶》《王子年歌》显然都属于杂谶，其佚文或保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属于这一时期的新造谶书，内容与经书完全无涉。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纬书归在经部，且不录杂谶。这标志着隋唐与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纬书体认的差异。
正因为魏晋以后纬书类属方术，而时人又多新造谶书，这应该是纬书屡遭禁毁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禁毁纬书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焚毁，如上引拓跋宏诏令天下将纬书“一皆焚之”，隋炀帝搜天下纬书“皆焚之”便是。二是不准民间私相授受，也不准民间私藏纬书，有则上交官府，如上举吉茂、阮孝绪例。在这种情况下，如遇兵戎战火，则典籍散亡，而纬书尤其严重。《晋书·戴若邈传》记载其上晋元帝疏：
自顷国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鸱张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今末进后生目不覩揖让升降之仪，耳不闻钟鼓管絃之音，文章散灭，图谶无遗，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嗟叹也。
其所以特意提到“图谶无遗”，盖以私家无纬书之故也。
总之，自汉至唐，纬书亡佚，十不存一。这一点，征诸《隋书·经籍志》便可清晰明了。事实上，《隋书·经籍志》关于典籍的记载分为两个层次。关于《隋书·经籍志》成书及其参考书目，历来颇有分歧。
综而言之，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一是隋代藏书，应该主要参考柳顾言《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一是梁朝书目，主要参考的是阮孝绪的《七录》。
对比两者就会发现，《隋志》记载隋代纬书书目共13部，92卷。而实际留存的只有89卷，因为郑玄注《礼纬》三卷亡佚。而更为关键的是，梁时纬谶书大多亡佚或残缺。到了开元时期，亡佚的篇卷越来越多，《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目和篇卷较《隋志》又减了不少。到了两宋时期，各类公私书目，除《易纬》外，其他纬书大多亡佚而不见著录。
今日所见纬书佚文大多存于唐宋时人所编撰的类书、占书以及注疏中。就《诗纬》而言，我们以相对较为完备的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纂的《重修纬书集成》为对象统计，以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等最多，共引63次；占书如《开元占经》引43次，《乙巳占》1次；史书及注如《史记》引13次，《路史》引11次，《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也有征引；四时阴阳类文献如《玉烛宝典》引32次，《五行大义》引3次；此外，郭璞《山海经》注引6次，李善《文选》注引9次，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引7次。值得关注的是，经疏类文献引证次数并不多，《毛诗正义》引12次，《礼记正义》引3次。总体给人的印象是，不论是何种书征引，内容多涉及阴阳历占，功用大多指向祥瑞灾异。如《艺文类聚》5次引《诗纬》，其中岁时2，祥瑞2，杂文1；《玉海》引6次，其中祥瑞5，天文1。这反映了后世对《诗纬》的定位，广而言之便是对纬书的定位，也是纬书参与后世思想建构的功能和价值体现。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籍辑佚的黄金期，纬书辑佚也成就非凡，名家辈出，名作纷呈。今对《诗纬》辑佚成就之大者，略作申说。
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三《诗》中选录了几条《诗纬》佚文，并称“五际”说本于《齐诗》。
推测王应麟的目的，多半是出于学术主张的表达，与辑佚关系不大。而有意识存录纬书的当为元末明初人陶宗仪，他的《说郛》录存有少许纬书佚文。《说郛》有百卷本和百二十卷本两大系统。一般认为百卷本《说郛》成于陶宗仪之手，根据杨维桢序推断，其成书当在元末。目前大家常用的百卷本《说郛》是经张宗祥整理的所谓涵芬楼本，此外国图藏明弘治十三年抄本的版本价值是很高的，且为张宗祥所未见。
