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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发展为三种模式的合力所驱动：现代化、全球化理念下对西方的“开放—学习”模式；市场经济、高技术背景下的“适应—问题”模式；对于中国传统的“反省—紧张”模式。三种模式好似三个驱动轮，彼此既独立运转，又相互耦合，形成伦理道德在理论上推进和实践上发展的“马自达”。然而仔细反思发现，不仅三种模式都有内在重大缺陷，而且它们所形成的合力导致更为隐蔽而深刻的后果。“开放”的绝对价值观和现代化驱动下对西方的过度“学习”，遭遇“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西方战略，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甚至一定意义上因文化殖民影响，中国社会的文化安全。由于伦理道德的深刻民族性，过于谦逊的“开放—学习”模式，很容易罹患一种“文化流感”：西方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结果不仅西方世界倾销了自己的文化库存，中国人也由于滥服和误服“西方药”而渐丧失本有的免疫力，伦理道德所缔造的精神世界的生命整体性的肢解或碎片化，就是最严峻的后果之一。对于市场经济和高技术的“适应—问题”模式，使伦理道德在经济、科技发展面前，不仅消解了精神世界的独立性，而且也逐渐在社会发展中失去对精神家园的坚守品质和对生活世界的价值引导能力。“相适应”理念下的“问题意识”，使伦理道德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扮演治病式的精神医生角色，甚至以“充当上帝”的角色宣布价值规范，也使伦理道德发展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与高技术的“紧箍咒”。结果，不仅使伦理道德在“相适应”中逐渐失去独立性和话语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为企业家和高技术所定制和绑架，总是在对“问题”的不断救急诊疗中疲于应对。客观地说，当下对于伦理道德传统的反省态度相对于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批判乃至激烈批判态度，已经是一种进步，这是改革开放后期的重大启蒙和重大觉悟，然而反省不仅意味着自觉，更表征一种态度，一种文化警惕和紧张心态，不仅表征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紧张，而且表征现代内部的紧张，包括传统可能再次被误读和误用的紧张。这种“反省—紧张”的模式，很容易遮蔽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模糊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以上三种模式，就市场经济和高技术的“适应—问题”模式来说，这使伦理道德成为客观必然性的“绑架游”或“自发游”；对于西方的“开放—学习”模式来讲，这使伦理道德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外在裹挟与内在驱动下成为欧风美雨的“代驾游”。“绑架游”“代驾游”，缺场和缺位的是深厚传统的根源动力驱动下的“自己游”或“自驾游”。西方、现实、传统的三大模式的驱动轮相互耦合而形成的伦理道德的“马自达”，导致两个重大难题。其一，精神失家园。伦理道德不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只是矫正个体行为、建构社会秩序的治病与救急工具。其二，文明失重。一种可能已经现实存在：伦理道德正逐渐失去作为文化体系核心和精神世界顶层设计的地位，然而由于中国文化不仅在传统上，而且现代依然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的功能错位和意义缺位，必然导致文明体系的失重，生成“文化供给侧危机”。之所以将大驱动轮所形成的行进态势称为伦理道德的“马自达”，其隐喻了这样一种状况：三种模式所形成的合力或所谓“马力”，以市场经济与高技术的客观必然性的“绑架游”、对西方文化“开放—学习”的“代驾游”为后座的两轮，而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为根源动力的前轮却缺乏足够的驱动力，于是，这辆本应具有三角形稳定性的三轮机动车便因失去力量的平衡而踉踉跄跄，并可能因为失去前轮的主导与引导而成为三种驱动力的难以驾驭的“马自达”，或外在必然性力量即所谓“马力”的“自达”
。
“‘马’自达”必须转换为“‘人’自达”或“‘我’自达”。实现这种转换有待破解一个关键性难题：伦理道德的文明使命和文化形态到底是什么？“文明使命”的要义是：伦理道德到底是一种治病式的救赎，还是一种终极性的建构？“文化形态”的要义是：伦理道德到底是（甚至只是）一种诊断善恶的规范体系，还是一种通向终极关怀的有机生命构造？它们聚焦于两个概念或理念：“伦理道德形态”与“伦理学理论形态”。
A.“开放—学习”模式
“开放—学习”模式，不仅是伦理学领域而且是改革开放之后几乎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策略，但它在以伦理道德为文化重心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挑战比生活世界或物质世界要严峻得多，也更需要反思。两个问题亟待澄明：“开放”能否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如何“学习”？诚然，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已经使现代世界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不开放无疑自绝于文明。然而，其一，精神世界遵循生命规律，新生命不只孕生于开放，更需要相对稳定甚至部分封闭的环境，封闭与开放的辩证法是：在生命诞生之际，如果不及时而充分地开放，孕生它的稳定环境将成为新生命的桎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新生儿需要十个月的内部孕育，过早开放只能诞生早产儿甚至夭折生命。民族文化的养育、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需要长期的积淀，过早和过度的开放，缺乏积累的不断变化，难以发育茁壮健全的生命。其二，现代中国的开放进程与“全球化”的特殊境遇相伴。全球化既是市场经济和高技术所产生的“浪潮”，也是西方世界作为国家战略的“思潮”，浪潮的必然性与思潮的主体动力，使开放进程中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构遭遇前所未有的难题。
“开放”之后是“学习”，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似乎忽略了精神文化领域“学习”的特殊性，在“现代化”的急迫驱动下似乎忘记了“道器之辨”的古老智慧，甚至将它作为近代保守主义的唠叨。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与科学技术和生活世界的学习不同，任何西方理论尤其是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都有孕生它的西方文明的生命基因和文化生态，简单而直接的“学习”，要么东施效颦，要么邯郸学步，其情形好似羡慕西方人的黄头发，并将它作为西方现代化的人格标识，于是在染发的时尚中不仅不能丝毫改变自己的转发基因，反而存在染发剂化学感染的风险。改革开放40年，已经走到这样的关头，必须对以往的“开放—学习”模式进行认真而深刻的反思。伦理学便是首先应当反思的领域，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反思将发现，我们的“开放—学习”模式确实已经感染了某些西方“现代病”。
B.“‘丛林’—寂静—归寂”的西方轨迹
如果以一句话描述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伦理学的发展镜像，也许“归寂的‘丛林’”是一幅最能写意的泼墨画。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伦理学发展，呈现“‘丛林’—寂静—归寂”的精神轨迹与文化图像。西方伦理学诞生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与中国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史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多元，二是断裂。仅在文明根源上，西方文明就有所谓“两希传统”即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统之殊，其文明演进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告别”中的不断“断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文艺复兴，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断裂过程。这种文明史轨迹逻辑历史地产生一种图景：当多元而又不断断裂的文化遭遇萧瑟的秋天，便从各自的大树上落下枝叶，所谓“恰逢秋风晚，夜夜黄叶飞”。不同的是，这些断枝落叶在一定时机“春风吹又生”，于是如同蚯蚓、沙蚕等环境动物那样，被剁成若干断后，每一节都能爬；也如同柳树上下垂的枝条可以落地生根。于是，很容易生成一种影像：学派繁荣，丛林茂盛。20世纪初至60年代，西方伦理学开始摆脱传统，在走出古典时开始形成一些现代性特征，这一时期已经产生纷繁复杂的流派，但仍可发现其大致脉络，万俊人教授将这一时期的伦理学发展分为三大主要线索：元伦理学，如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人文主义，如存在主义、自然主义、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宗教伦理学，如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新正统派等。
60年代以后，西方伦理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西方学术进入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不仅“各种流派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而且互不关联，竞相生长，进入一个被西方学界称为的“丛林时代”，已经很难以何种“整理袋”对它们进行理论上的归类。然而，两个特点必须引起关注和反思：第一，“丛林”破土拔节的繁荣和喧闹之后，是持续几十年的漫长“寂静”；第二，“寂静”之后，是宗教伦理尤其基督教伦理的兴起，是向宗教伦理的“归寂”。“‘丛林’—寂静—归寂”，形成现代西方伦理学的特殊轨迹，其要义不在“丛林”之后的“寂静”，而在“寂静”之后的“归寂”。它们所生成的镜像，已经不是与“丛林”同时代的美国文学家蕾切尔·卡逊揭示生态危机所呈现的“寂静的春天”中那个万籁俱寂的“寂静”，而是向宗教的终极实体回归的“归寂”，不是“寂静的‘丛林’”，而是“归寂的‘丛林’”。
