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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附上的对书报检查令的批评。
如果这篇文章对您的杂志适用，我请您除维干德外暂时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一个人，同时请您马上把登载我的文章的《德国年鉴》给我寄来，因为在特利尔，目前我完全同文坛隔绝了。
不言而喻，如果书报检查机关不查禁我的评判文章，那末赶快把它刊印出来是有利于事业的。
如果您还没有人来评论法特克的绝顶聪明的书《论罪恶》（要不是这本书如此绝顶聪明，倒可能会把它叫做愚蠢的书），那么我的批判的热情就可以为您效劳。
同样，对拜尔的著作《道德精神》，也许可以再来一次评论。费尔巴哈的评论是一种友好的帮助。拜尔的道德信念之可敬，正如他的著作很差，甚至很不道德一样。
现在我已结束了几件浩繁的工作，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
评论：由于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各大学解聘许多进步学者，马克思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不得不放弃在大学执教的想法，而去从事政论工作。马克思在1842年与卢格的通信主要与他为《德国年鉴》杂志、《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和《莱茵报》撰稿有关。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与卢格谈论为《德国年鉴》写作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此外，马克思还提议由他评论威·法特克的著作《在同罪恶和神赐的关系中的人类自由》和卡·拜尔的著作《论道德精神概念和道德实质》，且认为费尔巴哈在1840年《哈雷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对卡·拜尔一书的评论可以为评价此书提供友好的帮助。
3月5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我完全同意《哲学轶文集》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象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用任何匿名的做法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我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如果把它修订一下收入《轶文集》里，您认为怎样？反对书报检查的思想现已广泛深入人心，这或许有可能使《轶文集》随着材料的积累用许多分册的形式出版。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Respublica（国家，共和国）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这两篇文章要不是需要誊写清楚和部分地进行修改，那我马上就把它们寄出去试一试了。问题在于，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三月之久，在前天去世。因此在这期间不可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了。
评论：马克思认同卢格在瑞士出版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的计划，要求署上他的名字作为一种示威形式。马克思认为可将原定作为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1841年莱比锡版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收录到《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因为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的恢复导致该文不能刊印。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收录了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布·鲍威尔、费尔巴哈、科本、卢格和其他人的文章。此外，马克思还介绍了为《德国年鉴》写作的文章的主要内容，该文在内部国家制度问题上批判了黑格尔自然法，旨在同君主立宪制及其学说作斗争。信中还告知卢格，布·鲍威尔被普鲁士政府从波恩大学赶走。布·鲍威尔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副教授，但由于他的无神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言论，于1842年3月被赶走。马克思所提到的布·鲍威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3月20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当我还在幼年天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柏林下的蛋不是勒达的蛋，而是鹅蛋。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是鳄鱼蛋，例如，最新的一个鳄鱼蛋，就是根据莱茵等级会议的建议，虚假地废除了有关叛国罪等等以及有关官吏犯罪的法国法律所受到的非法限制。不过这次，由于涉及客观的法律规定，这个骗局又显得太愚蠢了，甚至连莱茵最笨的法学家也一眼就把它看穿了。而且普鲁士又十分幼稚地声明，如果把诉讼公开，就是把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威信置于危险地位。这确是又一次坦率的自白。我们莱茵省所有论述公布和公开的文章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弊病。那些老实人正在继续不厌其烦地证明，这不是政治制度，而纯粹是法律制度，它们是法，而不是非法。似乎问题就在这里！似乎这些制度的全部祸根并不在于它们是法！我倒很想证明其反面，就是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因为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同样，对于普鲁士的虔诚也必须给以应有的评价，因为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
总之，说到本题，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
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再过几天我要去科伦，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新住地，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的臭鼬，那些只是为了到处寻找新的死胡同而学习的家伙打交道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这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的），如果您愿意久等，我保证在4月中把我那篇论述宗教艺术的文章寄出。我将更乐意从新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并写出一个论浪漫主义者的结尾作为附录。目前我要按歌德的说法，积极有效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等待您的决定。请您回信到科伦，下月初我就在那里了。因为我在科伦还没有固定的住址，请您把给我的信寄到荣克那里。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
