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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具神秘意味的思想言说方式。如果论其渊源，谓之源于上古也未为过。
然若以谶书、纬书衡之，则张衡谓之出现于哀平之际当最为有据，正所谓“书始出于西汉，道大行于东都”
。如以价值功能论，刘师培谓其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以及博物、多闻等多重意义。
如以思想背景或知识体系论，则谶纬书中既有各种占测手段，也有神秘莫测的无理据言说。事实上狭义的谶书就是以果求因的预言，故张衡谓之“不占之书”。纬书在其出现伊始便受到不同阶层的关注，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制作各种纬书。但总的说来，它似乎和政治预测有更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王莽热衷的符命之书，还是光武帝感兴趣的《河图》类纬书，如《河图赤伏符》之类。渐次，纬书似乎和经书产生了关联，于是我们看到光武帝颁布天下的八十一篇中有“六艺四九”。李贤注《后汉书·樊英传》时，列出包括《孝经》在内的七经纬名目共计三十五种，其中和《诗经》有关的纬书有三种。
在各类纬书中，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诗纬》。因为《诗纬》涉及汉代《诗经》学的阐释，并且其自身也涵括意义深邃的诗学文论话语。与此同时，《诗纬》又是内容丰富的语料库，亦即刘勰所谓“事丰奇伟”。因此，研究文学的人都非常关注《诗纬》。但就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诗纬》研究而言，我们的许多研究成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切近《诗纬》，许多的结论似是而非或简单重复。如何研究《诗纬》并解释其学理价值，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吸收利用先贤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时间断限，《诗纬》的研究大约可以分为明清时期、民国时期、20世纪后半段和新世纪以来这四个阶段。关于《诗纬》研究，我们最远可以追溯至孔颖达。对于包括《诗纬》在内的纬书，孔颖达呈现出模糊的态度。故其一方面曰“纬候之书，人或不信”
，再者曰“纬不可尽信”
。同时，他在《毛诗正义》中大量征引了纬书的说法，对《诗纬》也多有采信，如他论“诗”有三义。
宋代思想界对谶纬基本上是排斥性态度，欧阳修等人甚至主张从经疏中剔除谶纬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纬书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就《诗纬》而言，宋代的公私书目中已不见其踪迹。王应麟开明清辑佚学之先声，他在《困学纪闻》卷三《诗》中选录了几条《诗纬》佚文，并称“五际”说本于《齐诗》。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纬书辑佚学的兴起，对《诗纬》的研讨也越来越多。在纬书辑佚中，渐有学者对纬书佚文进行疏解，其中孙瑴的《古微书》可以称得上是创例性著作，影响很大。就《诗纬》而言，孙瑴对作为纬书的《诗纬》总体特征以及《诗纬》三种的篇目意义都做了解释。如他论《诗纬》“其名益矞，其词益诡”，论“含神雾”曰“濛濛漠漠，而倚于神”
。后来赵在翰解释《诗纬》总名及各篇名的含义时，明显受到了孙瑴的影响。如赵氏释“含神雾”亦曰“天运人事，统诸神灵，以言其象，氛雾冥冥”
。不仅如此，孙瑴对《诗纬》佚文分条阐释，其方法是大量征引与佚文相关的文献资料，以求帮助理解，很少甚至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如《诗纬》言风土音声之关系，他便征引《淮南子·地形训》《管子·地员篇》等相关文献。他的这一方法对后来的《诗纬》阐释有着很大的影响。孙瑴之后，赵在翰在他的《七纬》中对部分纬书佚文进行疏解。于《诗纬》条目，赵氏共阐释了其中的18条。此外，赵氏还对每一种纬书总的题旨以及具体篇目的内涵作了阐释，如对《诗纬》以及“含神雾”“推度灾”“纪历枢”等内涵分别解读。赵氏对《诗纬》的解释中，最能给人以启发的是揭示出《诗》《易》之间的关系，即所谓“《诗》通《易》轨”者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对黄道周的“《易》，日也。《诗》，月也。《春秋》，舍也”
观点的进一步展开。此外，赵在翰还对一些纬书佚文文献讹误进行了辨证。后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通纬》中的《诗纬》部分，以及陈乔枞《诗纬集证》都受到了孙瑴、赵在翰的影响，他们自己的《诗纬》辑佚或研究著述中多直接抄录孙瑴或赵在翰的有关《诗纬》疏解文字。
当然，明清时期作为《诗纬》研究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多种专门研讨《诗纬》的著述，例如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陈乔枞的《诗纬集证》《齐诗翼氏学疏证》等。纵观纬书研究史，有关《诗纬》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两个重要的问题展开。一是《诗纬》与《齐诗》的关系，二是《诗纬》配诗的问题。关于《诗纬》与《齐诗》的关系，由于《汉书·翼奉传》中翼奉说“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
