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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因为光是多瑙河地区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再稍微作些补充。昨天该报所谓“无条件接受”的论调，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这种手法曾使它赚了许多钱。“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772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我在图书馆找到1841年德国出版的海尔曼的著作，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里找到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你如感兴趣，我一定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很称赞穆腊耳特的《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历史》（一部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金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浪漫情调愈来愈证明是批判的批判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估价很高。在军事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坦率地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自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所谓的我们关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复类福音作者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方面除外。而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最近十六年来的确有所建树的话，那只是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呆一年。我认为，他是想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布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他的荣誉。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出版以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吸取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跟着他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够受的了。
评论：马克思谈到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编辑部没有发表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文章。马克思希望恩格斯来写关于科布顿1856年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今后怎样？》的文章。他告诉恩格斯将在看到《泰晤士报》增刊后，对他的文章《欧洲战争》进行补充，并谈到1856年1月17日《泰晤士报》驻维也纳通讯员在该报发表的一篇电讯，称俄国已“无条件接受”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的和解建议。他提到恩·海尔曼1843年出版的著作《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以及爱·穆腊耳特1855年出版的《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一书。在信中，马克思重点谈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看法。他指出，鲍威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热衷于重农学派，在军事学方面推崇毕洛夫，将俄国视为彻底推翻西方旧秩序的东方唯一坚实的势力，将工人视为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的“贱民”，否认工人可以起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的看法是愚蠢和可笑的。信末，马克思还谈到给恩格斯寄去一号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这一号报纸以《宪章运动通讯》为题发表了有关1839年至1841年宪章派活动的文件，其中包括乌尔卡尔特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内务大臣诺曼比勋爵和其他官员来往的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乌尔卡尔特像政府的暗探那样监视宪章派，把宪章派领袖们的计划和意图报告给英国政府。
2月1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在博物馆发现一些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有关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和英国在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当时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前者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后者把自己出卖给俄国。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同时代著作家就是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来讨论和陈述的。威廉三世同查理十二缔结的攻守同盟证明，他一开始就对沙皇陛下心存疑惧。他在位时大臣们违背他的意图行事。从乔治一世时起，辉格党人的活动就容易多了，因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们执行了愚蠢的王朝政策，并且认为韦尔登和不来梅是欧洲利益的焦点。也许，主要由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这一事实，不如十八世纪初人们就揭露出这个政策并异常精确地预言俄罗斯帝国必将强大这一点，令人感到兴趣。尽管彼得从不列颠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空前的让步并得到他们的直接帮助，他却同时跟王位追求者勾结起来搞阴谋。他的御医（厄斯金），马尔伯爵的亲戚充当这件事的中间人。整个这段秘史的主要资料是：
（a）《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年伦敦版。
（b）《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
（c）《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附有若干问题的附件（1716年）。
（d）《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意见……》“稍微使点劲，他就能上天”1716年伦敦版。
（e）《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年伦敦版。
（f）《从1698年到缔结纽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附有俄国出版者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ъ）公爵的序言（1770年8月2日彼得堡版）。德文版是：1773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g）《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年伦敦版。
（h）《尤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斯帕勒等人的书信集》，经批准后刊印。1717年伦敦版。
除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偶尔谈到瑞典英国俄国三国关系的历史的著作，或一些显然是在瑞典大使尤伦堡的策动下写的英文抨击性小册子，例如《评杰克逊先生的备忘录……》。
辉格党人散布谣言，说“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辉格党人采取了什么手段。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到，当初英国人对奥地利在奥斯坦德成立的印度公司发出多么可笑的叫嚷，但是他们却正式把自己的舰队交给彼得支配，帮助他在波罗的海东部海岸建设港口。同时，从当时波罗的海的英国商人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彼得先生对他们远不是温和的。英国还是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等等的第一个欧洲大国。上述抨击性小册子首先证明，这种行动方式决不是出于幻想和无知。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中的下面几段关于彼得的轶事，会使你开心。彼得和皇后曾在波茨坦拜会过她。