为什么“丛林”过后是“寂静”，“寂静”过后是“归寂”？根本原因在于，“丛林”中的任何流派，都只是伦理道德这一常青生命之树的断枝残叶，虽有落地生根的本能，但终归难以对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彻底的解释与指引，最多只能依赖某种特殊的学术立场或概念建构一些“深刻而片面”的独眼巨人式的理论，或是对某些具体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如科技伦理问题等做出就事论事的解释，终究难以建构宏大高远的理论，从而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精神世界的建构。这一结果在20世纪初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已经埋下种子，林林总总的伦理学流派，或是基于直觉、情感、语言把握伦理，或是从个人的存在、自由、实用、人的自然本性建立道德，它们解构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有机性与完整性，使之成为各种思想偏好和价值取向的碎片。20世纪中叶以后的伦理学丛林在此基础上繁荣和发展起来。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和哲学上宣告“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终极实体和本体世界在意义世界和本体世界都被颠覆，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学本身都失去了家园，剩下的只是竞相追逐阳光的枝叶蔓生的丛林，却早已失却鲜活的生机，于是繁荣的喧闹之后只能寂静。然而，人的精神生活必定期待某种总体性谋划，精神世界也必定指向某种实体性设计，于是，西方伦理学在丛林的寂静之后便转向宗教，理由很简单，宗教，具体地说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终极性的实体。这便是现代西方宗教伦理学复兴的思想背景，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丛林”的碎片化所导致的失根和失却家园的精神替代。不难发现，无论在20世纪初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还是在60年代后的伦理学“丛林”，宗教伦理学都得到复兴，因为它所提供的终极实体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理论上的虚无和精神世界中的空虚。“丛林”是对伦理道德的总体性与精神实体性肢解发育的结果，“丛林”中的每株树木，其实都是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生命之树上肢解的某一根枝条，它们落地生根之后借着原有的养分独立地生长，然而终不能长久，最后还是要回归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的完整生命。“丛林”时代所提供的伦理学资源，就像葡萄糖水，虽能提供救急热量，但终将一哄而散，难以持久，精神世界必定要向自己的生命本身寻找动力。20世纪后期以罗尔斯和麦金太尔为代表的正义论和德性论之争，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向伦理道德的精神整体性回归的学术表达。表面上，它们是“正义”与“德性”的两种取向之争，然而在哲学层面是伦理与道德的两种精神形态之争。正义论强调社会的伦理合理性，追求社会至善；德性论强调个体的道德合理性，追求个体至善，它们在相当意义上可以看作对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体与实体关系、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关系的不同学术表达及其所形成的伦理学两大基本流派，因而可以当作向伦理道德的生命实体性的回归，其中释放出走出“丛林”的某些学术信号。然而，由于它们或执着于“正义”的伦理，或执着于“德性”的道德，终究难以超越现代西方伦理自身的缺陷，达到伦理与道德的精神世界的统一，因而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可以看作由“丛林”时代向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回归的过渡状态，是与宗教伦理学相比肩的世俗伦理形态。无论如何，它申言了一条路，即与宗教伦理的归寂之路不同的世俗伦理之路。
C.“中国问题”
相似的历史情境在中国伦理道德史上也曾出现，但过程和结果迥然不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走过了既与西方有别，也与现代中国不同的道路，概言之就是：“开放”中有“自我”，“丛林”外有“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不像人们所激烈批判的那样封闭，其本性是开放，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明中国文化一开始便内在拥有高度开放的基因，当然可以将它当作同质文化内部的交流激荡。春秋的百家争鸣，也可以看作古代中国的“丛林”时代，然而百家争鸣的“丛林”繁荣之后，中国文化开始了漫长的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完成的核心任务，不仅是百家之中到底哪一家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而且是在开放中不断进行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和完善。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百家争鸣的“丛林气象”，但“丛林”之后，往往总有人进行批判性总结；二是在开放中不断进行自我建构，而不只是自我批判，最终建立起高度发育和发达的伦理精神形态。春秋战国是第一个“丛林时代”，战国后期，荀子不仅对儒家，而且对儒、法、道等进行批判性总结，由此才可以理解，他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学派即所谓荀学，而且其学说本身，兼收并蓄，自成一家，培养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在理论和实践上也迥然不同。魏晋是第二个“丛林时代”，但“将无同”的“魏晋风度”不仅综合儒道，以道论儒，而且暗接佛学。宋明是第三个“丛林时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高度繁荣的结果，不是寂静，更不是归寂，而是生成“理学”硕果，建构起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国人自给自足的伦理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史上“开放—学习”的最重大事件，是佛教的引进与吸收，它既是“开放”的表征，也是“学习”的结果，唐玄奘西天取经，就是具有喜剧色彩的开放—学习典范。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两汉，兴于隋唐，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之深，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度之高，以至于它一度几乎坐上中国意识形态的宝座。然而佛教在中国既没有遭遇强烈而持久的打压，也没有因其兴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宗，而是在兼容中成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三维结构重要的因子，在开放融合中走向中国化道路，诞生中国化的佛教如禅宗。究其原因，不只是因为中国本土文化高度成熟，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在开放和学习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形态。以本土精神形态兼容外来因子，在兼容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在“开放—学习”中避免西方文化“归寂的丛林”宿命。
面对“开放—学习”中西方伦理学对中国伦理道德可能产生甚至已经产生的误读与误导，一个严峻课题摆在面前：到底如何“接受”西方理论？相对于古希腊伦理学和近代古典伦理学，现代西方伦理学对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为此，“接受”西方伦理学理论需要完成的基础性努力——走出“丛林”，收拾“碎片”。“丛林”遮蔽精神世界的完整性；“碎片”肢解伦理道德的精神生命。在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中，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接受遭遇三大难题：理论上，“引进”与“移植”的难题；现实中，“移植”与“殖民”的难题；历史上，“包容”与“兼容”的难题。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道德本质上是“人”的科学，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其“学习”规律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自然科学没有国界，所谓“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其实是数学、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伦理、中国道德，一定是中国人的伦理、中国人的道德，是从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积淀和成长起来的伦理道德。因而对西方伦理道德的“学习”，必定是“移植”，而不是照搬。文明是一个生态，伦理道德是文明生态的生命体现，任何伦理道德理论的移植，必定遵循生态的或生命的规律。简单的引进，便可能产生晏子所说的在淮南是“橘子”，到了淮北是“枳子”的变异问题。由于伦理道德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文化中，它是精神世界的核心与重心，所以伦理道德的“移植”如果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那便无异于是“换头术”的精神洗脑与文化殖民。诚然，不经历“中国化”，西方伦理道德在中国的移植也根本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在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中，“移植”遭遇“包容”与“兼容”的文化战略与文明态度的难题。“兼容”在开放时代基于平等的文明对话，“包容”往往是自我中心甚至居高临下的“笑纳”。“包容”无疑会不失主体性，但“包容”心态下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并不是真正的接纳，相当程度上只是显示包容者的大度，历史上“华夷之辨”理念下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包容”心态。所谓“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这种“包容”的背后，是“笑颜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既缺乏本真，也缺乏平等。开放时代的“学习”，应当吸收“包容”自我坚持的合理内核，培育“兼容”的平等品质。