而翼奉是后苍的弟子，学的是《齐诗》，而“五际”又是《诗纬》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所以《诗纬》研究者都自然而然地将《诗纬》归入《齐诗》。从王应麟《诗考》直至当下，这个观点仍占据主流位置。在明清纬书阐释学中，《诗纬》即《齐诗》更是不容置疑。如陈乔枞认为“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
。顺着这一思路展开，便有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和陈乔枞的《齐诗翼氏学疏证》二书。迮鹤寿，字兰宫，江苏长洲人，博览群集，尤嗜经学，兼明算学。他的《齐诗翼氏学》重点在于以历数，用值岁、积年二术，将《诗》篇分系阴阳八部。迮氏之前，黄道周作《三易洞玑》，将《易》《诗》《春秋》三者与数术配合，相互参比以解说。即以《杂卦》为序，中分乾坤上下三十二卦，上为《诗》之五际，下为《春秋》之三轨，以《易》《诗》《春秋》合推际会之终始，其说详见《三易洞玑·杂图经下》。他的《诗》篇分配依据或为《易》，或为历律，又或为天象，飘忽不定，令人难以琢磨，是故李光地斥其术“杂博欺人”
，“使石斋复生，令他句句作解，恐亦不能”
。但他以《易》说《诗》，以《诗》证《易》的思路对后来说《诗纬》者不无影响，其导夫先路之功亦不可没。比如他分配《诗》篇，认为《诗》之系年“与《易》轨日至退历相值”
，这对迮鹤寿八部阴阳相乘配诗法有影响。事实上，迮氏的八部阴阳相乘法就是通过八部之阴阳进退来配诗，但八部进退全以前后两部之阴阳关系决定，其中戌部以“数穷而止”又为特例，
而每一部所配诗篇之多寡也不一致。缘此，后来研究《诗纬》配诗的人对迮氏多有非议。如刘师培谓其：“弗谙历数，其值岁、积年二术，稽验前历，靡一合符。所云大小数进退，尤为恢诞。顾亦溯源阴阳，寓名历术，强析戌、辰为二谊。语云‘不知而作’，斯之谓欤！”
尽管如此，迮鹤寿《齐诗翼氏学》还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如他论《诗纬》配诗专主二《雅》，《诗纬》有佚句，《文王》《鹿鸣》不为始，等等。后来邵瑞彭作《齐诗钤》，排序《诗》篇，便采纳了迮氏“《文王》《鹿鸣》不为始”的意见。
陈乔枞的《齐诗翼氏学疏证》并非是对迮鹤寿《齐诗翼氏学》的解疏，而是对《汉书·翼奉传》中一些重要表述的注解。换句话说，亦即对翼奉《诗》学的阐释。他的方法大抵是征引相关文献对《翼奉传》原文以及张晏、孟康等人的注进行解释，和《诗纬集证》相类。如《翼奉传》记载翼奉语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
针对这句话，陈乔枞广引《礼记·月令》《白虎通》《五行大义》《后汉书·郎顗传》，以及孙星衍等人的观点，证明何谓情、性，何谓五行、五性，何谓六律、六情，以及五性如何配五藏、六情如何配六府，等等。在《齐诗翼氏学疏证·自叙》中，陈氏自叙其疏解翼氏《诗》学的目的在于存续《齐诗》。因为陈氏认为《齐诗》宗旨有三，即“四始”“五际”“六情”。故《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上重点阐释“六情”，卷下重点阐释“四始”“五际”。然而，姑且不论《齐诗》之“五际”是否即是《诗纬》之“五际”，但其说“四始”“五际”配诗既主于孔广森，又主于黄道周，就难免有扞格之处。
《齐诗翼氏学疏证》之外，陈乔枞还有《诗纬集证》四卷，专门疏证《诗纬》佚文。《诗纬集证》采取逐条注解的方式，核心宗旨仍然是《诗纬》即《齐诗》说。无论是《诗纬》辑佚还是文献校勘，《诗纬集证》都有较大的价值。就《诗纬》辑佚而言，除了见于《玉烛宝典》以及日本人汉籍文献中征引的《诗纬》材料外，其余《诗纬》佚文几乎都见于是编。在文献辨析方面，陈乔枞不仅校订文献文字方面的错讹，对文献归属的辨析也很有见地。如《太平御览》卷一引“雌生戌仲，号曰太始”谓出自《易纬乾凿度》，
而陈氏依据《广雅音义》判断该条佚文当出自《诗纬推度灾》。《乾凿度》或亦有该条佚文，而陈氏推断《推度灾》也当补上该条确属有见地。陈氏《诗纬集证》影响比较大，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他对《诗纬》内涵的发明稍显不足，于推数之法也未尝真正措意。
除了《诗纬》辑佚书和《诗纬集证》这类专书之外，论《诗纬》与《齐诗》关系，以及讨论《诗纬》“四始”“五际”含义者，尚大量见于明清以来的经学总论性著述或《诗经》注释之书中，如陈启源、程瑶田、孔广森、陈寿祺、蒋湘南、魏源、皮锡瑞等。大家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齐诗》《诗纬》的关系，以及《诗纬》“际”“始”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肯定《诗纬》及其“四始”“五际”说的价值，但也有学者对此持鄙薄态度。如程瑶田首先质疑了《诗纬》的价值，曰：“据奉所言，学《齐诗》，闻五际之要，虽未详陈五际推法，然曰‘天地以道视圣人，而知王治之象；圣人以经视贤者，而知人道之务’。经之所陈，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于是详论灾异之所致，由于‘阴气之盛’，宜损阴气以应天救时。此皆言人事之戾，以召天灾，欲转天心，须自修慝，尊经崇道，义正辞严。斯亦不必推五际之术，而慎斯以往。虽五际之要，宁复有过焉者乎？学者果于经义研究而精通之，是五际之所从出者，已了然于心矣，抑又何多求乎？”
