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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昨天自然不能给《论坛报》写文章，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不能写，因为昨天早晨六、七点我妻子顺利地生了一个可信任的旅行者；可惜是个女孩。如果是个男孩，就更好一些。
你知道不知道红色沃尔弗是《奥格斯堡报》驻伦敦的一名通讯员？这是我偶然发现的；我读了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家园”、“故乡”和“异国”的各种庸俗议论——这都是用来说明不列颠部队在巴拉克拉瓦碰到的“龌龊事情”。我在遇见弗莱里格拉特时曾告诉他，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了一篇只有Lupus Rufus才写得出来的荒唐东西。弗莱里格拉特也证实，沃尔弗是“真正的科贝斯”。
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顺便说一下，他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菲力浦那里领取津贴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海涅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条老狗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竭力讨好卖乖。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出生。他指出费迪南·沃尔弗是奥格斯堡报《总汇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认为他发表在该报的通讯《评英国人》是庸俗议论。他讨论了海涅在其著作《各种作品集》的文章《回顾说明》中不完全准确地转述的一件事。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公布了从路易-菲力浦政府领取津贴的人的名单，德国反动报刊对海涅进行新的攻击，而海涅为自己辩解时，在海涅的叙述中，他捏造了马克思为他进行干预的时间，马克思的干预是在1843年年底。
1月23日 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指出：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些问题既没有官方的资料，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综合资料。从贸易部的统计表中，当然可以借用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再也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快涌现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种来源收集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一有可能，就为你搞个综合材料。
能不能说，每年的消费量都增加了这么多呢？显然，这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英国，小麦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同以前一样？对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有了农业统计资料的时候才能回答，而这种统计正好现在才开始进行。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我们知道，在废除谷物税以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等等。[至于英格兰]，我们暂时只能用归纳的办法得出某种结论。如果在英格兰没有荒芜大量耕地，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一年，虽然收成非常好，但是粮价却比采用保护关税的1839年还高，而国外进口的缩减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收成好坏之间，即1854年收成和1853年收成之间的差额。下面这张官方统计表（爱尔兰的）表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停止耕种土地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大概是由于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是多么普遍。
相反，上一年（1853）减少的总数只不过是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七英亩。两年共计十七万二千四百四十二英亩。由于近两年来对一切农产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这个数字更显得惊人。至于从事农业的“人手”，我们知道，从1852年起每年从大不列颠移居国外的三十万人中，大部分是农业工人。我们知道，在1853年，人口第一次减少了，而不是增加。最后，农业工人大量减少的最好证明，就是1853年农业地区的工资提高了，这是1815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为了重新降低工资，几乎到处都采用了收割机。（顺便指出，外国粮食的自由输入大大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有什么[影响]，根据现有资料还完全不能断定。例如，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价格的波动同原料有关，未必是由于废除谷物法而引起的。总的说来，我认为，从1849—1854年期间的价格历史中可以看出，一切工业产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各个工业部门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原料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同废除谷物法以前一样（这些部门内部价格的变动也如此）。
至于工厂中的工资（数字下次再讲），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谷物法的废除，（1）对绝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2）促使了相对工资的降低。在发生危机的一年，工资降低了。在比较好的1849—1852年（包括1852年，至少包括前八个月），工资并没有提高。为什么没有提高呢？因为生活资料的价格下跌了。在1852年期间，开始大量移居国外，而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东印度等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当时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大体上是在1853年8月以前），几乎在大多数部门达到了这个要求。你知道，——譬如你回忆一下普雷斯顿的罢工，——这个百分之十的提高很快又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虽然1853—1854年粮价平均高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份，如1843—1845年和1830—1837年。可见，工资的提高，而且是短时间的提高，——因为现在又已经开工不足，开始发生危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贸易自由；这种提高是完全符合一切繁荣年代工资的提高的。贸易自由实际上促成的只是1849—1852年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工资所以没有提高，是因为同样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则是利润的相对提高。这样一来，相对工资，即和利润比较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就是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必然性，我已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用法文写的）里作了说明。