我想把我在博物馆发现的奇闻寄到什么地方发表。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但是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现代战争的进步》什么时候可以脱稿，因为普特南在谈新的供应之前，自然会先要已订的货物。
我非常关心法国局势，只要《观察家》刊登这一类的东西，就请寄给我。《卫报》在威尔德这儿有。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当前，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材料。
那时以来，我又见过布鲁诺一两次。这个家伙显然有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两手空空来找亲爱的弟弟的。他是典型的老光棍，他为自己的保养和防老焦虑，并且他在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不无某些隐忧。他渐渐开始发现，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它类似的“发现”。一方面，他妄自尊大和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一切东西都表现了小孩子般的好奇和乡下佬般的惊异，整个形成不很令人喜爱的对照。现在他主要是在啃英语。只要我再见到他，一定告诉你。
评论：马克思提到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发现的有关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以及英国在当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表现出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的外交政策并无质的差别，不过是把自己出卖给不同的国家。在信中，马克思列出收集到的多种历史资料，作了简单的摘录和评价，并询问恩格斯相关评论文章适合发表的地方。出于对法国局势的关心，他还请恩格斯给他寄去一些相关报纸。最后，马克思谈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看法，指出他的妄自尊大和乡下佬般的惊异形成不很令人喜爱的对照。
2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要的三本书，诺盖特和威廉斯那里一本也没有。我订购了《伊戈尔胜利之歌》，至于其他两本，我想先给你讲一讲。
多勃罗夫斯基著的《斯拉夫学》（汉卡出版）和它的书名所引起的期望并不相符。如果不按材料的编排，而按内容来说，这本书可分为两部分，即：
（1）关于斯拉夫语言学的一些短文。根据最新的研究，它们充其量只能有古董趣味（例如温德人的新约片断、教会斯拉夫文的变格法，关于旧约的教会斯拉夫文的翻译等等）。
（2）一种不偏不倚地把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性和盘托出的没有任何论战锋芒的尝试。全是对各种著作的摘录，主要是德文著作。下面是构成这本书的骨架的一些著作：
斯拉夫各民族（摘自海德的《观念》等等）。
克罗亚特人的风俗（摘自恩格尔的《达尔马戚亚、克罗戚亚、斯拉窝尼亚的历史》1798年哈雷版）。
伊利里亚人、摩尔拉克人等的风俗习惯（摘自同书）。
伊利里亚人的特性（摘自陶贝的《斯拉窝尼亚王国记述》1777年莱比锡版）。
伊利里亚人的服装（摘自哈克特的《泽姆林旅途见闻》）。
普罗科皮阿斯对于斯拉夫人和安迪人的记述（摘自施特里特尔的《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斯拉夫人历史》，载于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
巴·哈克特教授先生的《对西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一书的摘要。
俄罗斯人的风土人情（摘自杜普雷·德·圣莫尔的《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三卷）。
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摘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史》1826年欧芬版）。
差不多这是全部了。有一篇捷克文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摘自已故的沃伊格特在《手抄文献》中叙述过的旧手稿。
多勃罗夫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和天真的风格，他对“已故的”或尚健在的德国同行表现了最大的好感。《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的那些地方。
在语言学方面，他顺便引证了施略策尔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然后是施略策尔的《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宫廷顾问施略策尔先生”简直成了教长，而其他一切人都承认是他的弟子。“施略策尔的《奈斯托尔》，对每一个想要了解整个斯拉夫史、特别是俄国编年史的批判性叙述的方法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关于沃伊格特的《普鲁士历史》：“他是第一个向捷克人介绍古代文物的人”。
此外，引证的有：
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的《斯拉夫文学纲要》（1727—1736年），“他研究了许多斯拉夫方言的历史”。
杜宾根的教授克利·弗里德·施努雷尔的《十六世纪维尔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文献报告》（1799年）——“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书中有关于温德人和克罗亚特人的书籍出版史的极好的极珍贵的资料”。
另外，还引证了：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约翰·克利斯托夫·德·约丹的《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1745年维也纳版两卷。格拉西乌斯·多布涅尔神父的《关于哈耶克的〈捷克编年史〉》1761年和1763年布拉格版。（施略策尔说这部著作是第一部不杜撰的书）。施特里特尔的《多瑙河各民族记述……拜占庭的著作》1774年彼得堡版。格尔肯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1771年莱比锡版。加特雷尔的《对照通史绪论》1771年哥丁根版。格布哈尔迪的《世界史》1789年版。
至于第三本书，它的书名是：摩·威·赫弗特尔博士：《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1847年版（定价七先令）。作者在序言中自己承认，他实际上只是对斯拉夫历史中有关普鲁士“祖国”的地方，才根据原始材料有所了解。全书四百八十一页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是论述五世纪末至1147年这个时期的。其余部分只偶然地极概略地叙述了十三世纪或者十四世纪以后的史实。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赫弗特尔的《斯拉夫民族》。1852年莱比锡版（四十五页或四十五页左右）。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的小丛书《有益的讲话》的第十册。对斯拉夫历史作了通俗的叙述。我从这本小书里得知，1849年尼古拉下令“严禁所有臣民参加泛斯拉夫主义运动”。
我在博物馆找到五册对开本关于俄国的手稿（只涉及十八世纪）并作了摘录。这些手稿是以收藏丰富著名的大助祭司柯克斯的一部分遗产。其中有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们给这里内阁的许多信件原稿（迄今没有发表过），某些信件会大出其丑。有一份是使馆一位随员1768年写的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手稿。我将把这个手稿的某些摘录寄给你。还有一篇皮特的堂兄弟、大使馆的神父写的关于俄国“劳动组合”的有趣报告。
最近的法文著作，除了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染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虽然也带有反俄的色彩。德普勒，特别是西普廉·罗伯尔就是这样，后者于184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波兰。东欧民族……现代年鉴》。出于这位作者手笔的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44年版本，附有……前言，八开本，1852年巴黎版。其次是《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一位巴黎著作家（笔名艾德门，但据说是波兰人）则例外，因为他发表了一本非常恶毒的小册子，攻击俄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奢望，论述他们的公社等等。这本小册子，我迄今未能弄到。我将看一看《两大陆评论》，似乎那里刊载过它的摘要。
评论：马克思谈论他为恩格斯搜集到的研究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献资料。他为恩格斯订购了《伊戈尔远征记》一书，并详细讲述了多勃罗夫斯基的《斯拉夫学》和摩·威·赫弗特尔的《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马克思指出，多勃罗夫斯基的书主要包括斯拉夫语言学的一些短文和关于斯拉夫各民族特性的缺乏论战锋芒的摘录，同时，马克思还向恩格斯介绍了赫弗特尔的《斯拉夫民族》，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找到的五册关于俄国的手稿。马克思还指出，最近的法文著作大多数都染上了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特别是伊·德普勒和西普廉·罗伯尔。信末，马克思还简要提及海泽、奥格、卢格、蒲鲁东等的近况。
