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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乐土。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活跃于天山北麓一带的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各部落，这里依然沿袭千百年来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形态。
明末清初，活动在天山以北的是卫拉特蒙古诸游牧部落。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明初已由叶尼塞河上游向西迁移到天山以北地区，明末分为准噶尔（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史称旧四卫拉特。四卫拉特游牧在我国西北广大的荒漠草原地区，其分布的大致范围是：准噶尔部分布在伊犁河流域，和硕特部游牧在乌鲁木齐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在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土尔扈特西迁后，原来附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占据土尔扈特游牧区，成为后四卫拉特之一），杜尔伯特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
17世纪初期，准噶尔部逐渐强大，杜尔伯特部和辉特部先后依附于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于17世纪30年代西迁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和硕特部从乌鲁木齐地区东南迁移到青海，后又进入西藏地区。康熙十六年（1677），噶尔丹率军进攻青海，征服了和硕特部。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率军进攻叶尔羌汗国，占领了南疆西部地区，第二年，攻灭吐鲁番王国，控制了今天新疆的全部范围，汗国的中心也随即迁移到伊犁河谷地区。
康熙二十三年（1684），蒙古地区的喀尔喀部发生内乱，噶尔丹趁机向东部扩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占据了整个漠北地区。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噶尔丹与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发生冲突，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最后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彻底击败噶尔丹，清政府控制整个外蒙古地区。随即，青海的和硕特部脱离准噶尔汗国归附清政府，新疆南部的封建贵族乘机独立，中亚的哈萨克和布鲁特也摆脱了准噶尔的统治，准噶尔汗国开始衰落。清王朝与准噶尔的前沿阵地向西推进到科布多、巴里坤、哈密一线。
康熙三十六年（1697），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自称准噶尔汗（1697—1727）。最初，策妄阿拉布坦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向清政府“请安纳贡”
，提倡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增强汗国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准噶尔汗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实力的增强，策妄阿拉布坦开始谋划向外拓展。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阿拉布坦重新控制了南疆地区，同时向康熙三十五年（1696）就已经被清政府控制的哈密地区进攻。准噶尔与清王朝开始在新疆东部地区进行拉锯战。至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控制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地区，同年开始再向巴里坤地区驻兵。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王朝控制了新疆的交通孔道吐鲁番地区，并且派驻重兵把守。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元年（1715—1736），清政府根据战争的需要，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开始进行时断时续的屯田活动，并且以巴里坤、科布多为军事基地，向天山北麓乌鲁木齐等地发动连续的进攻。至此时，战争向西推进到了新疆的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双方的战术基本为侵扰战，准噶尔军侵扰哈密、吐鲁番等地，清军侵扰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等地，“若易取而难守，则仍照前议，令其袭击而回，乌鲁木齐、布鲁尔、布拉罕、额林哈毕尔噶四路之兵，亦令袭击而回”
，开始了持续近四十余年的拉锯战。