当然，不能否认，谷物法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与调整食糖税、允许外国轮船自由驶入，对英属北美进口木材取消保护关税等问题配合起来）大概使得英国人扩大和获得了新的国外市场，以销售他们的工业品。例如，美国颁布带有较大自由贸易性质的立法，无疑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所造成的。但是不能对此赋予太大的意义；例如英国对俄国的输出减少了，而英国从俄国的输入由于谷物法的废除却大大增加了。整个看来，欧洲作为英国的市场的意义是相对地越来越降低，因为1854年的输出总额中（我在这里指的是英国产品的输出总数，而没有包括再出口数字），仅仅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印度就占百分之六十，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英属殖民地了（除东印度）。
评论：马克思提到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降生。信中马克思向拉萨尔分享自己收集的资料，并根据搜集的资料回答拉萨尔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他讨论了自由贸易和谷物法的废除对小麦和面粉的输入、耕地的面积、农业工人的数量、工人工资、英国国外市场等的影响。
1月3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两篇论述格莱斯顿的财政管理的文章。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数字，这些家伙显然是印错了。不过你所需要的只是回忆起整个方案的总的精神。
看了上面这些，可以使你回忆起足够的事实来嘲笑这些家伙，同时可以预先对可敬的帕麦斯顿（如果他当上首相的话）敲打几下。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论述格莱斯顿的财政管理的文章。在1853年4月和1854年5月，马克思写了很多有关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文章，包括《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和《不列颠的财政》等。在信的主体部分，马克思概述了1853年和1854年联合内阁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这些概述可以使恩格斯回忆起足够的事实来嘲笑联合内阁，并对帕麦斯顿（如果他当上首相）进行敲打。
2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非常感谢你的文章。罗素被纽卡斯尔狠狠地羞辱了一场，但是这头蠢驴在自己发言的末尾却显得非常令人可怜。
附上：（1）拉萨尔的信；（2）丹尼尔斯的信；（3）拉萨尔所引用的那份剪报。戈德海姆用“拉萨尔”的名义在佐林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中间到处活动；（4）施特芬的信。顺便提一句，他忘记注明他在布莱顿的地址，如果我因此没有回信给他，他又要抱怨了。
由于巴尔贝斯的蠢事，琼斯自然已经同癞蛤蟆们而且同他们中的败类搞在一起了。结果又要在二月纪念日举行世界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宴会。他也到我这里来过，我嘲笑了他一顿。但是他那伙法国人（完全是一帮不知名的家伙）却钻进了前沙佩尔协会，协会当然没有拒绝这样诱人的建议。波兰和意大利流亡者当中的不属于“流亡者上层”的不满分子，似乎也已经组织起来，以便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委员会。昨天我同格茨为了寻开心，让琼斯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权充“旁听者”。他介绍说，我们是“宪章派的老朋友”，当然有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呢？有各式各样的最次的癞蛤蟆。一个西班牙裁缝或者烟草厂厂主，他是“自行与会”的，还有施泰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接着还有三个坏透了的德国混蛋。在沙佩尔本人离开以后，施泰翰就竭力模仿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忧郁而严肃的神情和姿态，正象肉铺老板勒让德尔模仿丹东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俄国人赫尔岑没有得到邀请就自行出席了上一次会议，并且（自行）提议把自己选为委员会成员。在我们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封谄媚的信，因为法国政治贤人们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当即接纳了他。整个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这些简直都是使人受不了的，以致琼斯（主席）提议：（1）每人只能发言一次，并且不得超过十分钟；（2）有人指出西班牙人不是流亡者，因为在那里民主派已经得胜，他对这个意见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恭维话：“希望在伦敦的所有流亡者都能有这样的命运”，那时在伦敦“各种国际委员会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格茨和我作为静观者，免费地欣赏了这一场喜剧，我们拼命地抽烟。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民主派”成了什么样子。
评论：马克思谈到罗素、燕妮和女儿爱琳娜的情况。附上拉萨尔、丹尼尔斯、施特芬的信以及拉萨尔引用的简报。他还提到琼斯的动态，一是以琼斯为主席的国际委员会在二月纪念日举行世界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宴会，二是马克思同格茨旁听了他们的会议，认为会议是一场让人无法忍受的闹剧。
2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首先告诉你“金条”已收到；其次，今天的出色的论文也已收到。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能给你写信，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而我的“常任秘书”也因为天冷不能象通常那样很快就恢复过来。不过我想，她最近会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职务。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