其言下之意，“五际”说亦出于经义，或并无超越经义之处，故不必节外生枝而旁求“四始”“五际”等学说。其次他认为“五际”等《诗纬》学说多讹脱，其意义也晦暗难明，“未经讲习，终难了然”。但总体来说，程氏认为《诗纬》“际”“始”之说“义亦浅近，不若《诗序》浑指者之精深”
。这一点范家相、黄中松等持大致相同之观点，如黄中松认为“毛氏之说有合乎诵《诗》闻国政之义，而又不流乎穿凿附会”，所以《毛诗》独存，理或宜然。
而关于“四始”“五际”配诗，除上举黄道周、迮鹤寿、陈乔枞之外，孔广森、魏源以及黄以周等俱有说，其中孔广森说影响最大。其《经学卮言》言《诗纬》“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其配诗则遵循古乐三诗一终之规则，即一辰分孟仲季，分配三首诗。其间或有不合者，“容三家《诗》次不尽与毛同”
。孔氏之后，陈乔枞《诗纬集证》及《齐诗翼氏学疏证》说“际”“始”配诗，全主孔说。蒋湘南、黄以周亦复如是，其对“际”“始”配诗之不合者，理由亦如孔说。可以说，自黄道周以来，基本上皆主律历以配诗，而魏源《诗纬》配诗说自然亦主于律历，如《诗古微·四始义例》曰：“汉时古乐未湮，故习《诗》者多通乐。此盖以《诗》配律，三篇一始，亦乐章之古法。特又以律配历，分属十二支而四之，以为‘四始’，与‘三期’之说相次。”
但《诗古微·中编五·〈小雅〉答问上》之说四始、五际配诗之要旨则稍稍不同。魏氏认为，以际始之阴阳盛衰变化，正对应周王室兴衰变迁之历史。“五际亥、子、丑、寅、卯、辰、巳七宫，皆取文、武诗，而无成、康之诗；午、未、申、酉、戌五宫，皆取宣王诗，而无幽、平之诗。成、康者，治之极，而非治之始际。幽、平者，乱之极，而非乱之始际。故善观天人者不观于天人之极，而观于天人之际。知微知彰，其知际之谓也。大哉，际乎！知《诗》之五际者，其知作《易》之忧患乎？”
正所谓察微见著，履霜知冰，此《诗纬》“际”“始”价值之所在。如此一来，《诗纬》“际”“始”配诗就不仅仅是音律的问题了，而是寓含着周王室兴衰变化的历史。
晚清民国时期，《诗纬》研究方兴未衰，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薇元《诗纬训纂》、廖平《诗纬新解》、陈汉章《诗学发微》、刘师培《〈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邵瑞彭《齐诗钤》等。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还是延续晚清以前的《诗纬》研究思路，重点也还是在对《诗纬》“四始”“五际”及配诗的研究。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有可能发端甚或成书于晚清时期，比如廖平的《诗纬》研究。而之所以将这些人放在这一时期，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他们的《诗纬》相关著述刊布在晚清民国时期，而在刊布之前曾经过修改。其次则考虑到他们的生平，他们的卒年都在这一时期。
胡薇元，字孝博，北京大兴人，工诗善书，著有《诗纬训纂》。据胡氏学生萧端洁所言，今存《诗纬训纂》非完帙。其内容主要依据陈乔枞《诗纬集证》删减而成，很少有他自己的观点，且文字多讹误。也正因为如此，廖平在为胡氏书所写序言中，一方面称赞有加，但也稍微批评胡氏书“共只一百九条，未免繁简不合”，若能从《春秋》《尚书》《礼》三纬中钩稽有关《诗纬》佚文，“当较此三卷倍蓰，更有厚望焉”
。
廖平，字旭陔，后改字季平，四川井研人，近代经学大师。廖氏一生治学凡六变，即一变为平分今、古，二变为尊今抑古，三变为学分大（统）、小（统），四变为学分天、人，五变为合天、人、大、小为一，六变为合天、地、人为一。廖平把六艺分为天人两大块，其中《尚书》《春秋》《礼》属于人学，《诗》《易》《乐》为天学，人学主六合之内，天学主六合之外。人学为天学之基始，而天学是人学之极致。廖平既视《诗》为天学，其说《诗》尚微言大义，重师法条例，主会通群经，明经史之分。
详细说解见其《今文诗古义疏证条例》。就《诗纬》而言，廖平尤其认为《诗纬》是《诗》的秘密纬言，《诗纬》常以天星神旨说《诗》。所以其《诗纬新解》尤其重天星神旨，注文多列星名、神名，尤喜以《山经》《楚辞》说《诗》，甚至将之视为《诗》之别传。如他解《诗推度灾》之“阳本为雄，阴本为雌，物本为魂”曰：“阳本为雄：天。阴本为雌：地。北斗雌、雄二神，即天乙、太乙。《春秋演孔图》：‘天运三百岁，雌雄代起。’物本为魂：人。”并总结说：“《诗》主游魂，《周南》‘魂何吁矣’，《召南》‘之子魂归’，皆以魂为言。”其解说《诗纬》大都类此，虽有时看似荒诞不经，但却寓含廖氏推阐儒家内学《诗》义的用世之心。盖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门《诗》学。而孔门《诗》学的微言密旨，无不在《诗纬》，所谓“精微义例，全在纬候”。缘此，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也为我们处理现实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内学思路的可能性。
然正如蒙文通所言，廖平学术之根在于《春秋》学和礼学，
也就是廖平所谓人学部分，故天学究竟非其长处。尤其是言《诗纬》者需精通《易》学与历算，能究灾异之故，明五胜之原，而廖氏于此似不能胜任。故其说《诗纬》亦多牵强之处，所谓“及学益宏远，世之讥笑亦因之”者也。
陈汉章，字云从，浙江象山人，近代著名经学史家、教育家，于《诗纬》研究著有《诗学发微》。《诗学发微》，初名《齐诗表微》，更名《齐诗发微》，最后定名为《诗学发微》。是书专说《诗纬》，从“齐诗表微”“齐诗发微”等称名中，可以窥测陈氏对《诗纬》的定位。全书分为《总考》《考四始》《考五际》《考五性》《考六情》《附论》等部分，对《诗纬》佚文的重要条目和核心术语进行阐释分析。陈氏对自己的书很自信，认为除“五际六情，犹未得于诗义”外，“余则无敢多让，世之弘博硕学者，其亦有所取于斯欤”。诚然，陈氏是编于《诗纬》多有发明，如《春秋演孔图》：“诗含五际六情，绝于申。”《文选》李善注引宋均注：“申，申公。”