问题与挑战在于，经过漫长的“开放—学习”，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伦理学不仅学会了西方话语，不仅引介了西方理论，而且部分地学会了用西方人的方式进行理论思维和价值判断，于是这种简单的引介和引进很可能篡改我们的伦理文化基因，或者远离我们的生命本身，由此，文明对话便可能成为一种单向度和缺乏基础的价值殖民，从而使中国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研究陷入困境，也使中华民族精神处于深刻而现实文化风险之中。当下中国社会悄然升温的宗教热，在学术上就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接受而导致的精神世界失家园的文化替代，是“丛林”时代的碎片化流感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蔓延。摆脱风险，必须在收拾“丛林时代”的现代性碎片中回归伦理道德的完整生命形态和精神形态，从而走出西方学术和西方社会“丛林”之后“归寂”的厄运和宿命。
A.“适应—问题”模式
“适应—问题”模式是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也是伦理道德与现实关系或在实践上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要义是：伦理道德必须与经济、社会，还有科技发展“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命题；伦理道德的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初看起来，这一模式以与时俱进、学以致用为诉求，具有合理性。然而仔细反思发现，它内在含有两个重大难题。其一，伦理道德与现实的关系是否只是“适应”，作为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核心构造，在时势变化中是否应当具有某些坚定不移的坚持与坚守？伦理道德与经济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如何相适应”？其二，伦理道德在回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到底如何进行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建构，进行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道德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回应现实和精神建构两大任务中，到底哪一个是更基本的任务？所谓“应用伦理”的转向就是典型表现。两大难题现实地存在两种文化风险：或者在“适应”中由“祛魅”而流于世俗；或者在“问题意识”驱动下，伦理道德由价值理性沦为工具理性。
B.如何“相适应”
伦理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应当突破但至今并未真正突破的基本道德哲学问题。“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定位，“决定性—反作用”的关系式，是处理和解读二者关系的基本哲学范式。然而，当用这一范式处理伦理道德与现实关系时，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破解。第一，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中心”是否意味着包括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一切都必须服务于经济，并以经济发展为绝对标准？如是，是否会使伦理道德沦为经济的附庸？第二，现代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公认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所探索的经济效率最高却内在巨大文化风险的体制，正因为如此，中国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辩证内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合理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本意，不只是为市场经济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更是追求它的价值合理性的努力。然而，如果伦理道德只是与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那么道德哲学就只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解读，从而失去对它的辩证力量，于是便内在存有一种文化风险：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价值体系和人的精神世界也会走向市场化。如是，伦理道德便在理论和实践上祛魅，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如“道德资本”“道德银行”等本质上都是市场逻辑在伦理道德领域的殖民，是伦理道德向市场逻辑的屈膝献媚。第三，更重要的问题是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如何相适应”？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性适应，还是与市场经济的具体法则原则相适应？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诚信缺失等都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模糊深度相关。在文明体系中，经济、科技与伦理道德的人文领域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使命。经济、科技的使命和境界是“点石成金”，创造物质财富；伦理道德、人文精神的使命和最高任务是“点石成精”，创造精神财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点石成金”与“点石成精”的辩证互动，构成文明的合理性。市场经济高扬了“点石成金”的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不可否认，“点石成精”的能力却日趋式微，创造出所谓“单向度的人”。在与市场经济的“适应”中，人们似乎放弃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坚守。当今之世，“变化”不仅成为主题，而且几乎成为宗教，适应与追逐变化，成为生活的时尚和自然本能，世界除了变化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人文、伦理道德中对“不变”的精神追求似乎成为不合时宜的奢侈品，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伦理型文化的终极忧患与终极批评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日下”的不断变化的批评和对“古”即不变的诉求。西方经济学有所谓市场、道德、政府的“三只手”理论，其要义是以“道德”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驾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过度的“适应”无疑将会弱化甚至放弃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辩证互动的文化使命，不仅导致“祛魅”，而且导致在文化上的渎职。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大而言之，与经济社会发展到底如何“相适应”？应当是：“生态相适应。”
“生态相适应”的要义，是通过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辩证互动的价值生态的建构，赋予市场经济以价值合理性，也赋予伦理道德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在生态相适应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市场经济的原则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殖民，伦理道德必须以自己的价值坚守建构市场经济的文明合理性，否则，“相适应”只是随波逐流的经济放任和文化放弃，个人主义、诚信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滋生蔓延。