百卷本《说郛》卷二《古典录略》引《含神雾》2条，另在《孝经援神契》引文中夹引《含神雾》佚文1条，共计3条。《说郛》百二十卷本旧题“天台陶宗仪纂，姚安陶铤重辑”，但实际上此书可能在明末就已重编刊刻，其内容、卷次等都和百卷本《说郛》差别甚大。
百二十卷本《说郛》收纬书35种，其中《诗纬》两种，分别是《含神雾》11条，《纪历枢》13条。有趣的是，百卷本《说郛·含神雾》的两条不在其中。尤其可见，《说郛》意在存古，并非刻意辑佚。正是存古的目的让他们变得有点漫不经心，所以大量错误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真正的纬书辑佚应该始于明人孙瑴，他的《古微书》是严格意义上的纬书辑佚学著作。据其《古微书略例》，《古微书》原本由四部分组成：《删微》，辑图谶；《焚微》，辑先秦佚书；《线微》，辑汉晋间笺疏；《阙微》，辑三代以上补阙文。而今存者仅《删微》
。《古微书·删微》卷二十三至二十四辑《诗含神雾》《诗推度灾》《诗汎历枢》，并各为解题。《古微书》辑《含神雾》32条，《推度灾》19条，《汎历枢》（《纪历枢》）13条，并且孙瑴为大多数的《诗纬》佚文作了疏解。
《集纬》十卷，明末刻本，内题杨履圆辑，杨祥团订，杜士芬较，杨乔岳编，杨太玄参，当成于众手，而以杨履圆出力最多。该书现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而读者罕见此书。该书辑《诗纬》三种，其中35条，《推度灾》11条，《氾历枢》（《纪历枢》）16条。每种纬书题名下“汉南阳宋均尗庠注”，但有些注文并非出自宋均手，如对简狄吞燕卵生契事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诗纬》内容和《说郛》百二十卷本《诗纬》多有重合。
概言之，明代及其以前的纬书辑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内容缺讹较多，体例也有待完善。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是，明代纬书辑佚皆不注出处，对后来的纬书辑佚书校勘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到了清代，纬书辑佚学大兴，《诗纬》存世佚文的辑佚也渐趋穷尽。殷元正辑，陆明睿增订《集纬》（不分卷）成书于清乾隆年间，
是清代首部纬书辑本。此书未经刊刻，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但不同抄本，内容多有差别。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四册，影印本编者题名《纬谶候图校辑》
所辑《诗纬》条目：《推度灾》19条，《纪历枢》20条，《含神雾》40条，《含文候》1条，《诗纬》5条。而上海图书馆藏观我生斋抄本《诗纬》条目：《推度灾》14条，《纪历枢》20条，《含神雾》38条，《含文候》1条，泛引《诗纬》条，其中“阳本为雄”条，《纬谶候图校辑》归入《推度灾》。推测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应该是由抄写者所造成。或是因为抄写者态度马虎所致，或是抄写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另外，上述列举的《含文候》不确，所引条目出《含神雾》，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已有辨正。而《集纬》于三种《诗纬》细目之外单列泛引《诗纬》，专门辑文献征引《诗纬》文献而细目不详者，对后世纬书辑佚颇有启发意义。不仅如此，批校者也会对文本面貌产生影响。如国图本有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校补，而上图本则有张锡恭的批校，这些对我们研究《诗纬》辑佚史及其价值都有帮助。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辑《七经纬》，不分卷，有丁丙跋记。根据张学谦的研究，该书为钱大昭所辑。该书辑《诗纬》：《含神雾》30条，《推度灾》18条，《氾历枢》6条，泛引《诗纬》7条。书名《七经纬》，不辑《河》《洛》纬及《论语》谶，这对赵在翰《七纬》辑佚有影响，故丁丙跋记称“赵氏辑本由此增益”。