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1727—1745）。噶尔丹策零继续与清王朝在科布多、吐鲁番一线发生激烈冲突。同时，新疆南部各封建贵族又分裂割据，对准噶尔的贡赋时断时续。西面中亚的哈萨克和布鲁特重新独立，准噶尔军连续与哈萨克人作战。北面与俄罗斯的战争也持续不断，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在内外交困中病故。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继承汗位（1745—1750），从此，准噶尔汗国进入了持续的动乱时期。乾隆十五年（1750），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被谋杀，达尔札被拥立为王，仅仅两年后，阿睦尔撒纳突袭伊犁，杀死达尔札，拥立达瓦齐为汗（1752—1755）。乾隆十九年（1754），阿睦尔撒纳在袭击达瓦齐失败后投降清朝，极力鼓动清朝进攻准噶尔。
准噶尔汗国内部的连年内讧削弱了其自身的实力，为清王朝进军天山南北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乾隆二十年（1755）一月，清军兵分两路，北路从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从巴里坤出发，发起了对准噶尔的大规模进攻，沿途准噶尔大小部落望风投降，四月，两路清军在博尔塔拉会师，五月，攻占伊犁地区，擒获达瓦齐汗，准噶尔汗国灭亡。不久，北疆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南疆大小和卓叛清割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军再次进军天山南北，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彻底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元代之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一带少量的农业据点也遭到了废弃，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以游牧经济进入天山以北地区。史称：“准噶尔为乌孙故地，以逐水草为业”，“准噶尔全境，不乏泉甘土肥，种宜五谷之处，然不尚田作，惟以畜牧为业”。
到18世纪前半期，史称准噶尔部落为：“且耕且牧，号富强。”
准噶尔汗国境内的天山北麓地区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资源环境利用方式。
准噶尔汗国内部实行按部落分封游牧领地的制度，其社会制度与其游牧经济相适应，汗国内最大的领主是汗（又称浑台吉、大台吉，为最高统治者），驻牧伊犁河谷，其领地称为鄂托克（蒙古语为部落、氏族、屯营地之意，是游牧领地的地缘性结合体，与其血缘性结合体爱玛克有区别），其次是各大王公，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以及其他大兀鲁思的执政者，即台吉，于伊犁之外划分游牧地，其领地称为昂吉（蒙古语为分支、部分、队伍的意思，为台吉所属领地组织），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喇嘛，划宗教寺庙周围的土地归其所属，领地称为集赛（蒙古语为班组/轮值之意思，准噶尔掌管喇嘛事务的机构）。鄂托克与各昂吉的分布大致情况是“鄂托克游牧之地环于伊犁，昂吉游牧之地又环诸鄂托克之外”
。准噶尔全境，共有24鄂托克、21昂吉、9个集赛。
在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下，天山北麓地区主要是游牧经济，准噶尔各部落在这里划分游牧地。最初，和硕特部游牧于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一带，17世纪30年代，和硕特部西迁青海以后，乌鲁木齐一带成为准噶尔诸台吉的公共牧地。18世纪初，杜尔伯特部曾一度占据了乌鲁木齐一带的游牧地。
乌鲁木齐、昌吉一带为准噶尔库本诺雅游牧地，属于准噶尔噶尔丹多尔济之昂吉
；今玛纳斯一带为准噶尔呼拉玛部游牧之所，属于准噶尔纳木奇之昂吉
；阜康、吉木萨尔一带附近为准噶尔图尔古部落游牧处
；木垒一带为准噶尔扎哈沁宰桑敦多克之领地，有一千五百余户
，安集海一带为准噶尔部噶勒丹多尔济之侄扎纳噶尔部游牧处。
“富德奏称噶尔藏多尔济旧游牧昌吉等处。”
到17世纪上半期，准噶尔汗国的畜牧业相当兴盛。准噶尔部落，一般牧民的情况是：“卡尔梅克人和亚洲所有的游牧民的财产和活计就是他们的畜群，在他们当中不少人拥有数百头和数千头的牲畜，也有的人有十几头母牛和一头公牛，八匹牝马和一匹公马。”
一些封建牧主拥有的牲畜数量远远超过数万头，顺治四年（1647），额尔德洪台吉一次就赠给6000只绵羊。同年，鄂齐尔图汗准备了1万匹马作为进藏熬茶开支之用。鄂齐尔图汗的母亲就拥有大小牲口2万头的畜群。
由此可见，准噶尔汗国各封建主拥有的牲畜往往数以万计，也说明当时畜牧业的规模已相当可观。
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准噶尔汗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陲总统事略》评介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时称：“历十余年，部落繁滋。”
随着汗国的强盛，牧区的扩大，牲畜头数增长，畜牧业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伊犁、乌鲁木齐、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乌尔札尔）、珠勒都斯、玛纳斯、巴彦代等地“草肥、水甘”，“马、驼、牛、羊遍满山谷”。
乾隆六年（1741），准噶尔汗国的齐默特等人到东科尔（现青海省湟源县）贸易，一次就带来1600多峰骆驼，1100多匹马。