赫尔岑怎样把自己强加给“国际委员会”，我已经告诉你了。附上他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对“没有发出的”“邀请”表示感谢。这封信本来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以便在公众面前证明他是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立即从琼斯手里把这糟糕东西骗了来。然而，赫尔岑还是硬让他们派他当了纪念会的主持人之一。
同时附上第二封信，这个委员会在信中邀请我出席宴会，并且“参加大会”。我不想使癞蛤蟆们感到难堪，更不想使宪章派感到难堪。问题是：我用什么方式来拒绝？请赶快把你的意见写信告诉我。我之所以必须拒绝，是因为：（1）这种大会总是一场无谓的喧嚷；（2）这在目前情况下会毫无益处地引起政府方面的迫害，而帕麦斯顿本来就在盯着我了；（3）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在回信中是否借口赫尔岑要出席而加以推托？
琼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简直晕头转向，把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癞蛤蟆们和德国混蛋们。他由于希望在公开的大会上把所有外国流亡者都变成宪章派的尾巴，而不惜牺牲一切。这将是一次很大的会，它会引起一场争吵，其后果将是：（1）乌尔卡尔特和他的一伙（如果这事引起注意，则还有《泰晤士报》）会指责宪章派是受俄国代理人领导的，——这是一定的；（2）使内阁有借口来恢复外侨管理法案；（3）造成宪章派内部的分裂。分裂现在已经开始了。一部分伦敦宪章派断言，琼斯在关于成立作为联系宪章派和外国流亡者的中间环节的分委员会的通告中，放进了关于“社会民主共和国”的话，就是任意违背了宪章，使宪章派的整个事业蒙上了污点。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
戈洛文先生，赫尔岑的忠实的阿哈特今天在《晨报》上登了一篇题为《二月革命》的简短报道，内容如下：
“他听说赫尔岑应当代表俄国出席大会，或者确切些说应当代表自由主义的俄国出席大会。仅仅他的名字就说明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在俄国，人们都在责怪皇帝，怪他竟愿意使用这样的人。流亡者要谨防陷入这种错误。”
如果象今天《纪事晨报》增刊上巴黎的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小波拿巴亲自统率对抗普鲁士的莱茵军队，那末“战局”最终将对法国不利。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收到他寄来的钱和出色的文章《克里木的斗争》，以及自己因为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引发的眼病。他谈到赫尔岑把他自己强加给国际委员会，讲述了自己想拒绝参加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及其原因，询问恩格斯用什么方式加以拒绝。马克思认为，琼斯为了动员外国流亡者而交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权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这次大会无疑会变为一场争吵并导致一定的后果，特别是宪章派内部的分裂。最后，马克思提到赫尔岑的追随者戈洛文发表在《晨报》上的简短报道《二月革命》，以及《纪事晨报》上关于拿破仑第三率领军队对抗普鲁士的莱茵军队的报道。
3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致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册子（日拉丹在《新闻报》上声明，这不是他的作品），使我非常开心。虽然小册子力图赋予“国君”一种庄严的姿态，虽然它充满了法国式的吹牛、肤浅以及军事问题上的极大的错误，但它对于我们的勒卢阿，或者说圣阿尔诺却是一座珍贵的纪念碑，而且一般说来，对于描述“身居王位的巴纳姆”以及他的亲信，也是很珍贵的。
关于克里木的臭事，你要给我解释下面这一点：伊文思将军向调查委员会说，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溃败，主要原因是没有道路通向巴拉克拉瓦港；要修筑道路，一千人十天也就够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所有抽得出来的人，都用来挖战壕了，而英军应占的战线之长，从一开始就同英军的人数完全不相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这种倒霉的事情是法国人耍的把戏？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最初几页起就有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小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今天我看到了福斯特牧师的三本书的广告，书的总称是《最初的语言》。
想必你已经看到，赫尔岑先生现在甚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也叫嚷起来了。同时，他在琼斯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登在《人民报》上，印成了单行本，也登在里贝罗耳老爹的光荣的《人》报上。
评论：马克思提到儿子埃德加尔·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妻子将获得一笔遗产以及一笔退款。他评价了塔韦尔尼埃写的1855年匿名出版的评价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报告》。马克思认为这本小册子尽管充满吹牛、肤浅和错误，但对勒卢阿或者说圣阿尔诺和拿破仑第三来说却很珍贵。此外，马克思还请教恩格斯有关克里木战争的军事问题，谈到自己正在仔细研究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并将古罗马的国内史看作为奴隶制所决定的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最后，马克思提及赫尔岑在《总汇报》上登载的通讯《俄国人赫尔岑》，以及将1855年2月27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发表在《先驱》报、《人》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
4月17日 致信摩里茨·埃尔斯纳，指出：附上两篇文章，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德国早就应当严肃地研究关于威胁着它的危险的问题了。这些东西，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登，因为它们同通讯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我深感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起警钟。况且，柏林的“批判的批判”也会由于自己高傲的愚蠢而得到应有的报偿。