赵在翰《七纬》堪称纬书辑佚史上的名著佳构，对后世纬书辑佚及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赵氏书是以孙瑴《删微》为基础辑佚，新辑部分入补遗。该书最先刊刻于嘉庆九年，后得阮元襄助补入《开元占经》和《五行大义》中的纬书佚文，并于嘉庆十四年补刻新辑佚文，又以修版或改刻的方式将《五行大义》《开元占经》作为出处添入同时见于他书的佚文条目下。赵氏秉持“纬自纬，谶自谶”的观念，不辑《河》《洛》纬文及《论语谶》，亦不采辑《中候》佚文，严格按照《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立目，并且每一条佚文尽可能注明出处，态度谨严。书中有赵氏本人及其朋友李大瑛、杨应阶的疏文，对纬书研究及文献考辨皆有裨益。但赵氏《易纬》收入《乾坤凿度》及《易乾元序制记》两部宋人伪造书显然不妥，不收《河》《洛》纬、《中候》及《论语谶》也不无可商。
说到赵在翰《七纬》，就不能不提顾观光的《七纬拾遗》。尽管《七纬拾遗》未能补充《七纬·诗纬》条目，但该书的辑佚理念颇多可取之处，尤其是不用宋以后的文献，体现顾氏使用基本文献的审慎态度。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是在孙瑴《古微书》的基础上展开的，各篇前均保留了孙瑴的解题“贲居子曰”。当然，马国翰也对孙瑴的纬书辑佚进行了补充，对一些篇目不明的佚文断其归属，对佚文进行归并整合。就《诗纬》辑佚而言，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较之《古微书》不仅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升。我们以《诗纪历枢》为例，《古微书》辑了13条，马国翰辑了22条。“杓为天狱，主天杀也”出《诗含神雾》，
孙瑴将之辑入《纪历枢》，马国翰则更正为《含神雾》。此外，一些细节也做了调整，如佚文的分类排序。但总体上说，《玉函山房辑佚书》纬书辑佚在辑本文献的运用以及佚文规模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和后来者也无法比拟。
黄奭是清代辑佚大家，辑佚成就斐然。其纬书辑佚见于两部书，一曰《汉学堂丛书》，一曰《黄氏逸书考》。黄奭生前，其所辑佚书仅有试印本，光绪十九年，其子黄澧重新编目刊印，题名《汉学堂丛书》，其中纬书辑佚凡56种。1925年，王鉴增补旧版并刊印，题名《黄氏逸书考》。1934—1937年间，朱长圻在王鉴的基础上再次修补刊印，但《通纬》则保持不变。《黄氏逸书考》较《汉学堂丛书》更加完备，其中纬书辑佚无论是书目种类还是单本辑文数量都较《汉学堂》本完备丰富。就《诗纬》辑佚而言，《黄氏逸书考》分《诗纬》（泛引）《含神雾》《推度灾》《纪历枢》四种，其中泛引《诗纬》24条，《含神雾》74条，《推度灾》41条，《纪历枢》24条，超过此前任何一本辑佚纬书。其长处在多，其短处也在多，因多而滥，于此书为始。
乔松年的《纬捃》也是在孙瑴《古微书》基础上广泛搜求，并检核出处，所以无论是规模还是准确度都远远超出《古微书》。搜罗纬书佚文之外，该书最后两卷《古微书订误》《古微书存考》，乃专门针对《古微书》而作。正因为其佚文数量、准确度以及编排都胜过此前辑佚纬书，所以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纬书集成》才采用此书作为底本。《纬捃》存《诗纬》四种，即泛称《诗纬》（7条）、《含神雾》（35条）、《推度灾》（16条）、《氾历枢》（21条）。但它往往将相同的内容合为一条，如地域音律类（齐地处孟春之位）。但《纬捃》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文献参考方面，许多重要的清人纬书辑本没有参考，如殷元正、赵在翰、张惠言、孔广林、马国翰、陈乔枞等人的辑本都未参看。他订正《古微书》的讹误，却没有参考钱熙祚的校本。
前述诸家皆遍辑诸纬，而陈乔枞《诗纬集证》、胡薇元《诗纬训纂》、廖平《诗纬新解》等专研《诗纬》。从辑佚的角度看，陈乔枞的《诗纬集证》几乎涵括了除《玉烛宝典》外当时他所能见到的所有资料，可谓详备。就文献的准确性来说，大抵也可称精审。他对文献的辨析很有见地，补辑一些佚文也多有据。当然，百密一疏，《诗纬集证》也偶有失校之处。于此不赘述。
20世纪以来，先后有顾颉刚和朱师辙欲重辑纬书。
其中朱师辙欲编《纬综》，资料今存浙江省图书馆《七经纬书》，七种五十一册，大概是以马国翰辑本为底本，部分条目有补充，有些佚文有校记。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最终都未能成书。就纬书辑佚来说，目前较为完备的当属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重修纬书集成》。此书辑佚分两步，1959—1964年完成《纬书集成》的油印本八册，后经过修订，于1971—1992年完成《重修纬书集成》的出版工作。中译本1994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栾保群、吕宗力等翻译。