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商队赶运到肃州贸易的羊只达到2.3万余只。
由此可见18世纪前半期准噶尔汗国畜牧业之繁盛。
在游牧经济下，准噶尔汗国的牧民对天山北麓资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利用天然的草场资源，畜养羊、马、骆驼等动物。由于天山北麓地形、气候、草场植被和土壤等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草场的利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为三季牧场：夏牧场、春秋牧场和冬牧场。天山北麓的高山、中高山的真草甸植被和河漫滩草甸植被主要是由白三叶草、红三叶草、紫花苜蓿、黄花苜蓿、鸡脚草、佛子茅、香茅等优良牧草构成，产草量高，再生能力强，是新疆草场中质量最好的类型，是优良的夏牧场。天山山前平原自然绿洲带的盐化草甸、沼泽草甸以及河流两侧的疏林灌丛草场质量也比较好，一般作为冬牧场利用。天山低山区半荒漠草场和古尔班通古特南缘的荒漠草场被当作春秋牧场利用，前者多生长各类蒿属植被、琵琶柴、盐蓬等，后者多生长梭梭柴、沙拐枣以及各种短生植被。此外，天山北坡海拔2000—2500米的中山带冬季存在一个逆温层，是牧民重要的冬季牧场所在地。轮牧和转场是18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族对天山北麓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方式，形成了典型的游牧文化景观。
在天山北麓地区，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的垂直差异比较大，在山前平原带一般为冬牧场，高山草甸区一般为夏牧场。但是在天山北坡中山带海拔2000—2500米，冬季存在一个逆温层，是牧民重要的冬季牧场所在地。轮牧和转场是游牧经济下对自然资源的主动开发和利用方式。《西域图志》中形象地概括了此时这种游牧方式与环境的关系：“择丰草绿缛处所，驻牙而游牧焉”，“其居处夏择平原，东居暖谷”。
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天山北麓也出现了农业经济，但是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而且规模很小。在17世纪中期，巴图尔洪台吉（1635—1653）就倡导在准噶尔汗国内部发展农业生产，其后的汗国统治者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都继承了这一政策。崇德三年（1638），沙俄使者阿勃拉莫夫见到巴图尔洪台吉在基布克赛尔（今天的和布克赛尔地区）一带使用维吾尔人从事农业耕种。
种植的作物有黍、小麦、大麦、豌豆等。
[1]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台吉们的牙帐周围，它在准噶尔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占重要位置。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由于汗国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准噶尔汗国内部比较适宜的地方都出现了农业耕种，准噶尔已经成为耕牧兼营的部落。历史文献中总是将准噶尔汗国的游牧与耕种联系在一起记述：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征服了整个准噶尔汗国之后，乾隆帝的一条谕旨中说“准噶尔地方连年不靖，互相劫夺，各部落生计自不能饶裕，然能及时播种，牧养牲只，以务本业，则一二年间元气自可全复”，“额尔齐斯河等处地方原系都尔伯特巴玉特等耕种之地”
；纳林河“河两岸俱有布鲁特等游牧耕种”
。乌鲁木齐地区就是当时的三个农业生产中心（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乌鲁木齐地区）之一。种植的作物主要有黍、高粱、糜、大麦、小麦、小豆、青稞、麻、瓜、菜等。
到雍正十二年（1734），一份俄国考察资料记述到：“在翁科夫斯基到来之前，三十年左右很少见有庄稼，因为不会耕地，现在他们的耕地越来越多，不仅由布哈拉臣民播种，而且许多卡尔梅克人也从事耕耘，因为浑台吉曾就此下过命令。他们的庄稼有：茁壮的小麦、黍、大麦、稷。那里土地含盐多，所以蔬菜也长得很好……”
布哈拉人就是南疆的维吾尔人，卡尔梅克人就是卫拉特蒙古人。由此可见，到18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的农业耕种规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是伊犁河谷，但是同时，在汗国境内比较适宜农业的地区都出现了农业。
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战败之前，天山北麓地区是准噶尔汗国的腹地，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其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游牧。18世纪前半期，随着准噶尔汗国内部农业生产的推广，乌鲁木齐地区开始出现农业耕种，“即今南近天山，水泉饶裕，足资屯种之处，所在多有”
，在玛纳斯、昌吉、乌鲁木齐等地都有一定的农业发展。乌鲁木齐一带种地的有一千多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将军富宁安率军袭击乌鲁木齐，“其乌鲁木齐、赛音塔拉、毛塔拉等处田亩悉蹂躏之，于十二日整兵而归”