3月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不能评论的文法部分外（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伊戈尔的远征。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可见，凯特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捷克人英雄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里的捷克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待德意志人是完全论战性的，充满了狂热。看来是为反对一位曾被捷克人击败的德意志统帅达哥贝尔特写的。但是，这是号召象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对于德意志人，其中以极其质朴的诗体斥责他们想要强迫威武的捷克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特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1819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年版（比雅科布写的更完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1826年佩斯版。
我所注意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廉和德普勒的著作之外，有《1850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共两卷1851年莱比锡版（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1851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1843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报现在很有趣。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1848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的精神草拟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吗？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利奥神父在国王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幻想家”，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由于宗教改革，至少各民族有了觉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末通过新教就会既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也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象在东方一样，替俄国作了事情。
勒维。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有两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得到她的三十万塔勒，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工人们甚至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为了有利于诉讼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诉讼案是这样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施托库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五年徒刑，这你是知道的，跟伯爵吵翻了。他透露给拉萨尔说，他手中有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可以使伯爵因违誓和伪造等行为而带上镣铐。拉萨尔答应给他一万塔勒。另一方面，拉萨尔劝说检察长克斯特里茨（由于这个勾当曾被迫辞职）通知哈茨费尔特伯爵，有告发他的起诉书。哈茨费尔特本来已准备好逃往巴黎，这时拉萨尔把有损名誉的文件交给了他以换取他在跟伯爵夫人的和睦协议上签字，并撤回了起诉书。（当然，克斯特里茨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这样一来，不是他的法律上洞察力，而是最平庸的阴谋使这一诉讼得到意外的结局。拉萨尔没有把这一万塔勒付给施托库姆。工人们说得对，如果他把这笔钱交给党，而不是保存着给伯爵夫人，这种背信行为才能原谅。他们还讲了他私生活中许多见不得人的行为，我无法转述给你，因为都记不清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拉萨尔同杜塞尔多夫人朔伊埃尔合伙搞买卖外国国家有价证券的投机，朔伊埃尔为此借钱给他。他们失败了。同时朔伊埃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朔伊埃尔索取他借给拉萨尔的钱。拉萨尔嘲弄他，把法典第六条禁止搞外国证券投机指给他看。工人们说，他们原谅拉萨尔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把这次诉讼看成是荣誉的事情，才牵涉进去。他们说，现在官司打赢了，他不是要伯爵夫人给他劳动报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毫无理由地、恬不知耻地靠伯爵夫人供养并听命于她。他经常把官司打赢后将要做的事情加以吹嘘。而现在他以特别引人注目的挑衅态度把工人当作无用的工具丢开。在元旦，拉萨尔还参加了某一次（私人）集会，因为那里有某位法国上校出席。但是使大家惊异的是，他向六十名工人只谈“文明对野蛮斗争”、西方列强对俄国斗争，而不谈其他问题。他计划去柏林，在那里装作大人物，展开社交活动。他当勒维的面答应伯爵夫人在他从柏林一回来就给她张罗“内侍官著作家”。他也正是当勒维的面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看来，拉萨尔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自认为是世界的征服者，因为他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毫无顾忌的。好似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竟在这样一些小事上牺牲了十年的工夫）等等。此外，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为了让工人政党中的一个人打入警察局去当暗探，他把我的一封信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必须说这封信是从拉萨尔那里偷的，以此来骗取信任。工人们还说：如果他肯定不打算投靠资产阶级政党，他这样有外交手腕的人是不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同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使他在起义的时候，只要登上讲台向群众发表庄严演说，就能够迷惑住群众等等。勒维说，工人们非常恨他，以致如果他在运动时出现在杜塞尔多夫，不论我们的决定如何，工人们就会杀掉他。但是他们确信，一旦他知道了这些怀疑，他就会立刻投到另一方面去。
爱北斐特（或者是巴门？）的制革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绪是非常反动的，现在却显得特别革命了。勒维使我相信，你个人在乌培河谷的工人中间被看做“自己”人。此外，在莱茵河畔，对法国革命的信心似乎是传播得相当广的，甚至庸人们都说：这一次同1848年不一样。这一次出场的将不是1848年的空谈家而是象罗伯斯比尔等等的人物。民主派的威信至少在莱茵河畔已经十分低落了。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评价艾希霍夫1839年出版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该书抄袭了巴·约·沙法里克1826年出版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马克思从《新普鲁士报》发表的一篇揭露普鲁士面临严重“派系倾轧”的社论，分析普鲁士政府出现了类似1815—1816年法国出现的“无双议院”。“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接着，马克思从普鲁士政府的内部纷争谈到奥地利的宗教改革，认为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觉醒，而且推动奥地利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紧密的联盟，有助于在奥地利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和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此外，马克思还谈到议会中伊文思和帕麦斯顿之间的交锋，载勒尔因被追缉乘船去了美洲，勒维肩负揭发拉萨尔和向马克思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的任务。在拉萨尔方面，马克思认为不能偏听一方，但要继续观察拉萨尔的动向，要迫使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德国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认为莱茵工人不能贸然地独自行动，需要对革命形势具有全局认识和判断，并在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发动革命后才发起行动。
3月2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下一封信我再来答复你这一次的来信。今天只急于提出一个问题，希望你尽快答复。今天我没有给《论坛报》寄任何文章，因为我来不及读完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昨天夜晚才拿到它。我的文章要到星期五同请你写的那篇文章同时寄出。现在言归正题。