评论：马克思揭露了1842年2月修改普鲁士政府以前某些法令的内阁法令的骗局，这些法令实际上保存了普鲁士法在叛国罪、官吏渎职案等方面的效力。他批评了毕洛夫-库梅洛夫1842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认为库梅洛夫是“用假花装饰起来的乡村卖俏”。而马克思写作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他正在写作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他将以一种更自由更实在的叙述方式和新的观点改写这篇文章，并附上一个论浪漫主义者的结尾作为附录。在这篇文章涉及的宗教的一般本质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他与费尔巴哈的争论只关乎理解，不关乎原则。信中还谈到要离开波恩，远离那些“精神的臭鼬”，但是，马克思未能实现他去科伦的意愿。1842年4月他从特利尔返回波恩，断断续续在那里住到那年的10月中。
4月27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好在我这里一切已大致准备就绪。我将给您寄去四篇文章：（1）《论宗教的艺术》，（2）《论浪漫主义者》，（3）《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4）《实证哲学家》（我对这些哲学家稍微恭维了一下）。这些文章在内容上都是相互联系的。
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移居科伦的计划业已放弃，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
我给《莱茵报》寄去了一篇关于我们最近莱茵省议会的长文章，文章有一个对《普鲁士国家报》的讽刺性引言。由于出版问题的辩论，我又重新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了，从另一观点加以考察。
评论：马克思给卢格寄去四篇内容上相互联系的文章，分别为《论宗教的艺术》《论浪漫主义者》《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实证哲学家》，这四篇文章，刊登出来的只有一篇，即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信中还告知，给《莱茵报》寄去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讨论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此外，马克思还谈论了对哈赛、法特克、费希特、扎克的看法，批评了他们所谓的“虔诚”。
7月9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这些插曲，要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本来会早就告诉您的。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结束以前，我什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象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检查官抽掉了。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的言论又能招引订户，因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们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诉讼。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现在开始了。《科伦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科尼斯堡和科伦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末在下期的附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莱茵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里进行反对活动了。
评论：马克思告诉卢格家里丧事和家庭纠纷影响了《论艺术和宗教》一文的写作，表达了他与家庭因立场分歧而产生的障碍造成的经济等方面的窘迫。还告知自己为《莱茵报》写作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由于没有通过检查被撤掉了。信中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此外，马克思还谈论了关于“自由人”、与海尔梅斯论战等的看法。“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马克思认为1842年6月17日《科尼斯堡日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报道“自由人”小组的目的和任务的文章是不策略的，认为那样直接地展示自己的观点会激怒他们，不利于解放事业。马克思在信中表示，将继续在一个长时期同海尔梅斯论战，批判他们的愚昧、庸俗和迂腐。
8月25日左右 致信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指出：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既然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只要我们同其他报纸发生论战，人们或早或迟都可能提起这件事来责难我们。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南德意志的《论坛报》就是这样垮台的。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本来也不会去问他是否允许进行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评论：马克思希望奥本海姆把迈尔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市政体制的文章、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以及文章《论中庸》寄给他。标题为《论中庸》的是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署名，作者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还谈到关于报纸的认识，包括书报检查的影响、报纸的时效性、报纸与撰稿人的关系等，提出要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单单一个作者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报纸通过一系列文章，给撰稿人提供明确的行动计划。
