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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最早产生于欧洲，后来随着殖民扩张而扩散到全球。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崩溃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建立了新兴民族国家。据统计，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接近2/3的国家是“二战”之后摆脱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的。这些新兴民族国家从其族群构成来看，大多数属于多民族国家。从现代化发生的时间先后时序上来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发生无疑相对较晚，属于后发型国家，从其族群构成来说又是多族群的，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后发多民族国家。
后发多民族国家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先天不足，面临着比先发民族国家更大的挑战。对这些国家而言，大都面临着重大的建国任务，它们通常需要削弱地方意识和族群意识，增强全体国民的国家认同，使自己的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对于那些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国民拥有共同的被征服的经历和被殖民政府统一管理的体验，但这些共通性并不足以让人们在国家内部形成休戚与共的一体感。因此，这些“多族群国家渴望民族统一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民族（但不是同质化）”。 [109] 在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马来西亚无疑也面临着这一艰巨任务。对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进行研究，对于认识和把握后发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特殊规律，借鉴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开启了欧洲各国新的政治局面，而且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引入了新的行为主体——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国家而形成的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体系随着西方对亚非拉的殖民征服而逐渐扩展到全世界。面对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新型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帝国和君主国等类型的国家很快土崩瓦解了。这些帝国和君主国要么分崩离析，要么改头换面，民族国家成为它们能够加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合法身份。
广袤的亚洲和非洲，不仅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而且生活着若干个古老的族群。但是，在西欧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这里仍然按照自己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的路线缓慢地进行着自己的民族过程和国家过程。不幸的是，形成民族国家后凭借着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西欧各国，把自己统治的触角伸向了亚洲和非洲。从15世纪起，西欧各国就开始了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亚洲和非洲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宗主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亚非拉国家原本的民族过程和国家过程。亚非原来存在的那些处于分散状态的土邦、王国、苏丹国，被殖民帝国瓜分为殖民地后连在了一起。
在亚洲和非洲，西欧国家的民族压迫和现代民族的形成是相伴相生的过程。西方殖民者的残酷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亚非拉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殖民统治后期，亚洲和非洲等殖民地各族群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亚洲和非洲的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多民族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在原来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殖民地的绝大部分都是欧洲列强依其势力范围任意划定的，往往将原来不同的族群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将原本分散的小的政治单位强制性地组合在一起，人为地造成了族群关系的复杂化。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往往包括并非自愿结合在一起的许多族群和不同的政治单位，有的族群又被人为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内，造成了亚非国家的族群构成和族群关系十分突出的复杂性。
后发民族国家，尤其是“二战”后新兴的多民族国家，因其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发展程度较低，大多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后，面临着发展建设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理论成为探讨这些新兴国家发展的主流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化发展，交通及通信的进步，工业化及都市化的扩散等将促使人们扩大交流，并逐渐将传统部落或族群等的忠诚转移到对国家的忠诚上。对国家来说，国家应该采取“族国建构”的政策，亦即是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的手段，通过教育、社会化等方式来达成境内人口的同质化。现代化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地达成整合的目的。其一，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通信的扩展、大众教育、政治动员等过程，促使疆域内的人们彼此整合为一体；其二，经由政府有计划地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建国”（nation-building）的工作，以增进国民的国家认同。
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的后发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寄予很高的希望，以为独立之后国家的发展将把它们带到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裕水平和社会福利程度。因而寄希望于国家，寄希望于发展，寄希望于未来，以为族群差异将消失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因而对族群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而少数族群对暂时遇到的困难和不公正待遇，也有一定的容忍力，以为是发展和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必要代价。
然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了民族自决、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之后，并没有能够顺利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富裕的目标。冷战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长期流行的阶级斗争话语霸权，族群意识、族群认同和族群争取集体权益的话语几乎无法到达公众的视听。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的褪去，以及随着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的失败，笼罩在国家头上的光环消退了，人们对依靠国家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希望和幻想也破灭了，特别是对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带有国家强制意义的认同外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对国家对待自己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在国家的神话褪色之后，族群认同取代了以往的阶级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填补了冷战之后的意识形态空白，成为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资源。