C.何种“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面向应用”是另一个有待辩证的问题。诚然，伦理道德、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具有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的特点，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康德就将它归为“实践理性”，然而在文化传承与解决现实问题、问题意识与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还有面向应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建构、民族精神尤其是民族伦理精神发展之间，如何保持恰当的平衡，确实已经不只是关乎伦理学和伦理道德发展，而且是关乎民族精神发展的重大难题。伦理学研究必须走出象牙塔，然而从古到今，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发展似乎从来没有、至少很少处于象牙塔之中，不仅孔子的《论语》，即便老子“不可道”的《道德经》，也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对伦理学和伦理道德发展来说，问题意识尤其重大现实问题意识当然重要，然而难题和误区在于：过于具体和琐碎的问题意识，是否会使学术研究陷入西方式的碎片化，或者是碎片化的西方病的中国表现？就事论事、缺乏深刻高远理论支撑的“问题研究”能否真正解释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应用研究”如何摆脱工具理性，并切实防止伦理学家对社会管理部门为显示自己“存在感”而越俎代庖？显然，伦理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对重大现实问题具有解释力和解决力，因为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面临太多的不确定，也遭遇太多的难题，需要理论工作者与社会管理者通力合作，共同探讨。然而，缺乏理论功底的“应用”，就事论事的“问题意识”，乃至对社会应用的过度追求，不仅对伦理学研究，而且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发展，将内在地具有巨大风险。孔孟乃至道家理论的精髓，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不只是孔孟的追求境界和目标，它最初就是道家提出的命题。然而，中国历史上后来由于“外王”压过“内圣”而导致的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发展的危机的教训，非常值得重视。孔孟儒家提倡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至两汉经学，这种二者统一的古典儒家精神开始发生变异，偏向于强调外王的事功，儒学逐渐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如果事功之路畅通，人的精神世界不会出现危机，但一旦遭遇像三国时代那样持续的动荡，事功之路被堵塞，便会发生精神世界和民族文化的重大危机。魏晋玄学时人的人格分裂，本质上是内圣与外王分裂、内圣之求与外王之路分裂的结果。至此，外来的佛学乘虚而入，在盛唐之际几乎登上中国意识形态的宝座。佛教的入主是文化开放的重大事件，但入主成功，本质上是因为它填补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空虚。自两汉至隋唐，儒学家们片面强调学以致用的事功，逐渐冷落了人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不可能长期空虚。佛学本来对世俗事功不感兴趣，于是乘机占领人的精神世界。由此便出现一种怪现象：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然而坐在意识形态宝座上的却是外来的佛教。繁盛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无力驾驭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必须依赖一个和尚去印度取佛经。唐僧西天取经，是文化开放的喜剧；然而佛教入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是一个文化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西游记》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将《西游记》当作喜剧阅读，严重遮蔽了它的深刻历史意义和文化警世意义。所以，余敦康先生曾追问：为什么宋明理学家一方面坚持儒家的正统，另一方面心甘情愿地接受佛学的洗礼，到底儒学缺什么，佛学又提供了什么？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的事功追求掏空了人的精神世界，遭遇空前的民族精神危机，这就是宋明理学在吸纳道家、佛家之后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心性之学的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今在国家投入巨资鼓励应用研究的同时，伦理学研究必须有清醒的意识，切实担当起文化传承、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高远使命，接受盛唐“经济繁荣—精神空虚”的历史教训，避免走进新的学术误区与历史误区。
D.脱“形”与失“态”
“适应—问题”模式形成伦理道德发展的“问题循环”：被动“适应”下产生诸伦理道德“问题”，“问题意识”驱动下产生诸多就事论事的解释与解决方案。于是，不仅“问题”层出不穷并且难以解决，而且“问题意识”也只能疲于应对甚至敷于应付。这一模式的内在难题导致伦理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发展的两个严重后果：脱“形”；失“态”。一方面，伦理道德在经济、社会、科技的强势面前失去独立性和话语权，失去价值坚守和文化坚持，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不断改变自己甚至解构颠覆自己，由此脱“形”，难以成为精神文明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面对“问题”的工具主义应对，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寻找自己存在感的过程中，或者充当“精神医师”，或者成为经济科技的强势话语的食客和智囊，难以完成养育人文精神，进行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建构的文明天命。人们常说，当今之世，人文科学出现社会科学化的趋向。以社会科学的“致用”取向和实证方法推进人文科学发展当然是一种学科交叉的进步，然而，如果以此取代人文科学尤其是伦理道德的意义创造和价值建构，丧失人的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应有的距离，那便可能是祛魅和媚俗，失落的不只是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而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和精神文明。
伦理学和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是什么？一是如何建构人的完整的精神生命和精神世界；二是如何在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中建构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此，必须回答和解决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伦理学如何与人的生命、人的生活相契合，成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伦”之“理”、“道”之“德”？第二，伦理道德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何种形态？如何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形态？合二为一，伦理学和伦理道德到底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整体性地契合人的生命过程和社会生活，建构合理的个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伦理道德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精神世界，黑格尔将它当作精神的客观形态或社会形态；在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中，它具有比黑格尔精神哲学所指出的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心和核心。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伦理道德内蕴着巨大而深刻的民族精神意义。伦理是“伦”之“理”，道德是“道”之“德”或“道”之“得”，伦理与道德是人的精神发展的两个环节，它们透过与生活世界或黑格尔所说的教化世界的辩证互动，建构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命。伦理的精髓是实体认同或所谓伦理认同，是人的精神家园；道德的精髓是主体建构，是向人的家园的精神回归。“伦—理—道—德—得”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辩证结构和辩证体系，也是人的精神生命发展的辩证环节。伦理道德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世界，自身是一个有机生态并且与其他因子如经济、社会等构成辩证的文明生态，因而必须有相对完整的体系或理论形态。然而，在“形而上学终结”的口号下，借着“问题研究”和经济社会变化的“相适应”，现代伦理学和伦理道德发展日益碎片化，失去伦理总体性和道德本体性，难以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形态。伦理学理论遭遇心学家陆九渊批评朱熹道德哲学的那种“支离”，碎片化的支离或无体系甚至反体系的取向导致“精神”缺场和“使命感”缺失。伦理学理论和伦理道德生活的“没精神”和“无生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它的“无形态”或“无体系”。然而，伦理学、伦理道德要成为人的生命与人的生活的价值真理，必须也必定有其体系和形态，还有现代伦理学在理论上的重大推进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期待建立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和伦理学的“理论形态”。