评论：马克思告诉埃尔斯纳关于德朗克将替他写通讯的消息，德朗克将寄出一篇关于波拿巴的文章。马克思随信附上恩格斯的文章《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以之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他认为，泛斯拉夫主义是威胁着德国的危险问题，德国早就应当对之进行严肃的研究。
5月1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克路斯终于又寄来了几份《论坛报》，还写了几行字，说他打算写文章。
附上：（1）《星期日时报》上关于《索荷的蝎子》的文章；（2）《人民报》的剪报，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琼斯先生同西蒂区改革派的奇怪的谈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骗”（这些家伙显然希望工人民众作为哑角，站在他们门前的大街上，展示并证明他们的运动深入人心）。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政治评论集》现在变成了一大本书。塔克尔先生在序言中指名感谢我，在目前外侨管理法案可能恢复的情况下，这样介绍并不很妙。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全家仍沉浸在埃德加尔·马克思离世的悲痛中。他谈到让德朗克给恩格斯寄书的事情，希望恩格斯在给德朗克寄套鞋的时候，把布鲁诺·鲍威尔一些反映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书等寄给他。此外，他告诉恩格斯正在联系出版商谈出版他想写的批判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小册子的事宜，询问恩格斯书的计划篇幅。最后，马克思谈到随信附上《星期日时报》和《人民报》的剪报，让恩格斯了解琼斯同西蒂区改革派的谈判。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里指出，协会宣传只要求在国家管理方面作一些温和的改革，这种宣传失败后，协会就不再存在了。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一文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
5月1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论坛报》真可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如果它不干，我大概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这样做是很不愉快的。
想必你已经在以前的一号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伟大的赫尔岑从8月开始要在这里出版一种俄文杂志——《北极星》。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燕妮病了，希望他寄些钱来。马克思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表示愤怒，认为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否则就与之断绝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为沙皇俄国侵略性对外政策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俄国流亡者、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古罗夫斯基的思想，对美国舆论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他还提到赫尔岑在8月要出版一种俄文杂志，即《北极星》文集。《北极星》文集由赫尔岑自1855年至1862年和1869年在“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共八册，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向读者介绍俄国作家和诗人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作品。
6月1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刚收到你的文章（下午四点）。喝醉了的邮差已经走过去了，琳蘅赶上去把信拿来了。从附上的德纳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要求：（1）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栏；（2）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印张。后一篇文章如果你没有时间写，就把材料寄来，我自己写。我对要写的东西不熟悉，文章自然写不好，不过我不能放弃挣十英镑的机会，因为应该从遗产中分得的钱还没有到手，另一方面，开支很大，而且又放过了几篇文章，因为勇敢的德朗克在我离开时没有给《新奥得报》寄一篇文章（他食言了），《论坛报》还预支给我一笔钱（今天寄出的文章才抵上这笔账）。
至于彼得曼的书，我是连同一张便条一起托普芬德带到曼彻斯特去的，那时你正好到湖滨去了。普芬德现在又到了曼彻斯特，你可以问他。
评论：马克思谈到德纳要求写的两篇文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他还提及托普芬德给恩格斯捎去彼得曼主编的《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以及沃尔弗的近况。
6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上星期五我没有寄出文章，因为同时从伦敦和曼彻斯特收到文章会使这些家伙发生怀疑。星期二（上星期）我寄出了一篇关于波拿巴外交、1815年条约和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一般性的文章。关于后者，谈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波兰人所作的中肯的讽刺。下星期五看来不能没有一篇军事文章论述滑铁卢纪念日发生的马拉霍夫和凸角堡的战役。明天和后天我到图书馆去找西班牙军队的资料。凡是我能找到的，在周末以前你一定都能收到。
评论：马克思提及寄出的文章《奇怪的政策》，认为应当写作一篇军事文章论述滑铁卢纪念日发生的马拉霍夫和凸角堡的战役。恩格斯在《六月十八日的强攻》一文中对这次战役作了分析。马克思还谈到出版恩格斯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小册子的联系情况，以及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1855年6月17日，宪章派在海德公园举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示威，伦敦人民群众抗议议会通过一系列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措施。
6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读了附去的一堆废料以后会说：multa instead of multum。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西班牙火炮的数量和口径，虽然我浏览了整本条令，还是没有找到。关于山炮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你可以在注释里找到。根据葡萄牙《军事评论》的一个地方来判断，西班牙炮兵的兵器，大体上是仿照法国的。