以“申”为“申公”肯定有误，陈寿祺等都已经指出了。但陈汉章不仅指出其误，并指出“申公”当为“申仲”，即亥仲起数，而绝于申仲，其说可从。解释“四始”，陈氏谓“四始”寓王者维新之象，一新天下之耳目，并将“四始”结合所配诗进行了分析，将魏源“际”“始”观念又推进一步。又，《诗纬》说“四始”与数术家“五行”说之始、壮、老配位不同，陈氏对此进行了解释，他从五行相生，五行之间的母子关系入手进行分析。例如，火始于寅，木生火，故火始为木始。循环类推，无一不符，并推断“四始”为“六情”之本。其说很有启发性，并且可备一说。类似这样的独到见解，在《诗学发微》中尚有一些。《诗纬》最为核心的问题便是配诗，在《诗学发微》中，陈汉章评价了黄道周、迮鹤寿、孔广森等人的配诗方法，大体上接受孔广森的说法，即“四始”主律，故“四始”配诗依二《雅》及十二辰顺序顺推。但他认为“五际”“三期”推诗与“四始”顺推不同，当逆推。但正如他批评迮鹤寿配诗论数有大数，有小数，有奇数，有偶数，或进一步，或退一步，或如本数无进无退，然“皆以意说之，辗转求合，绝无依据”，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如他说“数变《小雅》不变《大雅》”，以及以三首笙诗算作一篇，这些根据在哪里，他同样也没有明确的交代。需要提出来的是，陈氏配诗采纳了迮鹤寿“《鹿鸣》《文王》不为始”说，这与后来邵瑞彭的意见倒是不谋而合了。
根据陈汉章《诗学发微》后面所附的书信可知，他曾委托顾震福将《诗学发微》呈给王先谦，王先谦在回信中对陈氏大加赞赏，认为陈书“贯彻律吕象数，非博雅不辨，信其必传”云云。而根据邵瑞彭《齐诗钤》交代，顾震福以及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都有研究《诗纬》的专书，惜皆不传。
皮锡瑞，字鹿门，湖南善化人，近代著名学者，精通今文经学经义。在《经学通论·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中，他首先征引文献记载“四始”“五际”之说，再以孔广森、魏源之说论其配诗依据，最后断以己意。其核心要旨为《诗纬》“四始”并非汉代《齐诗》学“四始”之正传，而当为别传。而“五际”缺位，他认同迮鹤寿之说，以为当补戌位。
蒙文通谓皮氏为能远绍二陈，近取廖平以治今文经学者，“近世经师惟皮鹿门一人而已”
。但就《诗纬》研究而言，皮锡瑞和廖平态度迥异。
刘师培也曾问学于廖平，受到廖平古文经学的影响。关于《诗纬》，刘师培著有《〈易〉卦应〈齐诗〉“三基”说》《〈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等文。《〈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根据《太平御览》中所引《含神雾》“邶、鄘、卫、王、郑，此五国者，千里之城，处州之中”
等方国应律材料，参以《北堂书钞》《玉烛宝典》，推《诗纬》之义，以齐、魏诸《风》分主八节，而郑、卫等五国《风》位当中央土，不与八节相应。《〈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则以《诗纬》“四始”“五际”配诗对应八节，即四正、四维，亦即四分、四至。但《诗纬》说“八节”应该包括冬至，即子位，而实际上《诗纬》说阴阳终始交会及消息变化时，都没有涉及子位。刘师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应该是纬书有缺，故“其分主冬至之篇，今不可考”。《风》《雅》主八节外，刘师培还讨论了《诗纬》“三基”说。他也采信“三十年管一辰”说，但他读“基”为“始”，而不读为“期”，此说与孔广森、陈乔枞不同。并且说到十二辰配诗，他只取《鹿鸣》之什、《嘉鱼》之什、《鸿雁》之什和《文王》之什，共四十篇，即“《齐诗》二《雅》配三基，《文王》什外，只计《鹿鸣》三什。诸诗篇第弗尽符毛，然卷什各诗，或非违异。三诗一辰，厥数三十有六。所余四诗，疑亦《周易》四正卦之方也”
。此外，刘师培指出清人配诗取笙诗六首为谬，这一点很有见地。依据传世文献记载，并结合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牌记等出土文献来看，汉代今文三家《诗》本确实只取三百零五篇，而无六首笙诗。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工诗词，尤精历算之学。邵氏作《齐诗钤》，连载于《儒效月刊》。
邵氏认为，《诗纬》的学术根基在于“五行十二辰”，四始、五际等说也因之而兴起，推之也通于《易》象，即所谓六日七分及卦爻主岁。关于“四始”“五际”，他以为“四始”为水、木、火、金四行之始，“五际”为五行之际。缘此，他对《纬书》佚文予以辨证，认为《祈父》不当在酉，而当在戌。而《鹤鸣》当在酉，《诗纬》脱落，故其依次补之。据此，则完整“五际”当表述为“卯，《天保》也。酉，《鹤鸣》也。戌，《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邵氏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源自其推辰配诗之法。邵氏以辰、诗相配，取迮氏“《诗纬》配诗专主二《雅》”说和“《鹿鸣》《文王》不为始”说，即将十二辰，每辰分孟仲季三节，与《小雅》《大雅》计103篇相配。具体配诗，邵氏使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辰配诗，推演三次，103篇变为309篇，一节十年，共3090年。