蓝皮书的很大一部分是纯军事的；你以后看一看，能否用它写点什么东西。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的批评的意见，因为它对这件事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重要的，而我在星期五寄出的文章里就必须谈这个问题。6月底，土耳其人建议调辅助部队到列杜特-卡列，从那里向库泰依斯方向运动等等。而英国政府打算派兵经过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去解救被围部队，大概把卡尔斯作为无关紧要的据点放弃而把埃尔斯伦看成抵抗中心。不管怎样，这次争执使得有利的战机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了使你透彻了解这个问题，我把最重要的地方摘录在这里。
应当承认，克拉伦登的战略以及潘缪尔—卡诺勋爵赞同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胆突击而非难土耳其向格鲁吉亚进行战略运动的计划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评论：马克思给恩格斯摘录了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地方。由于该蓝皮书大部分是纯军事的内容，马克思希望恩格斯能够对它进行批判性分析，也为自己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论提供参考。
4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几天后，你将收到新来的俄文和德文的《伊戈尔》、蓝皮书、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和《人》的剪报（它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因此今天不能和其他东西一并寄出）；这份剪报是一个名叫塔西利埃的流放犯人从凯恩寄给海军大臣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揭露了布斯特拉巴对流放犯人的骇人听闻的卑鄙行为。蓝皮书你本来早就可以收到了，但起初由于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几次中断写这个题目的文章去写另外的东西，这样就不能没有这本书。而后来，来了几个你认识的朋友，他们想领略一下新鲜玩意，哪怕一天也好，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把书还回来。
至于这些有关卡尔斯的文件，《泰晤士报》的三篇声势吓人的社论只叙述了其中从1854年8月到大约1855年2月的一部分文件，就是说，它丝毫没有涉及真正有趣的和决定性的时期。其目的自然要把全部责任从内阁身上转嫁到雷德克利夫和亚洲的土耳其的帕沙们身上。而精彩的是，英国政府用强力手段让可恶的雷德克利夫的土耳其内阁掌握政权，而这个内阁一方面庇护威廉斯所抱怨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自己还制造这种行为，这一点，你在德斯特里耳的书中一定可以看到。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主要的。由于运用曾经用以对付施梯伯的那种办法，也就是，揭穿伪造日期和引文的行为，我觉得我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国政府计划要放弃卡尔斯，并且一贯执行这一计划；另外，与波拿巴相反，它这一次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它非常为“事业”操心。纯军事方面，即保卫卡尔斯的问题，我自然没有涉及，但是我对威廉斯的“伟大”有几分怀疑。我把手稿给琼斯看过，如果有可能，即如果他能弄到租用马丁堂的钱，他打算在议会开始辩论卡尔斯的陷落问题之前，在那里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
目前在太恩河畔新堡、伦敦、北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也许你知道，琼斯和他的影子芬伦一起宣布自己是宪章派的独裁者并创立了新组织。的确，这个组织正不断成长，但另一方面，它惹起了对他愤怒的风暴。
从法国转到莱茵省和柏林的“利用投机的投机”——不是利用思想投机，而是利用股票投机——，看来，也象在莱茵河彼岸一样猖狂。对这种“社会灾难”和欺骗之风的怨声，已经反映到内阁的《普鲁士通讯》上了。它严肃地和意味深长地暗示，普遍的金融危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评论：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勒维写给马克思的提到土鲁特是法国前上校的信，以及俄文和德文的《伊戈尔远征记》、蓝皮书、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和《人》的剪报。马克思谈到《泰晤士报》上有关于卡尔斯的三篇社论，这些社论没有涉及决定性的周期，并试图将全部责任从内阁身上转嫁到雷德克利夫和亚洲的土耳其的帕沙们身上。他提及1856年1月19日《自由新闻》发表所谓《宪章运动通讯》后在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更加尖锐起来的斗争。
马克思还提及1856年2—3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试图改组1840年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琼斯企图用人为的办法使宪章运动复活，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使英国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重新高涨起来，主要任务是在英国工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为在英国建立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
此外，马克思还谈到莱茵省和柏林出现的股票投机，海涅的死讯和路德维希·西蒙对海涅的诽谤，保护小商人协会出版的毫无价值的周报《保护贸易》，以及皮佩尔过着的海盗式的生活等。
4月1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今天通过你所熟悉的托运公司给你寄去一个包裹，内有：（1）关于卡尔斯的文件；（2）《伊戈尔》；（3）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4）两号《人》，一号上有来自凯恩的一封信，另一号上有皮阿今年2月25日在庆祝法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对“玛丽安娜”的连祷。这位可敬的好汉自然希望这一次又会重演由于他《致女王的信》而引起的丑事，但是他失算了。同时，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此地的法国革命制造者们对“玛丽安娜”是多么唯命是从。（5）《人民报》的两份剪报——我的关于卡尔斯文件的头两篇文章。续篇和末篇也将寄给你。因为第一篇的原稿遗失了，而时间，尤其是厄内斯特·琼斯逼我，我只好凭着记忆勉勉强强地，而且匆匆忙忙地把《论坛报》的文章重写了一遍，所以这里难免有各种荒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当然是逃不出你那敏锐的嗅觉的。但是这不要紧！我告诉你这个，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东西马上寄给你。
前天为《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象《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伙帮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脑力工作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国家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无论如何是好事情，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勒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要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愈少通过邮局愈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给他寄去的五份材料，包括关于卡尔斯的文件、《伊戈尔远征记》、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两号《人》、《人民报》的两份简报。他谈到受邀参加的为《人民报》创刊纪念举行的庆祝宴会，马克思在宴会上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他认同恩格斯关于莱茵省的看法，并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4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
（1）两篇关于卡尔斯的文章——续篇和末篇。
（2）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给了琼斯。我在这里好坏模仿了老科贝特的手法，并专门为了通知鲁普斯，我将把它寄给他。
（3）老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在纽约的演说。
（4）米凯尔的信。这封信必须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答复，希望在答复之前能听到你的详尽的“意见”。这是有点难以把握的东西。“问题有时很微妙”，回答时难以掌握适当的尺度。