11月17日左右 致信冯·沙培尔，指出：至于书报检查部的训令，特别是要求《莱茵报》改变自己的方针而采取另一种符合政府意图的方针这一点，我认为这个要求只适用于形式，它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可以作一些改变。象《莱茵报》这样的报纸，不是由枯燥无味的文摘和卑鄙的阿谀奉承拼凑起来的毫无原则的东西，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的目标的（虽然是尖锐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的；这种报纸的方针，根据不久前颁布的书报检查令和陛下在别处多次发表过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只能是符合政府愿望的方针。事实上，至今从未向责任编辑指出不同意这种方针。此外，《莱茵报》既然是置于最严格的检查之下的，那么对它的初次警告就是查封，怎能认为是合理的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莱茵报》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今后仍将继续协助开辟通往进步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现在普鲁士正走在德国其他部分的前面。正因如此，我必须拒绝训令中对我的指责，说什么《莱茵报》竭力在莱茵地区散布法国的思想和对法国的同情。相反，《莱茵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使许多人还在盯着法国的目光转向德国，并唤起德国的而不是法国的自由主义，而德国的自由主义当然不会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感到不快。同时，《莱茵报》总是指出普鲁士决定德国其他部分的发展。那些针对奥格斯堡报反普鲁士意图的关于普鲁士领导权的论战性文章，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所有那些旨在反对汉堡《记者》和其他报纸上一些文章的论普鲁士关税同盟的文章是一个证明；在这些文章中，《莱茵报》都极为详尽地证明，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萨一些城市加入同盟是极其有利的。再次，首先可以作为证明的是《莱茵报》不断强调北德意志科学的意义来同法国学说和南德意志学说的肤浅相对比。《莱茵报》是把北德意志精神——新教精神引进莱茵省和南德意志来的第一家莱茵的和整个南德意志的报纸；如果不依靠精神一致——抵御一切外来风暴的政治一致的灵魂和唯一保障——还能用什么去把各个分散的民族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呢！
至于说《莱茵报》似乎有反宗教倾向，那么最高当局不能不知道，就某种肯定的教义的内容来说，——本来涉及的只是这个内容，而不是我们过去没有触犯过而且今后也不想触犯的宗教，——整个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分裂成为两个阵营，而每一阵营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都有在学术上和国家中地位很高的人物。难道报纸在这场尚未解决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中应当不采取任何立场或者只采取官方给它规定的立场吗？（如果说路德违反皇帝和帝国的意旨，用一种甚至毫无节制的、过分激烈的方式攻击了当时基督教的唯一存在形式，——天主教教会，都没有被认为有罪，难道在新教的国家中对于不是以轻率的抨击，而是以根据严肃的、主要是德国的科学所作的合乎逻辑的论述来替反对现代教义的观点申辩却要加以禁止吗？）。何况我们从来没有越过报纸选题的范围，而只是由于其他报纸试图把宗教变成国法并把它从它自身的领域转到政治领域，我们才涉及教理、宗教教义和教会制度。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用一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一些相同的而且更厉害的言论来作为我们每一言论的佐证，那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们认为这种权威是普鲁士政论家们都有权引用的。
评论：马克思以官方承认的报纸责任编辑伦纳德的名义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写的这封信。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成了《莱茵报》主编后给该报制定的方针，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忧虑。根据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委托，科伦的行政长官冯·格尔拉赫于1842年11月12日将书报检查部关于改变报纸方针的训令，以及要求解除阿道夫·鲁滕堡在编辑部中的职务（当局认为他是激进方针的倡导者）和要求提出新编辑人选呈报总督批准的两项指令交给《莱茵报》编辑部。而编辑部的答复是报纸正式责任编辑、书商J.E.伦纳德的信，实际上信的作者是马克思。这可以从保存下来的草稿看出来，而信就是按这个草稿发表的。
马克思为了策略上的目的，在论据中利用了书报检查令和其他政府命令的假自由主义的空话；这些论据使政府代表无法找到借口来查封报纸。当局没有放弃对《莱茵报》的编辑，特别是对马克思着手侦查的意图。但是，由于缺乏迫害的正式理由，当局只好暂时限于加强检查措施。信中还对要求立即解除鲁滕堡的职务问题、编辑的呈报批准问题提出质疑，马克思认为这种要求没有法律条款的依据。
11月30日 致信阿尔诺德·卢格，指出：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评论：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马克思在信中探讨了与“自由人”的纠纷。马克思自1842年10月15日担任《莱茵报》编辑以来，淘汰了一大堆爱·梅因等“自由人”寄来的写得极其草率且毫无价值的文章。在鲁滕堡负责《莱茵报》时，他的批判能力、独立性和才能的缺乏导致该报成为唯命是听的机关报。马克思决定改变《莱茵报》的办报原则和对待“自由人”的态度，反对发空论、唱高调，而是多说明确的意见，多注意具体的现实，多提供实际的知识；反对像“自由人”那样把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当作文章的点缀，而是要切实地讨论问题，结合具体情况、根据现存条件讨论问题；反对为了稳重的考量把报纸这一阵地让给书报检查机关，而是应当在顽强的、充满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阵地。1842年11月中，普鲁士当局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为了避免该报遭到被查封的危险，作了不少努力。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在查封之前，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新闻检查。尽管要忍受书报检查制度的折磨，马克思表示将坚守岗位，不让暴力实现它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