人们信任国家、让渡权利是因为相信国家会把他们带到他们所憧憬的、政府精英所许诺的公平、公正、富裕、美满的社会。但是，一些国家独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人们的生活达到精英曾经许诺的富裕程度，反而更加恶化，社会生活中更是到处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就让人们对精英许诺的发展模式感到失望，建立在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基础上的自律和牺牲精神也随之破灭，对国家的信任度降低、对国家改变现状的能力产生怀疑、对国家权威也失去了必要的尊重。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社会还能在强权的统治下维持表面的安定，一旦遇到经济衰退和政治变动，在国家失控、社会失序情况下，复杂散乱、缺乏凝聚力的多族群结构和在强制同化政策下产生的族群之间的敌意，便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
庄伟礼曾以印度尼西亚族群冲突为例，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一些国家族群冲突凸显并登峰造极的结构性原因。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内部发生的族群分离运动，一般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1）这个国家并非自然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为建构的；（2）力图分离的族群相对主体族群保持着鲜明的异质性；（3）长期的不公平遭遇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巨大的动力；（4）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秩序溃散为分离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110]
对于大多数多族群国家来说，族际政治整合都是其不得不面对的任务。对于那些在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族际政治整合对于它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族际政治整合可以帮助它们解决国家凝聚力不强的问题，走出社会分裂的困境。
对于后发多民族国家来说，由其国内宗教、族群、文化等的多样性导致的族际关系的复杂性、社会高度的异质性、原生性认同的牢固性、国家建构的脆弱性、民族政策的失误性等诸多因素使得其族际政治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异常复杂。
后发民族国家族际关系复杂。后发民族国家大多数是在原来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殖民地中绝大部分都是欧洲列强依其势力任意划定的，往往将原来不同的族群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将原本分散的小的政治单位强制性地组合在一起，人为地造成了族群关系的复杂化。“欧洲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构建民族国家，都不是自己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形态演进的必然结果，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的示范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选择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 [111] 许多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经历的后发展国家，殖民主义者随意划定疆界，合并部族以及实施族群分化政策，进一步巩固甚至增强了这种异质性。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往往包括并非自愿结合在一起的许多族群和不同的政治单位，有的族群又被人为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内，造成了亚非地区国家的族群构成和族群关系十分突出的复杂性。
后发多民族国家社会异质性高。在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前现代时期，各个族群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长期形成了基于血缘、宗教和语言等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传统基础十分雄厚。民族国家建立后，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落后，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的公民文化，传统的“原生情感”仍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对族际政治整合和国家民族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中，各个族群继续着传统上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指出，“南亚、东南亚一带的人们，过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生活，有着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这种差别，但通过长期的国家巩固过程和感情一体化过程，这些差别已经缩小” [112] 。这说明后发民族国家的社会异质化程度远高于先发展国家。
后发多民族国家原生性认同牢固。在后发民族国家中，在族群这个自然共同体向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人民没有真正地把其对家庭、族群或宗教的认同扩展到对超越这些特殊团体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权威。“在政治认同感上，人们的效忠对象仍然是与他们生活最密切的村庄、家族、部落或宗教群体，国家的观念即使不是没有也是非常淡薄的。” [113] “现代国家形成于民众动员之后，民族意识更多地是由原始神话形成的。由于居民的杂居，族群界限与国家界限不一致。此外，由于在国家还很弱时原始性的族群集团就已经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所以常常再无法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意识来取代原始性的忠诚感。” [114]
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落后。同先发民族国家相比，在西方先发民族国家殖民地基础上成立的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是先天不足的。后发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同时面临着国家制度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等多重建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先发展国家是分阶段完成的。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后起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它们将同时面临较早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先后碰到的各种问题。” [115] 福山说：“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 [116] 强调了国家建构对后发展国家的重要性。
后发民族国家短期内多重建构任务叠加。后发民族国家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国家建构和制度建设，才能为现代民主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获取政治秩序，而这对于后发展国家是困难的。后发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族群所承载的传统性、宗教性以及对于地方权威的认同意识，必然会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建构所依托的现代公民文化、现代世俗文化以及对于国家公共权威的认同意识发生碰撞与摩擦。后发民族国家建立模式不同于先发民族国家，是一种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模式。独立后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往往面临着传统体制已经解体而新的制度却没有建立和完善的局面，导致国家权威的断裂，并由此造成政治失序和政治失稳。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亚非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体系和文化传统。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使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人口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取得国家独立。这些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建立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基础之上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本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对这些新兴多民族国家来说，因其国内宗教、族群、文化等的多样性导致族际关系复杂，社会高度的异质性、原生性认同的牢固性、国家建构的脆弱性、民族政策的失误性等诸多因素使得其族际政治整合异常复杂。独立后这些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过程有的比较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有的依然面临分裂的问题。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具有典型性，对其族际政治整合进行研究，对其他后发多民族国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南亚地区族群众多，据粗略统计，该地区约有400个族群。东南亚地区不仅族群众多，差异性也很明显，“出自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各不相同” [117] 。正因为如此，族群政治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族群异质性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恰恰是这一鲜明特点，东南亚各国成为族群政治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处于该区域中心的马来西亚自然也不例外。