你对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演说有什么看法？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政府不满，甚至小店主也讲起革命的词句来了。
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寄点什么给皮佩尔。可能他现在在《人民报》找到校对员的差事。目前我只能供给他一些实物。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又流落街头，我曾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他。关于这里的政治，我本可以告诉你一些。但是通过邮局来做是冒险的。
在今天《晨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一则关于“玛丽安娜”拥护者的审判案的简短的、但很有趣的报道，这些人表现得很出色。
《新闻报》（巴黎的）刊载了佩尔坦抨击波拿巴的立法诗人贝耳蒙太的一篇颇有教益的文章；佩尔坦在这篇文章中这样侮辱“皇帝”，可能将被驱逐出境。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他的《卡尔斯的陷落》第三篇和第四篇、《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老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在纽约的演说，以及米凯尔的信。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凯尔请求马克思谈一谈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行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看法。米凯尔的信证明，他当时已经离开了革命的立场。
马克思询问恩格斯关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1856年4月8日在巴黎和会的全体会议上的演说的看法。瓦列夫斯基指出，鉴于希腊国内存在“不正常”的形势，英国和法国还不能立刻停止对该国的占领（当时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起来了），但是它们正在寻求办法，以“结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他对法奥军队占领教皇国的问题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瓦列夫斯基还提请和会参加者注意比利时报刊对法皇拿破仑第三进行的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攻击，因为比利时报刊公开支持法国秘密的共和团体——“玛丽安娜”，并号召他所谓的“暴动和行凶”。瓦列夫斯基指出，必须停止似乎威胁着一切欧洲大国利益的比利时滥用报刊的行为。
此外，马克思希望恩格斯能够援助皮佩尔，还提及《晨报》巴黎通讯中关于“玛丽安娜”拥护者的审判案的有趣报道，以及《新闻报》刊载的佩尔坦抨击波拿巴的立法诗人贝耳蒙太的文章。
5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很高兴你和鲁普斯完全同意我对米的信的看法，——我对需要忍受这种“明智”心里感到“很难受”。
我再去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完成你的委托。
附上：
两封信：（1）伊曼特的一封，（2）科伦来的一封。如果我通过我的妻子给科伦人复信，也许最为妥当，不是吗？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方面，科伦和杜塞尔多夫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角逐。此外，我不知道，科伦人是否知道杜塞尔多夫人同拉萨尔完全决裂了。拉萨尔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名声极坏。
昨天从设菲尔德寄来下面一封可笑的信：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会议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对卡尔斯文件所作的精辟的分析，对公众有莫大的帮助，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转达热烈的谢忱。
谨致
敬礼
秘书 赛普尔斯”
这说明了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因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之间，总的说来，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伟大的埃恩赛德更进了一步，命令马博士有权得到“全国的感谢”等等。如果这些家伙把他们用《帕麦斯顿勋爵传记》的书名翻印（以小册子形式）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捞到的钱寄给我，那会更加好得多。
载勒尔从纽约寄给我一篇文章，是今天寄到的，它刊载在《民主主义者》上，叫做《美籍德国人在欧洲的权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人读它。
评论：马克思对恩格斯和鲁普斯认同他对米凯尔的信的看法感到高兴。他提到科伦和杜塞尔多夫之间就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发生的角逐，《人民报》和《自由新闻》之间也就是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进行的殊死斗争，以及载勒尔和皮佩尔的近况。
5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巴赞库尔的书——对克里木历史的“拿破仑式的”叙述。不能用它给《普特南》写点什么吗？我非常需要利用这家公司，因为旅行和旅行用品的开支迫使我通过齐施克的介绍，开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三十英镑的单名期票。《普特南》的代表之一曾去过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他们同意接受稿件。
我只看过法国报纸上刊登的巴赞库尔的书的摘要。就摘要来看，我觉得这部书有许多供幽默作品的材料。我想，关于这个东西，非用轻松的笔调写不可。如果要写，那就不要写得太短，而要打定主意把篇幅弄大些。
特吕布纳两个月以前似乎已经同意出版我的关于瑞典的劣作，可是后来没有一点消息，昨天他来信，约定星期二面谈这件。这一次可能出版一本二十个印张的著作。
关于巴赞库尔的书，请来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第一部。如果用它写不出什么东西，那就最好不买了。
我今天提笔很吃力，但还要请你解释一个语文学上的疑问。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Hiren代替了Syrene，而自命不凡的学者约翰逊在注释中说，Hiren这一形象在其他古代英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H和S之间的替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Hiren能否同Hure有关系，从而Syrene也同它有关系呢？或者同hoeren，auris等等有关系呢？这个问题能使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情绪是多么沮丧。
关于卢格的悲剧《新世界》——其中，“爱情的悲剧变成了爱情的闹剧”——我获悉非常有趣的情况。下一次再告诉你。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巴赞库尔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一书，认为该书对克里木历史进行了“拿破仑式的”叙述，并希望恩格斯能针对这本书为《普特南》写文章，以填补旅行开支。马克思谈到特吕布纳约他商谈关于瑞典的著作的出版事宜。它是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18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此外，马克思谈到面临的旅行问题，询问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一个语文学上的疑问，并提及卢格和赫尔岑的情况。
6月21日 致信燕妮·马克思，指出：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里德里希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不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的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我们的通告）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搞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
评论：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同她的三个女儿从1856年5月22日到9月10日前后住在特利尔，去探望生病的母亲，后者于7月23日去世，而马克思本人1856年6—7月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在这封信里，马克思以诗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燕妮炽热浓烈的爱和思念，这种爱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此外，他还谈到已寄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第一章和恩格斯对这部著作的态度，以及《总汇报》上的通告对施梯伯事件的捏造。