A.“反省—紧张”模式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型文化”的要义，不只是指证中国文明的文化类型，也不只是表明伦理道德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而是说中国文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建构了另一个精神宇宙，为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另一种文化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此岸精神宇宙，它与宗教型文化出世的彼岸精神宇宙相比肩，在人类精神世界风情中二分天下独有其一，挺拔2000多年，形成伦理型文化独特的“中国气派”。调查已经发现，当今中国文化虽然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中饱经涤荡，然而伦理型文化的本性没变。伦理型文化为何以及如何支撑一个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的精神宇宙并使之巍然屹立？它所提供的“中国经验”和表现的“中国气派”不仅对当今的中国，而且对当今的世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源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对待自己传统的独特态度，以比较温和的话语表述，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反省—紧张”模式。自鸦片战争以来，传统文化便成为反省或反思的对象，至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种反省达到几乎全盘否定的空前激烈的程度。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历史的帷幕拉开之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似乎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具有某种基因和宿命意义，它与尼采“上帝死了”（1883年）的骇世宣断发生于大致相同的时代，都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相似而发人深省的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自己也就疯了；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经吼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似乎便被掀翻了屋顶，从此欧风美雨来了，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中只能栉风沐雨。不同的是，“孔家店”似乎总是“打”而“不倒”，就像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从来“不死”一样。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试图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孔家店”进行全面清算，改革开放之初提倡所谓“蔚蓝色”的“蓝色文明”，然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构造的“孔家店”似乎犹如一个不倒翁，遭遇重拳打击之后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晃几下又重新复位，或者说只是健身房和心理治疗室中发泄情绪的打击袋，锻炼和调整的只是打击者的力量和心境，被打击者却总是无动于衷。于是，真正有待反省的倒是反省者自己：长达一个多世纪对于传统的反省态度本身是否走偏了路？对于传统的紧张心态是否或多或少地患上精神病学上的妄想症或强迫症？
B.“反省”的“再反省”
对待传统的反省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将自己置身传统之外，也置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外的一种思想方式。即便将“反省”上升为哲学的“反思”，反省者相对于传统，虽是主体，其实只是也必须是一个“他者”，或者将传统作为“他者”，只有这样，反省者才能获得“公正的旁观者”的身份。然而纠结在于，反省之所以重要，反省之所以急迫，就是因为传统与反省者息息相关，于是反省便具有强烈的问题预设和结论预制，最后的努力是将反省者自己从传统中逸出，确切地说是揪出，这种揪出且不说像鲁迅所说的“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一旦成为现实，便会立刻遭遇一个窘境：反省者自己成了文化上的孤独者或弃儿，只能呻吟“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些有哲学素养的人也只能以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自慰。到头来，反省本身成为显示自己在文化上存在的一种极端手段，一如孩童以顽皮讨打的方式试图获得父母的关注亲近一般。也许这种观点失之保守，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陷于对待传统的对象化反思的态度太久太深了。我们总是喜欢置身于传统之外，发表“旁观者清”的议论，其实，我们就是传统的孩子，不管是否承认，血脉关系丝毫不能改变，除非文化的婚外情所生，传统的基因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身上存在。新思潮本质上是一种新态度。传统不能总是对象化而永远成为反省的对象，就像父母不能对象化永远成为反省的对象一样，虽然传统像父母一样，可能有是非善恶，然而对待的态度必须有根本性的改变。
反省必定导致紧张。秘密在于，我们为什么紧张？紧张什么？紧张指向现代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是将传统作为现代一切问题的渊薮，成为现代人逃避责任的避难所。“五四”文化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所衍生的“后五四文化情结”却导致一系列复杂后果，“后五四文化情结”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怨古尤祖，逃避现实责任。
反传统思潮中深藏着一种怨古情结，它往往将一切不合理、不如意都归之于传统，既没有勇气批判和改造现实，更没有德性承担对现实的责任。其实，即便传统强大到深入骨髓，现实永远是现代人的现实，是现代人的作品，在场的现代人包括传统批判者自己是现实的第一责任人，因而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现实责任。长期的反传统导致现代与传统、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紧张态势，这种紧张不仅表现为将传统作为情绪对象，而且表现为对传统的远离将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严重后果。于是传统在当今中国，似乎成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要么激进，要么保守，无所适从，只能“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然而如果真的存在某种时光隧道，或者爱因斯坦的引力波理论有朝一日用于日常生活，传统创造者被唤醒或复活，可以想象，与现代人的一场论战硝烟将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以传统为渊薮的长期反传统态度，产生了一种极为严重的伦理道德后果甚至文明后果：现代人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严重削弱。批传统、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人逃避自己现实责任的避难所，它给人们提供一种假象：一切不合理不合意都是根源于传统，当下的现代人没有责任，尤其没有文化责任。人们每每指证当下的年轻人缺乏责任感，其实，从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之初，现代人的责任感便已经开始解构和式微，早就失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文化气派和文化气概。其实，反传统所丧失的不仅是文化责任感，而且是文化创造力。反传统潜意识是对传统的高度依赖，因为人们批判和肯定的永远是对自己有意义的存在，反传统的本质是“啃传统”，就像当下年轻人的“啃老”一样，一边啃老，另一边表现出对被“啃”对象的不屑和叛逆，他们往往是真正的传统的“奶瓶娃”，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创造出新传统，或使自己成为传统。
反省必须“再反省”，紧张必须消除，必由之路是建立一种对待传统的新理念和新态度，其要义是：生命地理解，生态地把握。具体地说，在多样传统中发现“同”；在历史传统中发现“新”；在现代传统中发现“未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多元文化生发于多元传统，必须进行由“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的关于文明态度的革命性转变，否则将陷于“文明的冲突”的冲突思维。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诸多文化和文明传统之间的殊异，相当程度是庄子所说的“因其大者而大之”的结果，如果达到“因其小者而小之”的境界，便可以实现基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对于诸文化传统和某种特定文化的贯通的理解。比如，关于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即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不是因为中国人缺少智慧，更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而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它。如果某种文化因子如宗教信仰是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必需，而在另一种文化尤其是成熟文化中却没有发现这一因子，那只能说，在这种异质文化中有一种文化替代，能够使它自给自足，安身立命。