该书以乔松年的《纬捃》为底本，再吸纳明清时期其他学者的纬书辑佚成果。并且在中国学者辑佚的基础上，补充了日本汉文典籍中保留的纬书材料，分别命之为“中佚书”，如《玉烛宝典》，“日佚书”，如“《革命勘文》”。就纬书辑佚而言，存世佚文已搜罗殆尽，《诗纬》亦然。
除日本学者的《重修纬书集成》，山东大学董治安主编的《两汉全书》中也有《两汉谶纬文献》，主要以朱长圻所刊刻《黄氏逸书考》为底本，再利用安居香山的《重修纬书集成》等加以订补。但因为收录在《两汉全书》中，不便使用，故暂时尚难以取代安居氏所编书，《重修纬书集成》仍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纬书文献。
尽管明清以来学者在纬书辑佚方面耗尽心血，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关于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纬书集成》的得失，学界已有评价，
于此不再专门论述。而纵观整个纬书辑佚史，纬书辑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因为纬书辑佚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其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整体性的，而不专门针对某一专纬，故下面论述不再单独就《诗纬》展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尽可能以《诗纬》为例来展开论述。
第一，错辑、误辑和漏辑的问题。现存的纬书文献主要是明清学者从浩瀚的古籍中一条条辑佚出来，出现错辑、误辑自然难免。而安居氏《纬书集成》等主要依靠明清辑佚文献，但几乎没有将纬书佚文与出典文献覆核，导致错辑、误辑大量存在。错辑者多为文字错讹或不完整，误辑则多是把不是纬书的内容当成纬书辑录进来，或是把解释纬书的内容当成纬书正文辑录进来。归纳总结安居氏《纬书集成》中的错辑、误辑，大约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原始文献有误者，后来的辑佚皆随之而误。如《玉烛宝典》卷六记载郑在“代己之地”，而“代”为“戊”之误。《玉烛宝典》卷六又引《诗推度灾》云“戊己正居魁中为黄地”，是戊己对应中央土，这与郑为地轴大致相同。
安居香山《重修纬书集成》不辨其误而照录，因而出错。
二是原始文献无误，但明清学者辑录时出错，安居氏辑本也随之出错。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把原本不属于纬书的材料误作为纬书文献辑了进来。如《纬书集成·河图括地象》：“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员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之，与天地同休息。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员周如削，肤体美焉。'”
最先将此段文字辑入《河图括地象》者为孙瑴，孙氏不注出处，钱熙祚校订注曰出《水经注·河水注》，黄奭《通纬》承之。然翻检《水经注·河水注》，知孙氏所引文字不全，出处也不确。其原文为“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之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会益工。'”，并且注明出《神异经》。
（二）甲文辑入乙本，张冠李戴。如《毛诗正义·十月之交》孔颖达疏引《中候摘洛戒》文：“昌受符，厉倡嬖，期十之世权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贤，山崩水溃纳小人，家伯罔主异载震。”
孙瑴辑入《诗纪历枢》。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文献对纬书名称的记载颇多混乱，尤其是具体篇目和泛称篇目者，如《诗纬》三篇或皆可泛称《诗纬》。另外，一些内容并不限于某些纬书，若见于多种纬书中，可称为“共享资源”。（三）辑佚文字存在某些字句误讹。如《古微书·河图括地象》：“瀛州多积石，名曰昆吾，炼之成铁，以作剑，光明如水晶。石盖铁卝也。”
黄奭《通纬》录之。孙氏不注明出处，钱熙祚校订注曰出《史记·司马相如传》之《索隐》。然《索隐》曰：“《河图》云：‘流州多积石，名昆吾石，炼之成铁，以作剑，光明昭如水精。'”