如此则《天保》在卯，《鹤鸣》在酉，《祈父》在戌，《鸿雁》在申，《嘉鱼》在巳，《采芑》在午，《大明》在亥，《四牡》在寅，“四始”“五际”配诗皆应其辰位。另一种方法是以诗配辰，辰取三十六而《诗》分周循环，而积年360。推满九周，得3240年。去除自酉仲至寅孟无诗可配，计150年，亦得3090年，“四始”“五际”之配诗亦各应其辰。邵次公分辰配诗，协乎《易》象，合乎《三统历》，故为人所推崇。蒙文通曰：“纯就齐学而言，惟淳安邵次公（瑞彭）洞晓六历，于阴阳三五之故，穷源竟流，若示诸掌，自一行一人而外，魏晋及今，无与伦比。此固今世齐学一大师，而廖师（案：指廖平）实非齐学之巨擘。然邵氏实亦袭清儒之前功，而后有此创获，事亦与廖师同。夫学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偶致者耶！由邵氏之说，则足以周知诸纬派别异同、源流、先后之故，所系至大，可资之以处理秦汉各派之学说。齐学之为用若何不必言，而古有齐学，其根柢则若是。是以齐学言，则邵氏《齐诗钤》之作，其深合齐学家法，固优于廖师也。”
能得蒙文通如此推崇，则邵氏研究自然有其超越前人之处，亦可谓名实相副。
此外，又有任传薪作《齐诗说》，谓《诗纬》本托谶纬，乃陋说而非经义。其追述《诗纬》（案：即任氏所谓“齐诗”）渊源，谓其源于吕望，成于管子，盛于驺衍五德终始学说，而辕固生《诗》说本之。其说“五际”之午酉卯戌亥，取《管子·幼官篇》之五和时节治和气、八和时节治燥气、七和时节治阳气、九和时节治湿气、六和时节治阴气分别对应戌、卯、午、酉、亥。此外，他也提到“四始”“五际”所代表之阴阳变化、六情等观念与《管子·枢言篇》《戒篇》等关系，以及《齐诗》和《管子·水地》《四时》《五行》《地员》的关系，认为这四篇是“治《齐诗》的要籍”。任氏指出《齐诗》与《管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示包括《齐诗》在内齐学的思想渊源，这一点值得注意。同时，他认为治《齐诗》当先研读日辰以及本情、合情、刑情、冲情、钩情之理，也能给人启发。
此外，沈曾植论《诗纬》“五际”，虽只言片语，也颇能给人以方法学之启示。
1949年至80年代，大陆学术界基本上视谶纬为迷信或荒诞之说，对包括《诗纬》在内的谶纬学说及其佚文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很少论及。只是在历史、哲学思想史的著作中间或涉及谶纬。
1980年到2000年，人们的思想逐渐多元，对谶纬的态度也慢慢变得开放起来，接受度也在逐步拓宽。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史著作开始将谶纬纳入研究领域，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就专设《纬书综述》一章。甚至一些汉代专门史会讨论谶纬对某种专门史发展的影响，如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尽管主要还是批评性意见，或斥之为神学妖孽，或目之为封建迷信，但相对于束之高阁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这其中需要提到三本书，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编辑之《纬书集成》、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清纬书辑佚书合编《纬书集成》（缺杨乔岳《纬书》）、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钟肇鹏《谶纬论略》。前两书基本上解决了纬书文献问题，后者则高屋建瓴地对纬书的种类、思想、流变作了精辟归纳总结。有了上述研究基础，方有此后中国大陆渐兴的纬书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在纬书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就《诗纬》研究而言，上述著述在讨论谶纬时间或涉及《诗纬》，如钟肇鹏《谶纬论略》介绍了《诗纬》三篇，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论三家《诗》学也在讨论《齐诗》时涉及《诗纬》。单篇论文没有一篇直接以《诗纬》为标题的，而是在《齐诗》中讨论《诗纬》，比如王洲明《汉代〈齐诗〉传授的特点》，
此外就是在讨论《文心雕龙·正纬》时涉及《诗纬》，如徐公持《〈正纬〉篇衍说》。
但这样的文章也不多，内容也相对简单。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在其《纬书形成的研究》中专门讨论了《诗纬》和《齐诗》的关系，而在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共同编著的《重修纬书集成·解说》中，还重点讨论了《诗纬》文献有关问题，其中也涉及《诗纬》产生的时代，大体上他们认为《诗纬》的产生年代可能比较晚，因为《诗纬》篇目不见于隋代以前的文献。
但这其中可能存在误判，因为曹魏代汉时，大臣在劝进曹丕受禅的上书中就提到了《推度灾》，同时《宋书·符瑞志》《礼志》也提到了《推度灾》。