我把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收集了，可能有些东西用得上。
提到米努托利（男爵）的那个地方，是指他的一本书：《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1852年柏林版。
评论：马克思谈到对西班牙火炮和山炮的了解情况，并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资料用于研究西班牙，包括米努托利1852年出版的《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
7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在博物馆花三天时间翻阅了大量的东西，但是除了下面这些在麦克库洛赫《统计、地理词典》中已经有的以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
1848年，军队人数约为四万九千人（看来，这是战时人数，因为我在一本都灵出版的《政治词典》中找到1840年的人数为两万六千至两万七千人）。其中基干步兵三万两千，骑兵五千，炮兵和工程兵四千，宪兵八千。他们断言，能够使自己的军队达到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这个数字被引为正式的战时编制。我从里恰迪的书中了解到，斐迪南一世的儿子和炮弹国王的父亲最早——1824年或1825年——雇用瑞士人当兵，期限为三十年（因为那不勒斯军队仿效西班牙军队，举行了叛乱），规定薪饷为当地部队的三倍。由于双西西里王国政府在国内依靠瑞士人和拉察罗尼，在国外依靠奥地利军队，而把自己那支薪饷菲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胆小怕死的军队看得等于零，所以，我认为在评述欧洲各国军队时，可以照政府自己的看法，把这支军队当作“零”，只顺便指出它的人数就行了。
马里奥蒂的书里可能有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得不到这本书，因为不管我去借多少次，它总是“已借出”。
我的家仍然充满悲伤。妻子还是非常痛苦。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的怀念折磨着她，他的姐妹们嬉戏时，她也感到难过。这样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说来，这种损失也仍然象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所以我懂得妻子的痛苦。如果苏格兰的钱来得还及时，我就到肯特去住几星期，据说那里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多，而且花费也不大。
上星期天海德公园的场面，使人很讨厌，一方面警察们专横肆虐，另一方面大量的群众纯粹是消极反抗。不过，显然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但愿克里木的大失败能起推动作用。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查到的关于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和家人特别是妻子仍未走出埃德加尔·马克思离世带来的悲痛。他还提及参加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海德公园第二次示威的人遭到警察猖狂镇压一事，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风潮》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描述。
7月1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施特龙在我这里，遗憾的是他妨碍我今天寄文章给《论坛报》。因此我想星期五寄出一篇关于最近内阁危机的文章，标上星期二的日期；如果你同时能寄给我一篇哪怕是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如果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使我能一次寄出两篇，那就太好了。问题在于下星期我不得不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由于我上次已经超支而最近时间又白白放了过去，所以我还要预先开期票，而且数目相当大。
从美国佬的国家回来的德国人古斯达夫·佩克耳，带来了埃德加尔写的几句话，以及他和其他熟人的一些详细消息。近来埃德加尔在纽约附近当雇农，他打算把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卖掉。施拉姆生肺病，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也在纽约州。艾韦贝克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到诺沃奥去找卡贝时路过那里。菲克勒尔在利埃夫尔破产以后，接收了他的莎士比亚饭店，并且还竭力欺骗他。雅科比情况不错，美国佬喜欢他“严肃”和“审慎”的性格。布伦克尔元帅和其他几个革命喜剧时期的坏透了的骗子用偷盗来的钱买了土地，而且据说他们对待自己工人的那种粗暴举动和高傲态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佬。海因岑又在纽约办起了他的《先驱者》。总的说来，德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很糟：他们同时受到缅因州禁酒令、“什么都不知道”的压迫，受到工农业危机的折磨。因此，回德国以及去加拿大和南美的侨民很多。
由于巴黎的德国商人的斡旋（其中一人是《新莱茵报》的拥护者），德朗克回巴黎的申请，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要弄到“生产费用”，他打算本星期就动身。
伊曼特已经前往苏格兰海泽那里，去一个月。他在这段时间把坎柏威尔他那套小屋子让给我用。全家都搬到那里去换换空气，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附上下列信件：
第一、拉萨尔从巴黎来的信。
第二、为了使你开开心，寄上赛雷迪的《亚细亚的领袖们》以及此人请我帮忙的信。
第三、弗洛伦库尔关于遗产情况的信（你要寄还给我的只有这一封信）。从信中你可以了解到，一方面遗产增加了五百一十五英镑，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拖延使事情不能很快实现。这不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弗洛伦库尔，而是他的兄弟。
评论：马克思谈到要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关于罗素因议会批判内阁而辞职的文章的写作情况，希望恩格斯同时给他寄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他还讲述了埃德加尔、施拉姆以及海因岑等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总的来说德侨在美国的生活很糟。此外，马克思还提及德朗克、伊曼特的近况，并随信附上三封信件。
8月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全家仍在坎柏威尔（自然，我大部分时间也在那里）。皮佩尔在我们这里作客已有一星期。所以，我除了最必需的文章——给纽约和德国的文章——以外没有可能写什么东西。关于《军队》的文章非常出色。