6月21日 致信艾萨克·埃恩赛德，指出：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提议并且基本上同意它。对于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切细节，约定字体大小等等，而我也不认为，由于这些方面或由于有关“使用材料”的条件而可能发生某些困难，因为我相信，您不会由于成见或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因此，我将为半月后星期六出版的一号及时寄上整整两栏的材料，并保证以后每周寄给你同样多的材料。如能在每一号出版后收到汇款，对我则最为合适（如果您处允许这样做的话）。
至于文章在您出版的丛书中转载，我并不反对，不过，我当然保留今后以我认为适当的方式运用这些材料的权利。
关于最后一点，如果删节了我确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我将认为必须停止出版，我想，您一定会认为这是正当的。
承蒙您寄来那套丛书，向您表示衷心的感激，您未能把《帕麦斯顿勋爵传》的校样转寄给我，使我不能不感到遗憾。措词、历史事实和帕麦斯顿的演说引文，都因刊误而被歪曲得很厉害，按我的意见，这本书照目前的样子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显然有害。
关于整本著作的计划，只要简短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将不按惯例开头先作一番通论，而相反地直接从叙述事实开始。
我将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第一章将由十八世纪各个时期的要件所构成，以揭露这一世纪中英国外交的俄罗斯精神。
评论：马克思不反对埃恩赛德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发表自己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把这一著作收入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小丛书》中的提议，但要求保留自己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些材料的权利。并且，马克思不允许删节书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同时，马克思谈到《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写作计划，将先写事实，而不是通论。
8月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设菲尔德方面还没有寄钱来。今天通过皮佩尔寄去了书面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下述事情：昨天乌尔卡尔特叭喇狗——著名的科勒特来我家。他说，他是受了大科夫塔本人的委托而来的。据说乌尔卡尔特对埃恩赛德先生竟干预我的文章感到十分不快，万分遗憾等等，他认为我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等等。然后他要我给他讲一讲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删节了稿件的若干部分等等。我当时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给他看了书面的证据。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作一些让步，我断然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象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他似乎正是期望这种解释，以便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乌尔卡尔特认为《自由新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埃恩赛德先生有难处，因为《自由新闻》实际上不过是《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顺便说一说，它比《自由新闻》要大一倍）的摘要；能满足《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读者要求的东西，决不能经常都合《自由新闻》读者的口味，反之亦然。因此乌尔卡尔特先生决定大约一个月后开始在伦敦出版一份外交报。他希望我把《内幕》全文刊登在该报上，并希望我对他毫无恶感。我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肯定的，但是，如果将来条件很坏或报纸极其荒唐的话，我是可以拒绝的。一切将取决于报纸的性质。伦敦不是设菲尔德，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说，使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的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的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我们瞧着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因为上司公开地否认了他的部下的话。即使是由于布赫尔和民主主义败类的缘故，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利的。
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现在要发生严重的内讧。我似乎看出有一种邪恶的诡计——让可怜的赛普尔斯当替罪羊。例如，科勒特对我说，他怀疑赛普尔斯是否真正经过埃恩赛德的同意而后把他的信寄给我的。我回答他说，赛普尔斯看来是个忠厚人，由于老是听到对“秘密外交”的责骂，自然以为《自由新闻》编辑部内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又及，我在布林德那里看到特利尔的西蒙写的两卷流亡者哀史。拖泥带水的胡说八道，每个字都是乏味的不成熟的劣笔，纨袴子弟的怯懦，不知天高地厚的装腔作势，加了格律恩的酸浆果的施给乞丐的稀汤，又臭又长，——从来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为了给“德意志议会”的屁股上最后来一脚，本来正缺少他的主人公之一的这种自我暴露。当然，我只是翻阅了一下。我宁愿喝肥皂水，或同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痛饮热牛尿结义，也不愿读这部劣作。我们的幽灵不停地追逐他和他的伙伴。路易·勃朗、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来说是恶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永远忘不了。据他说，我们俩人是“经济平等”的导师，似乎宣传“武装〈！〉占有资本”。甚至我们在《评论》上发表的关于瑞士的俏皮话也“激怒了”他。“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百万富翁，没有乞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永远不要降到这样的低级阶段”。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论《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删减其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事情。科勒特受乌尔卡尔特的委托对马克思表示遗憾，并询问事情的经过，希望把马克思的稿件发表在伦敦的另一份外交报上。马克思认为将视报纸的性质而定，不能为了稿费而破坏自身在伦敦革命者心中的形象。从这件事情中，马克思看出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的严重内讧。马克思在信中还提到妻子燕妮的来信，以及路·西蒙写的两卷本流亡者哀史《流亡纪事》。马克思对西蒙的书评价极低，并嘲讽了书中对他和恩格斯的评价。
9月2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维尔特的死讯使我非常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弗莱里格拉特也已经给我来信谈悼词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看德国没有一家合适的报纸。在时间允许我们做得更好、更多以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首先在《论坛报》上发表一篇悼词。你的意见怎样？
普特南氏月刊的人又来到这里，今天邀我赴宴。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去。我那蹩脚的英语会使我出丑。
《论坛报》退回了未刊登的文章。总起来说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德纳先生写道，如果我不能把它们安排在别的地方，他们按理必须承担“损失”，因为他们没有及时表示拒绝。否则，他们期待退回他们的一部分稿费。瞧着吧。
布鲁诺·鲍威尔要出两卷关于英国的书。大概他将非常详细地描述他亲爱的弟弟的猪圈。我不知道他在英国还看到了什么东西。
戈洛文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俄罗斯……》你看到了吗？
《人》因缺乏资金，暂时停刊了。《民族报》已不再出版。现在只剩下一家同一流派的，然而更糟糕得多的《国民报》。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一系列事情。在找住所和安置家具方面遇到经济困难，希望恩格斯能施以援助；维尔特的死讯让人难以置信，应当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一篇悼词；奥姆斯特德邀请他赴宴；《纽约每日论坛报》退回关于泛斯拉夫主义和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要出版埃德加尔·鲍威尔的《英国的自由》一书；皮佩尔遇到住所问题；科伦案件的新进展；施特龙来访；海涅去世后的情况；赫斯的近况等。