而中国台湾一直是谶纬研究的重镇，就《诗纬》研究而言，林金泉《〈诗纬〉星象分野考》（《成功大学学报》第21卷，1986年）、《〈齐诗〉之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成功大学学报》第20卷，1985年）、糜文开《齐诗之五际六情》、江乾益《齐诗翼氏学述评》（《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等，皆称为“齐诗”，也多从律历天文入手，基本上承袭了清人研治《诗纬》的路数。这其中林金泉用力最勤，其《〈齐诗〉之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比较有创获，尤其是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三期”，并讨论“三期”与“四始”“五际”之间的关系。在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都通过仔细的年代学排比的方式来彰显《诗纬》概念的内涵。但就其配诗而言，似乎也没有摆脱清人，尤其是孔广森的影响。而《〈诗纬〉星象分野考》则采取演绎类推的方法，证明《诗纬》的星象分野与《史记·律书》《甘石星经》同出一源。在此基础上，他试图还原《诗纬》星象。而关于分野，《诗纬》分野实际上仅仅配十三国《风》，而不言《周南》《召南》。所以《诗纬》分野并非实际地域之反映，而和岁星运行及历法三正密切相关。最后其得出结论，认为《诗纬》之星象分野乃是本《礼记·王制》之政治体制为理想，是阴阳五行家“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之产物。如此，林氏之论或启端于廖平之经学思想。
到了21世纪，大陆学术界对《诗纬》的研究突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我们检索知网等数据库，大约可以检索出近百篇论文，另有一部《诗纬》研究专著。概括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诗纬》“四始”“五际”等核心观念的阐释。关于“四始”。周延良《〈诗纬泛历枢〉“四始”之说考原》（《东方丛刊》2004年第1辑）指出，《诗纬》“四始”和《周易》、历法有关，然后列举了孙瑴、陈启源、黄中松、范家相关于“四始”的说法。谭德兴、杨光熙《〈齐诗〉诗学理论新探》认为“四始”“五际”反映了《齐诗》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五性”“六情”“十二律”则和《齐诗》的情志诗学理论有关。孙蓉蓉《四始说考论》讨论了汉代诗经学的“四始”，尤其是《齐诗》（即《诗纬》）“四始”，主要是以阴阳盛衰对应商周政治兴衰，而后又讨论了《文心雕龙》中的“四始”说。姜广辉、邱梦艳《〈齐诗〉“四始五际”说政治哲学的揭秘》（《哲学研究》2013年第12期）认为，“四始”“五际”不是一种《诗》学阐释理论，而是一种政治哲学表达，所配七首诗只是史例，目的是为了揭示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机规律。关于“五际”。上揭谭德兴、姜广辉等人的文章中涉及“五际”者，皆视“五际”为政治说解模式。郜积意《齐诗“五际”说的“殷历”背景：兼释〈汉书·翼奉传〉中的六情占》（《台大文史哲学报》第六十八期，2008年）认为“五际”说和《诗纬》的“殷历”背景有关。其根据有：其一，“五际”说所见于《汉书·翼奉传》和《诗纬纪历枢》，此二者历法背景最有可能是《殷历》。其二，根据颜师古《汉书注》引孟康释“五际”为“阴阳终始际会之岁”，则“五际”之支辰有可能指岁名。其三，《易纬乾凿度》所载文王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及《稽览图》载“殷历”所排古史之年代，推成王即位在丁亥年，与“亥，《大明》也”相合，知孟康之说有据。其四，“五际”说还包括“戌，《十月之交》也”。而《汉书·翼奉传》所引《十月之交》篇，与汉元帝初元二年（甲戌）相合。所以，五际之支辰有可能为年名，而诗篇则分属周王各年。文章还附带解释了《汉书·翼奉传》中的六情占。但《诗纬》配诗能否按照历史年代学依据来分配，是历史学的考量还是数术的依据，实难以遽论。张峰屹《翼奉〈诗〉学之“五际”说考释》（《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在讨论“五际”说政治兴衰史观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五际”说和文学无关，而是经学说解路径。又有曹建国《诗纬二题》（《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主张区分《齐诗》翼氏学之“五际”和《诗纬》之“五际”，结合匡衡说《诗》大体可以推测，《齐诗》五际主于人伦纲常。任蜜林《齐〈诗〉“五际”说新探》（《云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区分《齐诗》和《诗纬》间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齐诗》“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而《诗纬》“五际”则是五个辰位，表示阴阳兴衰之变。他认为《齐诗》“五际”说之根本在阴阳，而《诗纬》则在五行。关于“天地之心”。曹建国《诗纬二题》（《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强调，《诗纬》之“天地之心”说实际上是沟通天人而言的。就天而言，诗是天道反映；就人而言，诗是人情性的反映。换言之，诗既不是单纯的天道，也不是纯粹的人为，而应是沟通天人，亦即诗通天人。徐兴无《释“诗者，天地之心”》（《岭南学报》第三辑，2015年6月）论述自汉儒自董仲舒起，改造战国以来道家等诸子学说中的“天心”“天地之心”等观念，强调宇宙的道德禀性，又以儒家经典配合阴阳五行推算天道，占测天心，言说灾异，“六经”遂转为政治数术。故《齐诗》与《诗纬》创言“诗者天地之心”，赋予《诗三百》以宇宙意义，又以“四始”“五际”“六情”之说，依孟京《易》学之例，以《诗三百》为律历，占知《诗》中之“天心”，推测风俗性情。