从附上的施特芬的信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处境很坏。我特别可怜前者。我不记得我在简述从美国佬国家来找我的人所说的情况时，有没有提到康拉德·施拉姆生了肺病，并且在前元帅布伦克尔那里用驴奶治疗。
最近几星期我给《论坛报》写了一组关于约翰·罗素勋爵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三篇，在文章中我从头考察了这个小个子的升迁史。虽然如此，还是要很快再写点关于战争的东西，也许还要写点关于亚洲形势的东西。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全家在坎柏威尔，赞扬了恩格斯的文章《欧洲军队》，提及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处境很糟。他谈到最近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关于约翰·罗素勋爵的抨击文章，他还提到德朗克护照的事情，简要评价了波拿巴的举措，并询问恩格斯对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集结的看法。
9月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布罗思找到工作，于是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事务，动身到蒙特罗斯去了。我得到了他的家具，并且要在这里呆到苏格兰的钱来。那时我要租一套象样的房子。在这以前第恩街的房子还得保留着。乡村的空气对于全家，特别是对我的妻子非常有益。
你的文章昨天收到了。汉堡各报也登了俄国的报告。
现在必须赶快给《普特南氏月刊》写文章。我收到德纳的来信，已经说担心第二篇到得太迟。但是从更晚的一封信中看到，它还是及时寄到了。普特南又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作战方法中的进步》。《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一般说来给了你适当赞扬但显然不怀好意的批评。说英国人不执勤是不穿“瘦小的裤子”的，他们的骑兵连有四百多人，而且在“人”这个词的后面，打上了一个问号；最后，说作者看来不知道，在英国鞭笞现在只限于五十下，而且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使用。大约两星期前，在阿尔德肖特有一个士兵被打了三十皮鞭而死去，这件事就是对这个批评家的作品的注释，关于批评中的荒唐东西，我已经写信给德纳提出了必要的意见。
你是否注意到纳皮尔和格莱安之间的争吵？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篇发表在《晨报》和《先驱报》上。今天《晨报》在第一篇社论里引用了查理和詹姆斯之间的来往信件。据说今天在一家报纸上也发表了格莱安对纳皮尔第一篇文章的回答。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奥地利人在加里西亚集结军队时利用时机，由海斯作最高指挥修筑仅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同时还构筑要塞，以对付俄国。
评论：马克思提到由于伊曼特要到蒙特罗斯去，因而得到了他的家具。他希望恩格斯赶快给《普特南氏月刊》写文章，并谈论了纳皮尔和格莱安之间的争吵，以及奥地利为应对俄国采取的措施。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纳皮尔的信件以及他同格莱安之间的通信作了剖析。
9月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从《科伦日报》上大概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已经去世。他完全是普鲁士警察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你应当象我这样写几句话给他的妻子。地址是：科伦施尔德尔巷阿马利亚·丹尼尔斯博士夫人。最好让鲁普斯也这样做。我根据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朋友的信是多么珍贵。我要在《论坛报》上登一篇悼念我们的可怜朋友的短文。至于美国的德文报刊，我认为最好是在纽约《新时代》（名义上编辑是伯恩哈特，实际上负责编辑的是卡耳贝的勒韦）上登一则简短的讣告，由你、弗莱里格拉特、鲁普斯和我署名。这样做之所以必要，还因为要揭露对毕尔格尔斯所采取的行动。
你大概知道，奥康瑙尔在几天以前死了。
琼斯的妻子也快死了。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
星期二有轮船开出。对《普特南氏月刊》说来，重要的是最迟在10月10日以前把全部东西都送到纽约。转寄给你的那份杂志收到了吗？愚蠢的挑剔文章不是登在《论坛报》上，而是登在和它竞争的《纽约时报》上。阿尔德肖特的事件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大约两星期前，有两个士兵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尊敬”，一个被罚五十皮鞭，另一个被罚三十皮鞭。九尾皮鞭照例浸足了尿。第一个挨了四十下就送进了医院，第二个挨了三十下以后很快就死了。至于侦查，显然连谈也谈不上。
布林德在《晨报》上继续“从根本上震撼欧洲专制列强”。
伦敦又出版了一种德文小报。真正的主编是臭名远扬的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他同巴黎警方的联系是尽人皆知的。主要撰稿人是：隆格、俄国人赫尔岑和一个叫科尔恩的，此人是个酒鬼，似乎还是个退伍的上尉。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丹尼尔斯去世的消息，希望他和沃尔弗给丹尼尔斯的妻子写慰问信，而马克思还准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纽约《新时代》上登载悼文和讣告。马克思提到奥康瑙尔的去世和琼斯妻子的病危。他再次提醒恩格斯在约定时间内给《普特南氏月刊》写稿，并谈了阿尔德肖特事件以及德国出版的一种德文小报。
9月6日 致信阿马利亚·丹尼尔斯，指出：惊悉亲爱的、永不能忘却的罗兰特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向您描述我的悲痛。虽然施特芬告诉我的最后消息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我对您出色的丈夫恢复健康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过希望。他是一个温和、精细、高尚的人，坚定、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当我在科伦人中间看见丹尼尔斯的时候，他总是使我感到他是一尊被任意丢在一群霍屯督人中间的希腊神像。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
我深知您的英雄性格，因而我确信，无法安慰的悲伤不会妨碍您忠诚地关注罗兰特遗留给您的珍贵保证。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加倍地补偿世界因失去他们的父亲而遭到的损失。
关于这个新的损失的消息，使我的妻子痛切地回忆起我们唯一的一个小儿子的死，她的心情使她现在不能写信给您。她象孩子一样地哭泣、伤心。