9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除了施蒂纳的死，没有别的新闻，这件事你也许已经知道了。其次，我听弗莱里格拉特说，他“过去的心上人”从澳大利亚给伦敦这里寄来一封信，通知说，她已改嫁，同时成为信教的人，由于常常提到“天国生活”而使她的新丈夫进了“疯人院”。后者应当按原意来理解。
我还是同普特南氏月刊的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除我之外，只有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老美国佬。普特南氏月刊的人是个沉静和善的人，而那个美国佬却是个活泼而机灵的家伙。普特南要求在巴赞库尔以后尽可能再写一写“军舰进攻要塞”的问题，这是由于最近的战争而使美国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然后，还要写浮动炮台和炮艇，轻炮或重炮等等。看来，这一切是鉴于在较近或较远的将来可能爆发美英之间的战争。除了这些军事文章之外，我还应当写点关于海涅的东西。一句话，现在我们可以同这家很“好的”公司经常联系。
你对金融市场的情况有何看法？大陆上贴现率的提高，有一部分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即由于有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提高了，在比利时银行，一拿破仑币只能兑换十九法郎四十生丁（银质的），因此凡是以黄金和白银为法定的货币本位的地方，贵金属商人都从银行提取白银。但是，贴现率的提高，不论其原因如何，总是在加速巨额投机活动的崩溃，特别是巴黎的大pawningshop的崩溃。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不列颠的蠢驴们以为，这一次他们那里会跟大陆不同，一切都将是“健康的”。针线街的老太太和巴黎的康采恩之间的亲密关系姑且不谈，这些蠢驴忘记了，英国大部分资本贷给了大陆各国，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的“健康的”过度的发展（今年输出可能达到一亿一千万英镑）是建筑在大陆的“不健康的”投机上面的，正象他们1854年到1856年的文明宣传是建筑在1851年政变上面一样。不论怎样，与以前的危机不同，法国这一次发明了一种形式，使投机狂能够广泛发展并风行于全欧洲。与圣西门主义的诡计、交易所的投机和帝制不同，英国本国的投机似乎恢复了简单的、毫不掩饰的欺骗的原始形式。欺骗成了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的秘密，成了萨德勒氏梯培雷里银行的秘密，成了伦敦西蒂区的戴维逊—柯尔公司的巨大欺骗业务的秘密，现在又成了英国皇家银行和水晶宫事件（曾有四千份假股票投入流通）的秘密。英国人在国外按照大陆的方式进行投机，而在自己家里又转回到简单的欺骗，这些先生正是把这个事实称之为“健康的商业状况”。
此外，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甚至我终于又找到了住宅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使我相信，“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到搬家的进展；施蒂纳去世；参加奥姆斯特德宴请；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提高白银对黄金的比价和贴现率，加速了巨额投机活动的崩溃，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将不会迟于1857年冬天爆发。这封信中引用的关于欧洲金融市场状况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关于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组文章的头三篇中使用过。
10月1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的摘要。你知道，这个人不无小聪明，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却有许多低劣的小聪明，特别是有许多那种法国人在变得“深刻”和不再是肤浅的伏尔泰信徒以后费了很大气力才学到的华而不实的文体。还有许多那种“未被承认的”民族借以把自己的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的迷人油膏。对俄国的仇恨；更多的是对德国的仇恨，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仇恨；与此相对立的是斯拉夫各民族同作为阿基米得的民族的波兰结成的自由联盟。波兰的社会革命被坚决地作为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提出来；但却试图通过一种恰恰证明相反的东西的历史演绎法来证明恢复旧的土地公社（Gmina〔格密纳〕——俄国公社的拉丁化）是真理。
最近几个星期，我还比较认真地研究了白银的问题，如有机会将向你报告。
照我的看法，波拿巴未必能够逃脱得了停止现金支付这一着，而到那时——帆船，随风漂吧！
《卫报》已收到。不久我将写信细谈。奥托被赦免了。
直到上上星期为止，乌尔卡尔特派仍然断断续续转载我修改过的旧劣作。同他们的交涉至今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这个星期就解决。乌尔卡尔特又在《先驱晨报》上以预言家的姿态把他刚刚得知的事情当作他早已知道的秘密来发表。伟大的布赫尔在《国民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有趣的揭露”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是从我的文章上抄袭的；但是不提我的名字并使人推测揭露是来自英国方面。你看，这些坏蛋是何等妒忌和可恶。
评论：马克思附上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的摘要，指出这本书充斥着许多低劣的小聪明、华而不实的文体和对民族历史的吹嘘。他告诉恩格斯最近在认真研究白银问题，认为波拿巴将面临停止现金支付的危机。由于法兰西银行现金外流极其严重，使得银行的储备大为减少，于是存在着储备完全枯竭的危险，而这将会导致停止现金支付。在附言部分，马克思提到乌尔卡尔特派在断断续续地转载他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乌尔卡尔特在《先驱晨报》上把自己刚刚得知的事情当作早已知道的秘密来发表，而布赫尔在《国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完全抄袭了马克思的文章。
10月23日 致信查理·多布森·科勒特，指出：由于上月我离开了伦敦，并在您的报上读到关于篇幅不够的声明，我把我的文章的续篇搁到了今天。随函附上新手稿一份，我认为，由于新旧《自由新闻》的篇幅不同，最好就我的文章在您的报上刊载的条件订立一个新的合同。
在答复您上次来信时，我必须指出，您在转载旧的小册子时用大号或小号字体，我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件，我认为如用小号字体排印，那就是把事情弄糟了。至于您希望我自己的评论不要用注释的形式，您可以看到，只是在真正合适的地方才这样做的，而且这些注释已经以各章引言的形式在正文中出现过了。最后，您希望我把所考察的时代和现代作对比，在您发表的那几章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经常地和更多地进行这种对比，就会改变我的计划，而我的计划并不在于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而是在于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我想，满足读者这方面的要求，倒是编辑的责任。
评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由于《自由新闻》篇幅变动而修改了新手稿，并提出与该报订立新的合同。同时，马克思还与科勒特讨论了转载小册子的字体、注释和写作计划等问题。
10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正在口授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因此只能写几行。你的五英镑已收到。这个星期你能否再给我寄一点关于瑞士的军事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在这上头卡住了，文章写不下去。不久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卢格在出版：
1.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
2.关于古埃及宗教的哲学论文集。他把这事告诉了布林德，布林德这时发觉，可敬的卢格连吕特的著作的名称都不知道。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提到在口授文章《英国—波斯战争》，希望恩格斯写一点关于瑞士的军事方面的文章。此外，马克思还提及卢格在出版《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和关于古埃及宗教的哲学论文集。
10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好极了。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末尾。我懒得写信，主要是因为我的妻子最近几个月一直生病。
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那里你自己会发现：（1）认为在波兰不可能建立外交王国的同一个人，却想在那里搞一次外交革命，即在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保护下的革命。（2）“民主的”波兰格密纳的命运是必然的：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被国王和贵族等等所篡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随意分割土地造成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农民只有在侵略战争和殖民化继续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升到这个等级，但是，此二者又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个界限，这个不能起真正中间等级作用的骑士等级，就会变为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罗曼语居民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有同样的命运。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