“天心”“天地之心”渐而流为两汉以降政治、学术、宗教之话语，至刘勰《文心雕龙》，以“天地之心”为“道心”，建构“文心”之观念，于文学形上学理论贡献至大。曹建国《〈诗纬〉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认为，《诗纬》以“天地之心”解《诗经》，提出了“三基”“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阐释范畴，以对应阴阳五行的变化，作为王政变革的依据。总的来说，“三基”“四始”“五际”说《雅》诗，“六情”“十二律”说《风》诗。李菲《齐诗考隅》（《鹅湖月刊》476期，2015年2月）考论了有关《诗纬》的一些疑难问题，指出《齐诗》（《诗纬》）研究之难不在于字句考辨，而在于特殊的知识背景和术语内涵，需打通先秦两汉政治思想变迁之脉络，究极秦汉方术之学及阴阳五行数术之理，方才可能有所突破。
第二，《诗纬》与《齐诗》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清代学者已经开始有所讨论，虽然绝大多数清代学者将《齐诗》和《诗纬》视为同一，但也有学者试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程瑶田。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然等同《齐诗》与《诗纬》。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提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学术史的看法。郑杰文在《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一文中比较了《齐诗》《诗纬》关于“四始”“五际”的材料，认为谶纬解《诗》受到了《齐诗》的影响，似乎主张不混同《齐诗》与《诗纬》。曹建国《〈诗纬〉论〈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4辑，2004年）较早指出《诗纬》和《齐诗》应区别对待，充其量只是受到《齐诗》翼氏学的深刻影响。后来王长华、刘明《〈诗纬〉与〈齐诗〉关系考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则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诗纬》与《齐诗》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汉代《齐诗》学与《诗纬》文献进行比较，王长华等指出翼奉的《齐诗》学其实是《齐诗》中特立独行的一支，而《诗纬》则是在翼奉《齐诗》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在神学道路上较之翼奉《齐诗》学走得更远，几乎堕入了不可知的神秘境界。因此《诗纬》在说解《诗经》方面已经逸出了《齐诗》范围，它与《齐诗》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学说，因此学术界通行的引《诗纬》论《齐诗》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上引任蜜林比较分析《齐诗》“五际”和《诗纬》“五际”之间的不同，则显然也是将二者区分开来的。
第三，《诗纬》的价值。这一问题，大抵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诗纬》的《诗》学阐释价值。事实上，所有关于《诗纬》的讨论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诗纬》解经或解《诗》的问题，也包括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诗纬》和《齐诗》乃至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但具体到解《诗》观念，刘毓庆先生的《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诗纬〉诗学研究》（《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值得关注。在文中，刘先生认为现当代学者视《诗纬》为“妖妄之辞”是不合理的，这是评论者站在精英文化与现代科技时代所给予的知识背景与立场上做出的错误判断。这一判断遮蔽或忽视了《诗纬》所依附的迥异于精英文化的世俗文化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正是《诗经》产生时代的观念与世俗文化背景。而正是在这一知识体系中，诗与天道相通。而《诗纬》的意义指向显然是背离了人伦道德方向，而走向了通向天道的神秘之域。它在原始世俗文化的背景还原中理解诗，从而减少了在理性支配下对原始诗作的“合理”误读，而获得诗与宗教情感相联系的一份真实感受。刘先生提出要重视《诗纬》产生和适用的知识背景，确乎为精辟之论。但视谶纬知识背景为迥异于精英文化的世俗文化知识体系则不无可商，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或许正好相反。其认为《诗纬》完全走上天道而背离人伦，似乎也和《诗纬》乃至谶纬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不甚吻合。关于《诗纬》解《诗》，曹建国《〈诗纬〉论〈诗〉》具体讨论了《诗纬》对一些《诗》篇的解释，如“《关雎》知原”。在该文中，他也提到了《诗纬》中公共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分类问题，即有些知识和思路适用于所有的纬书，而有些知识则明显带有专经之纬的特征。此外，孙蓉蓉《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也提到《诗纬》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诸多层面，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