姑且不论《河图》是否即《河图括地象》，但就文字比较，便有多处不同。如“流州”误作“瀛洲”，“水精”误作“水晶”，且多出“石盖铁卝（矿）也”等文字。
三是原始文献不误，明清辑本也无误，但安居氏在转录时出错。如《尚书刑德放》：“尧知命表，稷、契赐姓子、姬。”
查乔松年《纬捃》无误，但安居香山引作“于”则误，当作“子”，殷商姓。
四是安居氏日文本《重修纬书集成》无误，而中译本《纬书集成》文字或句读出错。这一点时贤论述详备，不再重复。
五是对前贤相关校勘成果吸纳不够。对于许多基本文献错误，前人已有辨析，比如乔松年对《古微书》的考订，孙诒让对《括地象》与《括地图》关系的考辨等，安居氏《重修纬书集成》都没有充分吸纳。
第二，对纬书佚文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佚文信息展示存在模糊或缺失。古人征引文献比较随意，常依据征引的目的而改动文献，导致同一条佚文被不同文献征引时面貌各异，类书如《艺文类聚》可能和《五经正义》等经疏文献不同，经疏文献有可能和李善《文选》注不同。甚至同一人或同一书如多次征引同一条引文也会出现不同，如李善注《文选》引《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堪称千差万别。而明清纬书学者辑佚纬书佚文，也可能会对佚文有改动，造成辑佚和出典文献对应不上的情况。而到了安居氏《纬书集成》，面对纷繁复杂的出典文献和辑佚文献，处理效果则不太理想，尤其是对比较复杂的佚文处理。第一，安居香山《纬书集成》多数情况下依据《纬捃》给出一条正文，其他的多是标识出典文献，事实上不同的出典文献与正文并不相同。仅仅给出典文献，读者并不能完全了解佚文的真实复杂状况。第二，安居香山给出的出典文献数目可能和实际的数目不符，比如上文提到的《河图括地象》佚文，安居香山只提到了12条出典文献中的9条。这自然会造成佚文信息大量流失，读者要想充分了解相关佚文信息，还是要去自己动手查阅资料，很不方便。如果遇到珍惜孤本等稀见文献，甚至只能望书名而兴叹。
第三，《纬书集成》对一些存疑文献处理不当，也降低了整理本的可信度。这一点主要针对清河郡本《纬书》而发。清河郡《纬书》来历不明，世人罕道。黄奭请陈逢衡校雠《汉学堂丛书·通纬》，因为陈氏熟悉清河郡本《纬书》，遂将其收入《汉学堂丛书·通纬》之中。后来遭遇太平天国战火，清河郡《纬书》原书失传。但清河郡《纬书》多独有之文，相当一部分文字抄录的是《淮南子》或《宋书·符瑞志》，并且几乎每条佚文都有郑玄或宋均注，甚至同条佚文二人皆有注。其注文偶尔可与典籍所见郑玄或宋均注复验者，清河郡本《纬书》郑玄、宋均注又与之不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其为伪造之书。而安居氏《纬书集成》依据《汉学堂丛书》和《黄氏逸书考》，将清河郡本《纬书》录入不做任何区分，又将之视为出典文献，文献失真又乱了体例。《两汉全书·两汉谶纬文献》对清河郡本《纬书》的处理与《纬书集成》相类。
第四，大量纬书佚文有相关注释内容没有呈现。许多纬书佚文，古人有注，比如郑玄注，或明清辑佚学者的解释，甚至还有陈乔枞《诗纬集证》这样集辑佚、注说于一体的专书。这些都应该是纬书辑佚整理的对象，但安居氏《纬书集成》除保留部分纬书佚文的注说内容，或吸纳张惠言《易纬略义》和孙诒让《札迻》相关校记、解说，更大体量的纬书注说内容在现今的纬书整理中没有被充分利用，如孙瑴《古微书》、赵在翰《七纬》中的注说。但这些辑本中有些注文字数很多，对此需要留意，不能因为注文字数太多而影响编排和读者使用。
第五，现今纬书整理成果在辑佚文献的时代性方面往往关注不够，尚有较大改进的空间。就纬书文献而言，除《易纬》外，其他皆亡佚于宋代以前。据此，辑佚《易纬》以外的其他纬书当依据汉唐文献，《易纬》可至宋元甚至到明代。这其中《太平御览》因为依据的是北齐《修文殿御览》，文献来源可能更早，自当例外。但明清以来纬书辑佚在这方面往往不够谨慎，未留心于出典文献的时代性，对晚出的明清文献中纬书材料不做辨析也一概辑入。甚至清河郡《纬书》这样的存疑文献或志怪小说《括地图》《外国图》等也一并纳入，片面地以“多”“全”相炫惑。此外，将《说郛》《古微书》这样的辑佚文献直接作为史源文献，不仅学理上讲不通，也容易致误。这些都是重新整理纬书时要注意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文献真实可靠。
第六，现今纬书整理对文献的版本问题关注不够，因而可能造成失误。辑佚文献的版本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出典文献的版本决定了辑录佚文是否可靠，比如安居氏《纬书集成》辑录《开元占经》用的是清恒德堂刊本，据日本学者佐佐木聪研究，相较于成化阁本和程明善本系统的刊本，恒德堂本质量较劣。故《纬书集成》使用恒德堂本《开元占经》常常出错。二是影印辑本选用的底本方面，如上古本《纬书集成》影印殷元正《纬书》用的是上图藏清代观我生斋钞本，版本不如北图所藏题名《纬谶候图校辑》的清钞本优良。