你们的《曼彻斯特卫报》有被看作波拿巴攻击英国报刊的直接导火线的特别荣誉。请你时常把X的文章寄给我。帕麦斯顿在发现波拿巴的1847年已临近时，便象他在宗得崩德战争时期对路易-菲力浦所做的那样，竭力怂恿波拿巴完全采取路易-菲力浦的立场——联俄反英的立场。虽然他一方面在那不勒斯的丑事中拉拢波拿巴反对奥地利，但是他却在土耳其问题上联合奥地利反对波拿巴。法国报纸又对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的诡计非常耽心。看来，商业危机的发生现在毕竟要由俄国修筑铁路的情况最终决定。“世界工业宫”的承包人先生们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资本家参加大陆企业的原因。在德国，工业的和银行的股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光是这些企业的名字，柏林《国民报》就公布了好几大栏。
普特南氏月刊的人奥姆斯特德和在他那里的一位美国同伴告诉我，古罗夫斯基（波兰人）对德纳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两位先生还告诉我，这个可敬的家伙经常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领取津贴。这个古罗夫斯基为了泛斯拉夫主义而反对我们，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你的文章被退回。德纳先生把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稿件退给我时，忘记把这个古罗夫斯基亲笔用法文写的评语擦掉。其中，关于我引证的罗马尼亚人口的统计资料，他写道：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夸大，为的是吹嘘罗马尼亚民族的观念。它们正在被事实、历史和逻辑所驳倒。”
可见，我们很荣幸，我们的文章受到——或更确切地说，已经受到——俄国大使馆直接的监督和检查。现在，德纳似乎终于明白了古罗夫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
评论：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根据巴赞库尔1856年出版的著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为美国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的一篇文章《圣阿尔诺》。他附上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的末尾，评论了书中关于外交革命的矛盾观点，以及关于农奴制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而一旦达到农民灭亡的界限，骑士等级就会转变为贵族的流亡无产阶级。马克思揭露了帕麦斯顿在外交政策上的老奸巨猾，认为商业危机的发生将由俄国修建铁路的情况最终决定。他还告诉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和他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被德纳退稿，是因为古罗夫斯基对德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罗夫斯基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领取津贴，这说明他们的文章受到俄国大使馆的监督和检查。
12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同梅洛斯拉夫斯基发生了似乎是命数注定的“分手”，就是说，大部分为你作的摘录（大约写了满满的两张）大概都从稿纸本上撕下当点烟的纸捻了。但是你损失的不多。我后来看了列列韦尔的《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要和他的通俗的历史区别开来。他和马策约夫斯基（？）（这个姓是我凭记忆叫的）实际上提供了曾经成为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深刻推理的依据的材料。另外，我在最近研究波兰的历史时，使我决心坚决同情波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波兰是这些革命的“外在的”寒暑表。这一点可用法国历史详尽地说明。在我们德国的短短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匈牙利的革命时期，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包括拿破仑第一在内的所有革命政府中，只有公安委员会是例外，而且只是在它拒绝干涉这一点上，不过它拒绝干涉并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不信任”。1794年，他们把波兰起义者的代表请去，对这个“公民”提出了下列问题：
“你们的考斯丘什科是一个人民独裁者，但是竟容忍一个国王在身旁，况且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国王是由俄国捧上宝座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独裁者，由于害怕那些不愿失去‘人手’的贵族，竟不敢对农民实行征兵，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进军路线使他离开克拉科夫愈远，他的宣言就愈失去革命色彩，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华沙的造反的人民立即处以绞刑，而让‘背叛祖国’的贵族们逍遥法外，或者用拖延起诉的办法去庇护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请回答！”
这位波兰“公民”对此只得默不作声。
你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有什么看法？这一事件促使我去充实我在普鲁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识。的的确确，世界历史还从来没有产生过更加卑鄙的东西。法国的名义上的国王怎样变成了真正的国王这一漫长的历史，也充满了卑劣的斗争、背叛和阴谋。但这是一个民族兴起的历史。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诸侯怎样建立起自己家族势力的奥地利历史之所以令人感到兴趣，是因为这个诸侯一跃而为皇帝，因为这一历史同东方、波希米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等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还因为这个家族势力大为扩张，以致全欧洲都耽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君主国。而在普鲁士就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普鲁士不曾征服过任何一个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它在五百年当中甚至连波美拉尼亚也没有能得到，直到最后通过“交换”才得到它。总之，勃兰登堡边区侯国从它被霍亨索伦王朝继承以来，除了征服西里西亚以外，根本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征服。因为西里西亚是它的唯一征服地，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堪称“唯一王”了！卑劣的盗窃、贿赂、直接收买和对遗产的猎取等等，全部普鲁士历史就归结为这一类流氓无赖行径。封建历史中通常令人感到兴趣的一切：君主同诸侯的斗争、对城市施展的阴谋诡计，等等——所有这一切在这里表现为侏儒式的可笑模仿，因为城市卑劣而无聊，封建主可恶而低微，君主本身也微不足道。在宗教改革时期，也同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是怯懦的背信弃义、中立、单独媾和、追求俄国在进行瓜分时扔给它某些残羹剩饭（就象俄国对瑞典、波兰和萨克森所做的那样）。加之在当权者的名单里始终只有三类人物，他们象白昼和黑夜那样互相更替，只是在次序的更换上才出现不规则的现象，但从来没有插入一个新的类型；这三类人物就是：伪君子、军士和小丑。如果说国家尽管如此还是维持下来了，那只是由于中庸——aurea mediocritas——簿记准确、避免极端、军事条例精确以及某种低劣的庸俗见解和“教会规则”。所有这些令人讨厌！
目前曼彻斯特的情况怎样？你不能告诉我一些工厂区的详情吗？
评论：马克思谈论他为恩格斯搜集的研究波兰历史的资料和关于波兰历史的看法。他为恩格斯作的关于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的摘录没有保存下来，认为应该区别列列韦尔的《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和他写的通俗历史。他还认为，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来进行准确估量。他还评价了普鲁士历史，认为全部普鲁士的历史可归结为盗窃、贿赂、直接售卖和对遗产的猎取等流氓无赖行径。马克思在他的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中发挥了他在这封信中表达的他研究普鲁士历史后所产生的思想。同时，马克思还谈到海泽、格茨、弗莱里格拉特的情况，并请恩格斯帮助解决他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