我不想安慰您，因为我自己也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喜爱他，甚于喜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悲痛是无法减轻的，只能分担。我只要稍微忍住了初时的痛苦，就为死者在美国的许多朋友在《纽约论坛报》上登一则讣告。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人受到比这个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重的惩罚。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讽刺地把自己被迫前往曼彻斯特比作俄军1855年9月8—9日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南部。马克思在曼彻斯特从1855年9月12日待到12月初，原本只计划停留一个星期。马克思离开伦敦以及在曼彻斯特长时间逗留，是因为弗罗恩德医生进行了司法追究，同时也因为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遗产迟迟不能得到，以致马克思不能在短期内偿清债务。
9月11日 致信摩里茨·埃尔斯纳，指出：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说您从“立宪派”那里拿钱，这种指责是再荒谬不过了。某些十足的“立宪”资产者，曾购买过《新莱茵报》的股票。纵然这些先生们后来对此感到后悔，但是编辑部无论如何从来也没有禁止他们继续出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任何一个熟人仅仅因为和我通信而会使他声誉受到影响，我早就为了您的报纸而往莱茵省写信了。拉萨尔在科伦等地没有引起人们对《新奥得报》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如果《新奥得报》不再存在下去，那我们要引以自慰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和创举，都纯粹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
在伦敦这里开始出版一种德文周报，是由前法国警探、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创办的。撰稿人有：俄国人赫尔岑、约翰奈斯·隆格和一个冒称上尉的姓科尔恩的酒鬼。
评论：马克思告诉埃尔斯纳自己因弗罗恩德医生提出的司法追究而无法写文章，并赞扬了埃尔斯纳在困难的条件下将《新奥得报》办得巧妙和有分寸。信末，马克思还提到维也纳流亡者恩格兰德尔创办了一种德文周报，赫尔岑等将为之撰稿。
11月8日 致信摩里茨·埃尔斯纳，指出：我没有看到霍约耳，但鲁普斯偶尔和他见面。霍约耳出于爱国主义，把《布勒斯劳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这个情况使我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出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我已向他转致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勒斯劳的西蒙公民有经常的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您不知道，在我看来，立宪派和民主派，——至少是普鲁士的，——都是一路货？接受一部钦赐宪法而拒绝另一部钦赐宪法的民主派，同接受了第一部，而后来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这两者有必要加以区分吗？《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希望什么呢？”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帝国的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它快要完蛋了”。情况确实很严重，这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总检察官卢兰的演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侨民问题”（泽稷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小。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我甚至想，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让步，正是为了用实际向他表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威胁大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不过，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决不是容易的事。
评论：马克思告诉埃尔斯纳收到他寄来的两封信，而鉴于埃尔斯纳退出《新奥得报》，将立即停止为该报供稿。信中，马克思提到霍约耳、博尔夏特的情况，以及有关波拿巴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他还谈及“侨民问题”，评价了英国政府的举措和帕麦斯顿。信末，马克思简要提到隆格和夫人、金克尔和约翰娜·金克尔、卢格、陶森瑙、梅因等的消息。
11月8日 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指出：你问到科菲尼埃尔的题为《交易所的秘密》这本书，我想这本胡说八道的东西直到现在好象还在我留在国内的那些书籍里。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时候，由于受书名的诱惑，我先是买了这本书，后来又看完了它。科菲尼埃尔先生是个律师，实际上他丝毫不懂交易所，只说要提防“交易所经纪人”的“司法上的”欺诈。因此，这本书是空无一物，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理论，甚至连一个引人入胜的笑话都没有；何况现在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饶了他吧，”——即饶了科菲尼埃尔，——“亲爱的夫人，他不值得使你生气。”
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7月底由西印度归来），现在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布拉索峰。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表情，听到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蔑视人类的糟粕，也不喜欢此地的天气及其北方气候。的确，这里是很糟的，糟透了。
关于泽稷岛事件和关于流亡英国的侨民问题的其他丑事，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我并不认为事态会有重大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里的政府想取得什么重大的结果。否则他们会把这件丑事留到议会开会前夕去干。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了。
评论：信中告知回信晚的原因：收到信比较晚，因为自己在曼彻斯特，不在伦敦；还因为遭受牙痛的折磨。信中谈论了科菲尼埃尔的《交易所的秘密》一书，认为这本书空无一物，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理论。信中谈论了维尔特在长期旅行后又来到曼彻斯特，风趣地讲述自己的旅行见闻。信中谈到泽稷岛事件和关于流亡英国的侨民问题的丑事，马克思认为事态不会有重大变化。