第七，现今整理本虽汇聚明清纬书辑佚之成果，然尚有诸多佚文漏辑，应予以增补。众所周知，安居氏《纬书集成》主要利用中国明清以来辑佚纬书，再增补“中佚”“日佚”而汇成一编。然纬书辑佚非常复杂，所用典籍既浩繁，有所遗漏在所难免。不仅稀见典籍有所遗漏，如《武经总要》中尚有大量纬书佚文未被辑录。即便是习见典籍也有失收，如萧吉《五行大义》。又如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三辑录出题名《图纬降象河图》佚文近千字，所谓“图纬降象河图”或即“河图绛象”，佚文和目前所见《河图括地象》多重合。不仅如此，也有明清辑佚纬书已经辑录的佚文，而安居氏《纬书集成》失收的情况，例见张以仁《纬书集成“河图”类针误》。还有考古新见纬书材料也应增补，如敦煌遗书中的《瑞应图》。此外，文献记载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作《春秋灾异》，其书今亡佚，但《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书中有大量郗萌占文。这些占文与其《春秋灾异》是什么关系，需要仔细研究，或于纬书佚文补辑有所裨益。《两汉谶纬文献》在安居氏《纬书集成》基础上稍有增补，但也没有倾力搜集，补辑状况也没有大的改观。即便是《诗纬》佚文相对存世较少，但仍可以予以补遗，比如大家熟知的张衡在《禁绝图谶疏》中引《诗》谶。
上述诸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专门针对《诗纬》，或者说在《诗纬》研究或文献利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我们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并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即上文看起来和汉代鲁齐韩毛，尤其是和《乐记》《毛诗序》表达相类的材料大多出自陶宗仪的《说郛》百二十卷本，而《说郛》征引这类佚文材料不注出处，所以我们不知《说郛》辑录的文献依据是什么。而这些材料看起来如此熟悉，而且如此正经八百，和《毛诗大序》太相似，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笔者觉得不能排除两种可能性：一是《说郛》误辑，《说郛》误辑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把《论语谶》《尚书中候》中的内容辑入《诗纬》。二是材料本身有误，尤其对《诗纬》的阐释。比如四始，《后汉书·郎顗传》曰“四始之缺”，李贤注以《关雎》为《国风》之始等等，这显然不是《诗纬》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误解内容舛入《诗纬》，自然也可能导致《说郛》出错。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可能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加审慎的论证。但这又会导致另一问题的产生，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上引李贤注四始，还有宋均注六情。《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春秋演孔图》曰“《诗》含五际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义：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与纬书语境不符，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以《左传》的“喜、怒、哀、乐、好、恶”解释“六情”。
孔疏其实也似是而非，“六情”细目即是“喜、怒、哀、乐、好、恶”，但内涵却与《左传》所说的不同，翼奉所说“六情”与《演孔图》“六情”关系更密切。但这样的正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在纬书语境中，并冲淡或取代纬书原本的知识话语色彩？是误解还是某种主观的努力而有意为之，其实也需要我们去仔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