于是，人们发现，在西方和东方的其他国家，生长出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如世界三大宗教；而在中国，则生长出高度发达的伦理道德即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不是一般意义上作为宗教的文化替代或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以伦理代宗教”，而是说伦理道德为中国人提供了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完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与西方宗教具有相通的文化功能。传统的生命力在创新，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应当是创新。孔子云“温故而知新”，温故或重温传统的目的是创新。继承传统并不是消费传统，如果传统成为消费的对象，那无疑会滋生一批文化寄生或纨绔子弟，传统也会在消费中坐吃山空。对有创新能力的人或民族来说，传统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新的始点和思想触发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传统的埋怨都是无能尤其是无创新能力的托词。传统的生命理解和生态把握可以使人们在传统中发现历史规律，孔子在他的时代就发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文化生命的发展有其规律性，变的只是现象，不变的是本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是活力，“不变”是永恒。总之，“生命地理解”，可以消除关于传统的对象化态度；“生态地把握”可以扬弃对于传统生命的肢解，消除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C.“中国经验”与“中国气派”
中国文化何以成为伦理型文化？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伦理道德建构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具有高度成熟的伦理—道德形态。第一，中国文化自历史诞生起便奠定了伦理与道德双生的经典形态，并在对话互动中不断走向成熟；第二，自古典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主流和正宗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演进中不断完备；第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伦理道德在开放中不断融合，形成高度完备的安身立命的自给自足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的显著特点，是儒家与道家、《论语》与《道德经》几乎同时诞生，虽然春秋时代百花齐放，诸子争鸣，然而从日后历史发展看，孔子和老子、《论语》与《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对孪生儿。《论语》是“伦语”，其重心是伦理；《道德经》的结构分“德经”与“道经”，主题是“道德”，它们从两个维度分别奠定了伦理与道德的古典形态，而二者的同时诞生及其经典地位又奠定了伦理与道德共生互动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没有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卷中所指证的“伦理的德性”—“理智的德性”那种文化纠结，而是一开始便在儒家与道家的争鸣中展开伦理与道德的对话，形成中国道德哲学和伦理道德精神的单细胞中的阴阳结构，并在日后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始终形影不离，共同缔造伦理型文化的精神生命。
《论语》和孔子的学说虽以“礼”的伦理为最高指向，然而其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形态却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其经典命题便是“克己复礼为仁”。在这个命题中，“礼”是伦理实体，是伦理；“仁”是道德主体，是道德；礼与仁、伦理与道德统一的路径是“克己”或个体的自我超越即所谓“胜己”。这个命题表面上是以“礼”释“仁”，以伦理说道德，实际上是将“礼”的伦理作为“仁”的道德的根本标准。由此，孔子便奠定了一个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也奠定了伦理型中国文化的精神基因。这个体系有三大要素：“礼”或伦理，“仁”或道德，达到二者统一的“克己”或修身、修养，日后儒家理论虽不断与时俱进，但基本结构要素都是此三者。古典时代儒家的发展不断完善了这种精神形态。孟子从“仁”的方向发展，建构以“五伦”为体系的伦理精神形态，以“四德”为体系的道德精神形态，以“万物皆备于我”为信念的达到伦理与道德之间“乐观的紧张”的修养体系。荀子从“礼”的方向发展，在儒、道、法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构天理、人情、国法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将“礼”由精神形态向制度形态方向推进，为两汉由“礼”向“礼教”、由“伦常”向“纲常”、由“精神的儒家”向“制度化的儒家”的推进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至秦汉之际，《礼记》诞生，其中《大学》和《中庸》分别为儒家学说提炼出“三纲八目”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与天地参”的伦理道德的哲学境界。至此，日后作为中国官方道德哲学体系的《四书》事实上已经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正宗，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率先成熟，也高度成熟。
然而，中国文化自诞生始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在开放中伦理道德不断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形态和精神形态。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儒道双生和儒家学说薪火相传中的不断完善，已经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色与基调，先秦之后的汉唐，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在多元对话中不断选择的过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历史情境不仅是“百家”的多元现实，尤指道家的强大地位。汉高祖刘邦崇尚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被选择的是道家，“独尊儒术”是第二次文化选择。然而三国魏晋的长期动乱，证明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不足以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于是尝试第三种选择，儒道合一，形成所谓“玄学”或魏晋玄学。玄学在思想理论上有巨大成就，然而在精神形态上却是变态或异态。隋唐之时，佛学大行，实际上是第四次选择。然而佛教在“弃人伦”中可能让人的精神也使中国文化内在有了走向“寂灭”的危险，于是通过韩愈提出“道统说”，重新向儒家道统复归。不过，经过道家、佛家的冲击，儒家已经不是经典时代的孔孟儒家，也不是罢黜百家时代的官方儒家，而是融儒、道、佛于一体的“新儒家”即宋明理学。“新儒家”之所以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高峰，它所建构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可以统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达千年之久，自身原因就是它在开放中建立了一个儒、道、佛三位一体、以儒家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伦理精神体系与道德哲学体系，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绝望时是佛家，于是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不会失去安身立命的基地。佛家的参与及其对中国伦理精神体系和道德哲学体系的贡献，很容易让人想起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因为他们最后也是通过宗教的预设形成体系的圆圈，可以说这是精神世界的跨文化相通及其理论表达。
要之，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伦理型文化，伦理型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本，基本原因就是它形成并建构了完备并且高度成熟的伦理精神形态、道德精神形态和伦理道德形态。它们不仅在精神世界内部自给自足，构成有机生命形态和精神生态，而且这种自给自足的伦理道德形态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相契合，形成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其理论形态、精神形态及其价值生态，就是伦理型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气派”。