，乌鲁木齐一带的农业耕种区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之一，可见乌鲁木齐一带的农业在准噶尔汗国内的重要程度，也间接地反映出这一带农业耕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但是，受到准噶尔汗国蒙古族游牧传统的限制，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天山北麓的农业生产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史称：“准部不乏泉甘土肥，性宜生植之地，是以百谷园蔬之属，几于无物不有”，但是“惜其逐水草，事畜牧，未能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耳”
。所以由于民族经济传统所限制，天山北麓的农业生产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游牧一直是这一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军大败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军队，噶尔丹服毒自杀，清军完全控制了外蒙古地区，准噶尔汗国的东部疆界由科布多河下游一带向西退缩到阿尔泰山以南以至额尔齐斯河一线。
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一带成为准噶尔汗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从而也成为清、准双方展开拉锯战的区域，这深刻影响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期天山北麓人地系统的发展变化。
其一，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游牧民族逐渐退出巴里坤地区。巴里坤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草丰美，历来是游牧民族的驻牧地点之一。这从巴里坤地区发现的大量反映游牧民族生活的壁画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但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清王朝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战争中，巴里坤成为战争的焦点之一，准噶尔游牧居民放弃丰美的巴里坤草原，逐渐迁离了巴里坤盆地。所以，在雍正七年（1729）、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开始进攻准噶尔汗国的时候，总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占据巴里坤地区，然后以巴里坤为据点向准噶尔汗国展开进攻。康熙五十六年（1717）：“富宁安疏报，巴里坤一路选兵八千五百，分两路袭击策妄阿拉布坦边界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处。”
其二，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697—1759）间，巴里坤地区的农业屯田活动时断时续，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巴里坤地区地理景观变化的显著特征。由于战争期间供应战士口粮的需要，清军在每次占领巴里坤地区以后，随即就组织屯田，开展农业耕种。但在清、准双方议和之后，清军随即退出巴里坤地区，农业屯田活动随之停止。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军第一次控制巴里坤地区，随即于第二年就组织了士兵进行农业屯田
，雍正元年（1723），巴里坤地区青稞的收获量达到2万余石
，可见其耕种面积之大。雍正四年（1726），清、准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划定以阿尔泰山为界，清军退出巴里坤地区，巴里坤地区的屯田也随即废弃。雍正七年（1729），双方战事再起，清军再一次进驻巴里坤地区，同时开始组织农业屯田。雍正九年（1731），巴里坤地区的收获的青稞达到30680余石。
雍正十二年（1734），准噶尔提出停战要求，清军再次退出巴里坤地区，农业屯田活动也随即停止。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于再次进攻准噶尔汗国，清军又一次在巴里坤地区组织农业屯田，第三年，屯田面积就达到了18700余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巴里坤地区仅军屯就收获小麦6765石，豌豆1980石，青稞4540石。
从此以后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农业开发阶段，直到同治三年（1864）因战乱而再次中断（见第三章）。综上所述，在17世纪至18世纪前半期，巴里坤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特征就是农田景观的间断性出现。在康熙五十五（1716）至雍正四年（1726）近十年期间、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二年（1729—1734）间，在荒漠草原景观为主的巴里坤盆地内出现了农田景观，以及与干旱区农业配套出现的农业灌溉系统，彻底改变了巴里坤地区原始的景观面貌。雍正四年至雍正七年（1726—1729）间、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34—1756）间，由于清军退出巴里坤地区，农业景观也随即消失。但是农业屯田的烙印还是深深地打在了巴里坤这一地区。乾隆二十二年（1757），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报“查雍正年间，巴里坤驻扎大臣，奎苏、石人子、巴里坤至尖山一带地亩，俱经开垦，尚有沟塍形迹”