二是《诗纬》的文学价值。纬书中和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诗纬》，也主要因为经书中要数《诗经》最具文学特质。论《诗纬》的文学价值，大家最关注的便是《诗纬》的文论价值。首先是《诗纬》表述中的文论话语，尤其是关于《诗》的论述。曹建国在《〈诗纬〉论〈诗〉》中讨论了《诗纬》中文论话语与汉代四家《诗》诗学观的同一性，以及《诗纬》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张峰屹《谶纬佚文的文艺观念》（《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则从文艺发生论、文艺思维方式、文艺功用论以及性情论、地域文艺论等角度，讨论了谶纬文献中与文艺理论密切相关的材料，并认为这是汉代文论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王洪军《“天地之心”与谶纬〈诗〉学理论的会通》（《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从《易》学的角度，探究汉儒天人之道哲学阐释对汉代经典阐释的影响。而《诗纬》的“天地之心”以及“四始”“五际”表述正是汉儒运用阴阳五行运转阐释经典的理论范式。其次是《诗纬》与汉魏六朝文论之间的关系，上揭诸文中已间或涉及此一议题，而专论《诗纬》对汉魏六朝文论之间的关系则涉及《文心雕龙》，如前揭徐公持论《文心雕龙·正纬》文，以及孙蓉蓉《论诗纬对〈文心雕龙〉诗论的影响》（《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诗纬〉与汉魏六朝文论》（《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等；涉及“物感说”等六朝文论观念，如黄金鹏《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曹胜高《论谶纬学说的文学价值》（《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古代的诗谶观念，如吴承学《谣谶与诗谶》（《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文学地理学观念，如陈叙《试论〈诗〉地理学观念在汉代的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文论价值之外，大家也讨论了《诗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及其文学鉴赏的价值，这一点基本上都围绕刘勰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之论断而展开，以讨论包括《诗纬》在内的纬书语典价值，同时也包括对《诗纬》中一些富有文学色彩的佚文语段的鉴赏，如徐公持《论〈诗纬〉》（《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三是《诗纬》的政治以及文化价值。汉代经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为了施用于现实政治，这一点纬学也不例外，所以讨论汉代经学、纬学最终都将会导向政治学阐释。在上举各篇讨论《诗纬》之“四始”“五际”等论文中，都会涉及《诗纬》的政治价值，即借《诗经》说解服务汉代政治，比如谭德兴《〈齐诗〉四始五际与汉代政治》（《贵州文史论丛》2000年第5期）、姜广辉《〈齐诗〉“四始五际”说政治哲学的揭秘》等。而关于《诗纬》的文化价值，学界讨论最主要的方面还是和音律、历法有关，如郜积意《齐诗“五际”说的“殷历”背景：兼释〈汉书·翼奉传〉中的六情占》。
第四，《诗纬》研究史。这方面主要涉及两点，一是从整体性角度综述《齐诗》或《诗纬》研究史，如胡建军《近二百年“齐诗”研究述评》（《长春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二是对专人《诗纬》研究成果的评价，如黄开国《〈诗古微〉对〈齐诗〉四始五际的发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认为魏源说《齐诗》（即《诗纬》）四始是和五际说一起解说的，强调“革命”是魏源说“四始”“五际”的要害，也是其时代价值所在。并且他也批评了魏源不加分析地维护《齐诗》的怪诞之说，认为这是魏源说《齐诗》的不足。此外尚有对陈乔枞、廖平、刘师培等人的《诗纬》评述论文，不赘引。
《诗纬》作为汉代纬书一种，既关乎汉代思想研究，也关乎汉代《诗经》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明清以来学者对于《诗纬》研究用功最勤，成果也相对较多，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与此同时，基本文献也需要整理。总之，《诗纬》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