马来西亚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著称。马来西亚共有30多个族群，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不仅族群构成多样，马来西亚的族际关系也异常复杂。独立后，对马来西亚来说进行超越族群观念、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族际政治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马来西亚地区历史悠久，曾经建立过独立王朝，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16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入侵和占领马来西亚。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影响深远，殖民统治期间，英国引入大量华人和印度人，促使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形成。马来西亚之所以需要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与其多元族群共存的社会结构有直接的关联。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多族群的社会，其中主要构成是马来人、华裔及印度裔三大族群。在人口结构组成中以马来人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华人，最后是印度人。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它们的差异体现在语言、文化、宗教各方面。
马来西亚的族群异质性非常明显，独立前马、华、印三大主要族群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正如马哈蒂尔所说：“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种族，他们之间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他们在外形、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都是格格不入……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缺乏交流，其中甚至有许多从未成为邻居。他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华人住在城市，马来人住在甘榜（乡村），印度人住在园丘里。” [118] 这种状况为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马来西亚三大族群不仅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政治权利方面也不平等。多元而分歧的社会，是由于族群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因此产生地位上的差异，而此差异使族群间的地位产生阶层化。在马来西亚，不同族群间阶层分化现象，从根源上说，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采用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造成了马来人和华人分别擅长于政治与经济领域，也同时成为两大族群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基础，加上独立建国后各族群对彼此间地位认同的差异性，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动荡，也促使政治领袖在维系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必须制定出许多相关的整合政策来应对这个多族群社会结构的状况。
独立后，马来西亚进行了积极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独立后族群身份多样、族际关系复杂的马来西亚，却极少爆发族群暴力冲突，并以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而著称，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息息相关。马来西亚族群构成的多样性以及族群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是世界族群构成与族群矛盾的一个缩影，并且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非常明显。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实践的典型样本，因此笔者选取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作为个案，研究马来西亚在如此复杂的族际结构及族际关系之下是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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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张会龙：《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22页。
[97]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98]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99] 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974）》，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11页。
[100] 王养冲、陈崇武：《罗伯斯比尔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101] 沈练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102] 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1789—1974）》，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67页。
[103] 转引自钱皓《美国民族理论考析》，《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104] S. Leiken Robert，“The Melting Border：Mexico ad Mexican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Center for Equal Opportunity，2000），p.10，from New York Times ，30 May 2001，p.A12.
[105]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8页。
[106] 蓝仁哲：《加拿大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107] 胡敬萍：《加拿大民族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民族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108] 蓝仁哲：《加拿大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109]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10] 庄伟礼：《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51页。
[111]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112]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13] 吴辉：《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东南亚经验的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114] [美]理查德·罗斯科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115]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页。
[116]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17]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王子今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0页。
[118] [马]马哈蒂尔：《马来人的困境》，叶钟铃译，吉隆坡：皇冠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