。这种时断时续的农业耕种活动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巴里坤地区的环境变化过程。首先，农业耕种活动的兴废本身就是巴里坤地区环境变化的一部分。其次，农业耕种的兴废出现了一些环境后果。虽然没有文献资料的直接描述和说明，但是结合巴里坤地区实际的地理环境特点，以及地理环境演化的规律可以推断，农业耕种停止之后产生的后果：由于处于中亚干旱区，巴里坤地区典型的景观特征应该是草原，农业开垦一般是在水源条件比较好的草原上进行，然后配套开挖灌溉沟渠。当屯田活动停止以后，这些被开垦的地区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原始的植被，沟渠也因为失去维护而湮废，这些开垦地和沟渠很容易成为水土流失的策源地。
其三，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期的战争严重影响了乌鲁木齐地区。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军打败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队后，清军完全控制了外蒙古地区，准噶尔汗国的东部疆界由科布多河下游一带向西退缩到阿尔泰山以南至额尔齐斯河一线。
从此以后，清、准之间对峙的前线就位于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地南北一线。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地区变成准噶尔汗国的边境，是清、准双方展开长时期拉锯战的地带。康熙年间，清军经常从巴里坤、阿尔泰等地出兵袭击乌鲁木齐一带。康熙制定的战争策略就是以巴里坤、阿尔泰为根据地的袭击战：从巴里坤、阿尔泰等地出兵袭击乌鲁木齐一带，“如策妄阿拉布坦果有兵来，正可剿灭；若畏惧不敢前来，即将我兵收回，各往本处驻扎，如此每年袭击，惊扰贼众，或彼生内变，亦未可定”
。战争导致了乌鲁木齐一带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康熙六十一年（1722），将军富宁安率军袭击乌鲁木齐，“至乌鲁木齐擒获回人探问准噶尔消息，即于十一日率师前进，至通郭巴什，分兵搜其山林，擒获回众男女一百六十九人，所获驼、马、牛、羊无算，其乌鲁木齐、赛音塔拉、毛塔拉等处田亩悉蹂躏之，于十二日整兵而归”
。这种袭击战不仅杀害当地的居民，抢掠财物，而且破坏农田，使得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准噶尔军队也经常集结在乌鲁木齐、奇台一带，向清军控制的哈密地区进攻，雍正九年（1731）九月，噶尔丹策零调兵六千人集合在乌鲁木齐一带，并且在奇台一带过冬，于第二年正月翻越天山进攻哈密地区
。由于处于边界地区，又是双方交战的区域，乌鲁木齐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居民四处逃散，使这里成为人烟稀少的地区。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第二次完全控制乌鲁木齐地区时，由于战争及流行性痘疫的影响，整个准噶尔地区人口损失严重，“记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拉一毡帐”
。乌鲁木齐一带也几乎空无一人之地。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长达六十余年的拉锯战使乌鲁木齐一带不可能再有长期的居民，游牧民族都迁移走了。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再次战胜准噶尔部落时，乌鲁木齐一带成为空无一人之所。
为了破坏对方的牧草资源，交战一方的准噶尔还采取放火烧毁草场的行为，雍正十年（1732），清军计划在牧草条件较好的科舍图附近驻军，但是，当军队到达时发现“四面草场悉为贼人所烧”
，遂放弃了这个地方。
综上所述，17世纪至18世纪前期，天山北麓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还是游牧，普遍采用季节转场的放牧制度。在游牧经济下，最主要的自然资源是草场，天山北麓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冬、夏牧场大部分位于草质良好的高山亚高山草甸草场以及中山带的草原草场内，利用时间合计长达9—10个月。春、秋牧场主要利用位于低山和山前洪积扇边缘的荒漠草场，利用时间一般为2—3个月。由此可见，在游牧经济下，人类主要活动于天山北坡山间，而山前洪积扇及扇缘一带由于草场资源相对较差，游牧民族在这一带的活动也相对较少，这与18世纪中期以后农业经济主要利用山前洪冲积扇及其扇缘地带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而言之，17世纪至18世纪初天山北麓的地理环境基本保持着原始的自然地带性。牧业是人类对自然利用的主要方式，轮牧中夏、秋、冬季牧场的划分表现了人类对土地利用的主动性，是利用自然的一种调节。康乾时期，清、准在天山北麓的拉锯战使得18世纪前期天山北麓地区鲜有固定的游牧部落，资源利用程度较低。
[1] John F.Baddeley， Russia，Mongolia，China ，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Ltd.，1919，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