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

1月25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1）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2）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的幻想之中。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令要的是倾向的书报检查，那末现在内阁训令则解释说，查禁、封闭也就是为了对付极坏的倾向才在法兰克福创造出来的。据说检查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检查离开好倾向的偏向，尽管检查令所肯定的恰好相反，即好倾向允许有偏向。

（3）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等老一套的胡言乱语和其他鬼话。

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对书报检查令就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评论：马克思告诉卢格《莱茵报》被查封了且在处决前的时间里必须接受双重检查。他分析了报纸被查封的五方面原因，包括报纸的畅销；《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对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的狠狠的批评；坚决拒绝说出给《莱茵报》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莱茵报》的鼓动对议会的召开的影响；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执行当局准备和讨论1842年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各家反对派报纸对这一草案的广泛公开的讨论。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对这个法律草案进行了批判。这引起了当局的警惕。信中还批评了即将见报的内阁训令。在马克思看来，在书报检查令下，《莱茵报》被查封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种让人窒息的氛围和为了保证报纸发行的曲意奉承、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促使马克思决定不再留在《莱茵报》。此外，马克思还告诉卢格自己的家庭纠纷和与燕妮订婚的消息。

3月13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相反，《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当然，我所谈的仅仅是我的一个非决定性的意见，在其他方面是靠着命运的永恒威力的。

最后，（报纸问题使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我还想和您谈谈我个人的计划。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在我未婚妻的母亲那里呆一个月或更多些时候，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有几个现成的作品。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在德勒斯顿逗留几个星期，因为一切婚前手续、结婚启事等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评论：马克思与卢格商谈《德法年鉴》杂志的出版计划。他认为《德法年鉴》不能做成《德国年鉴》这本已停刊的杂志的拙劣翻版，而是应当作为一种原则、一个能产生后果的事件、一项能唤起热情的事业。此外，马克思告诉卢格自己的结婚计划，以及燕妮为了他进行的持久艰难的反抗。信中还谈到了马克思对自己家族的反抗。马克思还评价了布·鲍威尔的文章和著作，以及费尔巴哈的警句，并告知卢格自己不想留在《莱茵报》，不想继续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了。

10月3日 致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指出：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也有一些现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可以想见，这会成为很好的第一炮。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有机会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旨在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在德国，只是在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中才能批判谢林，而篇幅超过二十一印张的书就不是给人民写的书。卡普的书很值得称赞，但它过于冗长，笨拙地使结论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评论的。对它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用少数特许出版的评论性出版物中的几句鄙薄话来对付一下。大人物谢林自己装出根本不知道这种批判的样子，却就老保路斯的坏作品搞了一场财政上的喧闹，成功地转移了对卡普的书的注意力。这是巧妙的外交手腕！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评论：1843年夏季，马克思从科伦去克罗茨纳赫，6月19日在那里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从1843年3月到9月，马克思同卢格商谈在国外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问题。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就是与马克思打算吸收德国和法国知识界的先进代表人物为杂志撰稿有关。1843年10月底马克思移居巴黎，因为《德法年鉴》在那里出版。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邀请他为《德法年鉴》创刊号撰稿。费尔巴哈是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第一批支持者，马克思希望他支持《德法年鉴》事业，为杂志撰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在普鲁士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反对谢林的著作是难以出版的，谢林对哲学和神学、哲学和外交的结合，使得对他的批判不仅是真哲学对假哲学的批判，也是对当时全部政治特别是普鲁士政治的批判。信中马克思以为费尔巴哈正在写批判谢林的著作，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文章将“打响第一炮”。但是从1843年10月25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知，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序言中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并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费尔巴哈在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但是他借口忙于其他的创作计划，拒绝给《德法年鉴》寄有关谢林的文章。

11月21日 致信尤利乌斯·弗吕贝尔，指出：刚刚接到您的信，但这封信看来很怪。

1.您所说的附来的东西，除恩格斯的文章外，全都没有。而且恩格斯的文章也不全，因而也不能用。这篇文章是从第五开始的。

2.给莫伊勒和给我的信是装在我附去的信封里，盖的是“圣路易”的邮戳。就在这个信封里装了几页恩格斯的文章。

3.给莫伊勒的信同我的信一样，在所附信封中也未封口，上面也有别人的字迹。现在附上写有这种字迹的一页。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可能法国政府截住并拆开了您的信件和您的邮包。在这种情况下，就请把所附的地址寄回。我们就要不仅对法国邮局起诉，同时还要在所有反对派报纸上报道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您如果以后能把所有邮包寄给一个法国出版社，恐怕要更好些。不过，我们并不认为，法国政府会做出这种迄今为止只有奥地利政府做得出的卑鄙无耻的事情。

因此，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们的布伦奇里和他的娄罗们干出了这种密探勾当。如果是这样，那末，1.您应当对瑞士人起诉，2.作为法国公民的莫伊勒，应当向内阁提出抗议。

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了这种卑鄙的事情，那末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要在《泰晤士报》上反对他们，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反对他们。

这些假共和派应当看到，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放牛娃和裁缝帮工。

至于编辑部用的房子，因为我准备搬家，我尽力寻找能包括编辑部用房在内的住宅。从业务上和经济上来讲，这样都是最恰当的。

写得很杂乱，请原谅。由于心情激愤，我不能再写了。

评论：马克思愤慨地告诉弗吕贝尔，他寄来的文章缺失很多且信封未封口、有字迹，有可能被法国政府或布伦奇里一伙拆封，应当提出起诉和抗议。接着，马克思主要谈了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情况，包括杂志的印刷时间，拒绝了赫斯、魏尔等的文章，写信联系费尔巴哈、卡普、哈根邀稿，万一被密探向政府告密的应对举措，以及编辑部用房等问题。《德法年鉴》杂志是在苏黎世弗吕贝尔出版社的印刷所里排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