12月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美国，就是说纽约，还没有任何回音。那些先生看来是在“仔细考虑”。华盛顿没有来信，只收到一号《警钟报》和随报附来的一张反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传单，——看来是克路斯写的。可惜我不留心把《警钟报》在那个“出语粗鲁，纸张柔软……”的地方用掉了。这家报纸断定说，在美国的德国人是功利主义者，他们追逐“面包”，因为“马克思先生是经济学家和令人莫解的人”。马克思先生是用《旧约》来解释这一点的。他“把我们的交易——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变成了哲学体系”。而把在美国的善于思考的德国青年对他的追随，说成是因为德国人惯于“拜倒在旧约民族中有聪明才智的著作家脚下”，云云。
大约从我到这里以后，在赫尔岑和某个匿名的反对者之间，在《晨报》上进行着一场鸡斗。反对者把他称为骗子，责难他把自己打扮成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单是他的书名就已经是撒谎，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云云。赫尔岑的反驳软弱无力：书名是出版者想出来的，他对此没有责任，说他立即在《地球》等报刊上对错误地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他身上提出了抗议，云云。而他的反对者又出来说话了（昨天），揭发他又撒了谎，在《地球》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除这种攻击以外，也有个英国人出面为他辩解说，就算赫尔岑没有到过西伯利亚，而且也不是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但他的书还是很有趣，而且内容也无害：“一个老实人，瞧，马上发火了！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打得一手好球；可是叫他扮亚历山大，唉，你们都看见的，实在有点儿不配。”最后，这家愚蠢的小报，象它通常那样，宣布争论现在结束，——说争论过于带有个人色彩等等，——今后不再登载。这场冲突，虽然进攻一方并不光彩，但它肯定在伦敦小市民心目中极大地损害了赫尔岑的形象。
丽娜告诉了我关于科伦案件的一些新的细节。在我的抨击性著作中列举的陪审员名单自然是不可靠。陪审员之一约斯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画漫画讽刺被告，而且将漫画在法庭上传看。体面的小泽特在开始的一整个星期一直把短剑放在自己的面前。被告的嘲笑迫使他终于把短剑藏进了“衣服”。真没有比他更装腔作势的花花公子了！带短剑的泽特！真笑死人！
评论：马克思提及没有收到琼斯的答复，也没有收到华盛顿的来信，只收到一号《警钟报》和随报附来的一张反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传单。接着，他谈到赫尔岑和某个匿名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丽娜告诉他的关于科伦案件的新细节，以及毕尔格尔斯的情况。在附言部分，他谈了关于齐施克的看法。
12月1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拘禁在家已经开始使我厌烦了。一点新鲜空气也没有。昨天又有一千德国人被赶走。琼斯今天似乎终于要来了。
前天晚上有人到我这里来，你一定想不到是谁！来的是我已经一年没有见面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布鲁诺。后者到这里已经两星期，而且大约要逗留六个月，“以检验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从他着手的方法来估计，他不可能达不到目的。他显然老了，头也秃了，多少使人觉得他象一个迂腐的老教授。目前他住在埃德加尔那里，那是一个座落在海格特一头的破旧小房，处于最可怜的小市民的环境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他认为伦敦就是这个样子，并且深信除三万个有特权的人以外，一切英国人的生活都同埃德加尔·鲍威尔一样。因此，他非常仇视和“鄙视”这个国家。他觉得好象是住在“特罗伊恩布里岑”一样。说从“柏林”到了伦敦，就觉得伦敦是一所道道地地的“监狱”。这样也就弄清楚了，他现在的理想是“东弗里西安的”、“阿尔坦堡的”和部分“威斯特伐里亚的”乡下佬。这是些真正高尚的人。他还深信，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些傻瓜引入歧途，而为这位“分解”人物所担忧的普遍的现代放荡生活，也将在这些礁石上碰得粉碎。听起来很可笑，“批判”认为，归根到底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在布鲁诺看来，除了几个“纯商业城市”，德国的城市正在衰落，“农村”正在大大繁荣。关于工业高涨他只字不提，但是对于现今德国除了一些“改进”而别无作为这点，他表示了隐隐的哀愁。
在他看来“英语”是“可怜的”，它已经完全罗曼语化了。为了安慰他，我说，荷兰人和丹麦人关于德语也正是这样说的，而“冰岛人”是唯一没有受罗曼语影响腐蚀的真正日耳曼人。
布鲁诺这个老东西在语言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能说波兰话，因此宣称波兰语是“最美的语言”。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例如，他认为多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此外，柏林的波兰人使他深信，老列列韦尔在自己最近的著作中驳倒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
顺便提一句。他说到德国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德国人著的），反对格林的词典。全书列数了格林词典中的差错。
他虽然竭力装出一副幽默的样子，但是对“现实”还是明显地流露出很大的不满和忧郁的情绪。在德国——真可怕！——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编纂的一点点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可读，也没有什么可买。你来了之后，这个老光棍一定会使我们很开心的。
科本写一本关于佛教的书已经好几年了。鲁滕堡在出版《国家通报》。贝尔根罗特先生当（商业）代理人，奔走于美洲（北美和南美），两手空空，抱病回来。
我还在等《泰晤士报》或者《晨邮报》增刊。也许，消息会迫使我把关于卡尔斯的话说得比较活一些。为此，也只需作很少的更动（说几句带假定语气的话）。我自己想，卡尔斯已经陷落了。我的妻子告诉我，今天《先驱报》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谈到波拿巴对帕麦斯顿子爵的真实意图感到担心。帕姆同宫廷关系很坏，这你可以从《泰晤士报》发表的反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文章中看出来。它又使用了惯技，把事情描写成似乎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施加压力。
评论：马克思讲他厌烦了拘禁在家的生活，谈了埃德加尔·鲍威尔和布鲁诺·鲍威尔的来访以及对他们的看法。他还提及布鲁诺的语言学习，以及科本、鲁滕堡的书。最后马克思提到《先驱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拿破仑对帕麦斯顿的真实意图的很有趣的文章，和《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反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文章。