A.“形态”理念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伦理学“‘丛林’—寂静—归寂”的轨迹，不仅显示了现代性碎片的危机，而且预示对于终极的伦理实体性和精神整体性的诉求，要求我们反思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放—学习”模式，以免感染西方文化流感，或者走进“西方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的误区。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伦理学理论的“适应—问题”模式，使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理论在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面前丧失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在碎片化的“问题”取向中肢解精神世界的整体性，而缺乏足够理论支撑的“应用研究”，使伦理学丧失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能力，失职于文化传承使命，片面的“应用”取向所导致的祛魅不仅导致精神世界的文化供给不足，而且导致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生态失衡。伦理型中国文化提供了以伦理道德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并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建构合理价值生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气派”，这就是伦理精神与道德精神辩证互动、伦理道德一体的伦理精神生态。然而，长期的“反省—紧张”模式，遮蔽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开放—学习”模式、“适应—问题”模式、“反省—紧张”模式，三大模式综合作用，导致了一个文化后果：伦理失“形”，道德失“态”，伦理道德失去生命整体性和价值独立性，失去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和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的能力。现代伦理道德发展和伦理学理论的推进，必须走出与西方关系的“开放—学习”模式，与现实关系的“适应—问题”模式，与传统关系的“反省—紧张”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理念和理论：“伦理道德形态”“伦理学理论形态”。
B.三大理论资源
“伦理道德形态”和“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建构，具有三大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国道德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两大宇宙，将伦理道德归于“社会意识”，它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并随着生活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共同建构文明的合理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是：（1）伦理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何种“形态”？如何具有社会意识的“形态”？就是说，伦理道德如何成为一个精神世界，如何缔造一个精神的世界？（2）既然被社会存在“决定”，又如何建构精神世界的生命整体性和精神世界的主体性，从而具有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的本性和力量？既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又如何保持伦理道德的精神超越性不致“祛魅”而流于社会生活的附属和附庸，具有建构和坚守精神家园的本性和能力？（3）社会的合理性，人类文明的合理性，既不是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社会意识的合理性，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互动所建构的合理性，伦理道德如何与社会存在或生活世界形成合理的价值生态，从而建构文明的生态合理性？在文明合理性的建构中，伦理道德如何恪尽自己的文化本务和价值坚守？
这些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课题与难题，也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课题与难题，破解这些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到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寻找资源。黑格尔精神哲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现代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主要根据有二：第一，历史上，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并充分指出这一点，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资源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某种“返本开新”的意义，不是重新“发现”马克思，而是重新“展开”或“理解”马克思；第二，逻辑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物质”和“社会存在”，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精神”或“绝对精神”，二者显然具有某种互补性。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话语是辩证法，前者从后者继承改造而来，出发点或立足点上的“物质”还是“精神”是二者的根本分歧所在。然而，分歧并不在于“物质”还是“精神”，而是由此而建构的全部理论体系或哲学体系，出发点不同，也许只是因为所要完成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不同，甚至是个人理论偏好的不同，整个理论体系才是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也许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现代发展，不可逾越的学术工程，就是进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对话。谁能真正进行这种对话，谁就最有条件完成时代赋予的学术任务。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是“物质”和“物质世界”，所以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革命家？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马克思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像马克思那样将自己的学说诉诸实践，创造一个如此深远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一发问也隐含一个判断：马克思理论的着力点是现实世界。与之相反，黑格尔哲学的着力点和主要贡献是“精神”，“精神哲学”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宝贵财富。既然伦理道德是社会意识，是精神，黑格尔精神哲学就是伦理道德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的最重要的学术资源。黑格尔关于伦理道德的最重要精神哲学遗产是：其一，“精神”的理念与“精神哲学体系”。黑格尔是确立“精神”的哲学地位的第一人，也是建立精神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他将“精神”与“理性”相区分，认为精神是意识、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
。就是说，当理性具有实现自身的能力时，就成为精神。于是，精神对理性的最大推进就是知行合一。精神的对立面和出发点是“自然”，包括客观自然与主观自然，因而精神的本性是“解放”，即将人从自然必然性和主观任性下解放出来。精神的本性是“单一物与普遍的统一”，
是超越个别性而达到普遍性，正因为如此，精神具有伦理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其二，将伦理与道德当作精神，确切地说，当作“客观精神”，即精神客观化自身，精神或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由“精神的种种形态”成为“世界的种种形态”的环节与过程。其三，建立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辩证发展的精神现象学体系，和“抽象法—伦理—道德”辩证运动的法哲学体系。其不仅将伦理与道德、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当作精神发展的有机环节，当作精神“外化”即实现自己的两种不同生命形态，而且通过伦理精神与道德精神的辩证运动，通过伦理世界、道德世界与教化世界即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既建立了伦理与道德的生命形态，又建立了由伦理与道德辩证运动而形成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形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的生命形态。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不仅伦理有形态，道德有形态，而且伦理道德有形态，这种形态就是在与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中所建构的人的精神世界。人们都承认黑格尔是一位体系大师，全部哲学是一个体系，精神哲学也是一个体系，其实，他的“体系”，就是“形态”，就是“生命”，就是精神形态或人的精神生命的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体系，在相当意义上就是伦理道德体系，或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就是他的伦理学；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到什么程度，也就现实到什么程度。恩格斯没有指出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是他的伦理学，整个“客观精神”部分的主题与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发展。
中国伦理传统是最直接乃至最重要，但也是最易被忽略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相当程度上就是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契合；伦理道德发展规律及其中国理论，也相当程度上潜在于伦理道德传统之中。伦理道德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的充分认识和建立，必须从三方面突破：第一，建立“中国文化不仅传统上而且现代依然是伦理型文化”的理论自觉，和“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的理论自信，根本改变对待传统，尤其是对待伦理道德传统的态度，以对话、创新和面向未来的态度与理念研究、对待传统。第二，生命地、生态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将伦理道德发展的过程，当作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历史建构的过程，在民族精神的历史建构、伦理精神的历史发展的生命过程和历史生态中倾听传统伦理道德的生命气息，理解传统伦理道德的生命价值，完整地把握伦理道德所建构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和精神世界。第三，将“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当作中国话语、中国理念和中国贡献，在与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对话互动中理解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建构伦理道德发展和现代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气派。
C.“形态”理念与“形态学”理论
“伦理道德形态”“伦理学理论形态”，核心是以“形态”看待伦理道德。前者是实践，要义是建立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后者是理论，要义是以“形态观”看待现代伦理学的发展，建构伦理学的现代理论形态。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伦理道德形态”；“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
“伦理道德形态”的要义是将伦理道德回归于精神，建立“伦理精神形态”“道德精神形态”和“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其关键词一是“精神”，二是“形态”。以“精神”看待伦理道德；以“形态”看待“精神”。回归精神的内核是使伦理道德回归精神的家园和精神的本性，使之具有“超越自然”“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知行合一”三大基本“精神”品质，以此既区别于世俗生活，也区别于人的自然存在，更区别于“只认识不行动”的理性。坚持“精神”的价值理想和文化本务，也坚守“精神”的家园。以“形态”看待“精神”的要义，是将伦理道德当作人的生命，当作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即所谓“伦理精神”“道德精神”，“伦理世界”“道德世界”。伦理道德作为精神，有自己的生命，也有自己的世界。由此，伦理道德便是活的精神，既是个体的精神，也是民族的精神，它虽然不是精神生命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却是它们的核心和重心，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使伦理道德回归“精神”，赋予“精神”以“形态”，才能赋予伦理道德的主体及其生活以精神生命，并建构一个精神的世界。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精髓在于从哲学的维度“精神”地也是“形态”地把握伦理道德的辩证发展。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的内在精神形态所缔造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辩证互动所形成的人类世界。“精神哲学形态”是“哲学地”把握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是由伦理、道德所构成伦理道德的精神体系，是伦理精神、道德精神所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伦理”是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的关系之“理”，“伦”是精神家园和终极实体、终极关怀，基于“伦”的“理”便是所谓“良知”，如果一定要以“理性”表述“伦理”之“理”，那么只能说它是“良知理性”，而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由此便可以化解亚里士多德“伦理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的纠结，也将精神哲学与一般哲学相区分。“道德”是个体透过“德”的建构与最高本体的“道”的合一，从而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精神之路，所谓“天人合一”。伦理是家园，是入世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此岸精神家园，而道德则是一条回归家园、实现永恒之路。伦理与道德，既是精神发展的两个环节，也是彼此通达一体的完整生命，相互过渡的精神之路就是伦理之“理”向道德之“道”的转化。“理”向“道”的转化，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认知形态的伦理”向“冲动形态的伦理”的转化，也是中国道德哲学所说的由“知”向“行”的转化，这便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的良知或所谓“精神”生成的过程。而其实现之路，就是伦理世界透过生活世界的中介，向道德世界的过渡。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生活世界”辩证发展的精神哲学体系，如果进行现代诠释，这个体系，这一精神哲学运动的内核是：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理想和伦理家园，从而建构一个既超越于原初的伦理世界，也超越于世俗的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道德世界。伦理精神与道德精神的辩证发展所建构的伦理道德精神，就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精神哲学形态”是对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的哲学把握。
“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和“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形态。其要义是：“伦理道德”必须“有精神”“是形态”；现代伦理学必须有其基于精神哲学的“理论形态”。于是，现代伦理学在体系上必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伦理与道德的区别与统一；二是对于“精神”与“形态”的诉求。以往的伦理学对伦理与道德不加区分，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和内容，实际上是“道德学”而非“伦理学”。然而，无论在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现代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中，伦理与道德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和表达，已经表明二者的区别，不区别只是因为现代学术缺乏必要的思辨能力和学术精致的基本诉求。当下的伦理学开始辩证伦理与道德，但似乎又难以将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不区分”“难统一”的根本原因是“没精神”，不能找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精神”，伦理与道德是精神发展的两个环节和两种形态。调查发现，“无伦理”“没精神”是现代伦理学，也是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和基本难题。
现代伦理学必须以伦理与道德在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发展中的一体互动为概念前提，建立“伦—理—道—德—得”一体贯通的精神哲学体系和道德哲学体系，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伦理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气派”。同时，依据这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道德哲学体系，可以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包括气象万千的西方伦理学“丛林”进行“形态”的解读和解释，因为，现代西方伦理学虽学派林立，然而从精神哲学的意义上分析，不外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三大基本理论形态，这便是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形态学”把握。
总之，关于伦理道德的“形态”理念和“形态学”理论，可以为超越现代伦理道德发展和现代伦理学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难题提供一种精神哲学方案。借此，面对西方伦理学流派的“丛林”，在鼓励建立中国伦理学学派的背景下，便不仅可以有繁荣的“中国学派”，更有恢宏磅礴的“中国气派”；在直面日新月异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仅有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更有宏大高远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学以致用的“应用研究”，更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学术担当；在碎片化的现代性沼泽中，可以收拾碎片，收复碎片，建构伦理道德的完整精神生命和精神世界。一句话，可以传续伦理型文化的历史辉煌，一如既往地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